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胡阿姨的花园》：被遗弃的一切，都会茁壮生长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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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母子关系——儿子一直和母亲说自己活不长，母亲则鼓励他一定要强大起来。

“那些宏大的事会有人说的，修大桥、铺大路这些都有人会去记录。但是他关心小人物如何在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的时候，能够扣紧时代的轮子，没有掉落在地上。”

曾生活在重庆十八梯的胡阿姨用拾荒找到的各色物件，搭建起一座自己的花园。（受访者供图）

重庆十八梯曾有一间特别的旅店，几张上下铺铁架床挤在窄小昏暗的房间里，每晚住宿费3元。一座由废弃物堆积成的、如艺术装置般五彩斑斓的花园，紧挨着旅店。

七旬老太太胡光荣是旅店的老板，她的鬓发已花白，瘦削的身板行动灵活，把自己收拾得清爽利索。正是拾荒的她，用被人遗弃的商业垃圾，在旅店旁砌起自己的“理想家园”。

第一次见面，纪录片导演潘志琪就与胡光荣很投缘。他告诉她，他想经常来这里看看，记录她的生活。她说，在这乱糟糟的地方，他要能吃得消，随时欢迎。

潘志琪刚认识她时，旅店的门还在花园外，过了两年，十八梯拆迁在即，门被封了，她只能在花园里利用另一个门进出。“她花园最顺利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到后面，那个地方就是一种很破败的感觉。”潘志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花园、旅店和人，于时代变迁中的浮沉，被记录在潘志琪的纪录片《胡阿姨的花园》里。影片起始的2012年，胡阿姨搭建自己的花园，大庇天下寒士。2016年，胡阿姨的旅店与花园所在的月台坝拆除重建，她没能找到新地方重新开张，花园消逝，她也就此搬进了小区楼房，与儿子同住。

旅店与花园，亦是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外化。“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包括艺术创作者，包括我也是这样，它才可能支撑着你。我们在拍她的故事，会发现她的故事恰恰有些时候也是我们的故事。”拍着拍着，潘志琪与胡阿姨产生共鸣。

2024年6月，《胡阿姨的花园》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

胡阿姨与儿子少斌也在家中看了成片。银幕外的母子俩，望着同一房间里多年前的景象，让潘志琪有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受。少斌对妈妈说，你看，我那时候的房子多干净啊。如今，光是胡阿姨睡的上铺，就有一半地方被海豚玩偶一类的小玩意儿占据，房子里也堆积如山，充满胡阿姨捡拾的各种东西。

影片横跨了九年。让潘志琪印象尤深的是胡阿姨看片时的感慨，“小潘，你这些年东跑西跑，人看上去也憔悴了。”他想起纪录片前辈司徒兆敦说过，“纪录片就是一个生命陪伴另一个生命的时光”。

潘志琪记录下胡阿姨生活的变化，影片横跨了九年。（受访者供图）

胡阿姨原来是一名会计，因替人担保而背负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她避走十八梯，决意靠经营廉价旅店与拾荒“赎罪”。她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却时常接济旅店里捉襟见肘的住客。每天，她从破败的十八梯走到繁华的解放碑，捡拾废弃物，一些奇形怪状的物件也跟着她回了家。

彩虹伞、骏马、天使翅膀、泡沫蘑菇，胡阿姨一件件搬回，在大都会脚下的垃圾堆里，打造她的秘密花园。那里有她为儿子扎的象征福气多多的葡萄，有留给并不存在的孙子张星宇的宇航员气球，有她的念想。

“胡阿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人物，但在她的生活当中，并不天天都是鲜花，天天都是阳光。它（片子）充满了积极的价值，但是不粉饰太平。”《胡阿姨的花园》制片人陈玲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胡阿姨的儿子少斌眼睛患病，近于失明，同时陷入抑郁。影片结尾，镜头拍下他的丧失劳动能力鉴定书和每月不到2000元的退休工资单；踏上讨债之旅的胡阿姨，面对一次次碰壁，无功而返。

潘志琪看见，他们的生活与所处环境间形成了互文。胡阿姨的职位，是与资本体系紧密相关的会计，而欠债后，她来到的地方，又恰好凝聚了重庆解放碑与十八梯两大新旧商业区的兴衰。

“这样一个在商业社会里头受到伤害的人，没有学过艺术，但是她在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内心。”潘志琪解读。曾有法国导演在纪录片《告别十八梯》中拍摄了胡阿姨，在导演眼中，胡阿姨不啻为一位民间艺术家。

2016年，重庆开始走上网红城市之路。胡阿姨把花园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付不起房租，没两个月，她又只身回到了十八梯。当她再次回到花园所在地时，地方已被人租下，她的收藏大多不知去向。店主告诉她，本来想帮她保存某些东西，不料一抱就碎。后来，这个店主也搬走了。“重庆各个区块都在提倡城市更新、老宅翻新或者是古文化商业街。”潘志琪解释。

第二年夏天，胡阿姨搬去和少斌同住，她的花园收缩得很小，从曾经的“花果山”，变成了不足两米、狭长分布在公租房走廊上的一条迷你绿化带。胡阿姨对着镜头，露出标志性的孩童般的笑，自豪地说，这些花是别人丢掉的，但她种下后又活过来了。

2016年，原来的花园拆除后，胡阿姨搬进小区和儿子同住，很快，她睡的上铺又被捡来的东西堆积如山。（受访者供图）

评完奖后，陈玲珍与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会主席尼科尔斯等人交流，他们的肯定几乎都来自于胡阿姨在困境里不被压倒的坚韧与乐观。她自己就像花园里的那些花，被他人遗弃，却能将同样被遗弃的人和物捡拾起来，悉心照料。

“本身深沉的社会意义就是在这里了，我们不要看轻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东西，把应该有的空间、阳光和水，和最重要的关爱给它，那它就会成长，它就会茁壮。”陈玲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潘志琪第一次来到十八梯。十八梯在重庆可谓独一份的存在，是连接上半城到下半城最为便捷的通道，明清以来，逐渐形成了繁华的集市和稠密的住宅区。然而，由于战乱、火灾、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十八梯一带逐渐走向衰败。1949年后，长江航运一度衰退，这里逐渐形成了渝中区最大的棚户区。

令潘志琪感到新奇的是，尽管四周高楼林立，城中村里仍然保留着其他地方消逝已久的生活景观，比如票价一元放香港电影的录像厅，价格同样低廉的老茶馆等。但他也知道，这个地方迟早要改造。同年，渝中区宣布启动十八梯地区的拆迁工作。

连着两年，潘志琪每年都到十八梯，拍理发店老板、录像厅老板、茶馆的老太太、麻将馆的老大爷，但他觉得像在拍《东方时空》曾经的一个栏目“百姓故事”，因题材相似，他怀疑自己拍摄的意义，直至2012年遇到胡阿姨。她的花园里那棵像装置一样的树、她的旅馆、她的善良，她的生活每天跨越上下城两个空间，让他慢慢觉得值得拍下去。

第二年，他才发现胡阿姨有个儿子。有一天，老太太对他说，“小潘，你能不能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因为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他特别需要一个陌生人的祝福。”潘志琪拨通了她儿子少斌的电话，听声音感觉那头是个很柔弱的男人。他特意在胡阿姨家门口等少斌来，见到之后，他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母子关系——儿子一直和母亲说自己活不长，母亲则鼓励他一定要强大起来。

母子俩生命观念的碰撞被镜头捕捉。少斌吐出一连串对生活意义的质疑，觉得活着不如死去，胡阿姨久久地沉默之后，抛出一句铿锵有力的“不得行”，并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例子激励他。

“少斌活在现实世界，所以他会抑郁，会不断地消极颓废，胡阿姨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所以她永远都充满了力量。”潘志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少斌看到他母亲的花园的时候，其实他慢慢地也理解了。”

胡阿姨和儿子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观念，少斌自小多病抑郁，质疑活着的意义，胡阿姨铿锵有力地激励他。（受访者供图）

疫情期间，少斌由于眼疾提前退休，母子俩靠着两份退休金维生，生活变得平静。胡阿姨仍在一点点还债，每个月托少斌用银行卡转去。

小区里用现代化设备处理垃圾，胡阿姨只能从别处捡来，投进设备里实时计费。后来，她没法长时间走路了，于是彻底停止了拾荒。

虽然两人都无法远行，但少斌经常会带胡阿姨在公园里散心。少斌用放大镜在手机上看资讯，胡阿姨从前拾荒时就经常收集报纸，现在也看看电视。“肯定有磕磕碰碰，毕竟两个人的生活理念不一样，但现在基本上磨合得差不多了。”

潘志琪的过往作品里，记录了许多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平凡人。《二十四号大街》的主人公老苏在棚户区开餐厅，由于没有经营许可证，总是受到驱赶。他无论到哪，都会带着一只红色澡盆，拧开路边水龙头，便能就地泡个澡。

潘志琪察觉到，无论是胡阿姨、少斌，还是老苏，自己看见、拍摄的这些平凡人，都有着一份韧劲，“可能这个是我们持续不断地去关注他们的一个原因。你会觉得他无论在哪个关口上，都能喘过气来，他永远都会对未来有一种期待。”

重开旅馆的念头，胡阿姨从未打消过。干儿子小钟用各种名目如电费、办证费等等，给她编造了另一个旅馆之梦。一讲到她的旅馆未来也许能重新开张，胡阿姨的眼睛就会放光。

拆迁后，潘志琪再次跟拍胡阿姨走进人才市场，有个租客认识他们，问了一句，怎么还在拍？胡阿姨开玩笑说，他没得事做。

潘志琪与胡阿姨相识之初，便有种亲近感，相处几乎没有经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如果潘志琪工作比较忙，有一段时间没去拍摄，当他突然间出现，胡阿姨都会很惊喜。

胡阿姨开旅店时，接济过一些穷困潦倒的人，他们认她作“干妈”，小钟也是其中一个。当小钟得知胡阿姨在追债时，想以帮忙打官司的名义骗取她的钱。胡阿姨为此向潘志琪借钱，在他的追问之下，胡阿姨吐露实情，站在摄影机后的潘志琪，立刻明白了小钟的真实用意。

“会觉得其实挺可恶的，有比较强的代入感。”于是他出声提醒，这时，他不再只是一个旁观的拍摄者。“你绝对不能去影响别人，但当别人出现了这种危机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去工作，你是她的一个陪伴，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是在拿着摄影机跟人交往，当你完全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觉得这是特别不道德的，因为你永远是在窥视。”潘志琪向南方周末记者说明，他不回避自己出现在片子里。因此，他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会在镜头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我更愿意拿着摄影机拍摄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是相互的，你也在影响他，中间的这层隔阂是可以打破的。”

潘志琪过往的纪录片主人公，多是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平凡人。（受访者供图）

潘志琪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他指导的学生们在拍摄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被拍的人拍着拍着，“不跟他一起玩了”。潘志琪建议学生们弄清被拍摄对象不愿意继续的原因，比如拍摄给他们带来负担，或是在哪一块可能伤及他们的利益。

影评人苏七七曾梳理过潘志琪作品的风格，“在他前期的两部作品（《侦探》《迷藏》）中，人性的部分更强烈，人物陷入命运的悖论无法自拔，有一种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谬与暗黑；近期的两部作品（《二十四号大街》《胡阿姨的花园》）中，社会性呈现得更多，视野展开，时代的因素也流注其中。”

私家侦探、盲人按摩技师、开餐馆的进城务工者、拾荒者，他镜头的主人公始终是普通的个体。潘志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是刻意的，可能无意识中就会关注到，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权益比较难以获得保障的一些群体。”他认为，这也和他非工业化的制作方式有关。他习惯一人扛着摄像机去记录，单兵作战，更容易贴近拍摄对象，让他们放下戒备，坦然面对他长久的注视。

疫情期间，潘志琪看见新闻：蜜蜂不能转场，养蜂人绝望地上吊自杀了。后来经过调研，他了解到养蜂人这个历史悠久的行业，看起来追花逐蜜、光鲜浪漫，却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气候、传统产业转型等问题，面临巨大挑战。由此催生了他的纪录短片《逐花人》与正在制作中的纪录长片《与蜂行》。

“修大桥、铺大路这些（宏大的事）都有人会去记录。但是他关心小人物如何在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的时候，能够扣紧时代的轮子，没有掉落在地上。”陈玲珍欣赏潘志琪十余年如一日的创作，“他的这种韧性与坚持，再加上敏锐的观察，这三个东西是缺一不可的。”

时间仍在镜头外流淌。搬入高楼以后，活动空间缩小，胡阿姨过着一种静态的生活。住在十八梯时，她常把“时间不够用”挂在嘴边，潘志琪拍她时，她基本都在活动，不是捡垃圾，就是洗衣服，或是打点旅店和花园，早上七八点起床，晚上十一二点才休息。

这几年，胡阿姨的身体明显衰老了一些。她说过，自己不喜欢楼房。望着片中自己曾经的生活，骤然之间，她又迸发出兴奋劲儿。

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