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曹树基、王志高：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学术
2023-11-30 16:56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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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作者简介：曹树基(1956—),男，江西鄱阳人，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志高(1983—),男，安徽天长人，中共天长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特聘研究员。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江淮地区移民传说的知识社会史研究”（21BZS019）；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瓦屑坝移民传说与明清江淮望族祖先记忆研究”（19LS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第一作者曾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中讨论了江淮之间的洪武大移民,但与湖南、北平、山东等地比较，江淮地区移民史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一区域可供利用的资料有限，零星的资料不足以支撑对一个广阔区域的深入研究。近年来，我们开始利用各地的族谱、村庄资料，以及更多的地方志资料，重建了以江西鄱阳瓦屑坝为集散地，以长江北岸安庆府、黄州府为迁入地的洪武大移民史实,为进一步开展江淮地区移民史研究累积了经验。鉴于范围较广，以下拟以天长县为中心，对江淮地区的洪武大移民进行再研究。文章采用了文献对勘的方法开展研究：先将《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进行对勘，以确定每一条史料的性质；再将族谱资料与地方志及官修史书进行对勘，以确定族谱的真伪。需要说明的是，凤阳府与扬州府一带族谱所存甚少，与安庆、黄州、长沙等地每县族谱动辄数百种的情况无法比拟，每县所存旧谱，大多只有几种或十几种，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故本文使用数十部天长族谱为基础，再以地方志资料为补充，研究的家族样本仅有15家。希望通过本研究，进一步深化对洪武大移民史实的认识，理清江淮地区明代土著与移民、军屯(军漕)与民籍等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洪武四年之前，天长县属淮安府，洪武四年属临濠府，洪武六年属中立府，洪武七年属凤阳府泗州。凤阳府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区域，现以凤阳府移民为讨论对象，参照《明太祖实录》与《明史》所记载的京师地区移民，以确定两种资料的关系。(一)《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的相关记载《明太祖实录》卷21记载吴元年的移民，兹命名为史料1:“置苏州卫指挥使司。徙苏州富民实濠州。”这里记载的元末故事与战争有关，是对张士诚支持者的一种惩罚。只不过，这次徙富民与下文史料2中移“无田者”并不是同一事件。《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条记载，即史料2:上谕中书省臣曰：“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余利。宜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以资遣之，仍三年不征其税。”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户。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弘治十七年，黄金所撰《皇明开国功臣录》卷1《李善长》记载了洪武七年的移民，即史料4:七年，上谓善长曰：“濠州，吾乡里，兵革之后，人少田荒。天下无田耕种村民尽多，于富庶处起取数十万，散居濠州乡村，给与耕牛种，使之开垦荒田，永为己业。数年之后，岂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万诣濠，命官监垦田亩，以善长总之。八年秋，闻南安侯监事弗勤，敕谕善长，谓为开国老臣，付以督责之任。善长督田及董役，留凤阳者数年。《明史》卷77《食货》将其简化为：“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史料5)假定移民家庭的规模较小，以户均4口计算，史料2、3的4500户共有人口18000,加上“复徙”的14万人口，合计人口大约15.8万，可以笼统计为16万。将移民地域稍作扩展，在《明史》卷77《食货》中，迁民入京师即南京城的记载有两条：即史料6、7: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以上两次移民合计，迁入京师的仓脚夫与其他富民合计34300余户，以户均3口计，合家属约为10万。然而，《明太祖实录》记载的数据则有很大的差异。如卷179,洪武十九年八月至十二月条(史料8):“命吏部选取直隶应天诸府州县富民子弟赴京补吏，于是与选者凡千四百六十人。”《明太祖实录》卷210,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条(史料9):上谕工部臣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今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史料8、9与史料6、7的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其一，史料8中的吏员不是仓脚夫。虽然在《明太祖实录》卷191和卷231中，有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与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至二月“委”或“令”富民守仓之事，但所指之“仓”只是“县境”或“民间”之仓，并非京师之仓；且守仓者依然是“富民”,而不是“吏”员。其二，虽然史料9中由工部徙入的富民可能就是史料7中迁自浙江诸府与应天府的富民，但史料9中记载的富民只有5300户，而史料7中记载的富户多达14300余户。以上分析提醒我们，关于洪武年间的移民，《明太祖实录》《明史》都是不完整的。《明太祖实录》漏记了史料4,《明史》漏记了史料1。关于京师移民，两书所载大多不合。因此，研究洪武时期的移民，需要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史料中多称“徙天下富民”,有必要理清这些富民的身份。检索《明实录》,除了云南地区的富民外，元末及洪武年间的“富民”记录有13条。除上文所列5条外，还有3条史料值得讨论。史料10出自《明太祖实录》卷6戊戌岁十二月，“选宁越七县富民子弟充宿卫，名曰御中军”。联系上下文可知，至正十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朱元璋部将胡大海部10万余众在浙江金华兰溪一带与元兵作战，波及处州府与严州府。攻下金华后，“立金华翼元帅府，以袁贵为元帅，吴德真副之，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史料10中的“宁越七县”指的就是金华府所辖七县，即金华、兰溪、东阳、永康、义乌、浦江与武义。所谓“御中军”,主要作为禁军布置在京师附近，这也是我们在凤阳府、扬州府的族谱中，找到大量姓氏自称其先祖来自浙江金华、处州两府的缘故。苏州府的富民到底是些什么人?《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史料11):上问户部：“天下民孰富，产孰优。”户部臣对曰：“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以苏州一府计之：民岁输粮一百石己(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户；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户；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户。计五百五十四户，岁输粮十五万一百八十四石。”上曰：“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宜召之来，朕将勉谕之。”至是诸郡富民至入见。上谕之曰：“……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众皆顿首谢。于是赐酒食而遣之。户部以田赋交纳量制定了一个标准，岁输粮100石以上者方为富户。苏州府共有富户554户，岁纳粮150184石。我们在正德《姑苏志》卷15提供数据的基础上计算修正，可知弘治十六年苏州府的实际秋粮米为3056799石。假定洪武三年苏州府的田赋额与此相同或相近，则富户所纳田赋占全府田赋总额的4.9%(150184/3056799)。弘治十六年苏州府纳税田亩约9547700亩，4.9%为467837亩(9547700×0.049)。以此计算可知，富户平均每户拥有田地844.5亩(467837/554)。即便按岁输粮100石的最低标准，以每亩纳米0.33石的中等税率计，每户占有土地也有303亩(100/0.33),此是富户拥有土地的基本标准。很显然，这些富民既不是史料2中迁往临濠的4000余户“无田者”,也不是史料4中人数多达14万的“江南民”。进一步推断，史料8中洪武十九年赴京补吏的富民子弟才是真正的“富民”,人数多达1460人，涉及地域包括“应天诸府州县”。史料9中洪武二十四年徙入京师的天下富民5300户，也是真正的“富民”,来自更加广阔的地域。史料11的下半段则记述了朱元璋召见诸郡富民，并告诫他们要做新朝的良民。这一次召见也见于史料7。召见之后，就有了迁“天下富民”14300余户实京师的举措。此14300余户富民中，也应该包括苏州的554户。《明太祖实录》卷101,洪武八年十月有段史料，是对史料11的补充(史料12):上谓中书省臣曰：“……今郡县富民多有素行端洁、通达时务者，其令有司审择之以名进，既而又恐有司冒滥，举不以实，命户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于各道，俾按察司及分廵监察御史核其素行以闻。”这里的“第民租之上者”,即确定所纳田赋之等级，择其上者，交有司选拔。因此，所纳田赋数量应是确定“天下富民”的基本标准，这既是史料7中14300余户富民的由来，也是史料9中5300户富民的由来。至此，可以对《明史》《明太祖实录》及其他文献中有关洪武时期的移民史料进行以下小结：其一，元代末年，朱元璋已经开始了对凤阳地区的移民。这时的“苏州富民”应当是武断乡曲、强凌弱众者，更有可能是张士诚的支持者。他们的身份可能与宁越七县的“富民子弟”相同，被编入军卫，随军卫远徙。其二，洪武时期充实京师的天下“富户”才是有能力缴纳大量田赋者。直到永乐迁都北京后，仍有“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平)、大(兴)厢长，附籍京师”的事件发生。这一记载亦见史料7,不过，这也是明代最后一次迁移富民了。其三，《明史》所载迁往临濠或凤阳的16万移民是“无田者”,皆非富民。其四，《明史》与《明太祖实录》对洪武时期移民的记载皆不完整。天长县与扬州府诸县毗邻，不仅是凤阳府的东南端，还是京师与中都往来的孔道，军事地位与交通地位极其重要。天长县志和一批族谱资料，均留下了洪武大移民的痕迹，兹逐一讨论如下。康熙《天长县志》卷4《艺文》中收录邑人王明达所撰《王氏族谱序》,其文如下：始祖讳贵，自浙迁长。明太祖赐有玺札，令插标种田。因于县之东乡，距城十三里，依高冈而卜筑焉，众号为冈王……自四代祖讳瑛，字文昭，始入黌序，于成化三年由贡仕湖广布政司检校。查嘉靖《天长县志》卷4《人事志》,成化三年岁贡王瑛，仕湖广布政司检校。依史料10,颇疑王氏为史料7中被抽入军卫之浙江富民。无独有偶，嘉靖《天长县志》卷4《皇明名贤列传》记载：“袁谌，字公实，别号拙庵，其先四明昌国人，洪武中从徙京师，入卫龙江，屯居本县之汊涧。”袁氏故乡为四明昌国，即今浙江定海，似与史料7迁浙江富户入京师相符。2007年版注礼堂《戴氏宗谱》中保留了1915年《戴氏宗谱》的影印本。清道光二年殿试状元戴澜芬即该族人,戴氏也因之成为当地最有名望的宗族。该志卷首《戴氏谱系引》记载：戴氏谱戴氏之族也。戴氏出浙之上虞，洪武初，远六公从戎渡江，家三阿之南乡。江北戴氏自公始，厥后蔓延高(邮)、宝(应),南及六合，隐然为江淮巨族。这一记载明确洪武初年戴氏先祖来自浙东，身份为军卫士卒。三阿为地名，故治在今江苏高邮北阿镇。戴氏始祖随军卫而来，散布于高邮、宝应两县及天长、六合一带。该志卷首有六世孙戴稳所撰《一世祖远六公纪略》,详细记述了其始迁祖的情况：公为人秉忠抱义，守正达权，保厥躬于奸宄窃据之日，识真主于群雄蜂起之秋。状貌奇伟，主帅知为异器，是以职授小旗。存心忠厚，后世日以繁昌，以故孙登黄甲。公以方氏兵，始自浙，渡江补江阴卫前职。公行六，渡江自公始，故以公为始祖云。由此可知，戴远六为元末活动于浙东地区方国珍的部下，担任“小旗”即百户长职务，渡江之时，隶属江阴卫，是为天长戴氏始祖。粤稽始祖与远五、远七二公分手北指，盖以三丁抽一，填实京师故耳。既因才品迈众，叨授武职，屯田县南。自国祥公移居北乡埠河之楼庄，置阴宅于其南，置田跨天长、高(邮)、宝(应),教子登黄甲青衿。九世孙应当生活于明代末年。从其记述可知：先祖戴远六系“三丁抽一”成为军卫士卒，屯田至天长县南。现在的天长戴氏均是三世祖戴国祥公的后代。戴国祥迁徙至天长北乡埠河之楼庄，在天长、高邮与宝应三县广置田产。并开始督促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即“教子登黄甲青衿”,并有所获。查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卷7《选举表》可知，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曾任福建闽县知县的戴愬，是国祥四子戴旭之孙。江阴卫，明指挥使，诰授明威将军。渡江自公始，娶朱氏、徐氏，生二子。原籍浙江绍兴府上虞县。洪武初以方氏兵少，从戎南京，为江阴卫中前所小旗，屯田天长县西南二十五里之巫山西北，葬不落山。公与江苏、江西远五、远七二公胞兄弟。墓在县西南凤阳山旁，有子孙数十户聚族而居，想皆国安之裔也。查嘉靖《天长县志》卷3《人事志》“八卫屯田”项下：“江阴卫在县西南”,与此记载相合。此外，前引资料中讲的“三丁抽一”,只有远六公进入军卫，而在这里，三兄弟皆被抽入军卫，一在江苏，一在江西。如此，戴氏究竟是富民之家，还是方国珍的部下，则难以判断。如依史料10中“宁越七县”之例，我们更愿意相信戴氏是富民子弟。天长市档案馆收藏了清光绪二十三年友山堂《俞氏宗谱》。从康熙九年八世孙俞邺所撰谱序可知，子兴公是俞氏由浙迁两江之始祖，初定居于天长县塔山申家庄。乾隆四年，十世孙所撰谱序中，也有“吾始祖身居越地，源远流长。大明定鼎，移居江北天长、江都二县”的记载。虽然两处均称其族来自浙江，但未及具体地点，颇疑其来历与戴氏相同。塔山位于天长东南，现属仪征县谢集。在天长县附近有如此习俗，军户送灶王爷的时间为腊月二十三，民户为腊月二十四。调查可知，俞氏送灶王爷时间为腊月二十三，可推测其为军籍。天长守己积庆堂《梁氏家谱》有两个版本，一为1999年版，一为2010年版，本文所见，均藏于犹他家谱学会。关于家族的迁徙，两个版本的家谱均无旧谱依据。1999年版《梁氏家谱》有关于梁氏原籍的简述：梁氏祖先世祖系广东番禺县五都六甲人士，承祖先之光，传至第十二世祖，首建祖宗牌位……二十七代世祖文武兼备，为明朝建国立过卓著功勋，洪武十三年荣归，受朝廷封赏田亩，养老送终。率姑表兄弟三人，梁、刘、陈三大姓人等，遵旨来天长县西北乡，插草为标，划定界址，并定庄名梁家营，免租役三年。该文称，梁氏的12世至26世的牌位在番禺老家，第27世祖于洪武十三年退伍，遵旨迁入天长，插草垦田，定庄名为梁家营。梁家营一名，泄露了他们的军卫身份。又有关于堂名的解释：“我祖投军后，主管水路粮运事宜，拥有两大船队，一名守纪，一名积庆；为弘扬战功，以船定谱。”2010年的重修族谱叙述了“天长梁氏由来及发展”:据传说天长梁氏第27世祖是梁宗正，原系今广东省番禺县五都六甲人士……梁宗正早年为新军(红巾军)的一员，在洪武四年投入毛兵部下当兵，曾多次为战胜倭寇立功，有段时间主管过水战运输的船队工作(校卫),船号为守己号，到洪武七年加添积庆号。较之1999年谱，此处增加了始迁祖之名。梁宗正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且属于毛兵部下。所谓毛兵，系元末河南南阳一带的地方武装，又称“毛葫芦军”,简称“毛军”或“毛兵”。大概撰文者认为有名毛兵者是朱元璋部将，而倭寇一说，当属杜撰。我梁氏……所耕种地为军卫田，只缴国粮，当地政府无权征用，此举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年归地方政府征用。这段文字最为精彩。因为，梁氏后代知道他们是国家的佃农，只缴国粮，不向地方政府纳税，直到民国二年，军卫之田与民田的区别才不复存在。关于广东番禺人充军卫，调往泗州一带，亦非虚言。《明太祖实录》卷148,洪武十五年九月条：“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明太祖实录》卷155,洪武十六年七月，“何真乞致仕，从之。命真还广州，真至乡，寻招集旧所部兵校二万七百七十七人，并家属送京师。”可知，这些移民当属于元朝将领何真所部。雍正《东莞县志》卷14《外志》中有一段关于军卫士兵来源的记载，是从洪武十四年“土孽”苏友兴作乱开始叙述的：洪武十四年辛酉，土孽苏友兴啸聚水乡，置营于湛菜村，刈民以居，焚烧官船，攻转城池，乡邑为之扰乱。大将南雄侯讨平之。降贼者悉籍入戎伍，名“降民军”,发泗州等卫。时朝廷以(何)真部落在乡邑，恐生变。洪武十六年癸亥，真回邑收集，充京卫军，名收集军。洪武十四年至洪武十六年间，广东番禺一带地方动乱，讨平后，降贼者被籍入军伍。梁宗正应当是广东番禺一带“降民军”的士卒，被发充至泗州等卫；或由何真收集乡民，充实京卫。尽管旧谱已失，天长梁氏对于祖籍的记忆，却没有丢失。而且梁氏关于军卫只缴“国粮”的说法更加强了他们对自己军屯身份的认同。1985年修《董氏宗谱》中收入一份康熙三十九年的《董氏宗谱序》载：当明太祖起义濠梁时，与其兄英武公望气而归，过三阿王桥里，爱其风土，遂卜居。迨英武公世袭永平卫指挥，而巨源公终于隐迹茅芦，高隐不仕，迄今三百余年。子姓蕃衍，历十二世，犹能守其先田庐邱墓，保聚如初，则巨源公之世泽，不可不谓之永哉。这里称其先祖为巨源公，查其谱世系部分，“九六公名巨源，洪武中自吴门赴濠梁，过天长，爱其风土于王桥里吉地定居。”这样看来，原居“苏州吴门”的董氏兄弟两人，一入永平卫籍，一入天长籍，似乎仍为军籍。查董氏送灶王爷的时间为腊月二十三，也可验证这一推测。天长市图书馆藏2009年修怡怡堂《宣氏宗谱》。该谱记录洪武二年宣忠兄弟二人由凤阳迁来天长白塔河畔落户，虽无旧谱依据，却有墓碑照片为证：“明洪武二年自凤阳迁天长，宣氏始祖讳忠之墓，十五世孙兆龢立。”兆龢出生于嘉道之际，光绪年间仍在世。依世代推算立碑年代，当在清代后期。2020年修怡怡堂《宣氏宗谱》引《寰宇琐记》第11期所载《申报》馆仿聚珍版铅印本《旌表节孝宣节母王太孺人苦节图说》有如下记载：天长鸦口桥南，有大河通舟楫……宣氏阖族居南北岸，连云比栉，呼曰宣家河……其忠公，即明初由苏迁凤阳，由凤迁长之一世祖也。洪武九年，奉敕开屯，卜居河上有年矣。先世多以武勋出仕，文士卒鲜……太高祖与仲公皆掌会稽运粮艘，叔公力田。从行文风格看，这一资料可能来自于旧谱。由此可见，宣氏也是一个典型的军屯兼漕运之户，似乎专门负责来自浙江的漕粮运输，此与守己积庆堂梁氏有相似之处。天长市图书馆藏1999年版善庆堂《虞氏宗谱》转引光绪二十年谱序称，明初虞氏始迁祖义民公，携子伯进公迁至天长西乡，插草为标，因名其地曰“虞家洼”,名其庄曰“虞家大营”。地名为营，可以推测其身份为军户。该谱序又云，彼时执标业田七十余担，营运上元前卫后所漕船一艘，船名“虞助经”。可见虞氏与梁氏、宣氏一样，同为军漕之户。洪武年间，漕粮北运由民户承担。永乐迁都以后，随着北方边防的加强，大量物资需要通过漕运北上，军卫越来越多地承担漕运之责，漕运也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运输。于是，一批军屯户被朝廷签为漕运之户。其事可见《明英宗实录》卷59正统四年九月的一条记载：“敕本卫屯军及见在京各卫食粮军内选补(运军)”。因此，从时间矛盾处看，我们对《宣氏宗谱》所称其始迁祖就开始了漕运生涯，颇有怀疑。嘉庆二十一年《瞿氏家谱》谱叙称：“余族系属子姓，派出商瞿父公之裔。始祖复与公由松阳而至虞山(属常州),再与公分派。在洪武初年播迁天邑东乡小河口地界，相延数世，庐墓宛然。乾隆四十一年第十一世名扬公等创有谱稿，迄今又历有年。”从中可知，瞿氏洪武初年从常州迁徙至天长，但军、民籍别不明。调查可知，该族送灶王爷的时间为腊月二十三日，似乎为军籍。这样，目前所获天长县9个军屯家族中，迁自浙江的3族，迁自江苏苏州的2族，迁自番禺、凤阳、常州的各1族，另有1族不详。在这9个军屯家族中，有3个明确记载与漕运有关。在天长市图书馆觅得2004年修通德堂《郑氏家谱》。该谱第二章《郑氏家传篇》系旧谱之影印，原名为《宝应郑氏家谱》,推测为民国时期所修之谱，其首页“元季郑氏始祖初居宝应湖西之图”,说郑氏有三支，其中一支已不可考。十二世孙郑乾清有关于祖宗遗像的说明：“列祖行乐，代有珍藏。崇祯四年雨水沸腾，堤防横决，人鲜宁宇，卷轴漂没者凡几矣。今幸存遗像数幅，清谨摹梓，以示后昆百世。”由此可见，大约在清代前期，郑氏重新描绘了因大水毁坏的祖宗遗像，这时可能已有宗谱之修。据《郑氏家传篇》,宋末元时，郑希远从浙江处州遂昌徙居杭州。希远之子元祐侨居于苏州“阊门”近四十年，任平江路儒学教授等职。关于郑氏入籍宝应的时间，有元季说与明初说两个版本。在郑逵名下，有简介如下：元时居阊门穿珠巷，高隐不仕。至正末年，张士诚据平江，物色之，因携妻子及两侄遁迹宝应湖西。大明洪武三年移居城市，编入军下乡民籍，始为扬州宝应人。“穿珠巷”又名“串珠巷”,实为“专诸巷”,今名仍存，位于阊门内南侧约500米。由此可见，郑逵携家迁入宝应，应当是元末。“物色之”一句，应当指张士诚物色人才，而郑逵无意卷入，遂迁往宝应。其实，郑逵之迁，与前文史料1吻合，即郑逵属于元至正二十五年“徙苏州富民实濠州”的一员。宝应之西，不过是地域稍微扩大了一点的濠州。元代末年迁入，至洪武三年才正式落籍，是合理的。至于“军下乡”,查嘉靖《宝应县志》卷1《地理志》,宝应县确有“军下乡”。那么，洪武三年，郑氏究竟是什么身份呢?《郑氏家谱》的第三部分为“建谱资料”,可以当作口述史来理解，重要者有以下三段文字：郑氏在内部和谐，发展生产的同时，先后开荒垦田数万亩，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平安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民众的拥戴，遂有“军家”和提前送灶的殊荣。“军三民四”习俗始此而流传至今。我郑家圩郑氏始祖自屯田以来，已历六百余年。其间子孙腾达，人才辈出。一三七四年，明太祖制定屯田法……我县境内的绝大部分移民是那个时代由苏州屯田而来，有郑、朱、赵、吴、韩、陈、涂、江、刘、施、乔、聂等姓氏，按军、民、商屯之分，我郑氏属军下乡民籍，规模最为宏大，俗称“军家”。为了褒奖军屯，民间自发形成了“军三民四”的习俗，即军屯提前腊月二十三日送灶，以便及早“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屯田与“军下乡民籍”似乎矛盾。依宝应、天长一带习俗，腊月二十三为军家送灶神爷之日，腊月二十四为民家送灶神爷之日。郑氏自认属于“军家”或“军屯之家”,与天长戴氏相同。只是从制度上说，军屯属于卫所军籍，而不是民籍。如前述，宝应郑氏的始迁祖应为民籍，军下乡的居民应主要为军籍，因此“军下乡民籍”其实是对郑氏籍别的最好表达。只不过，由于军下乡的主要居民为军屯者的后代，郑氏后代开始将自己误为军屯者的后代。犹他家谱学会藏1990年版天长余读堂《王氏家谱》,收录了乾隆二十五年十四世孙王治安所撰《王氏族谱序》,兹将其文分段讨论如下：愚先世祖籍江南苏州阊门外，大明洪武八年上拔苏、杭民丁十四万于凤阳府五州十三县，敕旨开垦三年后，丈量科派，给丁单票册，以征国课，以别军、民。“苏、杭民丁十四万”与史料4相合，且给出了洪武八年这样一个确定的时间。开垦三年之后，丈量科派，交纳田赋；“丁单票册”是派役之单与田赋之册。愚始祖遵天邑堂谕，于北门外杨村镇南安插，今王家大庄是其遗也，系六都一甲民籍，册籍天长，共历十余世，三百余年。承先祖福荫，子孙昌盛，户口繁多，居里散处不一，营业生理各异。王氏始迁祖手持天长县知县之“堂谕”,即批文，前往县城北门外杨村镇南安插，属六都一甲民籍。这里的“堂谕”表明政府组织移民有严格的程序。王氏属于民籍无疑。设家谱之不修，不独无以亲其一本而叙我彝族伦，至使富而忠厚者，被军丁之捏控，贫而不肖者，或勾卫以害族，种种情弊，在所不免。撰谱者认为，假设家谱不修，会产生许多问题，不仅包括伦理上问题，最重要的涉及作为民籍的王氏与周边地区军屯户的关系。从这一记载看，天长县军屯之丁与民籍人口的关系，并非一团和气。这令人推测，“军三民四”的背后，其实有着以“军户”与“民户”为标识的族群鸿沟。天长市图书馆藏2014年版天长长冈陈氏修湖南堂、赐书堂《陈氏宗谱》,转录了乾隆二十九年、嘉庆七年、光绪二十二年等谱中的多种旧序，惜无影印本。乾隆二十九年陈以刚在谱序中称：“族大宠多，偏处州郡。明初立极凤阳，诏徙殷富实畿内。予始祖伯汜公，自苏来长邑之北，定居于白马湖，名曰湖南。”本谱未说明陈氏始迁祖属于军卫或军屯，其迁徙前的身份似乎属于史料2中的“无田者”。光绪二十二年举人宣赐恩在谱序中称：“吾邑陈氏，自其始祖伯仁、伯汜公，由阊门迁天长，子孙繁衍，惟务耕读。”可见，光绪后期，撰谱者始将“苏”与“阊门”勾连。一世始祖伯汜公……其原籍姑苏阊门人氏。明太祖定鼎钟离，招殷户以实畿内。公迁居石梁，同伯仁公家眷七十二口来白马湖而居焉。伯汜公开垦于南分七都一甲民籍，谓其湖南。伯仁公开垦于北分七都四甲民籍，谓之湖北。各创业一方，二公乃始基之矣。这里明确指出陈氏属于民籍，应是史料2与史料4所指移民。至于始迁祖伯仁公携家眷多达72口，有点像田土多达数百亩的“富户”。然而，依《明太祖实录》,此类富户只是迁往京师，并没迁往凤阳。此外，是不是只有民籍迁移才说出自阊门?这一假设，尚待进一步验证。美国犹他家谱学会藏1997年版天长石梁镇安定堂《胡氏宗谱》在“古谱篇”部分收录嘉庆五年胡廷桂所撰谱序称：“吾家之谱，为八世祖嗣山公所修，如于福公，盖洪武中迁居天长者也。”胡廷桂是嘉庆六年撰修族谱的主事人，自称洪武年间迁入。其家大门对联：“苏湖世泽，安定家声”,似乎也暗示其自苏州迁徙而来。其籍别，则不明确。调查所见，该族送灶王时间为腊月二十四日，推测为民籍。天长市图书馆藏1929年横山大瓦张《张氏宗谱》。其所述先祖源流相当复杂，且无明确的世系排列，大致整理如下：1926年《天长横山张氏筹办宗谱通告》用文言写成：“吾族始祖晓山公耕于横山之阳，生二世僮倪公。明太祖巡狩横冶山，倪觐见，钦命造黄瓦屋三间于横山，以赐居焉。”这里说朱元璋巡视时与张氏先祖相会，于是便有了一段佳话，这就是著名的天长横山大瓦的由来。这一看起来颇有些荒诞的事情，居然见于嘉靖《天长县志》卷6《人事志》:“太祖高皇帝加幸横冶山，本县张童(僮)倪者朝见，命有司赐瓦房三间。” 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卷10《志余》的记载更为详细：旧志明太祖幸横山，居民张僮倪朝见，命有司赐瓦屋三间。尝疑其不经，昨访之张克让(名谦，邑庠生),云渠家相传明太祖过横山，其二世祖献酒食时，年尚幼无名，太祖命，即以童儿添立人为名，长成召见，予以官，不受，乃赐大瓦，以示后人者。里人咸称为横山大瓦张云。(笔谈)2023年8月5日，在天长市图书馆会议室，我们亲暏了这片神奇的大瓦。瓦长345毫米，宽295毫米，厚24毫米，重7千克。瓦上有大片黄釉，且有题字若干，从左到右(改为横排)依次如下：文中的“赖”字并不清楚，张氏族人读为“题”,似非。“作黑瓦道名”,似乎是说一个作瓦的工人名为“道名”。查康熙《浮梁县志》卷5《官师》,洪武二年浮梁复州为县，县丞赵万初，“大瓦”所刻果然不虚。由此看来，大瓦确为洪武初年浮梁县为明中央政府专门烧造，与今天仍然保留的南京城墙大砖风格相同。现存的大瓦共有三块，其他两块皆为阳瓦，有釉而无题字，图像亦可见下引网址。倪生三世仲和、仲美，美无嗣，和生四世，、琪、琳、珷。琳，成化十四年举人，江西南城县知县。珷精岐黄术，明正德元年奉诏特授天长县医学训科，敕赠文林郎，是为迁居城市之始。珷生五世，勗、冕、昊、㫤、炅、旵六人。昊字横山，亦字朝元，由弘治己酉举人，丙辰进士，浙江乌程县令……昊之六子天驸公，嘉靖乙酉举人，任山东兖州府通判。查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卷7上，张琳中举之年实为成化十九年；张昊的功名、年份皆无误。由此可见，天长横山张氏的世系是清晰的。据1926年胡钊序，横山张氏家谱的修撰比较频繁，创修于万历年间，二修于天启年间，光绪初年三修，1926年四修，却未成功。据此可知，横山张氏的天长始祖可以追溯到元代末年或洪武初年，即张僮倪与其父亲在横山生活的年代。1926年，修谱发起人之一的十九世孙张锦城在一篇《追述》文中写道：“粤稽始祖晓山公，系苏州府太学生，由公先世自姑苏阊门外播迁天长县，治横山。公系民籍四都五甲，后世珷公奉诏驻城，以医济世。生子有六，孙二十有五。”这一说法将“大瓦张”说成是阊门移民，看来是不可靠的。犹他家谱学会收藏的2008年第五次修横山大瓦《张氏族谱》的《第四次修谱复制篇》,也有关于始祖大公的记载：“祖大公，讳晓山，妣骆氏，太学生。元末兵兴，耕隐横山之阳，葬横山南鹅颈涧，即今之瓦屋庄。此处系吾祖世居务农，迄今子孙继住为耕。葬地三丘，计三冢，方园三十三丈。”由此可知，“大瓦张”应当为土著，“四都五甲”表明张氏的身份是民籍。族人将一世祖误为来源于“姑苏阊门外”的年代当在民国年间。由此推测，民国年间江淮一带对于苏州阊门的附会已蔚然成风。道光四年《崇氏宗谱》中收有万历四十五年、康熙三十九年与乾隆二十年谱序，可知该谱传承清晰。崇氏是宋元以来就在天长居住的土著，万历四十五年九世孙大谦在《重修族谱序》中说：“余族自宋元以来世居天长，高皇帝定鼎金陵，尝颁户帖与我始祖伯亨公为在城之民户……兵燹后之一世以上无所考由。”所谓“世居”,即为土著之意。康熙三十九年，十一世孙崇三才在《续修族谱序》中也说：“长邑之崇则自宋元以迄于今，守一经者数十世，安耕凿者数百年矣。元末角逐纷争，吾邑介江淮之间，而当群雄割据之冲，宗支散轶，莫可考究。洪武三年高皇帝定天下，颁给户帖，则我始祖伯亨公始焉。”洪武初年，其家收到了明太祖颁发的户帖。康熙五十二年十一世孙崇若琰在《家谱增正辨》中也提及：“吾宗隶天邑不知几历年所矣，其先不可考校……明太祖颁发户帖给我伯亨公，吾宗之以伯亨公为始宗，以户帖故也。”由此可见，直到康熙末年，崇氏在追溯自己的先祖时，均提及明太祖颁发户帖一事，伯亨公也因此帖而成为崇氏始祖。一个宋元旧族，始祖只是从洪武七年的伯亨公开始，引发了崇氏来历的不同观点。乾隆二十年十三世孙崇文敬在《续谱遵增正说》中说：“吾先世伯亨公由江南迁长，则为吾族之始祖无疑矣。第伯亨公之先世，其说纷纷，俱不可考。”由此可知，崇伯亨由江南迁天长的说法是清代乾隆年间发明的。但是这一观点的延续性并不明显，如道光年间崇氏后代或承认洪武七年伯亨的民籍身份，或认为伯亨公明初始居，却没有贸然同意江南迁入说。如道光二年十六世裔孙崇晓春在《崇氏礼公派谱叙》中说：“我始祖伯亨公在前明为长邑民户，先世旧谱注籍昭然。”道光四年十六世孙崇一澧在《续修族谱序》中言：“慨自我始祖伯亨公明初始居天长。”不过，道光四年谱的世系部分，在一世祖伯亨名下记为：“公所自出江南人也，明始居天长东门外芙蓉岗，为在城民户。”并说明引自“崇氏老谱”,此所谓老谱，应该就是乾隆二十年谱。道光四年《崇氏宗谱》收录了洪武初年的户帖，兹全文转录如下：明洪武三年庚戌七月十一日，户部钦奉诏日：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不白。户部籍天下户口，置户帖，书各户之乡贯、丁口，岁以守字号编为勘，各用半印钤记，籍藏户部，帖给于民。令有司点押比对，有不同者发充军，官隐瞒者处斩。七年甲寅四月 日，驾巡幸中都，改中都立府为凤阳府，徙府置于新城。赐名凤阳者，以其在凤皇山之阳处也。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万以实凤阳，谓太师李善长曰：“濠州吾乡里，兵革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天下无田耕种村民尽多，于富庶处起数万散濠州乡村居住，给于耕牛谷种，使之开垦荒田，永为己业。数年之后，岂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万诣凤阳，命官监垦田亩，以善长同列侯吴良、周德兴等总督之。十一月甘露降于钟山，刘基作颂以献。一户崇伯亨，临濠府泗州天长县，为在城民户，在都八甲。计家五口，男子三口，成丁无，不成丁三口，本身七十岁，孙男赵保十岁，虎儿八岁，妇女大二口，妻阿孙五十九岁，男妇阿朱三十九岁。事产：草房三间、园田一方、东岗一块、芙蓉岗一块、圩田一圹。崇氏户帖与已经披露的洪武年间户帖相比，除了文字部分稍有不同外，记载人口与事产的内容与其他地区户帖基本相同。更为重要的是，本户帖的文字部分，不仅与史料4相同，且与上引天长余读堂《王氏家谱》所称“洪武八年上拔苏、杭民丁十四万于凤阳府”吻合。需要说明的是，崇伯亨的儿子未见记录，孙子有二，一名赵保，一名虎儿。在族谱中，崇虎儿之名为崇刚，后籍为军，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战死扬州。除了《明史》卷4《本纪》有相关记载外，康熙《天长县志》卷2《武勋》也记载：“崇刚，建文间为都指挥使，守备扬州，靖难兵至，不屈死之。”洪武七年天长民籍崇氏，次孙崇刚以后编入军卫，是可能的。以上讨论的6个家族中，前3种基本可以肯定为民籍移民，也就是前文所及史料1—4中的移民；第4个家族虽属移民，但籍别不明，仅依送灶时间推定为民籍；后2种确定为土著居民。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再以数据分析为手段，对明代天长县的户口田粮作进一步讨论，以求得对洪武时期移民史与制度史的新认识。前文讨论过的15个家族情况，整理见表1。表1可见，在洪武或明代初年的移民中，自称迁自苏州阊门者皆为民籍，迁入的军屯移民，亦即卫所军籍中无阊门说。通德堂郑氏似乎是一个例外，其始迁祖以民籍入迁，洪武三年籍为军，成为州县军籍。除此之外，我们还搜集有曹氏、施氏、周氏等七姓8种族谱，有7族为明代前期至清代迁入，1族迁入年代不详，皆弃而不用。有意思的是，明代后期及清代的迁入者，绝大多数自称迁自苏州，其中又多称迁自苏州阊门，且均无旧谱依据。说明:表格所列收藏地点为简写，“天长”指天长市图书馆，“市档”指天长市档案馆，“犹他”指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上图”指上海图书馆，“戴家”“董家”之类指天长县各姓氏家中保留。在表1所列15个家族中，有10族为军籍，占全部宗族的66.7%(10/15),民籍有3族，占20%(3/15),土著居民有2族，占13.3%(2/15)。嘉靖、康熙《天长县志》对明代天长的户口与田赋有所记载，为进一步研究移民和田亩的关系，整理如表2。资料来源:嘉靖《天长县志》卷3《人事志》、康熙《天长县志》卷1《田赋志》原文记为“顷”,以每顷为100亩计，统一改为亩。嘉靖《天长县志》所载嘉靖二十一年“官民田地”及“夏税麦”与“秋粮米”数据共有三组。其一，官民田地112907亩；其二，官民田地31646亩，夏税麦819石；其三，官民田地48253亩，秋粮米2141石。表2中的79899亩=31646亩+48253亩，而2960石=819石+2141石。从康熙《天长县志》中查得万历四十六年全县官民田地79427亩，因此，可以肯定嘉靖二十一年79899亩为全县官民田亩数。万历四十六年及以后，田赋改征银两，故夏税麦与秋粮米数据缺。表2所列数据，需要讨论的有以下两点：其一，在明代官民田地增加的同时，夏税麦与秋粮米反而较前减少，导致每亩纳税额大幅减少。本项数据可能有缺。其二，嘉靖二十一年还存在另一个“官民田地”,其额高达112907亩。本人颇疑此数据非官民田亩，而是军屯田亩。果真，同治《天长县志辑稿》卷3《食货》在“省卫屯田项下”有“原额省卫屯田”128606亩，较之嘉靖二十一年多了13.9%[(128606-112907)/112907]。分项计之，军屯田亩有比田、科田、增田、余田与投诚官兵田，其中投诚官兵田3082亩，可能系清代初年所增，减之则差额缩小为10.1%[112907/(128606-3082)]。假定“原额省卫屯田”数为明代原额，那么，从嘉靖二十一年至明代末年，军屯的田亩增加了10.1%。表2的数据还告诉我们，洪武、永乐年间，天长县官民田地平均每亩纳税0.065石，成化年间降至0.056石。万历四十六年不再以夏麦秋粮计算田赋，所以，同治《天长县志辑稿》卷3《食货》中所载各项军屯田地之“屯米”应当是明代中期数，详见表3。在以上数据基础上，可知洪武二十四年军屯田亩占全县田亩的70%[112907/(112907+48499)],永乐十年军屯田亩占全县田亩的68.8%[112907/(112907+51278)]。这两个数据均与表1所揭军屯之族占全县之族的66.7%相合。将表3与表2对比可知，天长县的军屯田赋水平与官民田地相近，也可知表3中的军屯负担应当是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前的数据。这样，将洪武年间的官民田地与军屯田地相加，可知洪武二十四年天长县田亩数约为161406亩(48499+112907),即约为16.14万亩。民国时期天长县的行政区域相较于1949年要大一些，原因在于民国时期，天长境域经历了一些调整。新修《天长县志》对于这一过程语焉不详。据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安徽省明细全图》,测得天长县面积为2780平方公里。而据1959年以前的炳辉县(1959年改天长县)地图，天长县约2362平方公里，后者是前者的94.3%(2362/2780),即1949年的天长相当于洪武二十六年天长的0.943。以1393年天长县境域为标准，1949年天长县人口28万(26.45/0.943),耕地实为125.6万亩(118.4/0.943),洪武二十六年天长县田亩饱和度只有12.9%(16.14/125.6)。同一时期，苏州府的田亩饱和度高达93.3%,这意味着，从1393至1949年，天长县的人口与田亩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据表2,洪武二十四年天长县1098户，6216口，户均5.7口。较为合理。嘉靖《天长县志》卷1《地舆志》称：“编户初八里，今增至十三里。在城一坊，在乡十二都。在城有坊长，十二都有里长。”天顺《大明一统志》记载天长县编户12里。由此可见，洪武年间可能编户8里而非12里，在城之坊或为《大明一统志》漏载，或为天顺以后增设。以洪武二十四年的1098户计，全县9里，每里122户，相当合理。只不过，这一假设承认了城坊的存在。定远县的资料显示了移民和土民的比例，如嘉靖《定远县志》卷1《风俗》记载：“国初以县遭兵乱，民户消减，乃迁江南常、松、苏、杭、严、绍、金华、处八府民居之，名曰填实。故县三十三里，十九里为土民，十四里为迁民。”天顺《大明一统志》记载定远县32里，似乎也少了一个在城坊。定远县的土民与迁民比例，令我们猜测天长县漏记的4里，恰恰是迁民之里。以此计算，则迁民占全体民籍人口的30.8%(4/13)。将军屯人口加入以后，土著的比例大大降低。军屯人口到底有多少呢?依笔者研究，在广东各地，明初军屯授田，每丁20—30亩，江淮之间的情况不明。幸运的是，光绪《五河县志》卷8《食货志》有如下记载：“洪塘所原额田地33923亩零，内除绝荒外，实在征粮田地14811亩。”“原额”是明代的，“实在”是清代的。假定洪塘所全员屯田，每所标准兵员为1120人，则每名屯军授田约30.3亩(33923/1120)。考虑到其中的误差，将每个军丁授田定为30亩是合适的。如此，可以计算天长县的军屯人数。洪武年间天长军屯田亩112900亩，推测军屯战士约3763人(112900/30),以每名军人带2名家属计，则有军屯人口11289人(3763×3)。据此可知，军屯人口大约是民籍人口的1.8倍(11289/6216),占全县总人口的64.5%[11289/(11289+6216)]。由此，洪武二十六年天长县总人口为17502口(6216+11289)。据表2,假定嘉靖二十一年的18327人口为民籍，其中包括了从军卫中溢出的人口；该年额定军户3763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人口18815人。这样，1542年全县民户、军户合计人口37142人(18327+18815)。从1393年至1542年，天长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这一数据，与同时代北方许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近。在此基础上，修正过的1949年天长县人口28万，从嘉靖二十一年至此，天长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已知嘉靖二十一年天长县民田79899亩，军屯田112907亩，合计19.28万亩。1949年天长县耕地118.4万亩，修正后为125.6万亩，从1542年至1949年，天长县田亩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相近。综上，可以对于明代初年天长县的移民史进行以下归纳：其一，元末以来，凤阳附近的大规模移民有三次。元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在击败张士诚以后，开始将苏州富民迁往濠州；洪武三年，又有迁苏、松、杭、嘉、湖五府无田者入临濠之事；洪武八年，继续迁江南贫民14万于凤阳。三次民籍移民人口合计超过16万。从天长一县民籍移民只有数千人的规模来看，凤阳府不可能接受超过16万人以上的民籍移民，相当数量的移民应该迁入与凤阳府毗邻之扬州府。因此，扬州府属于洪武大移民的一部分。换言之，扬州府境诸县各族谱中所载洪武大移民的传说，并非虚言。其二，《明太祖实录》所载选浙江富民子弟入军卫，在族谱资料中得到了印证。目前族谱所见明代军卫迁徙资料，几乎没有与苏州阊门挂钩者。天长宗族之始祖迁自苏州的说法，主要是乾隆及以后形成的；而迁自苏州阊门的说法，则主要是光绪及以后形成的。其三， 洪武年间，天长县军屯人口占全县人口的近三分之二。随着人口的竞争性增长，民籍人口比例有增加的趋势。总之，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的记载，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有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来源：《安徽史学》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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