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社会治安管控——基于组织机构设置与运作视域的考察
学术
2024-01-20 12:53
安徽
摘要：以往学界对于明清地方社会治安的研究，多从狭义视角来理解，主要集中于保甲体系治安监控职能的探讨。文章尝试突破单一视角，将巡检司、卫所、绿营、乡约、团练、巡警局等较多发挥社会治安管控职能的组织或机构共同纳入讨论范围，并基于组织机构设置与运作的视域，对明清徽州地方社会治安管控做一广义视角的研究。研究提出：在明清时期的不同阶段，封建官府和民间社会基于地方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在徽州境内设置巡检司、卫所、绿营、保甲、乡约、团练、巡警局等一系列具有社会治安管控职能的组织或机构。这些组织或机构在管控地方社会治安、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致力地方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上述组织或机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于运作的便利、效率或成本等方面的考虑，相互之间有时存在着协同配合和资源借用、整合的情形，主要体现为：巡检司的运作有时借用地方里甲、保甲组织的人力资源；乡约、保甲两种组织在运作过程中时常相互结合、渗透，有时则借用里甲组织的资源；团练组织与保甲组织的运作有时相辅而行；乡约、保甲、团练等组织的运作多与宗族结合，能得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徽州县域治理究”（21BZS018）；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千年徽州县域治理研究”（GXXT-2021-031）作者简介：陈瑞（1973- ），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徽学。在明清两朝五百余年中，徽州社会形势从整体看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相对稳定安宁的状态。然而，与这种稳定安宁状态相对应的，则是在明嘉靖间倭寇入境、明清改朝易代、清康熙间三藩之乱、清咸同间太平天国运动等大的历史变局之下，徽州经历了社会治安形势严重恶化、社会秩序不同程度失控，甚至一度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在大的历史变局之外，即使是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徽州境内打砸抢盗等不同类型的治安案件也时有呈现。为应对地方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明清时期的不同阶段里，封建官府和民间社会在徽州境内设置有巡检司、卫所、绿营、保甲、乡约、团练、巡警局等一系列具有社会治安管控职能的组织或机构。学界对于明清徽州社会治安管控这一主题，虽有所涉及，但存在着研究零星分散、诸多问题未作深论的不足，至今未见专论。此外，以往学界对于明清地方社会治安的研究，多从狭义视角来理解，主要集中于保甲体系治安监控职能的探讨。基于此，本文尝试突破仅围绕保甲来探讨地方治安的单一视角，将巡检司、卫所、绿营、乡约、团练、巡警局等较多发挥社会治安管控职能的组织或机构共同纳入讨论范围，并基于组织机构设置与运作的视域，对明清时期徽州地方社会治安管控这一问题作一广义视角的考察。巡检司是明清时期分驻县下乡镇的一种主要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掌的基层行政机构。巡检司“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其主要职能在于盘诘往来奸细，盘查贩卖私盐之人，查获逃军、逃囚，盘查无引及面生可疑之人，捕获强人盗贼。巡检司驻扎基层乡间，接触民众，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明清时期，基于社会治安管控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封建官府在徽州主要设置了以下一些巡检司：歙县境内设置有黄山、街口、王干、深渡、岩镇、管界等处巡检司；休宁县境内设置有黄竹岭、南五岭、■厦等处巡检司；婺源县境内设置有太白、中平、大鳙、严田、项村等处巡检司；祁门县境内设置有良禾岭、大洪岭等处巡检司；绩溪县境内设置有濠寨、西坑等处巡检司。各处巡检司的首领为巡检或副巡检，常设人员一人，各处巡检司均配备有数量不等的武装力量——弓兵。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境内巡检司的设立原因，文献有所交待：明代婺源县东八都境内的大鳙巡检司，是因为“地界闽浙，盗贼出没”“地当闽浙之冲，地僻山邃，盗贼出没不常”，即地处冲要、盗贼横行、治安形势严峻，而于万历八年（1580）设立。明代婺源境内的项村巡检司，是因为当地治安秩序混乱、发生械斗命案而设立，“项村巡检司，旧设四十七都浇岭，后改四十三都严田。明万历九年（1581），因乐婺之界居民相斗致死，改设于此。”明代歙县境内的街口、王干、黄山三巡检司，是因为地居冲要、寇盗聚集横行、治安形势恶劣而设立，“若夫合属三巡司，街口、王干各离城百里，界邻两浙，当水陆之冲，为盗贼之薮；黄山重峦复径，伏莽尤繁，防守孔艰，并无冗闲，俱应仍旧免裁，以充任使。”出于地方防卫和治安管控的实际需要，巡检司主要设置于关隘险要之地，或距县城较远、控制半径难以到达之市镇，或经济发达、人口繁多之区域。在徽州境内，“本府所属各巡检衙门，皆居四塞险隘之地。”据嘉靖《徽州府志》记载：“歙县治，……东南百二十里有王干巡司，乃昱岭关，为巡司□门，南一百里有街口巡司，西北百二十八里有□□□□,北八十里有□□□。寇之由睦来者，警先……巡司弓兵各设二十名。”明代，在距离歙县县治百里之外的不同方向，分别设置有王干、街口等处巡检司，各配备弓兵20名。“休宁县治，……西一百六十里有黄竹岭巡司，今徙东南五十里■厦……巡司弓兵三十名。”明代，在距休宁县治西160里的地方设置有黄竹岭巡检司，嘉靖年间移建于县治东南50里的■厦，配备弓兵30名。“婺源县治，……东八十里旧有大鳙巡司，衢寇之所必由，为六邑要冲；西八十里有太白巡司，西北七十里新设严田巡司，二地皆饶寇门户，然严田不如太白之要。寇之自衢来者，警先婺，大鳙岭为正道，白际、连岭为间道。乃大鳙岭界南三十里为衢黄冈，又四十里为云雾山，寻流合河为尤溪口，寻河合官道为华埠，由华埠顺流一百三十里为西安之铜山。铜山者，矿山也。是故华埠者，盗之集也；尤溪口者，盗之窝也；云雾山者，盗之大巢穴也。昔尝建巡司于大鳙岭，盗颇为衰。……巡司弓兵各三十名。”明代，在距婺源县治东80里、西80里、西北70里的地方，分别设置有大鳙、太白、严田三巡检司，各配备弓兵30名。上述三巡检司的设立，是因为大鳙岭一带乃“衢寇之所必由，为六邑要冲”，太白、严田“二地皆饶寇门户”，都是人员流动，特别是“衢寇”“饶寇”觊觎窥伺、寻求突破的冲要门户之地。由于大鳙岭界南一带区域交通顺畅便利，且富有矿山之利，成为盗贼集中出没之地。大鳙巡检司的设立，有效遏制了当地盗贼肆虐猖獗、治安严重恶化的势头，取得了“盗颇为衰”的良好治理效果。明代，祁门县治“西一百里旧有良禾巡司”。此处良禾巡司即良禾岭巡检司，设置于距祁门县治100里的险要地方。明代，绩溪县治“西北三十里有濠寨巡司……巡司弓兵三十名。”濠寨巡检司设置于县治西北30里远的要冲之地，配备弓兵30名。文献记载表明，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巡检司一般多能正常运作，在地方社会治安管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明崇祯年间，歙县街口、王干二巡检司，在知县傅岩调度下发挥了应有的社会治安管控职能：“县境四塞，东南水陆路通浙省，有街口、王干两巡司扼其要，严督弓兵巡缉查比，各有责成。”此外，歙县知县傅岩在一份谳语中曾提及：“吴九儿、陶三即程三、陶别、程继老、郑五老、洪头毛，皆横山积贼也。本月十三日，九儿赤身持棍，伏于横山庙右大塘之下，为巡缉兵快所获，送巡司供。巡司供报：每日同伺草莽剪经[径]者，为郑五老、洪头毛；每夜同为穿窬者，为陶别、程继老；开赌场，为窝家，皆陶三，为诸贼之渠首。故当司兵缉捕，则抗殴不服，反驾词归咎旧仇之梅柏。”此处记载表明，负责歙县横山一带治安管控的巡检司在缉捕盗贼惯犯、打击窝家、维护地方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如前述，在明代婺源县境内，大鳙巡检司发挥了有效的治安管控职能，打击了华埠、尤溪口、云雾山一带的盗贼，捣毁了区域性盗贼的巢穴，扭转了一度造成区域性社会危害的盗贼猖獗、治安恶化的形势。然而，文献记载也表明，在某些时候，徽州境内一些地方的巡检司的运作偏离了正常轨道，巡检司所属人员常有渎职失职腐败行为，非但未能有效管控好地方治安、遏制住地方治安恶化的形势，甚至还成为干扰、祸害地方的赘瘤。如，明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指出：“今查本府所属各巡检衙门，皆居四塞险隘之地。若能严加盘诘，则盗贼奸宄安能飞度？然各官经年无一功迹报府，而惟纵容弓兵索骗商旅，扰害地方，此又法令弛而督责疏也。合无遇有事发，务根究经过何处巡司衙门，治以疏放之罪。除四季比较之外，仍附过于功迹簿内，不准给由，庶法守严而地方靖矣。”在徽州境内，一些以治安管控为职守的巡检司衙门及相关负责官员竟然长期毫无担当作为，对“盗贼奸宄”横行飞度、如入无人之境的行为置若罔闻，甚至“纵容弓兵索骗商旅，扰害地方”。上述种种不担当甚至是扰害行为引起了知府古之贤的严重不安，进而引发其尝试采用“四季比较”“治以疏放之罪”“附过于功迹簿内，不准给由”等严管举措，以实现地方治理由“法令弛而督责疏”向“法守严而地方靖”的转变。明万历年间，歙县境内巡检司弓兵“监守自盗”时有发生，为此，知县张涛提出了“勤稽核”巡司的治理方案：“扼要之地，如人有喉，异言异服，不严盘诘，则毒入肺脏，不可攻救矣。况弓兵游手之极，妄心易起，监守自盗，无敢谁何。故盗犯间有巡徼，则稽核不勤者过也。使勤稽核，不惟不敢为暴，且将以功望赏矣。”明崇祯年间，歙县境内老竹岭地方巡检司“官兵怠玩成风，奸民窝藏勾引，致有失事”，一度给地方社会治安管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及时纠正当地巡检司官兵玩忽职守、懈怠成风的恶习、有效管控地方治安，知县傅岩特地颁布了“饬巡缉”告示：“老竹岭地方，与绩溪、昌化交界，设立巡司，弓兵把守，又设哨兵，相为犄角。若使稽察严明，奸宄自难藏伏。近来官兵怠玩成风，奸民窝藏勾引，致有失事，殊非法纪。合行示谕巡司会同哨官，严督各兵并里保甲长人等，务各严行巡缉，遇有盗贼，协同擒捕。如有来历不明、踪迹诡异之人，即时驱逐出境，各店铺、寺院不许容留窝住。如有仍前违玩，许诸人首告，或访闻，定行严究申解。”知县傅岩严令当地巡检司切实担负起地方治安管控职守，改变“怠玩”作风，整合“弓兵”“哨兵”“里保甲长”等治安管控力量，协同擒捕盗贼奸宄；并强调对巡检司官兵中违抗命令、玩忽懈怠者予以严究，或按程序申报上级衙门施以严惩。该告示透露出，明末徽州境内巡检司在管控地方治安过程中为“严督各兵并里保甲长人等”，一度借用了巡检司弓兵之外的兵力以及所在地方里甲、保甲组织的人力资源。值得指出的是，在设置相关巡检司机构以管控地方治安的同时，朝廷还因应地方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对徽州境内一些巡检司予以裁革、移建或整合归并。在歙县境内，明洪武十二年（1379）裁革深渡、岩镇二巡检司;弘治年间裁革管界巡检司;嘉靖四十三年（1564）裁革黄山巡检司，移建于婺源严田;清嘉庆十二年（1807）裁革王干巡检司。在休宁境内，明洪武十三年（1380）裁革南五岭巡检司;嘉靖四十四年（1565）徙黄竹岭巡检司至■厦。在婺源境内，明洪武十八年（1385）裁革中平巡检司；万历八年改迁严田巡检司于项村；清乾隆三十年（1765）裁革太白、大鳙二巡检司。在祁门境内，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裁革良禾岭巡检司；清初，“良禾司兼管大洪岭，巡检一员，后并入大洪司”。清初良禾岭巡检司属于在明代基础上的复设，兼管大洪岭一带治安事务，而大洪岭巡检司属于后来增设，增设后，良禾岭巡检司复被裁革。在绩溪境内，明正统年间裁革西坑巡检司：“缘西坑巡司为无用之设，新岭路遥，枉铺舍之多，公（按，即绩溪知县张魁）疏其实以闻，获命易新岭铺舍于翚岭，革巡司而省民役，为国家用心以便民也。”由于西坑巡检司已丧失治安管控功能，成为徒增民众负担的“无用之设”，绩溪知县张魁出于“省民役”“便民”的目的而呈报上司，予以裁撤。卫所是明至清初设置的一种军事机构。明代在徽州境内设置的卫所为新安卫及其所属千户所、百户所，其主要职责是地方军事防卫，兼管地方治安管控。明代，新安卫隶属于中军都督府，是中军都督府的在外直隶卫。有学者研究指出：“元末明初徽州地区的军政机构，经历了分枢密院（辖翼元帅府）—兴安卫/徽州卫—徽州守御千户所—新安卫的建制沿革。”其中，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朱元璋部邓愈等兵取徽州，“改徽州路为兴安府，立雄峰翼元帅府”；洪武三年（1370），更雄峰翼元帅府为徽州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改徽州千户所为新安卫指挥使司。弘治《徽州府志》对明代新安卫机构设置及官员配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新安卫指挥使司：指挥使一员，正三品；指挥同知二员，从三品；指挥佥事四员，正四品；卫镇抚一员，从五品。以上俱武职世袭。经历司：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正八品。以上俱文职，今省知事。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正千户各一员，正五品；副千户各一员，从五品；百户各十员，正六品；所镇抚一员，从六品。以上俱武职世袭。”新安卫机构人员设置以卫所军户“武职世袭”为主体，只有经历司经历、知事等少数管理人员由文职担任。嘉靖《徽州府志》对明代新安卫官员及其职掌也有所记载：“掌印者一人，督屯田者一人（屯田之军二千一百九十名，垦田军七百九十名），典巡捕者一人（巡捕之军二十名，巡盐之军十名），典匠局者一人（匠局之军一百名），领漕饷者一人（漕饷之军六百九十三名，余丁五百五十七名，凡运粮每千户领驾漕运浅船一百一十五只，兑运各处粮米三万余石赴京仓交纳），典城操者一人（操军五百八十三名，今城操军单弱，合无行卫清理丁壮），典京操者一人（额军二百九十三名，秋行春返）。”其中，巡捕的主要职责是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明代，在徽州地方治安遭遇“流贼”“矿盗”、倭寇等威胁之时，新安卫也常担负起防卫地方、平息动乱、安定地方秩序的职能。如，景泰六年（1455）二月，徽州府六县饥民群聚为盗，“夜劫大户庄谷，知府孙遇等擒数人系狱，而盗尚未正[止]，具其事以闻。帝命巡按御史严督府、卫官，量起兵缉捕。”一个月后，徽州府并新安卫奏报捕获盗贼28人。正德八年（1513）四月，义军万余人屯兵浙江开化，并分兵掠婺源、休宁诸县，新安卫官军与义军展开正面交锋，新安卫指挥同知翟鉴参与其中：“郡太守熊公桂驻扎休宁，二守周君霖、指挥翟君某屯兵栅扼婺境，……翟君亦殛其贼首一人、余数人，周君亦廉得数人，贼惧而宵遁。于是贼始绝念于徽”。嘉靖中期以后，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恶化，而新安卫防卫地方的职能则日益弱化、跟不上形势。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侵扰徽州，嘉靖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565—1566）衢州府“矿盗”“山寇”侵入徽州之际，新安卫均未能有效发挥捍卫地方、保境安民的作用：“（嘉靖）四十五年正月，衢寇起，巡按檄清军同知张子瑫帅兵御之，于婺源芙蓉岭败绩，新安卫指挥王应桢、百户何子实死之。子瑫奔入婺源县，贼焚北门突入，掳居民，焚官民署舍无算。指挥翟凤翔又死之。”时至万历年间，新安卫在捍卫地方、保境安民方面表现欠佳、形同虚设，引起了时人的担忧：“第为新安卫虑，则若虚设。兵不习官，官不习兵，兵不习器，操练有时矣。屯田数百里外者，应期而来，毕期而散，如俳优罢阵，壮气不扬。甲如尘出，械如泥起，竹箭狼竿，枯枝新干，不适于用。旌帜不惊飞鸟，骑射不忘据鞍，训练成故事。召募靡饩，官司差遣，心如饥鹰；校之演武，鼠顾犬哮而已。时事虽太平，而玩弛不过甚耶！阅视者，慎毋忘危也。”到了明末，新安卫也曾参与到抵御流寇、清兵等军事行动中，如崇祯十四年（1641），“兵宪张文辉檄新安卫官兵剿贼。三月，同知罗公督领卫兵至休、婺剿贼，败之。”但所起的治安保障作用较为有限。作为驻扎在徽州境内的地方卫所，新安卫在运作过程中也有借力于其他社会治安组织的实际需要。当万历年间新安卫“孱弱”之时，地方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借助当地保甲组织以增强新安卫力量的设想：“申保甲。宋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五社为一都。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使之相保相爱，以察奸匿。诸自外来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听送所属保内，盗贼昼时集捕，所以纠禁几察，纤悉具备，奇邪寇盗，于是屏迹。前此论民兵者，皆莫能及；今之乡约正副，视为泛常，若申而明之，庶几寓兵于民，可以济卫兵孱弱哉。”文献记载表明，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徽州境内卫所机构的设置与调整：“国初，婺源设守御百户所，宣德间承平，奏革。今贼猖獗，屡犯歙□，合无请复。”在婺源县境内，明初设置的守御百户所因承平日久，无用武之地，于宣德年间被裁革。至嘉靖年间，因地方治安形势趋于恶化，当地又有恢复重设的呼吁。到了清代，新安卫虽一度存在，但其职能已发生较大变化，“新安卫止设守备，专司屯运”，与明代相比，其社会治安管控职能已基本丧失。进入清代，与新安卫职能类似的另一种军事力量——绿营在徽州境内发挥了类似的作用。绿营是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降兵等，参照明军旧制编组而成的汉人武装力量，以绿旗为帜，故称绿营。作为两大经制兵之一，绿营在清朝兵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平定“叛乱”、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与秩序，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康熙《徽州府志》对清代徽州境内的绿营机构设置、官员兵力配置以及驻防地域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府设东山营，置总兵官一员，统辖徽、宁两府，曰总镇。康熙十一年，改设参将一员，专镇徽州中军；守备一员，防休宁；千总二员，一防婺，一防祁；把总三员，一防歙，一防黟，一防绩。马战兵七十名，步战兵二百九名，守兵七百名，战马七十匹。十三年，改设副将。二十一年，复旧制。二十四年，分左、右军，守备二员，以左军守备防休宁，兼中军事，右军守备防婺源。二十九年，复定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马战兵六十六名，步战兵二百名，守兵六百五十四名，战马六十六匹，官自备马二十四匹。城守营房，一建府城素丝馆故址，一建县城忠愍祠故址。东界自歙城三十里至绩溪界，东山营镇防汛；西界自歙城三十里至休宁界，内岩镇设兵防汛；南界自歙城一百里至淳安县界，水路通浙，境内原设有街口司兵防汛，离司四十里径口地方，环山险隘，设兵防汛；北界自歙城六十里至太平县界，内箬岭关设兵防汛；东南自歙城一百二十里至浙江昌化县，境内老竹岭原设兵防汛，离汛二十里，设有王干司，弓兵防汛；西南自歙城三十里，界连休宁，境内篁墩地方，设兵防汛；东北自歙城六十里，界连绩溪，境内桃岭附近营镇防汛；西北自歙城一百里至黄山，界连太平县，境内原设有黄山司弓兵防汛。休宁：左军守备一员，防守城中；南乡高枧，把总一员，领兵防守；离高枧十里屯溪地方，拨兵巡汛；西乡上溪口，百总一名，防守；离上溪口六十里汪村地方，拨兵巡汛。婺源：把总一员，防守城中，兼拨汛兵分守中平营，又以西湾地界乐平，拨兵讥察；樟睦地方，距乐平十里，拨兵汛守。祁门：把总一员，防守。黟县：把总一员，防守。绩溪：把总一员，防守。”于此可见，在清代徽州府境内，通过绿营驻防这一方式，清廷在当地编织起了一张军事管制和社会治安管控的有形大网。文献记载表明，绿营在抵御外来袭扰、平定徽州域内“叛乱”、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与秩序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十三年（1674）“八月，闽贼罗其熊等来攻，破婺、祁、黟，镇将胡呈祥败于龙湾，遂破休宁及郡城、绩溪。署府事通判鄢翼明同歙知县孙继佳以请兵携印遁。九月，镇守江南将军额楚、辅国将军巴山督军，副总兵金抱一率兵万余来击群寇，战于绩溪之镇头，寇遁。”在休宁境内，顺治三年（1646）二月，“总兵李仲兴徙营西门外凤湖街。五年，总兵胡茂贞来援，驻夏汶溪，复驻阳山。二月，山贼葛武营攀堞入城，知县佟应魁会茂贞兵剿灭之。”在婺源境内，康熙九年（1670），“婺源西界二省，贼党啸聚，知府曹鼎望详请总镇丘越会饶、池二郡兵及本府参将李唯杰等合剿，擒贼王跳鬼、胡老二、叶老大、六公子等，平之。”“康熙十三年八月，罗贼入寇（婺源），十月，大兵恢复。”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闽贼白显中由开化突入（婺源）东乡济溪、大阪等处焚掠，援剿游击张元品、中平守将王佐击退之。”在黟县境内，顺治二年（1645），“逆仆宋乞、朱太等数千人作乱，提督张天禄、知府张学圣讨平之。”“时兵燹后，值邑逆仆为乱，大户窜逃，（知县张）维光至，佯不问，阅数月，密请各宪发兵，戮其渠魁，并剿余党百余人。民得安业。”明中叶以降，随着里甲组织社会管理机能的不断衰退，为应对社会秩序动荡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以弭盗安民为主要职能的保甲组织在全国许多地方日渐兴起。在明中叶至晚清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甲一度被徽州地方官和当地宗族视为管控地方社会治安、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一大法宝。在徽州地方官大力倡导和当地宗族积极配合下，明清时期徽州境内保甲组织纷纷设立，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管控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明代，较早见诸文献记载的徽州境内的保甲实践，是成化年间休宁知县欧阳旦在任上推行的“乡约保甲之法”“乡约保伍法”。明代徽州保甲组织设立的勃兴期则在嘉靖末期。当时，徽州知府何东序积极倡行保甲以维护地方治安。在何东序倡导下，徽州各地纷纷响应，并将设立保甲组织、推行保甲制付诸实际行动。何东序指出：“查得保甲之法，无事□□□□,有事□□救助，本为善政。本府承奉本院明文，编定□□□□□□,但各城市乡村不有着实举行，未见明效，□□□□□□荐臻，决非姑息苟且，可以底定地方。合无□□□□□□原编每十甲作为一约，于内公选殷实公正、□□□□□众所推服者二人以为约正、约副,率领众人。每约置有柄大锣一面，□书□家□□□□标抑,仍照牌填写一张，送官类总备查。其合用器□,每十家置锣二面、铳二把。闲暇操演，一遇警报，约正、副持牌号召，鸣锣大呼，并力追捕。如有坐视违慢，指名呈官问罪。其约正、副量给冠带衣巾并印信帖文，少假事权，以示宠异。”此处记载表明，起初，徽州知府何东序遵照上峰意图推行保甲，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不有着实举行，未见明效”“姑息苟且”等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能将保甲有效推行下去，何东序认为徽州境内发达的乡约组织资源和乡约组织架构可资利用，于是便有意识地将保甲推行与地方乡约进行整合，利用乡约组织首领约正、副来协同推进保甲。在明清时期的不同阶段，徽州各地保甲组织设立的契机和保甲的具体运作方式不尽相同。在歙县境内，明崇祯年间，迫于境外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的压力，知县傅岩重视发挥保甲组织管控地方社会治安的作用。傅岩认为：“安不忘危，即无流贼亦当严保甲、练乡勇，大则防意外之变，小则驱除流棍，防守盗贼，赌风不行，壮心齐奋。”他主张“严行保甲。十家为甲，十甲为保，择材能诚实者为长，甲置牌架器械，遇盗鸣锣传知救捕。平日逐户挨查，赌博非为，呈首究治。其无籍流棍、技术流娼、游食僧道，严行驱逐，地方宁谧。”对于保甲组织首领保甲长，傅岩提出了严格要求：“各十户挨查，内有容留来历不明、面生可疑之人，及游方僧道、娼妇、方术人等，即时驱逐。窝隐者，保甲长指名呈究。”“各甲内有赌博、打行、白莲邪术、夜聚晓散、不孝不悌、作歹非为者，保甲长不时禀报。”“保长会同乡约里排，将保内各户壮丁堪充乡兵者开报，各自认备器械，酌量住址远近，就便团聚操练。”由上可见，除了重视发挥保甲长在治安管控方面的领导、督导作用之外，歙县知县傅岩还重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将保甲、乡约、里甲三类组织资源予以有机整合。在休宁境内，明万历年间，知县李乔岱重视发挥保甲组织作用并协同推行保甲与乡约，“议劝谕扞卫法，合乡约、保甲并行之。”清康熙年间，知县廖腾煃上任伊始提出：“严督保甲。休宁地方，傍山依谷，东连严衢，南通遂安，西接江右，一切奸黠，出没无常。动于交界地方开张饭店，窝人惯盗，及打降拐带之徒，不时略卖妇女丁口于异方，种种不法，难以枚举。必须查点图甲，驱逐生面可疑之人，不许容留。并访择忠实老练乡民，定为甲长，督率不时，稽察巡逻。如有以上等人，先期密行举报，以便查拿。如此，庶责有所归而奸宄稍缉，可无鞭长不及之忧矣。”“其穿窬之盗，必须严行保甲，设立栅门，十家点灯，轮值看守，责在地方。”为有效打击休宁境内的“穿窬之盗”“窝人惯盗”“打降拐带之徒”，廖腾煃重视发挥保甲组织“轮值看守”“稽察巡逻”、举报查拿等管控地方治安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廖腾煃的保甲实践继承了明中叶以降保甲、乡约二者结合的做法，约保“共相核举”，在社会教化与弭盗安民方面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朝尤严保甲之令，康熙九年颁《圣谕十六条》，令天下各府州县于朔望日，官绅同诣明伦堂，以生员二名宣布条款。近奉圣朝屡颁箴言，民风渐古，将溪廖令（按，即廖腾煃）复实心举行，劝善化暴，奸宄潜踪。”“今严行保甲之法，与乡约正、副共相核举，正合今十六条规式。鼎革之初，所以弭盗而安民；承平之后，所以安民而弭盗。”在婺源境内，明隆庆年间，知县吴琯重视发挥保甲组织管控地方治安的作用，并在具体实践中将保甲与乡约协同推行：“设保甲，置乡约，遍访善恶，得其实，躬巡村落中，弗率者系于约所，同众面诘，置之法，不少贷，四境肃然。”在祁门境内，清咸丰年间，为了抵御太平军，知县唐治“劝助军饷，编查保甲”。重视发挥保甲组织在抵御农民起义军、捍卫地方治安方面的作用。在黟县境内，明万历年间，知县甘士价“严保甲以束民心”。清顺治年间，知县江既入“讲乡约、稽保甲之自备薪水，一洗从前陋习。”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知县孙维龙奉抚藩二宪檄，躬履四乡清查保甲。”晚明至清初，黟县上述三任知县都十分重视发挥保甲组织管控地方治安的作用。在绩溪境内，明万历年间，知县陈嘉策利用保甲组织打击日益猖獗的盗窃犯罪行为：“迩以歙人典质射利，赃有所投，盗窃辄发。知县陈嘉策肃禁令，严捕缉，殄灭黔，配不贷，遂屏迹焉。”清顺治十年（1653），“知县朱国杰编立门牌，佥点保正、甲长，严饬举行。”雍正年间，“知县李世敦、王锡蕃奉例令各甲设立烟户牌，夜则悬灯击柝，更换巡警，要道增立栅栏，严行启闭，至今（指乾隆年间）仍之。”清初，绩溪上述四任知县皆重视推行保甲，发挥保甲管控地方治安的功能。乡约是宋代以降居住在城乡一定范围内的人群，出于社会教化、维护治安、御敌卫乡、应付差役、保护山林等共同目的，依据地缘或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民间组织。明清时期徽州境内乡约的兴盛，与当时民风习俗颓败、治安恶化等社会形势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乡约组织与地方宗族组织有机结合，对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所知，明清时期徽州境内乡约的推行较早可追溯至明成化年间：“予昔游庠，今都宪欧阳公宰邑，举乡约保伍法，辟乡之有贤行、为众服者为之长，金某府节推公之子亿公在辟中，先子承德君亦与焉。”“先君姓汪，讳凤英，字大祥，世居鹏源，……提学副使安福欧阳公昔宰休宁，举乡约保甲之法，闻其贤，辟为约长。”此处“欧阳公”，即成化年间出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在知县任上，欧阳旦重视推行乡约，并征召休宁西山金氏、鹏源汪氏宗族中贤能有德、众望所归之人担任乡约组织的首领——约长。所谓“举乡约保伍法”“举乡约保甲之法”即表明欧阳旦在休宁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已有将乡约与保甲二者结合推行的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乡约与保甲二者结合推行的做法在明中叶至清前期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许多地方较为流行，其个中原因，大抵如明人吕坤所言“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编”,概言之是从运作的便利、效率或成本等方面来考虑的。在欧阳旦推行乡约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徽州境内的乡约实践活动一度处于沉寂状态。时至嘉靖五年（1526），方有所变化。是年，应天巡抚陈凤梧行文南直隶各地，倡行乡约，徽州境内祁门、绩溪等县响应，并颁布告示予以推行。此后，徽州境内乡约实践活动逐渐兴起：嘉靖二十三年（1544），歙县乡绅郑佐创建“岩镇乡约”；嘉靖二十六年（1547），祁门县三四都侯潭、桃墅、灵山口、楚溪、柯里（岭）等村民众成立护林乡约；嘉靖二十八年（1549），歙县知县邹大绩颁布告示推行乡约；嘉靖三十四年（1555），歙县境内成立“岩镇备倭乡约”。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徽州乡约在时任知府何东序的大力倡导下，进入了一个蓬勃推行的阶段。何东序“力行乡约，为条教以训民，风俗为之一振”。在推行乡约的过程中，何东序重视“立乡约导之使入于善，编保甲闲之使不为恶”,将乡约劝善功能与保甲惩恶功能有机结合。史载：“嘉靖间，奉知府何东序议行保甲，以备防守。令民每十甲作为一约，于内公选殷实公正、平日为乡党所推服者二人为约正、副，率领众人。每约置有柄大牌，阴书百家姓名，送县标押。仍照牌填写一张，送官类总备查。每十家置锣二面、铳二把。闲暇操演，一遇警报，约正、副持牌号召，鸣锣大呼，并力追捕。其约正、副量给冠带衣巾并印信帖文，少假事权，以示宠异。”在何东序的设计中，乡约与保甲两类组织有机结合、深度融合，二者相辅相成又互相渗透、乡约“兼具保甲的功能”,乡约组织首领约正、副获得官府颁给的“冠带衣巾并印信帖文”，成为保甲组织的实际首领，他们拥有官府认可的“率领众人”、追捕盗贼等实际“事权”。在何东序之后，明清时期徽州许多地方官，如徽州知府唐良懿，休宁知县王谣、曾乾亨、祝世禄、李乔岱、施天德、欧阳铉、廖腾煃，婺源知县吴琯，黟县知县屈承福等，皆曾在各自主政时推行过乡约。明清时期，徽州境内乡约组织的设立宗旨不尽相同，其中，一部分以管控地方社会治安为宗旨的乡约组织在维护地方治安、重整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歙县境内，为未雨绸缪应对“奸党”“强梁”之徒可能引发的社会治安恶化危机，加强乡族社会治安管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岩镇乡绅郑佐创设了“岩镇乡约”。郑佐《岩镇乡约叙》云：“维我岩镇，居当冲要，道远郡城。官府之法，尝三令而五申；里社之条，亦并行而兼举。夫何今者，天时亢旱，人心忧危，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众于孤村；倚恃强梁，辄紾臂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宜预为桑土之谋，庶可免剥肤之患。是以众谋佥同，群策毕举。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毋小勇而大怯，毋有初而鲜终，毋生事而败盟，毋见利而忘义。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庶患难相恤之义复敦而仁厚相成之俗益振。所有议约，悉为条开。”此处，岩镇乡约组织的运作，是在“一镇十八管”框架下有序推行的，即将岩镇全镇视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之下划分为18个“管”。这里的“管”，应接近于“镇”之下的一级行政管理单位，类似于北宋初推行的乡村管理体制——“乡管制”中的“管”。从“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的表述看，在乡约推行过程中，对18个“管”即小社区的人数未作机械式限定，基层社区的乡约运作以追求因地制宜、同心同德、富有成效为目标。上述记载表明，岩镇乡约的设置与运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荒岁御寇”,即在天灾人祸引发剧烈社会动荡、社会治安无法保障之际，应对和打击“奸党”“强暴”之徒，使“强暴知所警而潜消”，进而恢复到此前“患难相恤之义”醇厚、“仁厚相成之俗”兴起的理想社会状态。在“岩镇乡约”创设11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一股倭寇窜入歙县南乡。为抵御倭寇入侵、维护地方治安，岩镇乡绅“爰集里众，重订新盟”，制定了“岩镇备倭乡约”。方元桢《题岩镇备倭乡约》云：“《书》贵有备，《易》示豫防。待暴客必在重门，戒不虞尤须除器。惟我岩镇，远郡城虽二舍余；顾此居民，视他村奚啻万灶？即今倭寇，势甚陆梁。零落孤踪，辄奔溃而四出；偷生余孽，益草窃而蔓延。况入我久有先声，顾御渠容无善策。爰集里众，重订新盟。规约模仿甲辰荒岁御寇之条，事款益损大参双溪郑公之旧。固严闸栅，庶缓急守卫有基；推举骁勇，俾临事当关足恃。用告十八管首领，相率上下街吾人。请合志而同心，各效谋而宣力。庶几人和愈于地利，奚啻五里之城；所谓讲武正以销兵，大倡万夫之敌。因而潜消腹中奸宄，抑且深助官府科条。有益良多，为利甚大。欲保家室，勿谓此举为迂；斯乐升平，尚亦施由兹始。”该“备倭乡约”以“缓急守卫有基”“临事当关足恃”“保家室”为目标，其设置与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复制了此前郑佐设立的以“御寇”为宗旨的“岩镇乡约”的一套做法，不仅继续沿用了郑佐设计的“一镇十八管”运作框架，即便是乡约的具体“规约”“事款”，也多“模仿”“损益”嘉靖二十三年“荒岁御寇之条”及“大参双溪郑公之旧”。在休宁境内，明隆庆万历年间，王谣、曾乾亨、祝世禄、李乔岱等数任知县致力于推行乡约，在加强地方治安管控方面，李乔岱则将乡约、保甲两类组织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隆庆元年（1567），上俞言官之请，诏郡邑各立乡约。惟时当事者奉新旨，率众讲演圣祖孝顺父母六谕，于建初寺一再行之，未几懈涣。至万历己卯（万历七年，1579），吉水曾（按，即曾乾亨）调令我邑，始申饬举行，隅都立约所者寝盛。己丑（万历十七年，1589），德兴祝（按，即祝世禄）嗣之，每月朔宣谕后，特书善、恶二簿，以昭劝戒。顾法久渐玩，民习为文，故今令李（按，即李乔岱）加惠民氓，力为振饬。以休居万山中，民性健悍，且西南接江浙境，无赖子出没靡常，盗贼多有，遂议劝谕扞卫法，合乡约、保甲并行之。设立合一条规，首申以六谕，附以律章，约以十三条，终以劝罚，纲目明备。刊布全书，风示境内，远近民踊跃趋之，迄今遵行弗替。”此处所谓“合乡约、保甲并行之”“设立合一条规”，反映了万历年间休宁境内乡约、保甲两类组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协同推行、有机整合的情形。及至明末，该县乡族社区内乡约与宗族、里甲、保甲相结合、协同运作的情况仍很盛行：“明季，乡绅举行于本都，里人相联为约，朔望轮一族主读六谕暨罗近溪先生六解，余族聚其厅事而共听之。行之既久，里有不驯不法者，闻入约则逡巡不能前，急向其家父母、族长者服罪改行而后敢入。众口微举之，则羞涩赧于面，以为大耻。其感发人心而兴起教化已如此。每约共推高年德望、众所推服者一人为约正，选才猷练达者一人为约副，务期同心协力。城内以排门编次，各乡照里甲编次，坐里甲长有盗即举，不举而盗发，或甲内人有盗，及外盗藏甲内者，甲长与之同罪。一值有警，只照保甲挨察，其家某人夜出，于某处干某事、某家夜宿，某外人从某处来、干某事，讯问明确。如或隐蔽，事发，十家同罪。如此则约正、副得以内缉奸细，外修侦伺，虽有不测宄憝，无间可入。”此处，由乡绅主导举行、地方宗族轮值运作、乡约与宗族紧密结合的“宗族乡约化”,在乡族治理方面发挥了“感发人心而兴起教化”的积极作用。所谓“各乡照里甲编次，坐里甲长有盗即举”，则反映了广大乡村中乡约与里甲、保甲与里甲的某种结合。上述记载还表明，在约保紧密结合、一体化协同推行之下，乡约组织首领“约正、副得以内缉奸细，外修侦伺”，实际扮演着保甲组织首领保甲长的角色，借助于狠手段和硬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乡约实践的效果，客观上也为加强地方社会治安管控以及城乡社会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诚如前述，到了清初康熙年间，这种约、保相互结合的方式被时任休宁知县廖腾煃所继承。在婺源境内，明隆庆年间，知县吴琯“置乡约”，取得“四境肃然”的治理成效。明代，婺源大畈人汪赞，曾任沂州学正，“解组归来，为乡约长者十八年，里中有悍逆者，见之莫不色沮。”清代，婺源清华人胡仕斯，“朴诚正直，雅重于乡，因推约正，劝善惩恶，咸服教诫。”在官绅士民共同努力下，明清婺源县域内的乡约组织在乡族教化和治安管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团练是一种以保甲为基础，以守望相助、武装自保为目的的地方武装和自卫组织。管控地方治安、维护地方秩序是团练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明清徽州而言，境内团练组织出现较早，明初，黟县岩下人汪宗亨被官府委任为团练组织的首领，组织平息盗贼，捍御地方治安：“鼎革初，崔苻窃发，府道委以团长之任，宗亨捐赀助饷，尽力捍御，地方安堵，皆其力也。”明崇祯年间，为应对日益迫近的农民起义的威胁，歙县知县傅岩倡行“练乡勇”,提倡组织乡兵“就便团聚操练”,并颁布了“团练乡勇”告示。该告示云：“第伏莽之奸，伺隙叵测，固圉之备，岂容缓图？为今日计，惟乡自为守，人自为力，舍练乡勇，无他策矣。……除置簿遍告乡绅，听自令丁壮预备外，合再遍示在城在乡各保内精壮人丁，自相劝勉，推举大村镇一二百人，小村镇数十人，或附近联络共百余人，多寡各听其便，十人中举一人为什长，百人立一人为团长，长百夫即武科举庠士、异途有识略者皆可自任。或极大镇有数百，则立一乡总，或借重本乡缙绅，自允约束者听之，巡司信地则责之巡司。各令自认器械，农隙之日，随便习学武艺，团聚操练。有事传呼共应，人人皆兵；无事则有备安居，家家乐业。”为了未雨绸缪加强地方治安管控、捍卫家园，该告示劝导歙县城乡社会致力于“团练乡勇”“团聚操练”。崇祯八年（1635），休宁乡绅金声通过“团练义勇”以管控地方治安、捍卫地方秩序：“时多盗，金太史声用友助法团练义勇捍御。”清初三藩之乱时，婺源庆源邑庠生詹日焕担任团练组织的练长，团练民众，抵御叛军：“康熙甲寅，团练御贼，焕为练长，有功受奖。”徽州境内团练组织的大规模勃兴是在清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这一时期，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地方宗族和绅商在组织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城乡设局”“绅士统领”“设防预警”“相互协助”“经费自筹”等办团特点。徽州团练在守卫乡闾的过程中积极协助官军，有时甚至独当一面，钳制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徽州团练始办于咸丰三年（1853）：“时洪秀全都南京，号太平天国，称天王。沿江郡县俱陷，文宗诏各直省办理团练，徽州知府达秀乃设守险、守望两局于郡城，旋改义练局，以绅士董之。练勇多花会党徒，费无所出，则取诸花会，不足则协取于富人。”当时，徽州团练组织在官府推动下多由地方士绅创办、统领，在早期阶段，团练练勇有许多来自于民间组织花会的成员，其运作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取自于花会，当经费不足时则榨取地方富人的财富，而在当时，徽州地方富人的主体则是徽商。团练组织由地方士绅主导、借重于花会以及榨取徽商等富人财富的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造成了冲击。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与徽州团练的战斗十分激烈，徽州团练在捍卫地方、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如，在婺源境内，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十一日，十都溪头职监程垲等率仁安分局团勇三百余人，并附近十余村，约会休之岭南、三溪等村，共数千人，期以卯刻冲入五城贼垒。贼不及防，杀贼多人，夺获旗帜、抬枪、马匹不计，贼尽奔窜，放出被掳男妇千余人。追至古林，与贼战于桥下，乡勇共死二十余人。溪头程增镛、程友中抬枪死。二十七（日），伪侍王李世贤率大股贼党，由休宁图窜江西，北乡窜清华等处，东乡窜晓起等处，遍地贼踪。前后分犯，约十八股，城陷。二月，东乡团练御贼于晓秋岭，铸印局大使程金芳及其子永燮与宗族二十余人死之。……是年，城中改设保卫局，四乡各设总局，以民团不知纪律，每三十家共养一练勇，改团为练，勇归总局招练，饷归各村筹款。”上述记载表明，在婺源县境内，从组织架构看，团练有总局、分局之分；从创办主体看，有官团、民团之别。地方团练组织的运作经费往往由各宗族村落家户分担，“每三十家共养一练勇”“饷归各村筹款”。因民团有时纪律较差，为了控制民团，官府往往因时制宜“改团为练”，对地方团练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进行变更。从乡绅程垲等统率团勇，整合婺源、休宁境内十多个村落数千人力，以抵御农民起义军的大规模行动看，徽州地方团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能顺应形势变迁，突破村际、乡际、县际之间的地域界限，在较大区域范围内调动、整合众多宗族村落的资源和力量，以实现联动协同。一份遗存下来的照会文书显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婺源知县方某曾主张“团练与保甲相辅而行”，即在团练组织运作过程中，将团练乡兵与编查保甲相结合：钦加同知衔赏戴花翎特授婺源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方，为照会事。照得团练、保甲事宜，迭奉督抚宪严札，钦奉上谕通饬举办之件，节经先后出示晓谕，并照会五乡绅董，各在案。兹据五乡绅董来城集议定妥，准于城乡设立五乡公所，一局为团练保甲总局，又择四乡适中冲要之地，东乡上东一局，设中平，下东一局，设词坑口；西乡上西一局，设镇头，下西一局，设彰睦；南乡外南一局，设太白司，内南一局，设中云；北乡上北一局，设花桥，中北一局，设清华，下北一局，设思口，各等处。统计五乡十局，名曰练局。雇丁操练，均归公举正绅管带。所有旗帜、号衣、器械等件，由城乡公所制就，颁发各局应用。至练局之外，又每乡设数团局，团而不练，仿十家牌法编成牌甲，十家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经董，公举团总、团长经理，由县颁发循环簿扇，交各练局，分送各团局董事，饬令各都图经董按户填载男妇丁口、籍贯、年岁、执业等项，呈县备查。务令认真举办，庶有团以清内奸，有练以扞外侮，则团练与保甲相辅而行，实于地方大有裨益，想贵绅董无不乐与有成也。除出示晓谕外，合行照会。为此，照会贵绅董，希即查照邀集各都图董事至各练局，和衷商议，分设团局，务期实事求是，不分畛域，不持成见，以仰副督抚宪绥靖地方之意。望切望切。须至照会者。由上可见，晚清光绪年间，婺源县地方团练组织架构包含有城乡公所、团练保甲总局、各乡分局（练局）、团局等不同的结构层次，而不同层次的“局”则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职能、任务。在知县方某的设计中，既有“雇丁操练，均归公举正绅管带”、致力于“练以扞外侮”的练局，又有“团而不练”、致力于“团以清内奸”的团局。此处团局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基本上是保甲制的翻版，发挥着类似保甲组织的职能。然而，与传统保甲制刻意防范戒备、排斥士绅不同，在地方团练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徽州境内的绅董等有身份地位之人则完全居于这一地方社会治理舞台的中央，成为团练组织的重点依靠对象乃至实际主事人。到了清末，在祁门境内，仍有团练武装为捍卫地方而与入境“赣匪”相互厮杀：“光绪三十二年，赣匪窜入祁境，亦藉乡团抵御，指日荡平，此皆已成之效果也。”由“指日荡平”可见，地方乡团抵御外来侵犯势力、捍卫家园的战斗力依旧不容小觑。在休宁境内，由于“安庆人”“江西人”等外来人口“喧宾夺主，积重难移”，对地方治安和传统秩序构成威胁，地方士绅王世勋提出设立“乡团”以应对的方案：“经商远出者，白岳渐江直视同传舍。田土荒芜，既让安庆人以入垦矣；工匠缺乏，又召江西人以伐木烧炭矣。喧宾夺主，积重难移，欲求挽救之方，宜立乡团、树自治机关为要。”在黟县境内，则有附生朱崧毓鉴于当地“山深林密，土客杂居，守汛官兵仅十余人，警勇又属无多，地方如此空虚，盗匪乘隙思逞”的治安隐患，向徽州知府刘汝骥提出举办团练的设想，获得刘汝骥批示支持：“近奉抚宪严饬举办团防，实足以辅官力之不逮，消匪患于未萌。该生（指附生朱崧毓）读书明理，当知此举为乡居必要之事，推而广之，适遇有事之秋，执干戈以卫社稷，胥于是乎在。……著即持批会同各都董妥筹议办，是所厚望，切切。此批。”时至鼎革之后的民国初年，此前徽州境内创办团练以维持城乡社会治安与秩序的做法仍然在延续，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年，民国成立，徽人合歙、休宁、婺源、黟、祁门、绩溪六县自办六邑民团，以歙人鲍振炳为团长，婺源人汪孔璋训练之，维持秩序，城乡晏然。”“近代治安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建立巡警来作为制度表达。”“巡警有保卫地方、监察人民之责”,是清末徽州地方“要政”之一，属于“地方官应办之事”。与全国警政建设的总趋势大致同步，清末徽州府域各县巡警组织——巡警局大体设置于光绪宣统年间：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祁门设立巡警局，职员3人，巡警10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歙县设立巡警局，职员5人，巡警18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婺源县设立巡警局，职员4人，巡警22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黟县设立巡警局，职员1人，巡警8人；宣统元年（1909）七月，休宁县设立巡警局，职员4人，巡警70人；宣统元年（1909）九月，绩溪县设立巡警局，职员3人，巡警30人。警务为“新政大题目”。光绪宣统年间徽州境内设立的巡警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推行的近代警察制度的一部分，大多是由原先保甲组织之类的保甲局演变而来的社会治安管控机构。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指出：“查该镇（按，即屯溪镇）巡警局，本即旧日之保甲局。向章局勇二十名、局弁一名，由徽州营主政派委，由府县加札饬办。其经费则铺户捐、茶叶捐各任其半。自三十一年奉饬筹办巡警，费无从出，该前县龄令遂与绅商议定，即以保甲改名为巡警局，其章程一切照旧，毫无变更，此该巡警局之性质也。”作为社会治安管控机构，由先前的保甲局脱胎而来的休宁县屯溪巡警局，虽然注入了一些近代因素，名称翻新，但“其章程一切照旧，毫无变更”，实际上仍是一种新旧混合体，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对施行已久的保甲等旧体制的因袭。“知府所谓一镇小小公益者，以此屯溪土客杂居，又多富豪巨室，商民狃于积习，押运茶洋等事，皆争先拨勇当差，小不如意，则立起冲突，不认警捐。经收之绅董孰肯起而发难？局委对于各巨商，盖无不奉令惟谨，否则亦有不能一朝居之势。知府所谓非有气骨者所能办者，以此趁此时机力求整顿，非恳请宪委干练警员督率办理，断不足以挽积习而收实效。经费一项，应仍照旧章抽收，倘再有以改归官办、商不出赀要挟图抵者，无论何等商号，纳费多寡，概由县委派差追缴，以求进步而杜阻挠。”由于警捐筹措直接涉及商人利益，官、商博弈过程复杂激烈，导致最终筹得的经费有限，上述这种现实困境，使得屯溪巡警局的实际运作受到诸多限制，客观上也使得清末商业重镇屯溪的治安管控成效大打折扣。与屯溪巡警局相似，徽州府城巡警局的运作也遇到了经费短缺等难题。徽州府治所在地“郡城”即府城位于歙县，休、婺、祁、黟、绩等五县一度联衔，以“郡城地方归歙县管辖，巡警应归歙县承办”为由，要求免缴警费，在遭到知府刘汝骥“正言批饬”后，则虚与委蛇，长期拖欠警费。为了加强府城地方社会治安管控，刘汝骥在给上司禀文中就改善府城巡警局的运作及经费筹措等事项陈述了自己的方案：郡城之有巡警也，自黄守曾源始也。徽州风气，其稍识之无者，皆以当兵为耻，其始降格以求者，势也。其不能长此终古者，后来者之责也。知府查阅警兵合格者十无三四，即督同印委改良警章，于查户、清道、巡夜事宜最为注意。现已按段添设路灯，督饬警员警兵彻夜梭巡。惟警费尚未筹定，刻已有悬釜待炊之象，迁就之处尚多。查郡城警费向由六县烟灯捐分筹接济，灯捐既停，此款遂成画饼。知府到任后，即据休、婺、祁、黟、绩等县联衔邀免，惟查阅禀词有自顾不暇等语，知府不得不正言批饬。现据禀复，筹办者仅黟、祁二县，其余尚一味延宕；且休宁拖欠烟灯捐款至一千零四十余千之多，屡催不应，尤属疲玩。一郡之事自当一郡公任之，若相率效尤，只有不办一事而后已。此事仍乞宪台主持于上。或油滑之牧令，不致以个人之私见破坏已成之要政。作为地方社会治安管控机构，清末，徽州府城巡警局因“警兵合格者十无三四”而不得不改革旧有章程，而将其主要职能聚焦于“查户、清道、巡夜”三项事宜。当时，府城巡警局的运作经费主要来自“六县烟灯捐分筹接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上述警费时常因各地“一味延宕”“拖欠烟灯捐款”而出现巨额缺口，引起时任徽州知府刘汝骥的不断批饬督催，但“屡催不应”、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同时，“郡城方面寥廓，而巡警现额只有二十人。此二十人者，昼夜梭巡，已时虑捉襟见肘。”经费短缺加上警力薄弱，这种人财两缺的窘境对徽州府城地方巡警的社会治安管控能力及成效形成了严重制约。社会治安管控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和区域社会治理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就徽州而言，社会治安管控有效与社会治理井然有序是明清数百年间这一区域内商业得以长期兴盛不衰、文化得以长期发达繁荣、社会得以长期和谐稳定的重要成因之一。上述研究揭示：明清时期，因应地方治安形势变化和基层社会治理之需，封建国家和地方社会在徽州境内设置了巡检司、卫所、绿营、保甲、乡约、团练、巡警局等一系列具有社会治安管控职能的组织或机构。这些组织或机构在管控地方社会治安、实现地方有序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实际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成本或效率等方面的现实考量，上述组织或机构之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相互联结、助力、协同以及资源借用与整合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