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日据当局在台湾实施的“日本化”（又称“内地化”“皇民化”）是“从语言开始”的，正如日据台湾当局森冈总务长官1937年10月的一次讲话所说：“为使本岛（按，指台湾）人与内地（按，指日本）人无所差异，实质上需要具备皇道精神，俾使对事物之看法与内地人趋于一致。又在形式上，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等外形能与内地人相同，始能谓已完全日本化”。
日据台湾伊始，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台湾当做其“新领地”，在台湾将日语当做“国语”，强制台湾人民学习日语，并且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汉语教学。
与此针锋相对，光复初期台湾的“去日本化”也是“从语言开始”、从国语推行运动开始的。
《两岸家书》第三集告诉我们，许寿裳及其主持的台湾省立编译馆，倡导用注音字母学习国语（这是中国人“自家学话的方法”），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运动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许寿裳是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的代表，也是1946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委员。据我所见资料，1948年1月16日，许寿裳在台北“出席国推委会”（许寿裳《日记》）；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北遇害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挽词《敬悼本会委员许季茀先生》说：“三十五年前，读音统一会上，先生们排难解纷、折衷至当，确立注音字母的制造原则，奠定了国语运动的规矩（注：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开会，距先生之死整三十五年，先生为浙江省代表出席，当时为核定音素，采定字母，争论纷纭，先生与马浴藻、朱希祖、周树人皆章太炎弟子，提议以简单汉字为注音字母，遂成定案）”（《台湾文化》第3卷第4期，1948年5月1日）。
《两岸家书》第三集里，梁月心生动地讲述了光复初期在台湾用注音字母学习国语的经验。我另见梁永禄在写给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委何容的信里，讲述日据时期用注音字母、听国语广播，秘密学习国语的经历，以供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运动借鉴：“（我）从中学二年级就一直燃烧着归回祖国的情绪，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积蓄些钱，而不得不到一个乡村（台中县北斗区溪州乡）开业行医。遂得识该村牛稠子人、曾经留学过北平数年的陈文艺先生。趁此良机，承陈先生好意，立刻纠合该村青年、中年廿多名，组织了一个‘北京话讲习会’，于民国廿六年四月一日，陈先生指导之下，正式开课。是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虽于台湾各地都能很清楚地随便收听，但半句也不懂。又不幸，七七事件一发生，七月八日，北斗郡役所命令解散该会，因之陈先生成为被注意人物，不能和他密切联络。继之全岛禁听一切中国电台之广播。于是我们的苦学从此就开始了，讲习会的寿命只三个月，所学只不过注音字母及极简单的几课基本会话而已。舍下不居镇上，位于比较偏僻地方，所以只能严选几位同志，由弟领导，夜间秘密的开始研究。为使音正确起见，想法利用收听南京的播送。遂在距住宅四角100米处配置四个监视人，手拿着手电灯，如有警察或可疑人来时，以电光报告站于门外的另一监视人，以便立刻通知屋里人（弟与一二同志）停止接听。这种独学（汪按，即自学）确是苦中之苦”。
日据时期梁永禄、光复初期梁月心在台湾都倾心于学习国语，都用了注音字母，都正确地用了中国人“自家学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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