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天发布了《武元甲携妻来广州泡温泉，罗瑞卿随口发了几句牢骚，就此埋下祸根》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提到：1965年11月30日晚上，王新亭上将到东交民巷8号院贺龙的住处汇报了一个重大情况，即萧向荣刊发三十本书的事牵涉到了罗瑞卿。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一旦罗瑞卿被卷入，即贺龙也势不能免。
要知道，罗瑞卿时为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而贺龙时为军委第二副主席，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实际领导人，此二人的地位举足轻重，一旦受到冲击，势必引发社会的重大动荡。
话说回来，1965年的确是个多事之年。
这一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中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都没有转载。
这篇文章其实是在江青的主持下捣鼓出来的。
江青大为不满，她匆匆从上海赶回到北京，大步闯入毛主席的书房，气冲冲地说：“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封锁《海瑞罢官》，属于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行为。现在，北京不转载，华北的报刊也多数不敢转载，甚至连中南也不敢转载……”
毛主席正在看报纸，听了江青的报告，将手中的报纸往桌面上一摔，奋然而起，怒道：“我就不信北京成了他们的天下!”
原来，早在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曾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6月27日，他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不作为，甚至，“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到了1964年8月，毛主席认为影片《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属于“修正主义材料”，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江青紧扣着“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句话，在1964年底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位正副部长座谈，提出把《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白求恩》一并纳入批判范围内，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对以上十部影片进行批判。
之后就去了上海，掀起了上海报纸批判上述影片的热潮。
全国其他地方随之相继仿效。
中宣部只好要求《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中央书记处为了避免这些错误的批判出现泛滥，于1965年3月初紧急开会讨论了此事，主张学术讨论要“降温”，批判之风要“刹车”。
但江青主持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工作已经上马。
那么，到了1965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都没有转载，她非常生气，当然要向毛主席告状了。
毛主席听了她的汇报，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存在着巨大的阻碍，愤愤说道：“这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他们是想搞独立王国？好吧，我们就较量一下嘛。”
江青听了毛主席的话，知道自己的报告收到了效果，反过来安慰毛主席，说：“我已经找过康生和陈伯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不过，北京这股压力还真不小。”
“有压力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北京的报纸不转载，就印单行本，向全国征订，他们压不住的。”
“好的，知道了，主席。”江青满意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