光明青年论坛|董乾坤、黄 瑜、王正华：《在“区域”中发现中国“大历史”——区域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展望》
学术
2024-05-06 12:58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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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区域史研究蓬勃发展，这既得益于区域研究的新史料如契约文书、族谱、碑刻、日用类书等民间文献以及多语种文献的发掘发现和整理利用，也离不开史学研究新视角新方法以及诸如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由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由王朝国家到区域社会等研究路径的推陈出新。当然，繁荣发展中的区域史研究也面临着“碎片化”和缺乏理论关怀等质疑。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避免视野地方化、问题重复化，更好观照国家与地方，凸显大历史、整体史追求等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本期论坛特邀请几位青年学者对此进行讨论，以期对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主持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作为阐释中国史进程的一种视角已为学界广泛接受，在研究内容、理论范式等方面也达成了诸多共识，目前依然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那么在各位看来，区域史研究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其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史学发展脉络呢？ 董乾坤：区域史作为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种研究范式，从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从研究成果看，区域史研究确实在揭示或解释中国历史的多元图景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我国史学传统中，自古即有分区而论的传统。《礼记·王制》篇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表明秦汉时代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全国文化的多样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分区域对全国的物产、交通和风俗进行了分别描述。这一分区述史的做法被后世史家继承，无论是正史中的《地理志》，还是各地所编撰的志书，或是史家的私人撰述（如王士性的《广志绎》、谢肇淛的《五杂俎》等），皆体现了这一撰史传统。当然，把“区域”视作研究中国史的一种范式，进而进行学科意义上的建设，还是晚近的事。民国以降，以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为代表的禹贡学派将传统的政区沿革地理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渐次展开，区域史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逐渐得以建立，这既是学界结合中国国情作出的科学选择，也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提出要有“血肉”的社会史口号，提倡眼光向下，关注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普通人群。社会史的这一转向，不能不走向区域，挖掘、利用各地方社会的民间文献。同时，历史地理学界也有意识地将区域作为探究人地关系的试验场，以文化、风俗、语言、人群、民间信仰为要素划分区域，分别展开研究。 当然，区域史的转向，与国外史学的发展也密切相关。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利用成都平原的经验事实构建了颇有影响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法国年鉴学派亦从整体史的研究逐步转向区域史、村落史的方向上来。与此同时，以森正夫为代表的日本明清史学界也同样转向了地域史的研究，常建华即认为“战后日本明清史学，至80年代发生重要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特点之一是，有关地域社会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兴起了区域史研究的热潮，在历史地理学界，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周振鹤、邹逸麟等学者，先后对我国的各个区域展开讨论。在史学界，以科大卫、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为代表的华南学派异军突起，对广东、福建、香港的区域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开创性研究。同时，以大量文书而蜚声国内外的徽学也迅速形成，周绍泉、栾成显、叶显恩、张海鹏等一批学者投身徽学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中。 黄瑜：的确，区域研究亦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20世纪30年代，食货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开区域研究之滥觞。随后，梁方仲、傅衣凌、陈翰笙、汤象龙、李景汉等学术前辈的努力使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蔚然兴起，成果斐然。然而，学界有相当长的时间倾向使用综合归纳的逻辑方式展开研究，将区域研究的意义定位为通过研究区域最后综合出全国特色。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区域史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日趋兴盛，区域史研究逐渐分化，其基本趋势是更加专门化和细化。除最先出现的区域社会经济史，以及如今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区域社会史、区域经济史和区域文化史外还有区域社会生活史、区域城市史等。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区域史观：一种是方法论取向的，即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或研究取向；另一种是范畴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兴学科或学科分支。 进入21世纪，曾经困扰上一辈学者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等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基本上不再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思想顾虑。自施坚雅提出从区域的脉络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起，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最近20年来，华南区域史研究中对水上人、山民、灶户等边缘地区与人群的跨学科研究，能够将王朝国家与区域面相综合考虑、贯通一体。不管研究的实际范围大小如何，区域史研究者一定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整体的历史感，而且要眼界开阔，积极与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流对话，在立足于史学学科本位的同时，体现出积极的理论自觉。 王正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区域史研究，经历了从具体研究到学术追求、理论方法的自觉过程。庞大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专业刊物、专门学术科研机构，这些都表明区域史研究目前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愈来愈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人加入其中。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与史料范围内涵的扩大尤其是对民间文献的挖掘、研究视角的转换即摆脱单一国家叙事、方法的创新即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等密切相关。尽管徽州、江南等地研究起初相对多于、早于华南，但真正的区域史研究应当说仍是从华南起步的，并成为典范进而影响华北等其他区域的研究。研究内容方面，率先进行区域史研究实践的则是广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这与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及社会经济史本身跨学科等特征有关，进而甚至影响了政治史等研究。 从20世纪以来的史学脉络来看，相较于强调区域史与王朝国家史的区别，我更倾向于从史学传承延续的角度来理解其发展。田野调查、整理利用民间文献、注重地方性知识等，只是区域史在技术层面的操作，其与王朝国家历史旨归一致，都有着通史方向的努力。当然，区域史与王朝国家叙事又有着明显区别，力图呈现历史上的社会系统网络结构、演变逻辑的方式，这也是区域史的重要贡献所在。 主持人：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是区域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学界也不乏质疑的声音，其中“碎片化”是大家批评较多的。在当今微观史、日常生活史日渐兴起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些质疑呢？ 黄瑜：面对“碎片化”的质疑声音，其实重点还是区域史研究者自身要有明确的基本问题意识、整体观视野和比较研究导向。首先，不同的问题意识会使得区域的内涵产生差异，区域研究应该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流动和作为研究者问题意识的问题之流动而进行研究。随着人的流动，区域也是流动的，区域的边界并非僵硬的地理界线，因此区域是在不同历史过程中，跟随人（群）的流动及随之关注的问题而产生的。其次，理解区域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对区域史整体性的把握是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区域看整体、从整体观照区域，理解区域史是如何与国家的甚至全球的大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如何演绎为宏观历史过程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展开。最后，对区域之间所呈现相同基本问题的比较研究导向，引领我们去关注造成不同区域基本问题与历史过程本身的各种因素，探讨其差异性与相似性何在，从而理解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模式。 王正华：任何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劣所在。区域史研究固然有其问题，但不妨碍我们对其更新原本历史认知的贡献进行正面评价。就“碎片化”而言，不少学者已有讨论，这里笔者主要想谈两点。首先，要辨析是研究所用史料、区域、对象、内容还是问题的碎片化。研究个人、村庄还是王朝，契约、族谱、碑刻、日用类书等民间文献，或是官方史志、档案等材料，其实都不是碎片化的问题所在，重点在于问题取向。以笔者个人主要研究的明清华北地权问题而言，单纯地方史的书写方式或者国家版本的地方切割，显然会使研究陷入碎片化的困境，往往会产生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除此之外，需要思考的是侧重于华北区域本身还是回答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的基本问题？是描述区域的结构特征，得出其典型性、代表性、独特性的结论，还是追寻有别于王朝国家叙事的一种系统网络，展示历史节奏的另一面，尽可能思考类型意义上的不同历史演变逻辑？区域只是问题的“试验场”，笔者认为后者才是区域史研究的真正关怀。 其次，人的历史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要义之一。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贡献即能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人，看到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喜怒哀乐的情感。这其实并非区域史独有的研究取向。对生命个体历程、百姓乃至皇帝日常生活的考察，不仅能让历史更生动鲜活，同时也能让历史研究更符合常识逻辑，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是最为“真实”的历史。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田野调查就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在田野中找到材料并非最重要的，而且在华北等区域很多情况下确实难以找到相对系统的民间文献。而在田野中了解当地百姓的生存环境、生计模式、生存状态、生活逻辑才是最重要的，同时也能更好理解历史上人们所作所为背后的所思所想。 董乾坤：所谓“碎片化”，是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提出来的。1987年，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中，对以勒华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等为代表的年鉴派第三代学者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放弃总体史追求和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转而追求微观史、心态史等，趋于碎片和保守。笔者认为，学界所批评的“碎片化”问题确实存在。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对文献的简单处理，未能从整体史的脉络提出宏观性问题，或是对文献作简单的梳理、分类，就文献而文献；或是仅关注文献中的“地方”面相，忽略其中的“国家”因素，得出的认识和结论往往限于“地方性”知识。关于如何看待史学的“碎片化”问题，笔者再补充两点： 在学术追求上，区域史与整体史目标一致，皆是揭示中国的历史进程。显然，区域史研究虽然以“区域”为标尺，但所揭示的问题则具有整体史意义。如傅衣凌先生所言“站在闽北看中国”一语，表达的正是区域史的这一特点。再以华南学派为例，他们对华南地区里甲赋役、宗族组织、沙田管理、民间信仰的研究，成功阐释了国家的制度、文化在地方推行的过程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对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得出了一些创新结论和值得推广的理论。他们所用的文献、研究范围，从形式上看颇具“碎片”特征，但其解决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很少人认为其“碎片化”。在笔者看来，那些被冠以“碎片化”的研究，并非合格的区域史研究，换句话说，这些成果并未在研究中真正实践区域史研究的方法理论，也未能实现区域史的“整体”追求。 从史学研究发展过程来看，最终关怀是揭示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追求历史的真实面貌。当然，囿于文献，书写完全真实的历史难度极大，但尽量还原历史仍是每一位历史学者的追求。如果单凭官方文献，对相关问题作一些浅尝辄止的描述和大而化之的宏观论述，无异于空中楼阁，谈不上真实。制度史、政治史固然重要，但仅限于对法律条文的梳理分类，得出的结论未必让人信服。基于此，邓小南等学者才提出“活的制度史”目标。如何“活”起来？即要将文献中的条文置于各地域社会中，从地方史的脉络中探究“多元”的地方被内化于“统一”的国家这一过程。同时，历史学揭示的“历史”对象应是占人口主体的普通民众，正是这些构成中国主体的民众才是绘制中国历史图景的主要作者。就此看来，想要完成史家所追求的“真实”“历史”，必须从“区域”做起，利用不同的空间尺度，对其进行细致的描摹，揭示各自发展的独特路径，在此基础上逐渐展现中国史全貌。这一点，应该是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主持人：区域史作为一条以区域（地方）为观察对象、以民间文献（地方史料）为主要依据的研究路径，最终仍是要解决中国史的重大问题。诸位认为在当前各种史学流派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未来区域史研究实践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史研究的整体史追求？ 王正华：我认为，区域史研究未来主要可从以下方面推进。继续挖掘整理利用民间文献，并与官方史志档案相结合，回归制度命题。重视民间文献的同时，要小心所谓“新史料”的“学术陷阱”。以契约文书为例，目前明清契约文书发现数以千万计，但并非一件文书即可解决一个问题、写出一篇文章，如何处理同质化的契约文书、如何将“新史料”与“旧史料”恰当结合、如何避免重复性研究、如何在文书解读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任何史料都有记录者的观点甚至偏见，只有将民间文献与官方史志档案等不同群体产生的史料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历史背后的逻辑。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制度的产生运行与区域社会的关联互动，是区域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重点所在。 拉长研究时段，关注不同人群的历史。观察某个区域的历史，在聚焦某一时段同时，要尽可能上下拉长时段，长时段的考察能够展示清晰的地方脉络，抓住区域的核心问题。各类人群不同的生计模式、社会关系网络、文化礼仪等特征造就了不同的区域。区域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联互动又形成了各类社会结构，对不同人群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区域内外的认识。以清代华北区域社会研究而言，不少冠以清代华北区域史的研究对庞大重要的旗人群体只字未题，显然不够全面。 多学科对话。跨学科本就是区域史研究的一大特征，其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地理学、建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紧密。但跨学科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就某一学术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诠释。其他学科知识能够给历史观察提供反思的可能。而历史学家在解决好历史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只为其他学科做注脚，要有为其他学科提出问题的追求。还要明确区域史研究的基本命题，重视全球视野下的区域比较，将各个区域研究关心的基本命题梳理出来，才有可能形成有效对话。 积极合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历史学应当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兴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挑战。诸如Database和ArcGIS等工具便于我们处理包括民间文献在内的海量史料，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恰当合理使用相关解读工具，辅助历史研究。就目前整理刊布的民间文献而言，整理方式标准不一，大部分还未建立起相应数据库，有数据库者相互兼容性也较差。学界应对同类文献建立统一的整理标准，并充分利用数字人文优势，建立相应数据库并加强相互间的联动机制。 黄瑜：目前，区域史研究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城市史等领域都有了积极拓展与丰富成果，但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实现“综合性研究”方面仍然有着较大的发展与创新空间。这种跨学科的借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与方法层面，而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活动为中心，探究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人之生活的诸多方面。近年来环境史与人类学领域关于“人类世”（Anthropocene）展开讨论，哈佛大学博士孟一衡（Ian M.Miller）的《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利用徽州的林契和租佃合同，揭示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人工林地及成长周期长的树木，在几个世纪里是如何以复杂的方式发展的，分析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追溯中国南方的森林历史，修正了伊懋可关于前现代中国持续毁林的叙事。他通过检索各种各样的税务、契约和木材市场记录，勾勒出一个林业体系框架，揭示出中国在宋元明时期通过税收机制、财产法律、市场规则等实现远程、大规模管理。这种利用民间文献、从综合多学科视角、以区域演进揭示整体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同类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又如，从2000年开始，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村寨中留存的大量山林、土地契约被陆续发现和整理出版。利用包括《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黎平文书》在内的一大批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民间历史文献，学界在木材采运、林业经济、生态观念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对黔桂湘交界地带苗、侗等民族的口述传统在土地买卖、林业经济、村寨规约等方面逐步被汉字书写的文书补充甚至替代的过程与意义本身仍然关注不足。推进那里的区域史研究，可以考虑从“文字”视角来解读民间文献，中国西南地区存在多语种的民间文献，应该注重对多民族书写、保存和使用的民间文献在“知识性”“历史性”关联上的探究，探讨多民族共居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文字的文化情境和制度性因素，以及文字中承载之知识、观念和权力的流传、变迁与再造。而在“文字”视角下透视的西南区域史研究，需要充分结合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婚姻习俗、家庭形态、信仰祭祀、村寨规约、山林地权的历史变迁过程展开全面考察。 董乾坤：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在从事区域史研究中，要以“人”作为研究的核心。刘志伟在谈到如何划分“区域”时说：“历史认识中的地域观念，不只是历史学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自己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线，历史学家的睿智是将这种流动性呈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研究人的活动、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为中心，通过人的历史活动区把握历史时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把历史时空固定化、概念化之后，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区域史研究的人本主义取向》，1999年）研究者如果从“人”的生活出发，就会发现“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与各种人群（如朋友、亲戚、邻居等）、国家机构（如收税机关、乡村里老、地方政府等）、市场产生联系，以某一个人或某个家庭为研究对象，在重构他们的日常生活史时，必然会将政治、文化、经济等各要素结合起来，从而呈现一个丰富且具有整体性的社会图景，国家、制度亦涵盖其中。 此外，一些被学界批评的“碎片化”研究成果之所以给人以支离破碎感，根本原因在于对相关制度史、政治史的生疏，研究所描述的仅仅是地方性史实，大多数与整体史无涉，不能敏锐地捕捉到文献中的“整体史”脉络。在区域史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其研究之所以能回应整体史所关心的问题，即在于他们在求学时受到的制度史训练。因此，在培养学生过程中，要加强制度史、政治史等的教学与训练。 区域史作为研究中国史的一种范式和方法，正如几位青年学者所言，无论从学术脉络的发展还是从史学的追求来看，都具有其自身合理性。而且，从区域史所取得的成果言之，这一范式和方法对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确如学界所批评的那样，出现了“碎片化”现象。但这种“碎片化”是区域史本身的问题还是学者个人研究的问题是需要认真甄别的，唯有在这个层面上加以讨论，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 就区域史本身而言，它在形成之初，就是为了弥补宏观史研究中的不足而进入学界视野的，中外史学界皆是如此，三位青年学者也都指出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史学变革，“眼光向下”“有血肉的社会史”“活的制度史”“走进历史现场”等逐渐成为共识，区域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上述主张虽异，但其背后所体现的史学意识却是共通的，即学界开始追求历史进程的丰富面相和实态描摹，而“区域”则是实现这一史学追求的试验场。在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根据研究的需要和要解决的问题，对“区域”的范围作出一定的剪裁。剪裁的尺度有大有小，大到一省或一个流域，小到一个乡村，但无论大、小，学者所追求的目标则是揭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图景，背后的研究旨趣是改变宏观叙事中那些大而化之的描述和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其研究的对象并非传统史学中的帝王将相，而是生活于社会中的芸芸众生。从区域大小上说，它可以是因山川河流这些自然景观所区隔形成的地理单元，也可以是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这些或大或小的单元空间中，蕴含着各种各样的要素，王朝制度、民间宗教、地方文化传统、统治权力皆囊括其中，历史学者的目标不仅是将这些经验事实复原出来，而且还要将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加以揭示。通过这一途径，丰富的历史图景便还原了出来，历史机制的动态过程也得以展示，王朝国家的同一性与各个区域的“地方性传统”蕴于这一研究过程中。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边界可以随着裁定标准的变化而伸缩，它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也可以是历史的、自然的。从全球的视角观察，按主权划分，国家也是一个区域；而从个人角度观察，既有其自身生活的“区域”，也有其想象的“区域”。因此，在笔者看来，区域不等于地方，区域史也绝非地方史，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区域”概念本身就隐含了整体意识，划分区域的目的恰是为更好地表现整体而非消解它。但“地方”则是一个与“中央”相对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所透露出来的问题意识即是解决各个地方的基本史实，这一意识无疑会将问题“地方化”，进而显得有些“碎化”。因此，区域史中所蕴含的这一整体性思维决定了在研究实践中的宏观视野，操作起来对历史研究者本身的要求更高。无论是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是文献史料的占有都对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因此，在笔者看来造成“碎片化”的原因不在于区域史本身，而是研究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区域史理论决定了研究者需要“眼光向下”，走进区域，所利用的史料多为民间文献，所揭示的经验事实也皆发生在区域范围之内，这种特征让不少年轻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即将精力和眼光专注于区域。他们利用一些“新史料”，进行内容梳理和分类，并作一些简单的分析，这样的研究呈现的容易是“碎片”，而且这些“碎片”对于历史的整体认识并无多大新见，大多数的结论都是“旧识”。于是，逐渐将区域史做成了地方史。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两点，第一，研究者过分强调区域史的“区域性”而忽略了其“整体性”，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区域史研究中的整体性视野。一部分学者、学生，之所以会选择区域史，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区域史研究的“门槛”低，只要集中于某个区域搜罗资料，揭示相关史实即可，这是一种对区域史范式的极大误解，也是没有真正把握区域史研究的核心理念所致。第二，即便有的学者掌握了区域史的相关理论方法和研究旨趣，但在研究实践中却未能实现上述理念。出于各种原因，在尚未掌握区域史研究所具备的理论方法和宏观史实的情况下，就迫切地展开区域史研究，从而无法提出宏大议题，也无法回应史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只能就事论事。而且在对文献的分析中，疏于仔细梳理各类信息，未能思考文献制作的社会逻辑和国家因素，而是简单地将文献进行分类，谈及一些人所共知的历史经验。上述两种情况下所取得的成果，只能是碎片化的。 基于区域史研究的高要求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提高青年学人的研究水平是推动区域史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积极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适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处理日益增加的海量文献，也是未来区域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一方面需要代代相承，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总结和反思，扬长避短，体现时代性和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