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家书》创作分享会：用记录对抗遗忘

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总出品，哔哩哔哩、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工作室、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品，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与视纳华仁（CNEX）联合摄制的六集人文纪录片《两岸家书》，第二集【迢遥漫漫回家路】已于昨日上线！被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台湾到底经历了什么？连横、蒋渭水、张我军、林海音……这些为家乡奔走呐喊、不屈抗争台湾人，我们又了解多少？《两岸家书》继今年5月海峡卫视首播后，7月18日起，每周四在东南卫视、bilibili共同呈现。（bilibili观看链接戳 https://b23.tv/ep830580）

7月20日，视纳华仁（CNEX）共同创办人暨制作总监也是《两岸家书》的联合总导演张钊维与本片的总导演，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深纪录片制作人洪雷、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王笛，作家、单向空间联合创始人许知远，哔哩哔哩纪录片内容总监张昊一同参加了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举办的纪录片《两岸家书》创作分享会。结合《两岸家书》的创作历程，共同探讨如何“用记录对抗遗忘”。

以下内容转自东南卫视。

#01

历史需要情感和细节

三年前，我到福建的闽台缘博物馆，看到他们正在筹备的家书展，大概收集了1000多封两岸之间的书信来往，其中有一个家族，几十年间的600多封书信都被收录进来，当时我看完以后很震撼，为什么？我是做纪录片的，家书里面充满了细节，充满了饱满的情感，很难不被触动。

所以我当时就想这个做纪录片是很好的题材，就开始着手去做，组建团队做调研，后来发现，做来做去逃不开历史这两个字，为什么？每个人个体身上的命运都是一个时代的投射，同样，讲述的先后次序也是如此。我们曾经试过将第六集的内容调到第一集来，因为第六集最容易引发广泛的共情，后来发现不行，讲不通，历史的东西还是有先有后，所以我们第一集选的是离我们最远的、300多年前张士箱家族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题材的人文纪录片，只不过是以家书作为载体，但是它后面是历史时代作为纲的。我们从康熙统一台湾后开始，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然后有日据时期，有光复初期，然后再到1949年后的两岸分隔时期，我们的时间顺序，大致是这么一个脉络。

所以这是一个三年的项目，三年之前还有这样的一个缘起。王笛老师是历史学家，看了这部片子，您觉得它符合您对历史纪录片的想象吗？ 

看过这个片子，我很嫉妒。

因为我写微观历史，这二三十年都没有找到那么好的资料，这个系统你看从康熙时代的书信，一个家族能够一直流传到近代、到现代，这样一种案例，我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就在想见到洪导后，一定要问问你这些资料还继续用吗？不继续用的话，我有想通过这些书信写这个家族史的冲动，所以我嫉妒是在这个地方。

我介绍一下，这170多份的家族文书收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到时候我真的是一定要看，而且真的就是刚才洪导说的，越看到后面我越觉得震撼。比如说第四集，一个家庭分隔了30多年，谢先生以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只好在台湾又娶了老婆，结果他原配在家乡抚养这些子女、老人，最后终于通过书信回到家乡见到原配，那种心情真的是……第二任妻子始终把老公看紧了，两个人见面都从来没有单独相处的那种机会，每次从台湾回来，台湾那个妻子都跟着的那种煎熬。还有第五集的200多万字情书，刚好相反，新婚的丈夫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大陆，由于没办法生存下去，被迫改嫁，先嫁了一个，后来这个老公死了又嫁了一次，但是最后两个通过通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各种误会、历史往来，我特别想写这200多万字的情书这种经历。第六集就特别震撼，把200多罐骨灰他一个个带回到大陆……

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写历史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注重细节，我们讲宏大叙事，讲国家民族对个体的命运，而并不关注微小的个体或细节。这次我看到第六集，那完全是从个人的命运来介入的，特别是从他们的家书，而且利用的资料也比较多元化，包括民谣、音乐，所以我感到我们历史学家其实应该像你们纪录片的制作学习，也需要有画面感，也需要有情感，也需要有细节。

#02

台湾，那么远、这么近

对，王笛老师之前在专访当中提到过要关注99%的普通人的历史，一直都非常关注所谓的小人物，普通人可能在历史课本当中看不到的他们自己身上的故事。但是许知远老师您写梁启超就是大人物，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您会关注小人物的历史吗？或者说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故事对您来说有吸引力吗？

看到片子的时候，我30岁左右的人生记忆突然向我涌过来。 

我觉得台湾好像对我来说情感挺复杂的，我突然想起我很多台湾朋友。历史很诡异的，有一段时间是开放的，比如第一集张士箱那个时候冒籍，被除名了，然后换个地方到台湾，其实台湾相当于当年的美国西部一样，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又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就中断了，我们整个童年成长期，台湾离我们如此之遥远。

然后在我30岁左右的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10年左右，又突然变得开放。我记得有那么四五年时间，基本每个月都有一个周末在台北过。然后几年时间，我就有很多台湾的朋友。那么多友情，那么多朦胧的情感都是曾经发生过的。钊维也是我那个时候认识的朋友，他从台湾搬到北京，我们俩是邻居，我去他们家喝汤。

但是我已经有10年没去过了，从2013年底开始已经10年没去过台湾，所以看到片子的时候，30岁左右的人生记忆突然向我涌过来，过程中带着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记忆。我看到张家就想起我去台中，那个雾峰林家还有后人。林家大家族，他们的祖宅修得像宫殿一样，你会觉得两岸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中间很多很多东西，你也会意识到人的那种身份认同是怎么变化的。历史当然是我们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可能要同时知道身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你有各种新的身份再叠加出来。

而且其实你到泉州的时候，包括在台湾也会感觉很强烈。我们想象的中国地图应该是北方为中心展开的，但到了南方，福建、广东那一带，他们的世界是面向整个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想去台湾很麻烦，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去到台湾再向南洋去菲律宾，他们是个巨大的一个文化的贸易的生态系统，马六甲、冲绳、琉球，都是当年福建人去的，这期间带去他们的文化，然后又跟不同的新文化交汇。

所以你看到历史不断流转，看到那种开阔性的时候，你就突然会对眼前的世界不那么悲观，你不用觉得受困于此刻，它是随时可能被打破的，流通性始终非常强的。而且我特别喜欢那个音乐，我跟洪导说过范宗沛的音乐，我以前就特别喜欢。

许老师说不想先说，结果他说了这么多。刚才一位观众也提到了，就是现在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于台湾的感觉可能跟我们以前还不一样，B站是年轻人特别活跃的一个平台，为什么会选择去参与出品这部纪录片？

我觉得对于年轻观众，90后、00后来说，其实有一句话大家说的特别多——最熟悉的陌生人，用这样的话去形容我们跟台湾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台湾很多不同的理解。刚才许老师讲他10年没去过，我最后一次去台湾是2016年，到现在有8年了。现在台湾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如大家接收到的信息说年轻人越来越疏离？不知道，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窗口去看到。

我记得我们在和洪导讨论合作这个项目的时候，提到了关于台湾的事情，年轻人有不同的看法，选题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当时洪导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知道今天这样的复杂是怎么造成的，这样的疏离或者是亲近，熟悉又陌生，是因为这300多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在用纪录片追寻什么？我们追我们的热点，那就是爱与恨，所有的这些感情的东西。你是不用去担心它不会被接受，或者因为年龄而有分歧，没有。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也喜欢这些，我们能看到B站近些年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有很多up主做的东西，可能它在影像上、质量上不如专业纪录片做得好，但依然可以收获很好的口碑和观众的认知，就是在于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情感。《两岸家书》一样，片中有很多的细节、情感，有小人物的命运，这样的项目B站当然要跟。

#03

进入历史，站到地面，站到人群中

我们刚才还看到一个片段，许寿裳写给他小儿子的信，这个信里面的内容其实是比较琐碎，很像是平时年轻人跟父母发微信，然后父母给我们发这么长一段，我们可能就回那么一行话、两行话，所以洪导您觉得像这样的琐碎，这些人之常情的一些内容，它有没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这也是我想向王笛老师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从情感出发，首先是因为我们做纪录片的需要，当然要好看、能打动我们，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细节，比如第二集的一个人物是连横，当时他在台湾，把儿子派到大陆来想谋一个职位，给他儿子写信，就是絮絮叨叨老父亲的那种，你们现在年轻人叫“爹味十足”，他不断地交待北平现在冬天了，夜间不可烧煤，怕他煤气中毒，然后嘱咐他，听说西安青铜器很多，你在冷滩上可购几件，就是在小摊可以买几件，然后再到北平转售可获微利，大概是这样子，很好玩。

这个老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是这里面有他的时代背景，因为当时连横写完《台湾通史》以后，其实在台湾也不太得志，想谋个职位也谋不到，然后又是日据时期，《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在台湾的中国人是要改国籍的，他就觉得愤愤不平，然后他就把儿子派到大陆来委托好友去关照，这里面时代跟他的这个细节就结合得比较紧。

但是我们也想说，像这种充满了细节的东西看起来是好看，但是不是可以构成历史的一部分？你看我们的片子里没有大人物，没有蒋介石、陈仪，也没有施琅，那可以叫历史纪录片吗？

可以。

过去可能觉得没有必要，我们要认识历史，要从战争等大事件开始，要站得高，要看得远，要研究重大问题，但是我越来越不认同这种历史观。当然并不是说不需要有一个大问题，我从来不反对研究大问题，但是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研究大问题，因为当我们在研究所谓的整体史的时候，其实个体的命运，个体的故事就被忽略了。而且当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站在远远的地方看，你看到的都是波澜壮阔，看得心潮澎湃，恨不得融入那段历史，觉得好像自己被时代的大潮抛弃了。

但是当你进入到历史潮流之中，比如说战争，人民遭受的苦难，如果我们进入到那里，当旁观者，你觉得这个是时代潮流，是不惜一切代价都需要的，但是当你自己成为那个代价的一部分，你无助，你家庭的无助，多少生命的丧失，你就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说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既应该站到大的历史观，但那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应该换一个角度，站到地下，站在人群中，再到家庭，再到个体，当我们能够理解个人的情感、个人的牺牲、个人的付出，特别是这六集里边，涉及到好多个体的两岸分离，有的时候是心碎的，你就为这种个体的命运而无奈。还有这期间很多普通人付出了远远超出想象的代价，那么就要问为什么需要这个代价？为什么需要我们普通人去付出这个代价？我们能不能避免让普通人、我们的老百姓去承担这种代价？我觉得这是作为政治家，作为精英，作为思想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完全认为你们实际上是在进入历史，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用记录对抗遗忘”，如果你们不把它记录下来，随着岁月流逝就完全被遗忘了。你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研究历史几乎是一样的，先有了一个对象，然后去发掘资料，最后把这些资料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你们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无非是传统的历史学家是用文字表达，你们是用视频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比我们用文字更直观。

但是从小在祭祖扫墓的时候，我们家的墓碑上面从开台祖一直到我父亲的墓碑上都有鉴湖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变成了一个像是指南针那样的感觉，告诉你回家的线索在哪里，凭这两个字，你就会回到你原来出发的地方。当然，这次有机会能够做《两岸家书》，并不全是因为我是鉴湖张氏，也并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是晋江老乡。

我们两位导演，洪导也是晋江人，张导也是晋江人，很奇妙的。

   反正就是这些机缘，让我们去呈现这个故事。也跟王笛老师报告一下，就是刚你所看到的那些家信、文书在大陆是170多封，还有一部分在台湾，加起来可能将近300封，这个是非常少见、非常难得的了。然后刚才听王老师、许知远在说感受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因为对我来讲，我念历史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把整个台湾史都读过了，但这一次做《两岸家书》，第一是从这些非常具体的个人书信的字里行间，你要读出他们个人的心思以及说不出来的东西，比方说张士箱的命运改变是怎么发生的，族谱上面就那几个字“因冒籍见扣”，我们怎么样从里面去读出，在这几个字被写到族谱里去的时候，张士箱所面临的命运以及心理状态会是什么，那里面一定有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

所有的家书其实都是这样的。各位去看第四集，先生寄回到老家给太太的信只有大概5行那么简单，可是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字后面都是几百个字或几百句话说不出来，或者说不知道怎么表达。每一个字的力量跟它后面可能辐射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能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家书，不管是300年前、100年前还是50年前的，或者是说刚提到最后一集，高秉涵先生送了200多坛骨灰，每一封家书后面，其实都代表那个时代千百万家庭的一个共同命运和共同情感。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洪导提过一个感觉，但是我没有去求证，就是以1949年之后上百万个家庭的分离来讲，是不是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分离？时间也非常长，将近40到50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好好去整理、去反刍、去解决。

我觉得不管是张士箱他们的垦拓，或者说到了日据时期，连横或者林海音选择要待在大陆，他们面对自己故乡的时候的情感，这些所有的经验和情绪，就是台湾跟大陆300多年来的关系所产生的种种非常个人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所累积而成的一个大时代的面向，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再去反刍。我们未来要走下去，甚至面向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这里面提取很多的资源、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也是给到世界史的一个经验。

我刚才听各位讲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我之前想的，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不只是一段历史，事实上它还是对未来的一个投射，而且不只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投射，还是对全世界的一个投射，我觉得它有这样的能量。

其实我在写梁启超的时候，我会刻意写到很多小人物的历史。我们现在比如想一个大的历史变化，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出现，这背后是有无数支撑的，它像一个磁铁一样吸了很多不同的碎碎的磁石，然后给出一个更大的方向和力量。而且这过程中其实我好像越来越觉得不是大人物、小人物的问题，我觉得是跟人的情感世界，包括个人世界有关系，因为经常历史被总结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叙事，中间很多微小的“气泡”丧失了。比如说此刻，你看到大的新闻上全都是什么样大的会议召开了，有什么样的文件公布了，但实际上你看每个人的朋友圈，每个人都在po自己的新动态，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发表什么看法。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中隐隐的那是一个新的自我表达的世界开始慢慢形成，此刻这个东西在当时的叙述中好像看不出来，但转化一个视角就变得非常重要。

包括我最近在写梁启超时候我印象特深，你看到他写的文章是一回事，你看他的书信里面是另一回事，其中有一段，黄遵宪被困在了眉县，他快去世的时候写信给梁启超表达看法。那是1904年，没有人知道1911年之后会有革命发生，他是一个非常沉闷的状态，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看到梁启超《新民丛报》寄了一些新的消息，带来新的感受，但是他们又不知道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黄遵宪给他写信，信里就讲我最近刚刚做了个梦，梦中梁启超提着自己的头走到了床边上，说我流落海外，刚刚被一个新进的革命党杀掉，然后这个头就靠在墙边上，黄遵宪一看这上面就是模糊的，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部中国被瓜分的地图。它就是一个梦，但如果他不做这个梦，不把这个记录在书信或日记里，你现在怎么会理解当时的一些生活在国内的革命者，他们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呢？

包括《两岸家书》里许寿裳那封信，看起来很简单，你现在回顾大时代1946年什么样？抗战胜利，然后国共两边开始新的战争，他是一个作家，一个文学教授，他那一刻真实的、要付出全力的问题就是他的家庭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这正说明了历史为什么值得期待。即使面对不管怎样的大时代，个体仍然要完成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小小的空间传承你的感受，你要保护什么，你相信什么，然后你想在里面表达什么，是这个小小的微观的核来保护。你看许寿裳那封信，他那短短几句话，在那个时刻他的力量就明显地爆发出来，因为是这么大的一个紧张失控的状态，他对家庭的那种关心是在对抗着时代巨大的失控，他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小宇宙来面对一个看起来分崩离析的世界。

所以包括就是去年我跟洪导聊天时就提到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印度的阿玛蒂亚·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太太埃玛·乔治娜·罗思柴尔德写过的一本很棒的书，中文翻译叫《帝国豪门》，书中展示了18世纪末一个英国人写的信，当时他的子孙有人在东印度公司，他就通过这个信交待事情，需要什么样的瓷器，又要说什么东西，然后财政的紧张等等，通过信能勾勒出整个大英帝国当时的真正状况。一个帝国的扩张，整个时代和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微小的个体构成的。

关于历史，关于过去，关于记忆，我们觉得单一素材都不足以去表达，所以你会看到刚才林文月的这段声音其实是杨渡在若干年前对她的采访留下的声音，我们把这段声音打包出来放在片子里，这里面有旧影像、旧声音，有文学性，因为林文月是文学家、翻译家，翻译了《源氏物语》；还有动画，动画完全是我跟钊维想象出来的场景，我们想象那时候祖孙两个人在虹口公园应该是什么样的场景，有分歧的是，钊维认为整体氛围要更温暖一点，所以一开始会有蒲公英，他认为光线应该是朝阳，但我认为是夕阳，我坚持最后祖孙俩一定要是背影，因为那时候连横心里面非常抑郁，他寄居在女儿家，我让他要孤单一点、抑郁一点，所以这里面有主观的东西。

我就想说我们在记录过去或者回望过去的时候，希望能调动各种各样的手段，组成我们记忆的场域，这里面有客观的历史，也有我们主观的理解，我希望是不是在纪录片里面，可以给我们宽容度大一点，所以动画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记忆之场呈现的方式有很多，王老师之前讲过“档案并不比文学更接近历史”，所以您肯定是非常支持洪导用各种各样的载体来呈现对吧？

其实过去可能我们会排斥，但是现在不会，至少我不会，我觉得许知远可能也不会。你看他写梁启超，我觉得有好多对他心理状态的理解，其实现在历史研究有个趋向，就是情感史开始发展起来。

所谓情感史，因为我们他从文字里看不出来，有很多信息要透过字里行间去解读，他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过去我们甚至都认为说历史研究不能有想象力，现在也不这样看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大千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都完完整整记录下来，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事情，哪怕是重要的事情，被记录下来的都是少数，所以你要做一个完整的历史趋势，必须要有想象力，就是把那些没有完全记载下来的东西，通过你的理解、逻辑的理解，填上这个空缺。

可能有的同行不一定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在历史著作中间可以把这些填补进去，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一定是告诉我的读者，这是我的理解、我的推测、我的逻辑，但是没有历史资料直接的记载，这两个要把它区别开来，不能让你的读者认为这个的的的确确就是历史的本身。

其实文学，特别是文学家写当代的文学，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通过文学的形式把他认识的世界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在进入历史。过去我们就片面地以为档案资料就是历史本身，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档案中的虚构也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官方档案，所以说我们哪怕在使用档案的时候，也要和用文学资料一样，持批判的态度。

关于过往有这么一句话“过往是另一个国家”。

你面对过去几百年，其实跟一趟旅行是一样的。我一个北京人到杭州，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景象，它部分是真实，毕竟那些人在那里，但在你脑中折射的肯定是选取之后的印象，比如今晚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而且每个人看到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面对历史记忆的时候，就像去往另一个国家旅行，他一定也是看到是他们眼中的一个世界的样子。我们经常会误解想象，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它是以某种精确性为基础，是在一个既有现实、既有逻辑和经验的基础上构成的，说句实话，我觉得所有的，就连科学都是有想象的部分。你看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不是说科学家发现多少论据之后证明了论点，而是说科学家大概想到这些可能，去找论据来证明，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靠想象力驱动的。

所以说我们做《两岸家书》想要传递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张总，看到我们这个片子当中有这么多，包括刚才洪导提到的那一段，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的这个资料，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片子做得特别值？

当然是。做影像不管做新闻还是做纪录片，他总是希望能拿到更独特的东西。

我当年在做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时候，很多片子都是宏大叙事，做的是名人、帝王将相，这样的东西一度让我有些产生了疲态和做不下去，我会不知道怎么让片子好看了，那些大人物他们的思考和情感变化，与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后边慢慢大家在反思，历史纪录片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越来越多小人物，甚至在很多考古发现里面我们也找到了越来越多细节的东西，一些普通老百姓的东西。比如说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黑夫和惊这两个秦朝士兵给家里的家书。我做过三部涉及秦朝的纪录片，但是你现在让我马上回忆，可能就这封书简是让我记得最深的，因为它让我觉得历史与我有关，它让我觉得活在几千年前的人，他们的所思所想能投射到我现在的一些情感、困惑也好，激励我也好，或者让我感同身受。

所以其实那份资料让我们觉得这片子成了的原因，不是说因为它的稀缺，而是那一张张脸，那一句句动人的话语，他的呐喊，见面之后家人不管是下跪还是拥抱，一个个画面能让我们感同身受。今天不管我们是漂泊在杭州还是漂泊在北京，我相信我们过年的时候回到家里，见到很久很久没见的朋友亲人，是能感知到这种情感的，未必我一定要去过台湾，未必我一定要经历过两岸分隔，但是这种分离的痛苦和求而不得的无奈，其实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第二集讲日据时期，包括连横先生、张我军、林海音女士，就是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她当年在北京写信给台湾的堂哥，她说我宁可失去故乡，也不要失去祖国。我其实一直到做《两岸家书》的时候，才知道100年前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台湾人，大概有二三十个家庭，他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生活。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一开始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材料，可是随着片子做下去，我突然觉得我不希望再写出像林海音那样的信，我也不希望再像何文德那样要走上街头去说“我要回家”。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在于，要让两岸所有看到这个影片的人都知道说，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了。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北京，一个家在台湾，不要让我两个家都难以回去，这是不人道的，绝对绝对的不人道。

回顾第一集我们看到的张士箱，就如刚刚许知远所说的，他有这样一个机会为了他的生活、前途，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发展，成为台湾垦拓史上一个重要的典范，是这样的民间力量塑造了两岸如此牢固的连结。

回到初衷，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的标题叫“用记录对抗遗忘”，《两岸家书》想把台湾近现代这三四百年的历史和发展脉络给大家讲清楚，还有台湾同胞这几百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想也很有必要说给大家听。大家去看一看，他们在日据时期被迫改用日本人名字，户籍要改，国籍要改，他们是怎么反抗、怎么抗争的，光复以后又经历了什么，我想让大家多了解一些。

所以由此引申出来，我们在做片子的时候一直在说另外一个词叫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理解台湾同胞。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经历共同的时代风云变幻，但也还是有不同，我们需要互相理解，我们现在更多需要一些情感上的东西来促进相互沟通，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就像亲兄弟一样，不能简单用情绪去处理。

我们做片子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需要情感，而不是仅仅只有情绪。有一个巧合，我和钊维导演，祖籍都是福建晋江，但分别在大陆和台湾成长，这次合作，回望一段共同的历史。所以6集片子看完，大家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两人共同的感情在里面，我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代一代都应该去互相理解，互相相信，多做沟通，多做了解。

左起：许知远、曾宝、王笛、洪雷、张钊维、张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