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总理慷慨赠送一架飞机给胡志明,飞机却在昆明突然散架

文摘   2024-11-04 11:39   广西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964年,空军接二连三出事,吴法宪心惊肉跳,见了贺龙,泪如雨下》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59年,彭德怀折于庐山,林彪出山挂帅。尽管林彪在工作上一直提倡“突出政治”,高度重视空军的建设,把空军抬得最高,断言空军是突出政治搞得最好的。

但是,从1960年到1966年,空军出现了很多政治事故,政治事故发生率最高。

粗粗统计,有发生在1960年1月12日的“杨得才叛逃事件”、发生在1961年9月15日的“邵希彦、高知学叛逃事件”、发生在1962年3月3日的“刘承司叛逃事件”、发生在1965年11月11日的“李显斌叛逃事件”等等。

其中的“杨得才叛逃事件”,是解放军方面第一例驾军用飞机叛逃的恶性事件。

我们都知道,飞行员是国家极其宝贵的资源,据业内人士称,培养一个飞行员所要耗费的费用,其价几乎等同于与飞行员等高的黄金。

所以说,一个空军飞行员叛逃,已经足够让人痛心疾首的了。

而这个空军飞行员又驾机叛逃了,那就更让人欲哭无泪了。

杨得才时为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飞行员,所驾驶的是编号为6501的米格-15战斗机,也许是因为太过兴奋,也许是因为太过紧张,他驾机到了台湾,却在台湾宜兰地区迫降时起火,结果机毁人亡。

实际上,这些驾机叛逃的败类,不管台当局吹嘘他们如何“深明大义”、如何“弃暗投明”,是怎样聪明睿智的“英雄”、“义士”,都掩盖不了他们“渣”的本质。


他们成功逃台后,的确是从台当局那儿领到了丰厚的奖金,还领到了公职,但他们骤然暴富,一时不知所措,本性迷乱,或者疯狂炒卖股票,或沉沦于纸醉金迷,最终总是债台高筑,穷困潦倒,或沉沦底层,或铤而走险,走上了杀人越货的犯罪道路。

其中最大的丑闻,就是卓长仁、姜洪军这两名“义士”的绑架杀人案——他们在投资失败之后,合伙绑架、杀害了国泰医院前副院长的独子,引起了台岛民众一片哗然。

很多台岛民众抗议台当局,说不要再接纳类似的败类、渣男来台,以免使台蒙受藏污纳垢的臭名。

除了“驾机叛逃事件”,还有“驾艇叛逃事件”。

1966年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守备7师登陆艇战士吴文献,伙同吴珍加及吴春富两人杀害了艇长甘久郎及张正庆等其他6名战士,驾艇向由国民党控制的马祖岛投敌。

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亲自下达追杀令,最终通过空军将这三个败类击毙在苍茫的海上。

话说回来,空军出现的问题多,生产出来的飞机质量也差,仿制米格19和米格21的“歼六”、“歼七”迟迟不过关。

到了1965年,这才生产出了直升机。

那一段时间,中越关系很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年年都要来中国疗养、访问。


周总理心里高兴,提出要赠送一架新生产出来的直升机给胡志明,一来方便胡志明来去,二来彰显我国生产力的伟大,三来也可以加深两国情谊。

于是,技术人员就精挑细选了一架,作为胡志明的专机,派飞行员先飞昆明。

谁也没有想到,直升机刚到昆明,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散架了。

全部机身都非常统一地散架了,只剩发动机完好。

事后检查,散架的机身都是国产的,那个没坏的发动机是从苏联进口的。

周总理感到颜面全失。

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怒火中烧,亲自到飞机制造厂检查。

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发现国家花高价买来的合金并没有用到制造飞机上,而是全都变成了职工的高档金属饭盒!

贺龙怒发冲冠,暴跳如雷,一迭声喝令三机部部长孙志远把情况写成材料报军委。


覃仕勇说史
覃仕勇,作协会员,文史作家,著有《历史里的隋唐英雄们》《大唐王朝惹了谁》《两宋时代的牛人》《这才是岳飞》《大东汉》《奏折上的晚明》《天崩地裂三百年》《一代名相狄仁杰》《功夫皇帝赵匡胤》《隐忍与抗争》《明灭》等多种著作,对历史有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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