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西路军失败，陈昌浩为何不直接回陕北而去湖北？只因另有雄图壮志》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陈昌浩在石窝山会议上提出要和徐向前一起回陕北向中央述职，但刚出祁连山，他便病倒了，幸得湖北老乡但复三收留并照料。可惜的是，他在病愈之后，并未直接回陕北，而是先回了湖北，等到他出现在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937年8月中旬了，这个时候，日寇全面入侵华北，全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共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相约枪口一致对外。

老覃在两年前还发布过一篇题为《徐向前认为八路军应该编4个师，毛主席最初却想编四个军12个师》的文章，文章中详细讲述了红军改编的详细过程。

话说，自从大规模围攻江西苏区，逼迫中央红军长征起，蒋介石就自信心爆棚，认为只要再花上一二年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红军。

斯大林因为要全力对付德国人，无法东西兼顾，生怕东面的日本人向自己开撕，费尽心机想开辟中国战场，让中国人替自己牵制日本人。

为此，他通过共产国际指示王明去与老蒋的待从秘书邓文仪举行会谈，讨论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邓文仪出示了老蒋开出的条件：取消苏维埃政权，红军领导人到南京挂职，红军改编后立即赴内蒙抗日。

彼时，老蒋在日记中是无限欢欣地写：“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

哪料，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陕北红军的压力暂时减缓。

可惜的是，陈济棠、李宗仁这些军阀唯利是图，缺乏信仰，谈不上主义，经不住老蒋的又拉又打，很快就被摆平了。

陕北红军的困境还没有解决，共产国际又频频指示红军要接受老蒋的招安。

毛主席于是派潘汉年去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表示红军可以像两广事变部队那样接受收编，只要能保留原来的独立和自主性即可。

蒋介石不屑一顾地告诉陈立夫：

“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

只能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拳头太小，是不配拥有话语权的。

毛主席因此策划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作战新计划》。

不过，计划尚未实施，西安事变突如其来地爆发了。

通过西安事变，我们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标，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毛主席郑重地向老蒋提出：红军应改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以组成一路军。

老蒋已经扣押了张学良，又恢复了此前的神气，摇头摆尾，让与红军谈判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递话，说“中央准编其为四团制师之两师”，“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之”，并特别强调“不设总指挥部”。

这是在明目张胆地要瓦解红军。

此外，他还极其蛮横无理地提出：

“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

老蒋发出要“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的最后通牒的时间点是1937年6月20日。

这个时候，华北上空战云密布，全面抗战的气味已经非常浓了。

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只有改编，但老蒋的改编条件却是如此苛刻，怎么办？

陕北红军领导人一个个愁眉蹙首，计无所出。

毛主席却以非凡的魄力和超凡的大智慧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蒋某人要想把“改编”变为“收编”，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我们不和你谈，自己改编自己！

他在1937年6月25日以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称：

“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000人。”

即老蒋一定坚持要瓦解红军的话，那我们就会在1937年8月1日这一天自行对外宣布改编，将红军编成三个正规师开赴抗日战场。

然而，没有等到8月1日，在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

红军改编刻不容缓，蒋介石最终接受了毛主席开出的条件：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改编为三个正规师，共45000人，分别为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