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1965年，空军接二连三出事，吴法宪心惊肉跳，见了贺龙，泪如雨下》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提到：1959年，毛主席在任命林彪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同时，充分参与了罗荣桓提出的建议，增设了一个军委第二副主席，由贺龙来担任，强调“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家贺主持”。
林彪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甚至在1962年突然病倒，此后，再没出席过一次军委常委会议。
贺龙总揽军委的各种日常工作，负责主持军委常委会、战略小组会、军事部署会、军工生产会、军情汇报会等等。
到了1964年，还大力推动了“郭兴福教学方法”和“大比武”，把军队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林彪的病情有所好转，为了改变局面，他让叶群带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三七九团做“调查研究”，想办法抑制“大比武”。
叶群工作组很快捣鼓出了四份调查报告，并在罗瑞卿主持召开的军委办公会上拿出来给与会者讨论，批评“大比武”只重军事不重政治，要求军事建设重新回到“突出政治”的轨道上。
老覃在多年前写过《罗瑞卿晚年讲述林彪担任红大校长时的一则趣闻，讲得极为生动传》一文，文中讲到，1936年6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立，毛主席决心要把红大办成为第二个“黄埔军校”，他本人亲自兼任了红大的政治委员，让林彪担任校长，而让罗瑞卿担任教育长。那一段时间，林彪和罗瑞卿有过一段愉快合作的经历。
那么，当彭德怀折于庐山，黄克诚甘为陪绑，林彪出山挂帅后，便提名罗瑞卿接替了黄克诚的工作。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克诚在工作上与彭德怀高度“保持一致”，而罗瑞卿与林彪之间却经常出现意见上的分歧。
比如说，林彪在1960年9月的军委会上郑重提出了“顶峰论”。罗瑞卿当场就提出了反驳，他说，如果已经到达了顶峰，那就意味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再往上发展了，坚决不能认同。
还有，对于贺龙所推动的“郭兴福教学方法”和“大比武”，罗瑞卿是热烈拥护和支持的，他还亲自组织实施了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
现在，叶群要求讨论四份调查报告，他极不以为然。
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叶群气呼呼地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四份调查报告，背后搞了动作，以致那么多人敢闹事。”
林彪点了点头，说：“他这不单是反对四份调查报告，是从根本上反对突出政治，坚持另搞一套。”
叶群一看丈夫赞同自己的看法，来了劲，说：“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林彪略作沉吟，坚定地说：“以那三十本书为突破口，从萧向荣身上开刀。”
叶群眨了眨眼，心领神会地说：“好主意！”
说起来，萧向荣也算得上是林彪手下的“老人”了。
土地革命时期，他在红一军团；抗日战争初期，他在第一一五师；解放战争时期，他第四野战军，一直都是林彪的部下。
林彪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后，萧向荣不仅继续担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副秘书长，而且还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但是，萧向荣的原则性很强，无论做什么事，一概秉公办理，从不讲私人感情。
1959年年底，叶群从地方调回部队，担任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兼林办党支部书记，还担任了军委办公厅党委委员，她闹着要给她授予大校军衔。
萧向荣就此事请示了主管全军评定军衔工作的罗荣桓，然后在军委办公厅党委会上公事公办地对叶群说道：“我们这里的几个处长资历都比你老，也都是上校军衔，给你评大校，别人会怎么想？”
叶群为此恼怒不已。
此外，萧向荣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和军委办公厅主任，和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走得很近，两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林彪和叶群对罗瑞卿不满，考虑到罗瑞卿有“毛主席的贴身大警卫员”之称，不敢贸然动罗瑞卿，而从萧向荣身上入手。
至于那“三十本书”，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后来在《非凡的年代》中细述过这本三十本书的来历：那是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过后，毛主席亲自列出的马恩列斯的三十本著作（其中有一本是普列汉诺夫的），让罗瑞卿去找陆定一，出线装书，以供高级干部阅读。
罗瑞卿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让萧向荣向军委直属机关作了布置。
林彪剑走偏锋，选定了毛主席钦定的三十书作为突破口，准备对执行毛主席指示的萧向荣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