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张卫东：《文质相炳焕，学向勤中得——访著名城市史专家涂文学教授》
学术
2024-09-21 08:48
安徽
学者名片：涂文学，1958年生，湖北天门人。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武汉市档案局副局长、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院长、江汉大学副校长等职。现任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涂文学教授长期从事城市史、区域史和城市文化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提出了许多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观点，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特别是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撰写或主编学术著作3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多项。主要学术著作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期：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武汉城市史》《武汉沦陷史》《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等。其学术成果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湖北省及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多项。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武汉市优秀专家”称号，2001年入选“武汉市213人才工程”。![]()
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和转型问题，历来是本刊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刊发了此类研究中许多最新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涂文学教授深耕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多年，造诣湛深，提出了许多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观点，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特别是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涂文学教授也是本刊的重要作者之一，一直很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承蒙涂教授厚爱，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学术专访。在这里，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按照以往对多位学者访谈的惯例，我们对于学者的学术经历充满了兴趣，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城市史研究道路的?涂文学教授(以下简称涂):从事城市史研究，既有必然也有偶然。我从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的十余年间，受老师冯天瑜先生的影响，主要研究兴趣其实是思想文化史。学术成果主要围绕着自明末以迄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演变、学术范式以及近代嬗演、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人格裂变等方面展开。在1999年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涂文学自选集》“后记”中，我对早年学术经历曾有过简要回顾：“在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中，有几位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师长、亲人不能不提。首先是我的两位恩师——著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和著名地方史、城市史学家皮明庥研究员。我对文化史发生浓厚兴趣，直接受益于天瑜师的教诲，而后来研习城市文化史，则完全是师承于明庥师。收入本选集的两篇文章《“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和《两湖士林风气与辛亥武昌首义的文化渊源》,是两位老师悉心指导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最好见证。”发表的相关论文还有《黄宗羲与孟德斯鸠思想异同片论》《“五四”:中国学术走向近代的新起点》《社会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人格论析》《五四时期武汉社会各阶层政治向背的历史考察》《开展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等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百题》(上下卷)、《“诸经总龟”:〈春秋〉与中国文化》等专著。真正把我引入武汉城市史研究学术殿堂的是著名历史学家皮明庥先生。明庥师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早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在先生指导下，发表过《鲁迅与地方史志》《蕲黄四十八寨抗清斗争述略》等地方史志论文。1985年我从《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调到明庥师任副院长的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1990年，明庥师领衔的国家“七五”重大社科规划项目《近代武汉城市史》启动，我加入了该课题组，在参与该项目的过程中，我根据前期研究的基础，既探讨近代武汉城市文化的区域特色，又追寻武汉城市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生成机制，找到了城市史与文化史的兴趣结合点，慢慢地培养出对武汉城市史研究的兴趣。1992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论文，从此开启了我的城市史研究之路，成为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随后我撰写了《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等数篇论文，从对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宏观思考，近代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演进路径、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城市文化风格及其生成背景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引起了城市史学界的关注。1999年起，我任职武汉市档案局，之后5年多的时间里，带领档案馆编研团队先后编写了《武汉史话丛书》(13卷)《大武汉新影》《大武汉旧影》《武汉老新闻》《东湖史话》《武汉沦陷时期的史料丛编》(全3册)等18本书。2001年9月，我通过考试正式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所里为我安排的指导老师是章开沅先生和严昌洪先生，开沅师因为年事已高，我的研究生学习研究主要由昌洪师指导，但开沅师在我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一直密切关注，多有点拨。其间有几次谈话我印象颇深。论文开题时，先生对我的开题报告看得十分仔细，报告中我引用了美国学者李·麦萨克论文《上海之外：从圣迭戈看中国城市》(《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先生就是译“圣迭戈”还是“圣地亚哥”谈了自己的意见。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汉口市政，先生指出，论文虽然只是研究汉口一个城市的市政，但可以小中见大，把30年代的汉口放在当时中国乃至全球现代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使小题目做出大模样。开题报告会时，我已年过不惑，而我的同学都还是二三十岁的“小年青”,颇觉尴尬，先生半是调侃半是鼓励地笑道：“文学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2006年春，经过几年艰苦学习，我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答辨时，开沅师因为外出开会不能出席答辨会。行前，我与昌洪师一起去拜见先生，先生表示：“这次出差是早就确定了的，很遗憾不能共襄盛举!”他转而对昌洪师说，“文学的论文写得相当不错，将来可以申报参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只可惜我因行政工作繁忙，读博期间未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不符合申报条件而作罢，既辜负了两位老师的厚望，也给自己留下终身遗憾。2009年，我的学位论文《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开沅师和昌洪师为拙著亲撰序言，颇多奖掖。昌洪师充分肯定了我研究“市政”超越“市政”,立足“武汉”跳出“武汉”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不仅厘清了汉口‘市政改革’的基本线索，弄清了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的一般状况，而且着重探讨了市政与汉口城市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并“深入探讨了汉口在‘市政改革’和市政建设与管理上的地区特色，从而使本书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还进一步肯定了我长期以来矢志不渝坚持武汉区域史和城市史研究：“本书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作者长期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思考。他大学毕业以后，虽然三易工作单位，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但对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的研究未尝中缀。从在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作为重要成员参与国家重点社科项目《近代武汉城市史》的研究与写作，到在武汉市档案馆主编《武汉史话丛书》《大武汉旧影》《武汉老新闻》等图书，利用档案资料阐释武汉的历史，再到江汉大学主持成立了城市研究所，承担多项城市建设规划项目，他为武汉城市史学科的建立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初步实现了他关于‘在武汉城市研究方向上有话语权’的目标，本书就是他取得了这种话语权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开沅师的序言称赞论文运用多学科全面、系统、深入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市政改革”,“把城市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文学一贯重视文献档案的搜集运用，又曾任职于武汉市档案馆，对武汉地区史料的熟悉与理解堪称一时之选。所以他敢于提出‘研究市政超越市政，立足汉口跳出汉口’的较高要求。他参照现代西方市政学的理论与方法，但绝非简单地搬运西方的模式与范畴，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通过严密的审视与分析，然后才形成自己的学术框架和基本观点。”他充分肯定了研究的现实意义：“70多年以前的‘市政改革’当然无法与今天的大武汉现代化建设相比拟，但是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前人的劳绩不仅为后人的前进或多或少提供若干基础，而且还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涂文学博士正是有鉴于此，遂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学位论文的选题。这也可以说是对于我提倡‘史学参与’的积极响应”。2004年4月，我从武汉市档案局调到江汉大学工作，作为一所武汉市市属大学，研究武汉，为武汉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是应有之义。当年年底，我主持成立了以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和武汉城市历史、城市文化为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的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城市研究所要达到两个目标和愿景：一是在中国城市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上要有话语权；二是在武汉城市史和武汉城市文化研究领域要有重要话语权。如今，2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方面，我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研究》于2018年顺利完成，鉴定等级为“优秀”。其终端成果(53万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22年出版。另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江汉论坛》等期报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权威刊物全文转载。2012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成立，我本人荣幸当选并多次连任副会长。在武汉城市史研究方面，迄今为止已主编和独著相关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武汉通史·民国卷》(上下册)《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城市简史》《新武汉史记(1949—2009)》《武汉沦陷史》《武汉改革开放40年图志》《文化汉口》《武汉近代城市史论》等。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武汉城市通史研究方面已结出丰硕成果，由我和武汉市博物馆刘庆平先生联袂主编的大型武汉城市史著作《武汉城市通史》(8卷本)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另外就是已经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由本人独撰近百万字的《武汉城市史》(上下卷)。这些著作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奖励，《文化汉口》被评为武汉市“读者最喜欢的10本书”、《武汉城市简史》被评为“第三届荆楚十佳图书”、《武汉沦陷史》分别获湖北教育出版社、长江出版集团“年度十佳图书”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建社40年40本优秀图书”。《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城市研究所也于2016年被评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按要求更名为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回顾自己近40年的武汉城市史研究经历，从最初的被动参与，到慢慢喜欢直至沉醉在武汉城市史的研究中，对武汉这座城市也越来越爱得深沉。怀着再现武汉城市历史、传承武汉城市文脉、弘扬武汉城市文化的初心和使命，不负武汉人民养育之恩，尽一份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张：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中国城市有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城市起源地之一。因此，对于城市、城市史的研究应该说很早就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请问我国城市发展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和怎样的历史形态?涂：中国城市至少有6000余年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亦即距今6000年——4000年之前的大溪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中下游、河套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巴蜀等地区出现了许多可以称得上城市的大型聚落，其中历史最悠久者当数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常德城头山古城遗址，距今5300年的郑州北郊邙岭的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市遗址和浙江杭州余杭良渚古城遗址，距今约4000年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古城遗址等。在城市起源与发展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城市经历了邑制城市、郡县城市、工商市镇、现代都会等四个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四种城市历史形态。中国传统城市以秦朝为界，可以分为“邑制城市”和“郡县城市”两个时期。先秦邑制城市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城市国家体制；二是农业城市属性；三是防御与祭祀功能。先秦邑制城市与古希腊联邦城市有不少相似之处，一个城市往往就是一个国家，但又有本质差异。首先，先秦城市是王朝都城、方国和诸侯都邑、大夫采邑等各级政治中心城市及军事堡垒，而古希腊城市则是商业中心。政治城市与商业城市的性质不同，使得二者在市政设施、居民构成乃至城市精神诸方面颇多违异。大抵而言，先秦城市市政建筑以宫庙为中心，而市政广场、神庙和商业贸易场所则是古希腊城市里的重要建筑。其次，先秦城市国家是一种“共主支配下的等级城邑制”,无论是商代的方国城邑，还是周代的诸侯都邑，每一个城市并非一个独立的城市个体(春秋战国时期另当别论),其在血缘宗法、权力统属乃至城市规划建设都必须严格等差，合乎礼法。而古希腊城邦则相互独立，相互竞争，个体城市的独立和城市间相互竞争孕育了古希腊人城市共同体意识，这恰是先秦国人所不具备的。第三，先秦城市为各级统治者所筑制，所占据，所主导，无论天子所居之王城，还是诸侯所居之都邑，抑或卿大夫所居之采邑无不如此。先秦城市的居民包括王公贵胄以及士农工商，在这个居民构成中，王公贵胄居于社会上层，主导着国家乃至城市的一切；士——读书人或为官僚、谋士或为农耕，“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大都是政治和权力的依附者，完全排除庶人——普遍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这与古希腊哲人倡导民主政治、申张公民权利的观念大相异趣。最后，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出现如古希腊城邦的城市自治和“市民社会”,产生民主甚至共和制度，建立起市民主导的“城市共同体”。先秦邑制城市这种城市功能上的政治性和城市治理上的官僚化深刻影响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郡县城市发展走向。秦代废分封，设郡县，尤其是汉高祖“令天下县邑城”,所以郡县城市成为由秦至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形态。相较于“邑制城市”,郡县城市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城市管理的官僚体制；其二，由邑制城市的孤立的“点”——城市独立王国向“点”领导“面”,即城市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转变。当然，郡县城市的“中国特色”远不止此。譬如它鲜明的政治军事功能属性、浓烈的规模等级制度、城乡合治的城市治理特色等，尤其是与邑制城市高度相似的是古代城市没有市民阶层和以市民为主体的自治团体、自治机构和自治行为。“郡县城市”体制和形态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凡郡县必筑城(基本如此，当然也有不筑城的郡县城市),国家和地方政府以行政的力量推动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发展，而且城市区域布局也因区域行政建制的因素大致均衡合理。另一方面，囿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国家行政资源及财政力有不逮等因素，自秦至清，中国的国家版图虽然不断扩大，但设县数量不仅没有大幅增加，反而单位县域面积普遍增大。统计表明，2000多年中国设县数量并没有大幅增加，汉朝1180个，隋朝1255个，唐朝1235个，宋朝1230个，元朝1115个，明朝1385个，清朝1360个。由于国家以行政手段而不是运用经济杠杆推动城市化——城市兴筑和人口的城市集聚，并最终由于经济动能不足，导致中国古代城市化在低水平上徘徊。加之城市规模等级的“官本位”标准，不仅严格限制“体制内”的行政中心城市的空间扩张和规模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传统观念影响下，那些非行政性的工商业城市往往由于其“另类”属性而不被重视，形成中国古代“郡县城市”独大而工商业市镇弱小的城市发展格局，最终导致工商业发展缓慢和城市化水平低下。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宋明以后，在郡县城市的主流形态之外，又滋生出一种非主流的自发生长起来的新的城镇形态——工商市镇。如果说“郡县城市”是由政府主导规划、建设并管理的体制内的主流的城市，那么,工商市镇则是一种自发的、由商人等民间力量自我建设、自我管理的体制外的非主流性城镇。美国学者施坚雅将这两种城市系统分别冠之以“法定的”——官僚城市系统和“自然的”——民间城市系统。明清时期体制外“自然的”城镇尤以江南地区最为发达，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市镇数量多达1383个。与传统“郡县城市”相比，新兴市镇具有多种“另类”特征：一是城镇生成的动力机制源于工商业经济而非政治和军事；二是城市功能是经济性而非政治和军事，新兴城镇的主体是专业性工商市镇；三是推动城市产生发展和维持城市运转的是民间力量而非政府机构，亦即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而非自上而下有组织的自觉行为；四是工商市镇在城市形态上有市无城。体制外“自然的”城镇发展推动了明清时期传统城市化的较大发展，当时全国7100个城市中大约有5800个是工商市镇。当然这不是清代市镇的总数。美国学者罗兹曼估计当时中国有3万多个市镇。大批市镇的产生使得明清时期城市化出现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城市化总体水平有所提升，在4.2亿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约有3200万，占比约为 7.7%;二是乡村人口主要是向市镇集聚；三是在市镇比较集中的江南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区，城市人口比重最高时的平均水平达到10—15%,江南地区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19世纪晚期，在外力刺激和内力推动、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与传统城市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建设与发展不同，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以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为原动力，一大批迥异于传统“郡县城市”以工业、交通枢纽和商业为主要功能的现代都市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近代中国现代都市体系主要由开埠通商城市、新型工商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等构成。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城市组织法《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这两部法律，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从而建立起现代城市体制。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形态，现代都会除了工业、交通和流通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外，其迥异于传统城市突出之点是摒弃城乡合一的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制度，使城市成为独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现代市制建立和城市治理的相对独立，对于近代城市化和城市早期现代化推进效应明显：城市获得独立行使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的权利，城市政府根据城市自身发展的规律，按照现代方式规划城市，以期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现代化城市；“城乡合治”的传统国家治理格局开始由重乡治开始向重视城市治理转变，并建立起适合城市特点和城市发展规律的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现代市制建立改变了传统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建制，不具备行政主体法人资格的状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城市市政独立并实行城市自治，逐步构筑起“城市共同体”;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运动逐步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推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传统城市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全面转型，从“重乡治”到“重市政”,标志着中国都市社会正在真正到来；由“城乡合治”到“市政独立”,标志着现代城市文明形态——城市独立、城市自治、城市共同体已在近代中国开始生成。1932年，全国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计108个，城市总人口3076万人，较之1900—1911年间全国城市总人口1464万人，增加近2000万人。著名学者胡适在给张慰慈《市政制度史》作序时曾经以欣喜的语调如是说：“现在中国的情形很像有从乡村生活变到城市生活的趋势了。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的人口的骤增，各处商埠的渐渐发达，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我们这个民族自从有历史以来，不曾有过这样人口繁多，生活复杂的大城市。大城市逼人而来了。”![]()
张：尽管中国城市研究历史悠久，但据我所知，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却是一个全新的学科，中国城市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起步。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城市史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哪些成就、其未来的发展路径以及您个人对城市史研究的深入思考。涂：中国城市史研究渊源可追溯到古人在地理志、方志、都邑志中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像《洛阳伽蓝记》《宋东京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广义的城市史著述。把城市史作为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开始于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1933年，他写的《城市史的兴起》是城市史研究最早的专著。20世纪60年代，在英美等国，城市史学正式发展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开启国内城市史研究之先声。20世纪后半叶，国内的城市史研究蹒跚起步。然而，中国城市史并未形成明确的学科体系，总体来说，相关研究以历史学为学科基础，内容上大多与历史地理学、古都学研究相关联。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史研究在时代背景的召唤下，在西方城市史研究热潮的影响下顺势成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内城市史学科正式确立的关键时期。18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四个近代城市的近代化研究列为国家重大课题。1988年，《城市史研究》杂志创刊。随后，大批城市史研究论著相继出现，中国城市史学蔚然而兴。30余年来，国内城市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一，城市史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期刊专刊蓬勃发展，学术交流蔚然成风。其二，学术论著硕果累累。城市史研究的成果围绕通论、专论、比较研究三个方向，形成了一系列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专著和资料集已达数百部，相关文章数千篇。其三，研究热点频出，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城市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研究成为近年来史学界的热点专题。城市史的研究范围在内容上涉及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视角上既有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宏观研究，也有涉及城市治理、城市空间、市民社会群体等中观—微观探索，地域上既有单体城市，又有群体城市、区域城市的研究。武汉曾是全国城市史研究的重镇。“七五”期间，著名地方史、城市史学家皮明庥先生主持的“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为四个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2004年，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成立，近20年来，致力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尤其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研究，先后承担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今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一是要持之以恒构建城市史学科体系。城市史学术研究虽然已有30余年的发展历程，但仍是一门新兴学科，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一阵地长期坚持，不断耕耘，尤其是在专业建设、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人才培养与研究队伍建设、学术沟通与交流等方面下一番功夫，构筑起清晰、完整的城市史学科知识体系。二是要有“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视野。所谓“顶天”,就是城市史研究必须融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参与其间，积极对话，方能行得稳，走得远。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融合，城市史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通过与其他更多学科间的融合，才能够拓展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所谓“立地”,就是要立足当下，城市史要有现实感、参与感，要注重总结城市发展规律，凝聚城市特色，服务城市发展。经过30多年的探索，我个人对于深化中国城市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有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史研究应以城市功能的形成、演化和转型为主线。城市功能不仅决定城市的性质，而且影响城市的发展进程和走向，中国传统城市功能主体是政治军事性的，这与西欧以工商业功能为主体的城市大不相同。由于中国城市功能的政治军事化，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发展产生影响。一是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乔尔·科特金的研究表明，由于农业社会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得城市化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中世纪中国城市化未能达到世界同等水平，甚至“还不足西欧、地中海，或者日本公元一千纪以来的一半”。二是城市功能的政治军事化不仅使中国城市缺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而且导致城市治理的乡村化和官僚化，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官僚和士绅，工商阶层被排挤在不受重视的边缘角落，城市没有形成如希腊和欧洲城市的“市民阶层”,没有形成“城市共同体”。所以马克斯·韦伯武断地说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城市。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早期现代化首先而且主要是城市功能的现代转型，即由传统的单一的政治军事性城市向政治—经济—文化复合功能性城市转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和商业革命兴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萌生，城市治理迈向民主化与法治化等，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城市化水平，城市早期现代化也因此而获得长足进步。因此，研究中国城市史，抓住了城市功能这条主线，对于准确把握中国城市的特性，探寻中国城市发展规律，思考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走向，有着重要学术和现实价值。其二，城市史研究应该以人为目的。城市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空间，人是城市的主人和主体，是决定城市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因素，正如《城市的胜利》的作者、美国著名城市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所说，“真正决定一座城市成功的因素是人，而非建筑”。相对于传统乡村而言，现代城市都可以给不同层级的人群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精英阶层在这里发财致富，博取功名，贫民阶层在此赖以栖身，不致饿毙。同样是格莱泽，曾提出过一个颠覆人们三观的论点：贫困是一座城市成功的标志，“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利用将会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一方面，大量的贫民窟可以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充满了机会的城市“贫民窟往往被作为跨入中产阶级的跳板”。他认为城市不能简单的拆除贫民窟，帮扶贫困居民比帮扶贪困社区更有效。城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其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他们的居民，致力于让每一个人都富裕和强大起来。格莱泽的城市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是，城市史的研究不能见物不见人，人类发明和创造城市的目的，是使人生活得更美好。城市史研究一方面应研究人在城市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主观作为；另一方面更应着力探讨城市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对人类命运所发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方面，章开沅先生对我有过谆谆教诲。2018年10月，我与武汉市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先生主编的《武汉沦陷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付梓前夕，我将清样送先生审阅并恳请先生赐序。在序言中，先生对我们以城市史的视野观照武汉沦陷史颇为赏识：“武汉沦陷史本来就是武汉城市史的一部分，而从城市史的角度叙说武汉沦陷史，视野更为宽阔，视角更为多元，视觉也更为敏锐与深刻，不会停留于就事论事或表象之谈。作者在绪论中用二十余页的篇幅深入阐析战争与城市的关系、沦陷史研究的城市史视野、沦陷对中国城市的影响等，从理论与学术路径两方面都有创新，堪称开风气之先。”但作为一代史学宗师，先生有更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悲悯情怀，也就是史学研究尤其是沦陷史研究如何以人为本，关注人类的命运。这是我辈年轻学人的一个重要缺陷，也是《武汉沦陷史》主要不足。但先生并未过多苛责，只是善意地提出希望：“当然，无论从何种视角考察，沦陷史的主体都应该是直接蒙受残害的城市居民，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众多城市居民，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疑难问题。”先生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对于我们在城市史研究中深入探讨城市与人的关系，关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尤其是普通人的命运具有启迪意义。其三，努力建构中国城市史研究话语体系。我曾经讲过，近代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早期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力的推动，具有某些“被城市化”特点；新时期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也大多借鉴欧美城市史研究范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兴起，30多年过去，尽管成就斐然，但“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依然顽强存在，如中国古代有无真正的城市，近代中国城市公民社会是否真的存在，西方学者的观点还牢牢主宰着我们的认知。因此，借鉴而不是照搬西方城市史研究的模式和范畴，从中国城市起源、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科学地梳理和总结中国城市发展演进的独特路径和自身规律，形成自成一体的学术框架和基本观点，对于中国城市史学者来说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了神州大地，可谓狂飙突进，这无疑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样本。我想请教您的是，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对比，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之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个性或谓之“中国特色”?涂：城市化被公认为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8世纪中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近代城市化最先从英国开始，随后在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到20世纪，逐渐扩展到亚非拉等其他各国和地区，成为近代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和潮流。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存在着历史的共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特征。比如，从城市化的表现形式来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过程，都表现出一定时期内，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数量的明显增长，这也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从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引擎，中外许多地区因工业发展的需要而迈向城市化。例如，英国的伯明翰，德国的鲁尔区，中国的唐山、秦皇岛、汉阳、大冶等工矿城市，美国的西雅图、中国的郑州、石家庄等铁路枢纽城市。从城市化的发展轨迹来看，近代城市化总体上经历了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城市辐射引领乡村的空间城市化路径。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因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城市化过程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就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具有自身历史特征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典型特色，要从动力机制上说起。过去学术界受“西方中心论”史观的影响，普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在西方冲击下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而做出回应的“刺激—回应”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将“多元动力机制”理论运用到中国近代城市史相关研究之中。我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是“内与外”“上与下”“城与乡”多元复合动力机制作用的结果。“内与外”指的是外力推引与内部回应。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受之于外力的开启和推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列强通过武力侵略、海外殖民、商业贸易等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大批通商口岸、租界相继开辟，上海、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迅速崛起，开启城市化运动的征程。在西方列强侵入的强烈刺激下，晚清时期国人开始寻求自救，逐渐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作为，一方面自开商埠，一方面自强新政，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格局。“上与下”指的是国家主导与民间参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运动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互动，政府的政策推动，在这一作用机制中又发挥着主导作用。自清末新政起，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举措，促进城市功能转型；1911年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变革传统户籍政策，鼓励人口自由流动，有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国必先建市，建市必先建制”得到执政者的认同，中国市制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并真正付诸实施，城市政治地位提高。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城市化运动中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间实业家参与市政热情高涨，甚至涌现出了张謇、卢作孚等以个人力量“一个人造一座城”的经典案例，这种由民间参与、政府管控的自下而上展开的城市化，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方式形成互补互动，共同作用于近代城市化运动。“城与乡”指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拉力与乡村推力。城市的拉力一方面体现在城市的现代转型过程中，通过现代工业化、现代商业革命与商业发展，吸引大量乡村人口到城市就业、创业，向城市集聚，并且通过城市空间的扩张使一部分乡村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城市通过一系列经济、文化活动，把现代都市的价值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潮等传播到了乡村社会，带动了乡村生活方式的早期现代化。而乡村的推力表现在乡村为城市化提供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但是，中国近代以来，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不仅不是城市工商业过于发达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农业经济发达和乡村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而是由于农村经济自身的衰败所致，这种条件下出现的城市化就是一种畸形城市化。中国城市拉力不够、乡村消极推力过大，反映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使得城市畸形膨胀和乡村残破衰败，这是导致城市化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内力与外力、国家与社会、城市拉力与乡村推力三组动力共同作用，动态、复合地推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这种多元动力机制影响下，中国近代城市化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征：是被城市化，在西方入侵的直接刺激下，开启了现代城市化运动，城市带有很强的殖民化特征；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我国属于典型的次生型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其城市化具有不同于原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特点，即发展历程不是从工业化开始，而主要是从对外商贸为主，商业资本在近代产业结构中大大强于工业资本，近代工业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化水平；三是城市空间布局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点，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是开埠较早的通商口岸，而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方城市稀少，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东部地区。![]()
张：您曾指出，随着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逐渐成为独立于乡村存在的异质实体，城市文化也实现了对区域文化的全面超越，显露出自身独特的文化个性，也就是说，近代城市对于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这种引领作用的具体表现。涂：这个问题在我们之前提到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中已经有所体现，实际上是对城市拉力的进一步探讨。近代城市尤其是区域内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由传统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整体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在我看来，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引领区域经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城市较早实现了开放和早期现代化，通过经济联系的纽带，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辐射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初现端倪，传统农业产业(第一产业)单一格局由工业、矿业和商业第二、三产业等组成的复合产业格局所取代，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开放的、相互联系的商品经济所取代，城市引领区域经济开启了由传统小农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转型。如近代天津，凭借华北铁路网的建成，便利的交通和通讯网络、较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等，吸引各路商人汇集，成为北方经济中心城市与华北地区发生经济联系和交往；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内外贸易两个辐射扇面的结合部，成为万商云集之地，甚至发展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带动了长江三角洲乃至更广地区农村居民维生方式发生近代变革，由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型；汉口开埠后，内外贸易兴盛，吸引了湖北许多县份农民放弃农业而从事二三产业，与汉口发生商业往来。二是城市影响区域人文景观发生重大改变。一批批工矿城市、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般的崛起，往昔荒凉、贫瘠的乡村自然景观代之以矿井、工厂、商店和市廛等城市人文景观。近代以前，天津周边为自然村落所环绕，但是经过开埠尤其李鸿章在天津办洋务后，天津周边自然与人文景观发生重大改观，由“阖村烟户只十八家”的乡野发展为“现已千计”的工矿业专业城市。湖北大治在大冶铁矿未建之先，仅有一条四户人家的“谈心街”,至1924年，成为矿山分布于方圆200余里的工矿巨镇。江西萍乡亦因汉冶萍公司成立后萍乡煤矿的建设，由一个人烟不稠的荒山僻野一跃而成为数万矿工和商民聚集的“小南京”。三是城市通过城乡人口的流动，带动区域社会风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吸引大批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形成中国第一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移民浪潮，本地农民放弃传统农业谋生手段，或务工、或经商，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者和新市民，这些新移民作为城市与乡村沟通交流的媒介，携带新的生活方式，传播城市文化，对于改变农村传统谋生方式和风俗习惯，带动乡村和区域文明由传统农业文化、乡村文明向工商文化和城市文明缓慢转型发挥重要作用。城市文化的这种同化力在上海表现得最为突出。上海人的服饰和穿着打扮被内地人争相模仿，上海的电影、新剧，上海发行的《申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等流行文化，很快广泛传播到北京、汉口等内陆城市，受到市民的喜爱。汉口虽然没有上海那么大的影响力，但其商业文化深深影响着长江、汉水以及京汉、粤汉铁路沿线地区。汉江沿线老河口、沙洋、岳口、仙桃等市镇有“小汉口”之称，人们用洋油、穿洋纱、坐洋船下汉口，生活方式受汉口影响出现一些欧化倾向。四是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辐射而使乡村逐渐城市化。从传统乡村影响城市的“城乡合一”,到近代城市化大潮推引下的“城乡对立”和“城乡二元”,现代城市以其与传统乡村巨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和文化魅力吸引和带动乡村走出自足与封闭，告别落后与愚昧，开始了区域乃至中国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缓慢但却整体全面的转型。津、沪、汉周边区域出现了一大批譬如“小上海”“小汉口”等与中心城市唇齿相依的新型城镇，区域现代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清末民初，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贸易、工业中心，影响辐射周边地区，推动包括唐山、秦皇岛等城市在内的华北近代城市体系雏形初现。近代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区，在汉口开埠尤其张之洞兴办的洋务企业带动下，新型城镇化亦蔚然而兴，这些市镇包括工矿城镇应城、大冶、萍乡等；商业性港口城市宜昌、沙市、岳阳、九江等；因铁路修筑而逐渐繁华起来的城镇如孝感、纸坊、咸宁、蒲圻等。![]()
张：武汉雄踞我国版图的中心地带，历史上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称，至今仍然被人们称为“大武汉”。大家都知道，您在武汉城市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是不折不扣的“武汉通”,您对武汉城市的起源、发展的历程、原因和城市特色是怎样思考的?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您对武汉城市史研究有怎样的研究理念和思路?涂：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古往今来多少座城市又无一不是时间的产儿。城市是一座座巨大的铸模，多少人终生的经验积累都在其中冷却着、凝结着，又通过艺术手段被赋予永恒的形式”,“城市以不同的历史时间层次把 个个世代的具体特征都依次贯串了起来。就这样连续积累，一层叠一层，以往的时间记录不断积存在城市之中”。如前所述，中国城市历史经历了商周及战国“邑制城市”开启城市滥觞、秦汉以降“郡县城市”连绵千年、明清时期“工商市镇”异军突起、晚清民国“现代都会”艰难转型等发展阶段。武汉这座伟大的城市，由于特殊历史机缘(城市起源早)和独待空间形态(三镇鼎立的组合城市格局),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完整地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城市历史的四个不同阶段和四种城市形态，在不同的时间层次把一个个世代的具体特征都依次贯穿起来了，一部武汉城市史，无疑就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版。盘龙城将武汉城市起源定格在3500年前，武汉是中国最早兴起并具有典型“邑制城市”的城市之一，在中国省会城市中，武汉城龄仅次于郑州和杭州，位列第三：郑州5300年，杭州5300年，武汉3500年，北京3100年，西安3000年，广州2000年，上海700年，天津600年。历史进入秦汉，废分封，立郡县，中国开启延续二千余年的“郡县城市”时代。武汉地区设郡立县，始于秦汉，如秦设沙羡县，汉武帝时期设江夏郡，今武汉地区范围内有西陵县、邾县、沙羡县等，其中沙羡已接近于今武汉中心区。汉魏之际，今武汉中心区更有卻月城、夏口城、鲁山城之构筑，武汉从“邑制城市”向“郡县城市”即“王邑城市体制”向“官僚城市体制”转变过程中继续充当领先者角色。夏口城和鲁山城，夹江而立，双城并峙，成为“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清顾祖禹语)的区域政治、军事中心。夏口城和部月城、鲁山城是此后鄂州城—武昌城和汉阳城的真正起点，武汉双城格局在时间上连绵不辍达千年之久，直至明代中叶汉口崛起为三镇鼎立格局所取代。南宋以降，经济重心南移，武汉在中国政治经济总体格局影响下，其城市发展在两个方面引人注目：一是湖北政治中心东移，至元代武昌成为湖北政治经济中心；二是明清时期汉口崛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新型市镇系统里最顶端城市。两宋尤其明清时期，武汉城市史的另一个亮点是汉口崛起，不仅最终形成武汉三镇鼎立格局，而且因其非行政中心和突出的商业中心功能等有别于传统郡县城市的异质另类特性，虽然在中国城市大家族中出生也晚却后来居上，至清初迅速崛起为“天下四聚”之一。与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化走的是 一条人口集聚于小城镇而非大城市的独特的城镇化道路不同，汉口商业市镇走的是通过商业扩张吸引大批移民集聚从而成为特大城市的“另类”城市化路径。汉口崛起改变了武昌—汉阳夹江对峙的双城格局，武汉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最终定型。在三镇之中，武昌和汉阳都是“城”,汉口则为“市”。三个风格与功能迥然不同的区域隔江相望，共同组成 一个大城市，从此“武汉三镇”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这种独特的城市空间格局也成为武汉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晚清武汉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有两个历史时期至关重要。1861年开埠，汉口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商、外侨、外资大举进军汉口，武汉成为万商云集、洋行工厂林立的国际性商埠；伴随着租界设立和海关的建立，欧洲近代城市建设和管理理念引入武汉，武汉城市市政早期现代化进程开启。如果说汉口在近代的转型和商业发展得益于开埠，那么整个武汉，特别是武昌和汉阳近代的崛起则与张之洞和他实行的“湖北新政”大有关涉。张之洞开工厂，办学校，兴市政，武汉尤其是汉口成为具有发达繁荣的工商业和颇具现代气息、整洁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被中外人士羡称为“东方芝加哥”。清末民初，中国以建立独立现代市制，改变传统城乡合治为旨趣的“市政改革”开启，在这次颇具规模的“市政改革”中，武汉(汉口)具有特殊地位。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2月设武昌市和汉口市，次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将武昌和汉口两市合并为武汉特别市，直隶于武汉国民政府。1929年6月，武昌划出改隶湖北省政府，武汉特别市更为汉口特别市。1926—1938年是武汉(汉口)城市发展史上的转型与变局时期：独立的具备现代政治形态的城市政府正式建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的市组织条例被批准实行；特别市的建制使武汉(汉口)获得了新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城市规划的制定、功能分区的划定、一系列城市管理制度和规定的出台，将城市的发展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运行轨道之中；市民对城市的责任观念、公共意识开始形成；市容市貌大为改观，现代化都市风貌初具规模。1933年，《道路月刊》记者到汉口采访，对其整洁美丽的市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两年来，市府修路的成绩，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由牛路跳过了马路的阶段，进而为现代的柏油路。汉口法日两租界，觉得自惭形秽，竟步市府之后尘而翻造柏油路了。记者这次到汉口来，从三个特区到两个租界，走的都是康庄大道。”以上我们对武汉3500年城市发展史所作的一番简短的回顾。城市的含义一方面是一个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个体——它像是一本形象指南，对你讲述其所在地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录；另一方面，总体而言，城市又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的。武汉城市发展和演变既具有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共性规律，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关于武汉城市史的研究，我个人以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和展开：第一，将武汉城市发展史置于中国城市史的总体发展框架中来考察，弄清楚武汉城市史在中国城市史中的历史方位。我提出，武汉是中国唯一经历了邑制城市—郡县城市一工商市镇—现代都市四个历史阶段的城市，没有之一。北京、西安、郑州、广州等城市虽然历史悠久，但是由于它们长期作为全国或区域政治中心，历史上只经历了邑制城市、郡县城市和现代都会三个阶段，而纯粹工商功能且具有体制外属性的工商市镇则与之无缘；上海、天津建城历史较短，没有邑制城市的城市履历；苏州明清以来工商业发达，是被刘献庭称之为“天下之聚”的城市之一，但它长期以来是作为地区行政中心而存在的，同样不具备施坚雅所说的工商市镇制“体制外”、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这样一些特征。武汉作为唯一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的城市，是由其独特地理位置和空间格局决定的。三镇分割，城市形成时间不一，武昌、汉阳是政治中心，郡县城市，而汉口崛起于明清之际，斯时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完成，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江南工商市镇勃兴，汉口因其突出的商业功能和非行政中心的单一商业城市而成为其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武汉城市在时间演进和形态类型与中国城市史的高度契合一致，武汉城市史的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超越个体城市，以此为蓝本认识和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范型意义。第二，着力梳理勾勒武汉城市发展的个性特色。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特色。一是区位特色。一般以为武汉地处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因水而兴”,得中独厚，但对此要做具体分析。我个人比较欣赏两位历史人物对武汉地理区位的定位：一个是清代舆地学家顾祖禹“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指出武汉之于东南重要的战略地位；另一个是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描述武汉“自沿海各省视之，则为深处之堂奥；统南北各省视之，则为适中之通衢”,概括出武汉具有“堂奥”和“通衢”的双重属性。前者就古代而言，一方面，每当国家政治中心在东南地区时，武汉的政治军事地位即凸显；另一方面，即使政治中心在北方，如元明清时期，但由于武汉处于长江中游且两江交汇之处，朝廷既要利用武汉掌控江南和整个南方地区，同时又因武汉为漕运中转站，故北方尤其是京师漕粮供应对武汉有很深依赖和倚重。后者就近代而言，在开埠开放和沿海沿江城市发展大背景尤其是中国近代开埠开放、对外通商主要依靠长江上海—汉口—内地和内地—汉口—上海这样一个双向渠道格局下，汉口成为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大洋顶水点”和“内陆唯一出海口”而显现出强烈的区位优势，武汉尤其是汉口获得发展先机，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国际通商大埠。二是城市功能特色。从城市发展史来看，武汉既“因武而昌”,亦“因商而兴”,商兵互动，深刻影响武汉城市的历史走向和城市性格，历史上实际存在着两个武汉：战争武汉和商业武汉。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和武汉总有不解之缘，无论是农民起义，民族纷争，还是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军阀割据，战争大戏都曾在武汉上演。特别是近代，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武汉都成为战争与革命的中心。从明清开始，汉口因商业功能的凸显而崛起，直到近代，武汉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也是中国四大商埠中唯一的内陆中部大商埠，商业功能突出始终是武汉城市的一大特色。三是文化特色。武汉文化底蕴丰厚，楚风汉韵，浪漫多姿，朴野刚劲。武汉码头文化特色鲜明，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竞争性、实用功利性诸特点。武汉自古以来就有兴文重教之风，尤其是张之洞湖北督鄂建立新式学堂开始，武汉的文教事业发展名冠一时，时至今日，更是全国科教文化重要中心城市。同时，因独特的地理位置，独有的军事和商业功能，形成了近代武汉人开放包容、精明肯干、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凭着这一文化特征，武汉人民不仅善于得风气之先，而且敢于为天下风气之先。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武汉成为一个敢于鼎故革新、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第三，深入探究武汉城市发展和兴衰规律。2008年，我应《理论月刊》之约，写过一篇文章《势之使然：武汉城市盛衰的历史解读》,对明清以来武汉城市兴衰规律进行了初步探析。认为明清以来武汉曾经有过三次崛起(明清之际汉口成为“天下四聚”之一、晚清“东方芝加哥”、建国初期华中地区工业和交通枢纽中心)和两次塌陷(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试图从时势——天下大势和国家政策、地势—地理和交通优势、城市功能内在发展趋势等方面予以解读。其实，武汉城市发展规律性问题远不止此，如武汉作为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和商业中心城市，战争频仍如何影响城市形态生成和城市发展走向，这种影响既是消极的(主要的),但有时又不乏积极的一面，如抬升武汉的区域乃至全国的中心地位；商业功能凸显当然对城市的繁荣和影响力强化功莫大焉，但“转输贸易”的商业形态又滋生出市民的投机行为和急功近利的文化性格。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不仅可以藉此理清武汉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且由此深入堂奥，探寻武汉城市文化特质和城市精神、城市性格的生成机制及核心要义。第四，凸显武汉历史研究的城市史特色。早在20世纪80年末中国城市市学科初兴之际，城市史学界就对地方史与城市史研究的联系与差异展开过富有价值的讨论，我也曾参与其间，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习作中对此有过响应。我认为城市史与地方史研究的区别除了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外，关键点在城市史研究聚焦城市本身，把城市看作一个特殊的空间形态，主要关注城市功能产生、演进和转型以及由此衍生的城市形态、城市社会结构以及城市文化的形成与特色。如城市史与地方史一样要记述发生在城市的历史事件，但关注的侧重点和目的并不一样。对于发生在武汉历史上诸多军事事件，地方史要求详尽始末，而城市史则重点讲“前因后果”,即在将史实叙述清楚的同时，更着力于军事斗争在城市发生的原因及对城市发展或不发展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对事件的价值判断也以此为标准。如统治者的权力争夺、历代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武昌起义、北伐战争、武汉保卫战等，我们的关注点：一是战争都对城市具有破坏性，对城市发展是灾难；二是战争对城市发展有时又是机遇，如前面讲到的区域政治中心地位抬升。另外最重要的是，战争对城市破坏后为城市现代化重建提供机遇，正义的战争尤其民主革命推翻旧有制度，制定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创造有利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使城市经济和市政在战后获得较快发展，这在辛亥武昌起义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的武汉城市史是以城市为本、事件为用、强本弱用的非单纯叙述性城市史，是注重武汉城市史理论体系建构，力求梳理出武汉城市起源、演进和转型的独特轨迹及其内在逻辑的思辨性城市史。此外，武汉城市史研究还必须厘清和回应一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典型者如汉口入江口方位、古夏口城的历史地理方位、汉水是否有过改道及汉口何时崛起等。![]()
张：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史学研究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缺乏实用性”,一些优秀人才不愿选择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而这又反过来又制约了历史科学的发展，在您看来，当代历史学研究的最大功用是什么?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如何看待所谓历史学的“缺乏实用性”?涂：在我看来，学习历史，既要追求学术价值的圆满，又要讲究现实功用。现实功用不能庸俗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章开沅先生一贯提倡“参与史学”,即史学家要有参与意识，史学应该参与现实生活，历史研究要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他老人家常常教导我们要努力践行“经世致用”的优良学术传统，在当下现代化建设中要有所作为，使“所学”为现在“所用”。先生曾言“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前任的劳绩不仅为后人的前进或多或少提供若干基础，而且还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他主张通过对历史遗产的盘点、总结，从历史中寻求智慧，用这种智慧对一系列有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从而参与历史的创造。我的治史态度，深受前辈影响。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我从事的城市史研究来看，如果要讲历史的现实功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史研究对当下城市发展提供智慧，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得到启发。历史本身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智慧和启示。比如，我们目前实行的政府集中采购、市政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时人以为是新时期政府管理体制和反腐倡廉的重大改革举措，殊不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市政改革”中已经实施，并且有系统的理论依据和规范的制度及实施细则。又如，我在2002年武汉市政协十届一次全会上《构建大武汉城市圈，把武汉建设成为长江中游首位城市》的大会发言，比2004年7月武汉“1+6城市圈”启动早了两年半时间，比2012年2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启动整整早了10年时间。就是我在查阅近代档案文献中发现了1940年代湖北和武汉市政当局提出的武汉区域规划报告，从中受到的启发。2006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开沅师为拙著撰写序言，其中有一段话就谈及此事：“譬如武汉城市圈的构想，就并非什么新发明，1949年以前，武汉主政者与‘市政改革’研究者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思考与谋划。这说明他们并非都是平庸之辈，其施政的思路与实效也不是一无可取。”当代城市发展与近代城市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历史就是昨日的一种延续，历史上提出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现在还继续面临着这些问题。比如，城市政府单纯注重“政绩工程”者比比皆是，与20世纪30年代似乎不乏相似之处：时任汉口市长的刘文岛就认为汉口市建设伊始“故本市于物质、精神两方面兼筹并顾之中，尤稍注意物质之建设”,觉得城市精神文明可以暂且放一放，这与现在许多官员只重硬件不重软件的政绩观不谋而合。比如，近代部分城市在工业化和城市畸形扩张影响下所导致的生态品质恶化、公共管理滞后乃至人文精神的缺失，仍是当下城市发展中的难题。再比如，关于城市化的问题，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是先工业化，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举?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先发展中小城市?是走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道路?在当下怎样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提高城镇化的水平?……种种问题的出现，都需要我们正视历史，探寻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何看待所谓历史学的“缺乏实用性”呢?历史学本身属于理论性较强的基础性、综合性学科。学科性质决定了它说起来重要，实际较冷门的状态。历史学价值的实现，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主要通过对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考察，提高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提升文化素养，增进智慧，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最终实现价值创造。因此，期望它像研究现实社会生活的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甚至应用技术科学一般，实用性很强地直接解决存在于眼前的具体问题，又或者很快创造出经济价值社会效益的想法，无疑是不可取的。我认为，作为历史学者，研究历史首先要有章先生所讲的“参与意识”,其次要有实用意识，历史要有对现实的关照，不能钻在象牙塔里出不来。研究历史的目的，一是在学术上追求学术价值的圆满，二是要有较强的经世意识，为现实服务，这是我们研究城市史、地方史的学者尤为要注意的问题。最后，希望有更多的人学习历史，理解历史，热爱历史。![]()
张：早在21世纪初，您曾倡议创立“武汉学”,并撰文阐述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现在距离提出这一学科框架已经过去20多年了，请问“武汉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对其未来发展前景，您是否又有新的思考?涂：“武汉学”的概念，出现在2004年前后，是由我的老师、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教授和武汉市图书馆徐明庭先生率先提出来的。我个人对此是后知后觉，严格来说，只是一个附议者和执行者。在我看来，“武汉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地方学和城市学研究的学问，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我们要做的是不要纠缠于、拘泥于什么“学”,而是在研究武汉上下一番扎实的功夫，培养一支专业研究队伍和产生一批高水准、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近20年来，江汉大学在武汉学建设的探索中，取得了较有特色的成绩。《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了“武汉学研究”专栏，联络省内外多个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累计发表研究论文愈百篇，该栏目还被评为湖北省期刊特色栏目；组织召开了“如何开展武汉学研究”专家座谈会，并就盘龙城与武汉城市起源、汉水改道与汉口成镇等武汉城市史研究热点问题以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展开研讨，举办了两届“武汉学”高峰论坛，汇聚来自包括武汉地区在内的海内外城市地方学专家学者就武汉学研究的重要性、武汉学研究的内涵，如何推进武汉学研究展开深入研讨；成立武汉研究院，定位武汉研究，建立地方智库，围绕服务武汉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获得过多项以武汉研究为内容的国家、省市级课题。2019年，《武汉学研究》辑刊创刊，每年出版2期，迄今已出版了9期。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月，是武汉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基地。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一是以武汉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研究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整合武汉地区研究武汉的专业力量，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对武汉城市通史、近代武汉城市史特别是民国武汉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围绕辛亥革命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武汉抗战及沦陷研究、民国武汉断代史研究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同时，依托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上对武汉研究有兴趣的各方力量，对武汉历史文化开展研究，先后与武汉出版社合作编撰出版《老武汉丛书》《武汉学研究论丛》,与长江出版社合作出版《大武汉故事丛书》。二是积极参与对武汉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期历史文化研究，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研究，“武汉历史之城”建设过程中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与传承研究以及武汉新区、长江新城、东湖风景区文化特色营造研究等，很多咨询建议被市委、市政府及相关单位和部门采纳。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也看到，武汉研究的现状不尽人意。首先，武汉研究还没有引起本土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当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屑于做武汉的研究，武汉城市研究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这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杭州、温州、甚至宁波都形成鲜明对比。其次，武汉研究的队伍比较零散、成果相对匮乏，无论从队伍、机构还是成果上看，武汉研究的现状与武汉的历史和现实地位都不相称。当前，国内外掀起了地方学、城市学、区域文化学研究的热潮，武汉具有丰富的城市文化内涵，有更多可待研究的课题，复兴大武汉的征途，也迫切需要武汉学研究的支撑，可以说，武汉学研究大有必要，也大有可为，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但毋庸讳言，一方面，我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诸如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从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很多国家在其城市化的进程中也都出现过类似上述的状况。这种现象是否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规律?我们应当怎样更好的借鉴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先进经验，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加宜居和宜业?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城市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体量不断壮大，202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3267万人，城市化率已达66.16%。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城市病”在全国各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频发。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都出现了类似的困境，如19世纪英国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20世纪前后美国出现的严重治安混乱、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20世纪下半叶，日本地价飙升引致的“泡沫经济”等。显然，种种“城市病”不是唯独中国城市化才会遇到的问题，而是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通病”。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讳疾忌医，无动于衷。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城市病”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某种必然，“城市病”是城市化是前进中的问题。医治“城市病”只能通过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来解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城市这一人类文明成果，反身向后，回归乡村。事实也证明，“反城市化”思潮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可取，也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要有“参与史学”的意识，作为江汉大学这种地方性高校，作为武汉市的市民，作为研究武汉的学者，我们尤其要注重对武汉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为武汉城市的现代化，提供我们的一些思考、智慧和借鉴。20年来，我们积极发挥学术研究服务武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借鉴世界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瞄准城市热点问题，主动参与武汉市建设规划研究，在当代武汉城市发展问题特别是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包括经济、文化、社会治理、区域发展在内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为武汉及其他城市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一，提出构建大武汉城市圈，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解决城市化中出现诸多问题，最重要的的是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必须形成良性的区位生态，实现城市、城乡间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才能带来持久性的发展动力。从世界范围来看，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东京“一都三县”都市圈、德国莱茵—鲁尔城市群，包括国内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都表明了城市化到了一个集群发展的阶段，城市圈、城市群构建正在成为各国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早在2002年，我就提出了“构建大武汉城市圈，把武汉建设成长江中游首位城市”的建议，并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概括为“两个三”,即空间上构建“三个圈”,时间上分“三步走”,最终形成以武汉为中部中心城市，与江汉城市圈的良性互动，直至实现与中部湘、鄂、赣三省联动，具有整体竞争优势和发展活力的长江中游城市圈。时至今日，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但我所提出来的城市发展“是行政导向还是市场导向”、“是城市本位还是区域本位”两个问题仍然是城市群建设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我看来，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既要坚持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并举，强化区域经济联系，用市场和经济做纽带将区域内的城市纽结在一起；也要坚持区域本位原则，以市场手段来引导和确立城市群内的产业导向和产业格局，通过城市间的互动，提升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构建起内部各城市相对合理平衡、富于竞争优势的特色城市体系，并最终实现长江中游城市一体化。第二，营造城市特色，建设“历史之城”,研究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文化战略。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之“魂”,不仅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自20世纪以来，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已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各城市纷纷提出具有各自城市特质的文化发展战略，以推动城市发展。纽约提出“促进和保持纽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度”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伦敦2003年就制定了“保持文化发展的卓越性”“加强文化的创造性”“建立良好的路径”“体现文化的价值”的文化战略。借鉴部分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针对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构建了文化环境、文化产业、文化人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文化影响力五大模块的文化发展指标体系，提出了用汉派文化彰显武汉城市文化特色等七个方面的建设路径，强调武汉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建设要有特色意识、世界视野、中心意识以及良好的城市文化格局。将武汉城市文化特色营造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概况为“两山、两楼、两江四岸”文化景观核心轴、(武昌、汉口、汉阳)三大文化中心城、环城文化景观带的布局模式。提出了营造武汉特色文化的四大系统工程，即城市之根、城市之心、城市之魂、城市之韵工程。2017年以来，武汉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历史之城”,打造“长江文明之心”。我有幸参与“历史之城”的谋划，认真总结了历史之城建设的国内案例与国外经验，梳理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系统盘点武汉城市文化景观轴的演进脉络与特点基础上，指出武汉历史之城建设的基本理念，即构建“文化空间”,实现人与空间的和谐统一；构建分层分级的全建设体系；坚持“全面保护、合理利用、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对城市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进行了细致的规划，并提出了历史之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对策建议。无论是国家中心城市文化战略的研究，还是城市文化特色的营造，以及“历史之城”的建设，目的都是为了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质，我认为这也是建设宜居城市的内涵所在。第三，创新和构建特大城市治理的“武汉模式”。特大城市治理是一个世界性、世纪性课题，是社会治理的重头戏，是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直接手段。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为应对城市化中的问题，近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和改造。我认为，“武汉模式”的社会治理，除了安全、有序和文明的基本目标外，核心内容要涵盖人口调控、产业升级、空间优化、环境保护、民生改善、风险防范、交通治堵和市民参与等方面，最终目标是让城市内生发展，充满活力和韧性，对外辐射具有巨大影响力。从学习借鉴国外伙伴制、新公共管理等城市治理模式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城市治理范式来看，武汉治理模式也有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说实现五个转变：从过度集中的城市规划向有机分散的合理布局转变；从管理思维向治理理念转变；从单向管理向互动协作治理转变；从崇尚权治向依法治市转变；从单一技术管理向信息系统和“互联网+”综合应用治理转变。第四，科学修编武汉城市特色区域规划。城市的发展不仅要解决发展方向，更要明确具体路径。武汉是一个由不同功能分区、区域特色共同组成的特大城市。我们在研究中根据武汉城市发展理念，对市内重要区域规划修编进行前期文化论证，包括《知音江城动感新区——武汉新区之人文新区研究》《江城明珠楚风浪漫——东风风景区文化建设》《汉口母街城市客厅——汉正街文化建设研究》《文明先导生态绿洲——武汉天兴洲发展概念研究》《碧水花山生态家园——洪山区花山镇发展规划研究》《荆风楚韵文化新港——武汉新港(杨泗)长江文化城的建设研究》。这些成果很多被武汉市委、市政府采纳，对凝聚城市特色，推动武汉城市健康和谐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我对武汉建设更加宜居宜业城市的整体研究内容。我们应当意识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可能表现为共性问题，但却因城市具体情况不同，没有一成不变的解决路径。我们对武汉城市发展的研究思路，多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出发点和切入点，显示出我们以史为鉴，服务城市发展建设的学术价值取向。当前，复兴大武汉的号角已经吹响，武汉有望走出比较优势降低和发展路径迷失的低谷，进而再续晚清中国城市第一方阵之辉煌。武汉城市地位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增强城市的发展后劲和城市影响力，对于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不言而喻，城市发展呼唤城市研究。它将改变学界低估武汉城市地位，轻视武汉城市史研究状况，吸引包括本土学者在内的更多海内外学者关注武汉，研究武汉。我们热切期待，武汉的明天更美好!张：十分感谢您接受本刊的学术专访。祝您在城市史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请您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本刊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