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上个月发布了《只因一个人的反对，致使红军有一、二、四方面军，而无红三方面军》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0年6月，李立三推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到了该年8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李立三的“左”倾政策的影响下，决定红军整编，指示红一军团要扩充为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则要扩充为红三方面军。但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就觉得没有必要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主动提出把红一军团扩充为红一方面军，将自己的红三军团归入一方面军建制。
如此一来，后来的红军队伍中有红一、二、四方面军，却没有红三方面军。
不过，说起来，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并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
事实上，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并没有过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
要知道，在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中央通过讨论认定：“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赤卫队或游击队。
如此一来，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了。
1930年1月，随着各地红军队伍的壮大，中央军事部召开了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支较大的红军编为一至八军。
到了4月15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红军按地域组成三个军团。
但到了该年7月，才相继成立了第一、二、三军团，还没有第四军团。
1931年年底，中央有把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分别编入第一、二方面军的打算，其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就编为红二方面军。
但鄂豫皖地区尚未能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此计划未能实行。
鄂豫皖地区的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又准备合攻黄安县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尽管红四方面军后来一度想按中央原先的指示改称为红二方面军，终因各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行。
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红军就只有红一、四两大方面军。
直到1936年7月5日，才仓促下令成立了红二方面军。
为什么用了“仓促”二字呢？
这是事出有因。
老覃在前天发布的《1936年，朱德带头违抗毛主席的指令，张国焘窃喜，徐向前暗自摇头》一文中说了，朱德为了借助贺龙和任弼时等人增强反张国焘的政治力量，在康北高原地区一待就是四个多月。
1936年6月30日，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终于与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张国焘为了把红二、六军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见了贺龙和任弼时后，皮笑肉不笑地强调，这次汇合是方面军和军团的汇合。
张国焘的意思是最明白不过了。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他身为方面军级领导，而你贺龙和任弼时是军团级领导，从组织原则上来说，你们军团领导要听方面军领导的话。
是的，我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但是，张国焘自己带头违抗中央决议，还贼胆包天，成立“临时中央”，现在，却要用组织原则来迫使他人服从他，真是让人又可气又可笑。
但张国焘这时手执重兵，还不能跟他翻脸。
朱德把这一情况及时向中央做了汇报。
毛主席于是迅速做出决定：立刻成立二方面军。
1936年7月5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
“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注：原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此令。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为什么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而不用中共中央或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呢？
主要还是照顾张国焘的个人情绪。
前面说了，张国焘不是成立了所谓的“临时中央”吗？虽说经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有关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张国焘已经有意取消“临时中央”，但这也是一道疤，暂时不能去碰。
中革军委的主席是朱德，副主席是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又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即用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会让人认为这个命令是经过双方电报往来讨论的结果，是各方都认可的命令，因此是最合适不过的。
果然，命令下达后，张国焘无话可说。
红二、六军团组成了方面军后，贺龙、任弼时代表红二、六军团和张国焘讨论北上问题时，就不再是上下级关系了，可以以同级关系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了。
7月5日，红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任弼时就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张国焘，最终统一了两大方面军一致北上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