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1935年，毛主席厉声责问彭德怀四件事，每一件，彭德怀都难以作答》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主要讲述了发生在长征途中的“会理风波”。
其实，在这场风波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也就是毛主席已经部署好了巧渡金沙江的计划，林彪却在侦知蒋介石已命周浑元部5、96师赶往宣威、会泽对我军进行堵截，就自作主张地重新规划了渡江路线。
当然，林彪也没有擅自行动，而是郑重地向军委做了请示：
“……我军应经过七星桥、寻甸，向禄劝、武定地域前进，到后，先头取架金沙江之桥，主力在武定地域休息，并相继歼灭追敌之先头部队，待桥成功后，再向江边前进。”
不得不说，林彪是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相比之下，彭德怀更加有想法，也更加敢于表达。
彭德怀在同一天也给军委发了一道电文，电文中却充满了火药味：
“……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的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位。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
彭德怀的字句间有一种不容置辩的口气，尤其是最后一句“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极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须知，毛主席是在遵义会议后才重拾回指挥权的，而彭德怀先前又曾对遵义战役发出过批评。
如此一来，“会理风波”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覃在前些日子还发布了《1932年，彭德怀对已失军权的毛主席拍了桌子，林彪却说：我听他的》一文，讲的是彭德怀不肯接受毛主席的建议，强行攻打赣州失败，结果遭遇了失败。却又在“江口圩会议”上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红军应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正确建议。
当时，彭德怀还对毛主席拍了桌子。
但是，作为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红军指战员，林彪却无条件地支持毛主席，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进军路线。
所以，从毛主席的角度来说，彭德怀和林彪，是被他经常拿来一起比较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很有主见，都很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都很爱认死理，不容易回头。
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彭德怀并不认同，就要不要“运动战”和毛主席争论了很久，甚至到了1943年，还为这个提法感到纠结。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钦点林彪挂帅去经略东北。林彪在战略思考上与毛主席有较大出入，他一再向毛主席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请示“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在收到毛主席答复“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仍是坚持己见，强调“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对比一下，可知，彭德怀在坚持不同意见时，经常是面对面地和毛主席展开争论；而林彪坚持不同意见时，大多数是通过写信来阐述的。
可是，1959年，在庐山，彭德怀却突如其来地写了一封“万言书”。
这封“万言书”上的文字，让毛主席无比失望、伤心。
他在八月一日的会议上公开质问彭德怀，说：“多次重要时期，从没写信给我，为什么这次要写万言书？”
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六亿人民的气可“鼓”而不可“泄”，这封“万言书”关系到了“三面红旗”之争，关系了那“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关系到主义之争，毛主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步的。
收到了“万言书”的那个晚上，他几乎一夜无眠。
收到了“万言书”的第二天清晨，他步出美庐，凝视朝阳，情不自禁地低声轻唱出了《萧何月下追韩信》里面的几句唱词：“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幸；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
唱罢，眼眶有泪，心中却已经定下了换将的决心——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