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君：嘉靖《齐云山志》纂者、刊刻时间及相关问题考述
学术
2024-09-22 09:44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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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随着齐云山道教地位的不断抬升，其山志编修亦随之展开。今珍藏于南京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院之嘉靖《齐云山志》当为现存最早之《齐云山志》。然而，学界对嘉靖《齐云山志》的纂修者、椠刻时间向来聚讼不已，与之相应，在明代《齐云山志》的编修情况、版本等问题上亦存在着诸多争论。通过与谱牒、方志、石刻等资料比勘可知，嘉靖《齐云山志》是徽州府生员王寅应齐云山提点汪曦和、道纪汪尚相、道会陈銮相之请，并于嘉靖三十四年下半年奉该府知府朱有孚之命编修，同年主体内容完成，大概于嘉靖四十年由歙人子和刊刻行世。而同是嘉靖年间，休宁县县丞方万有亦曾纂修《齐云山志》,只是该志未付诸剞劂，且其编修时间、纂者、著录内容等均与王寅《齐云山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实为同名异本。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唐宋以来徽州宗族、乡村聚落、宗教信仰的历史地理形成及其演变研究”(22JJD770003)；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齐云山宗教历史文化资源研究”(2022CXSS7)阶段性成果。![]()
齐云山，旧称白岳，素有“雄胜甲江南”之誉，是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明代，齐云山道教臻至繁盛，该山亦曾数度编修山志。其中以“齐云山志”命名且流传至今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齐云山志》善本有3种，分别是：一、“齐云山志七卷，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藏于天一阁博物院；二、“齐云山志六卷，明刻本”,南京图书馆藏；三、“齐云山志五卷，明鲁点撰，明万历刻本”,分存于国内一些大型图书馆。笔者将南京图书馆与天一阁藏明代《齐云山志》进行比对，发现两书为同一种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本(馆藏编号：GJ/KB1959)缺卷7及后序，是残本。而天一阁藏本(善本书号：善2000)近乎足本，尤为可贵。概言之，《齐云山志》流传至今，仅存两部，其一为南京图书馆、天一阁馆藏《齐云山志》,其二为鲁点于万历年间编修的《齐云山志》,存世量均不多。与万历《齐云山志》因被收录至《四库全书》存目而广为人知不同，存世本罕见、至今尚无影印本出版的南京图书馆及天一阁馆藏明代《齐云山志》则声名不显,故历来缺乏研究。且因书中未著纂修者及刊印时间，致使古今著作对其纂修过程、付印时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目前所见，有关这部山志的编撰者和成书时间主要有5种说法：其一，明方汉撰，汪曦和、汪尚相重修，其二，佚名，嘉靖二十五年(1546)后刊本;其三，□寅撰，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刻本;其四，嘉靖三十八年(1559),由休宁知县方万有发起，进士黄云龙、博士吴子玉以及吏部詹景凤编纂;其五，此书的编撰开始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是奉徽州知府朱有孚之命而修，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于柱史莫如士的推动，加速编成。当时编志任务交由休宁县县丞方万有，参与编修者还有本地经生如许国、黄云龙、吴子玉、詹景凤等人，嘉靖三十八年刊印。尽管前贤之见未能统一，但多认为该书应刊于嘉靖年间。只不过，这些观点要么于史无征，要么有悖史实，尚可商榷。对南京图书馆、天一阁藏明代《齐云山志》(因书中未署纂者名氏，下文专称“嘉靖《齐云山志》”,以与其它《齐云山志》相区别)的作者、刊行时间等问题予以探讨，关涉学界对明代《齐云山志》编修情况、版本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论断。综观学人所述明代《齐云山志》编修、版本的观点，以《明代〈齐云山志〉版本考》一文所言较为可信：“《齐云山志》在明代曾编修三次”,分别是“嘉靖十七年祁门人方汉撰写的《山志》”“嘉靖三十六年休宁县县丞方万有等人编撰的《齐云山志》”“万历二十七年，休宁县知县鲁点重新编撰《齐云山志》”。笔者基本认同这一说法，但其提到的齐云山第二次编修山志的相关论点(亦是前文所涉第五种观点)不乏与史实相抵牾的地方。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考证嘉靖《齐云山志》纂修者以及刊竣时间等相关问题，以期明晰明代《齐云山志》编修的历史脉络，并求教于方家。![]()
一、嘉靖《齐云山志》的基本情况与流踪
嘉靖《齐云山志》共7卷2册，四眼线装，左右双边，每半叶9行，行19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白鱼尾，版心上方无刻字，鱼尾下方刻有卷次“齐云山志卷×”,卷次下方刻页码，卷3《建置》第一页版心下方印有“歙人子和刻”。南京图书馆藏本首页上方有朱文篆体长方印“四库坿存”,而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本内无此印。嘉靖《齐云山志》下辖卷数、目录与各条目页数如下：1.卷首：序例(2),齐云山图(7),敕命(3),碑文(10);2.目录(2);3.卷一：肇运(3);4.卷二：山水(10);5.卷三：建置(6);6.卷四：道侣(2);7.卷五：高道、高僧附录(2);8.卷六：祀典(29);9.卷七上：纪咏(42)。1.卷七下：诗(56);2.《齐云山志》后序(2)。从嘉靖《齐云山志》的流传来看，其著录于清代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丁立中的《八千卷楼书目》、薛福成的《天一阁见存书目》、范邦甸的《天一阁书目》。需要指出的是，《善本书室藏书志》《八千卷楼书目》为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目录，《天一阁见存书目》《天一阁书目》则是宁波天一阁的藏书目录。此为嘉靖《齐云山志》曾被八千卷楼、天一阁所藏的显证。嘉靖《齐云山志》未出现在《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目录中，亦未被收录至《四库全书》。那么，南京图书馆所藏嘉靖《齐云山志》首页钤有“四库坿存”又作何解释?该书与《四库全书》有何关联?《八千卷楼书目》载：“《齐云山志》六卷”,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八千卷楼售予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是为现今所见南京图书馆藏本。从此推断，南京图书馆所藏嘉靖《齐云山志》在清末就已经缺卷7及后序，仅存6卷1册。“四库坿存”印章是清末八千卷楼的藏书印之一，由胡镢所刻。按：“坿”同“附”;胡镢(1840—1910),浙江桐乡人，字菊邻(又作匊邻),一号老匊，又号晚翠亭长，善书画、篆刻。八千卷楼选用此章作为藏书印，与其藏书的分类方式相关。据悉，八千卷楼曾参与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修复工作。清末，“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佚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丁申、丁丙将购来的藏书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类：“其编目之例，顶格者为文渊阁著录，低一格者为四库附存，低二格者为四库未收。”此中所言“文渊阁著录”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加之，丁丙之子丁立中在《嘉惠堂藏书目序》中明确指出：“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总的来看，“文渊阁著录”与“四库附存”所指并不相同，嘉靖《齐云山志》与《四库全书》亦并无关联。上述所陈恰好说明了嘉靖《齐云山志》的认可度不高、知名度不显、流传范围有限。这也是嘉靖《齐云山志》保存至今亦未能引起相应关注的原因之一。![]()
成书于清末的《天一阁见存书目》对天一阁所藏《齐云山志》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齐云山志》七卷全。明方汉撰，汪曦和、汪尚相重修。”按：方汉，徽州府祁门人；汪曦和、汪尚相均为齐云山道官。不过，据学人考证，方汉“应齐云山道士方琼真之请，曾编撰了一部《山志》,其撰作时间大概在嘉靖十七年(1538)……大概到清初尚有流传，不过现今已不见其踪影，憾成佚志”。由此可知《天一阁见存书目》所记《齐云山志》的撰者信息是有误的，则可排除嘉靖《齐云山志》由“方汉撰”的说法。那么，嘉靖《齐云山志》的编修是否与学人提到的□寅、朱有孚、汪曦和、汪尚相有关?其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又是何时?嘉靖《齐云山志》无前序，书末仅有《〈齐云山志〉后序》一篇。后序中提及：“有孚系守土之臣，从宪臣后展采于坛，恭祝天子万寿齐祓，敬共整如也。继而检旧志，多所未备……乃命提点汪曦和、都纪汪尚相辈重修之。”由此获知以下3个信息：一、撰者在序中自称“有孚”且自言为“守土之臣”,嘉靖《徽州府志》中只有一条记载与之相合，即“朱有孚，浙江海宁人，由进士监察御史，嘉靖三十二年任”,以此判定《〈齐云山志〉后序》的撰者、嘉靖《齐云山志》的倡修者为时任徽州知府的朱有孚；二、后序述及朱有孚“从宪臣后展采于坛，恭祝天子万寿齐祓”,结合嘉靖《齐云山志》所记，嘉靖三十四年，道录司左演法“李用濂钦奉皇帝圣旨：兹今八月初十日朕初度之辰，命官捧赍香帛，诣齐云山坛殿。取初九日为始，至十一日圆满，修建金箓祈天永命集庆安邦斋醮一坛三昼夜一千二百分位”,进而推断出朱有孚于八月十一日之后倡修山志；三、朱有孚因旧志不完备，而命齐云山道官汪曦和、汪尚相在旧志的基础上重修山志。此中所言旧志或为嘉靖十七年方汉所修山志。尽管朱有孚明言其命齐云山道官编修山志，但嘉靖《齐云山志》目录后的识语却与之相悖，直言：“齐云未有古志，迩来已两修志矣。岁乙卯，郡侯朱公命寅复修之。且提点汪曦和、道纪汪尚相、道会陈銮相请之于予久矣，于是略为撰次之。”按：此处提到的“迩来已两修志矣”应是方汉所撰《齐云山志》以及“南京国子监江山仁伯校辑、白岳山人朱素和重梓”的《云岩史》。结合前文所述朱有孚在徽州的任期，对相关年份进行排除，可推知这则史料所涉乙卯年即嘉靖三十四年。以此获悉，“寅”应齐云山道官之请，并于嘉靖三十四年被徽州知府朱有孚委任编修齐云山志。所以，该书的实际纂修者应是“寅”,而非齐云山道官汪曦和、汪尚相等人。“寅”为何人?徽州知府朱有孚在《〈齐云山志〉后序》称赞：“王生寅志，已区列粲然矣。”这条史料传递了两条信息：一、承担编修任务的是王寅；二、朱有孚撰写后序时，王寅的修志工作已经完成。王寅，字仲房，号十岳山人，歙县人，“通阴符、遁甲、二氏之学……入胡宗宪幕”。按：胡宗宪，字汝贞，号默林，徽州绩溪人，官至兵部尚书。王寅与齐云山缘分匪浅，其常登览齐云山并与徽州名流结白岳社于山中，其《王十岳诗集》中收录了一些与齐云山相关的作品，如《游白岳金提点进表初回》《结社白岳雪中送惠光上人先还福田寺》等。有鉴于此，与官员相交甚密且对齐云山熟识的王寅承修齐云山志，可谓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之，朱有孚在《〈齐云山志〉后序》中提及“我皇上临御天下三十四年”,即证其文撰于嘉靖三十四年。据此推断，嘉靖《齐云山志》的主体内容应完成于嘉靖三十四年。综上，可认为《天一阁见存书目》所载嘉靖《齐云山志》撰者、重修者信息均为舛错。嘉靖《齐云山志》对皇室奉玄、斋醮着墨甚浓，记载了嘉靖十一年(1532)以来，明世宗5次遣臣致祭齐云山玄帝修斋设醮之事，这可能与王寅的个人喜好、学识修养有关。书中所录最后一次斋醮为“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钦奉圣谕：昨修玄帝齐云山之宫工完，命公延德，行安神礼贲醮意。着朱宗相奉行斋事，有司供应”。如此一来，嘉靖三十七年刻印的说法便可排除。综览全书可发现，书中内容在嘉靖三十八年后有些许增补及更新。卷7下《诗》收录了通判俞仲岳所作的诗歌，诗后有注“嘉靖辛酉秋，仲岳偕友汪前冈，弟仲容、仲瓉、仲章，登齐云寓印峰追院，漫与记岁云”。嘉靖辛酉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同时，令人疑惑的是，该书卷7下《诗》对徽州籍官员胡宗宪的官职有两种提法：一、《赋石赋赠曦和汪炼师》诗后示，“胡宗宪，绩溪人，都宪”;二、《登齐云岩》诗后云“胡宗宪，兵部尚书、太子太保”。15都宪即为都御史。《国朝列卿纪》载，胡宗宪于嘉靖“三十六年，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加太保，兵部尚书”。显然，嘉靖《齐云山志》对嘉靖三十九年(1560)胡宗宪的任职情况进行了更新。嘉靖《齐云山志》收录了嘉靖四十年秋俞仲岳所作的诗歌，却未记载同年八月朱宗相奉旨修建祈天永命大醮、该年九月甲辰胡宗宪履新少保，或因彼时该志已付诸剞劂。因此，嘉靖《齐云山志》的刊印时间很有可能是嘉靖四十年，既而推定“嘉靖三十八年刊印该志”的说法与史实不符。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厘清嘉靖《齐云山志》纂修的史实：徽州府生员王寅应齐云山提点汪曦和、道纪汪尚相、道会陈銮相之请，并于嘉靖三十四年下半年奉朱有孚之命，编修山志。同年，该志的主体内容完成，其后有少量的增补，大概于嘉靖四十年秋，交付予歙人子和刊刻。![]()
三、嘉靖《齐云山志》与方万有《齐云山志》的关系考论前文对嘉靖《齐云山志》纂修者的考证中无涉第四、五种观点提到的休宁县县丞方万有，经生许国、黄云龙、吴子玉、詹景凤等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方万有等人确有编修过齐云山志，许国在为万历《齐云山志》作序时述及此志“于时柱史莫公如士持节，逮功竣，属休丞方君万有，及不佞国、黄进士云龙、吴博士子玉、詹吏部景凤志之”,是为力证。参修者吴子玉曾为方万有等人编修的山志作序，名曰《〈齐云山志〉序》,则表明此志名为“齐云山志”(下文简称“方万有《齐云山志》”)。从方万有《齐云山志》纂修人员的构成来看，其与嘉靖《齐云山志》的倡修者、纂者是不相干的。有鉴于此，笔者拟厘清方万有《齐云山志》的纂修时间、付梓、条目等情况，以期进一步明晰嘉靖《齐云山志》与方万有等人的关系。方万有作为编修山志的责任人，其在休宁的任期以及承修山志任务的时间，是考证方万有《齐云山志》纂修过程、成书时间的重要突破口。关于方万有到休宁县的就职时间有两说：其一，方万有到任时间为嘉靖三十六年。嘉靖《徽州府志》载，方万有“嘉靖三十六年谪任，升本府推官”。万历年间成书的《掖垣人鉴》记载与之相合。其二，康熙《徽州府志》卷4《休宁职官》曰：“方万有，嘉靖三十五年任。”康熙《休宁县志》亦承此说。所以可初步认定方万有就任休宁县丞的时间为嘉靖三十六年前后。笔者在方万有《齐云山志》的另一参修者吴子玉编纂的《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卷10《社会记》中找到了相关记载，或能进一步明确方万有到任的时间：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戊戌，县丞方名万有由给事谪至……三十七年……祝釐齐云山，代巡莫公命修齐云山志，邑丞方公万有，休宁生子玉、詹景凤，歙生许国、黄云龙。按：“代巡抚莫公”是为巡按监察御史莫如士，“广东人，由进士嘉靖三十五年任”。据此可知，方万有于三十六年二月谪至休宁，于嘉靖三十七年受命承修山志。嘉靖年间休宁人吴子玉作为此次山志编修的亲历者，其言显然比清代康熙《徽州府志》、康熙《休宁县志》更为可信。方万有到休宁任职后，曾游齐云山，留有三通摩崖题记，其所涉时间均为“嘉靖丁巳中秋”。嘉靖丁巳即嘉靖三十六年。以此推知，方万有于嘉靖三十六年二月谪任休宁县丞，至迟在该年中秋到任。故而，康熙《徽州府志》、康熙《休宁县志》所载方万有就职休宁县县丞的时间舛讹。概言之，方万有在嘉靖三十六年二月谪任休宁县丞，于嘉靖三十七年奉御史莫如士之命而承修山志，参与此次修志的人有生员吴子玉、许国、黄云龙、詹景凤。方万有《齐云山志》的编修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倡修山志的巡按御史莫如士是专差御史，其职责是“庀工程材”，他在完成指派任务之后须“回道复除”。莫如士督建的齐云山玄天太素宫、三清殿成于嘉靖三十七年，也就意味着其近期需返回各道或监察衙门述职。莫如士离任后，编修山志的重任便落在了方万有的肩上。然而，嘉靖三十八年，方万有因“升礼部主事”调离徽州。此时，余下的参修者吴子玉、许国等人皆无官职在身。官职调动导致倡修、参与编修山志人员的流动，给编修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至于方万有《齐云山志》的刊印情况，巡按监察御史汪先岸为万历《齐云山志》写序之时，曾表示：“顾道士应以旧志殊草草，而新志先年欲修，自许少傅公，迄今未成刻也。”此中提到的许少傅公正是方万有《齐云山志》的参修者许国。无独有偶，许国于万历年间亦感慨道，方万有《齐云山志》“草甫就而未及行”。此二人所言均表明方万有《齐云山志》在编修之后未能付印。尽管方万有《齐云山志》并未付诸剞劂，但其身影经常出现在志书、文集、谱牒等中。就目光所及，最早言及方万有编修《齐云山志》的志书是万历《齐云山志》。万历二十七年(1599),休宁县知县鲁点编修的《齐云山志》完竣，其在序中声称：“白岳云岩旧有志，草草不足以备胜览。惟我先师许文穆公序之，藏诸祠官，未付梓……成公未竟之意，不揣固陋，损益其旧志，谬为编辑。”按：“先师许文穆”即许国，因其“谥文穆”,故称。由此可知，万历《齐云山志》是在方万有《齐云山志》的基础上编修而成。另有万历《休宁县志》载，吴子玉“应聘修纂有白岳志、郡志”。结合前文所述吴子玉修志情况，可以认定万历《休宁县志》提到的“白岳志”是方万有《齐云山志》。尔后，此说法多见于方志，如乾隆《江南通志》卷167《人物志·文苑三》、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224《人物志·文苑》、康熙《徽州府志》卷13《人物志·文苑》、道光《徽州府志》卷11《人物志·文苑》、康熙《休宁县志》卷6《文苑》、道光《休宁县志》卷12《人物·文苑》,其言一如万历《休宁县志》所载“应聘修纂有白岳志、郡志”。不难发现，方万有《齐云山志》虽被方志提及，但均在叙述吴子玉的生平时一笔带过，而未被收录至方志的“书籍”或“书目”抑或“典籍”一类。要言之，方万有《齐云山志》没有刊刻存世的踪迹，与该书未印行的情况相一致。参修者吴子玉《休宁茗洲吴氏家记》以及《大鄣山人集》中自然能找到方万有《齐云山志》的身影。其中，《大嶂山人集》中收录了其为方万有《齐云山志》所作序文《〈齐云山志〉序》。序中提及方万有《齐云山志》的内容辑录范围：“首之以敕建上像也，次之以秩祀圣孚也，终之以纪咏盛藻也，诸山川、宫宇、异产、羽流，咸以类附，不失相先后之意。”吴子玉参与编修方万有《齐云山志》一事于明天启年间被收录至曹嗣轩编撰的《休宁名族志》中。不过，该书所陈与前人之说相异，称吴子玉修纂了两部与齐云山相关的志书，“应聘修纂，有《白岳志》……《齐云志》”。可是，通观方万有《齐云山志》、万历《齐云山志》以及《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大鄣山人集》等书，都只提到吴子玉参与修纂了方万有《齐云山志》一书，未见言及他参修了其他与齐云山相关的志书。因而，《休宁名族志》所言极有可能有误。根据上述考论，基本可以排除第四、五种观点，并明确嘉靖《齐云山志》与现今无存的方万有《齐云山志》不是同一部山志，其缘由大略有：其一，两书的倡修、承修、参修人员均不相同，且嘉靖《齐云山志》中没有提到参与编修方万有《齐云山志》的人员，而参修方万有《齐云山志》的吴子玉、许国等人的作品中也没有述及朱有孚、王寅等人，亦未见提及嘉靖《齐云山志》一书。其二，两部山志的编修时间并不相同。嘉靖《齐云山志》主体内容的编修完成于嘉靖三十四年，而方万有《齐云山志》则是在嘉靖三十七年才动议编修。其三，方万有《齐云山志》未能付梓，未见流传于世，此与刊印且传世的嘉靖《齐云山志》并不相符。其四，两部山志著录的内容并不一致，吴子玉所言方万有《齐云山志》中有“异产”一项，而嘉靖《齐云山志》中却无此项。同时，不难发现，学人将嘉靖王寅《齐云山志》与方万有《齐云山志》混为一谈的原因有二：一是嘉靖王寅《齐云山志》主体部分完成时间与印行时间相隔6年，且与方万有《齐云山志》编修时间有重合之处；二是方万有《齐云山志》未付诸剞劂，但其编修情况仍可见于方志、文集、谱牒等，而嘉靖王寅《齐云山志》虽刊行于世却不见于方志等书。![]()
至此，嘉靖《齐云山志》纂者、刊行时间已基本厘清。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徽州知府朱有孚在参与明世宗遣臣至齐云山举行的万寿醮典之后，以旧志中相关内容不完备为由，提议倡修山志。徽州生员王寅应齐云山提点汪曦和、道纪汪尚相、道会陈銮相之请，并于嘉靖三十四年奉朱有孚之命，动修山志。同年，嘉靖《齐云山志》的主体内容完成，其后有少量增补。该书于嘉靖四十年秋由歙人子和刻印行世。而于嘉靖三十七年由御史莫如士倡修，休宁县县丞方万有承修，许国、黄云龙、吴子玉、詹景凤参修的《齐云山志》未见付梓、流传于世，已然亡佚，且其编修时间、纂者、条目等均与嘉靖《齐云山志》相异。由此明晰有明一代，《齐云山志》至少编修5次：一、嘉靖十七年，祁门人方汉应齐云山道会之邀编修《齐云山志》,计7卷1册，大概流传至清初佚失；二、嘉靖三十四年，徽州知府朱有孚倡修，经生王寅纂《齐云山志》7卷2册，于嘉靖四十年刊刻行世，今存；三、嘉靖三十七年，御史莫如士倡修，休宁县县丞方万有承修的《齐云山志》,未付梓；四、万历年间，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属门士黄生天全志之，草再更而未及就”;五、万历二十七年休宁县知县鲁点编修的《齐云山志》椠刻行世，共5卷5册，流传至今。此志直至清末“至少重修五次，均以明万历本为底本，内容上稍加增补而已”。综而言之，《齐云山志》编修之脉络反映了齐云山历史地位的沉浮情况。齐云山道教自唐代肇轫，经宋元两代之发展，延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因皇室的崇奉而至于鼎盛，彼时在道士、地方官员及士绅等的推动下频修《齐云山志》,此后随着齐云山地位的下降，其修志次数亦随之骤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涉《齐云山志》是齐云山山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这一整体的文献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来源：钟晓君.嘉靖《齐云山志》纂者、刊刻时间及相关问题考述[J].宗教学研究,2024,(02):4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