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原子弹试爆成功，周恩来与贺龙奔赴苏联破冰，悄然引发世纪大风暴》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提到：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决定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一声规模空前的大革命。那么，以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作为标志，那场世纪大风暴终于来临了。
贺龙对这场风暴显得手足无措，忧心如焚。
到了1966年9月5日，他心中才多少有了些底。
因为，在这一天的上午上午九点左右，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请你立刻到游泳池来。”
贺龙一跃而起，对夫人薛明匆匆说了一句“毛大帅召我”，便径直出门走了。
那天，毛主席跟贺龙讲了“不破不立”，“欲大治，先大乱”等等大道理，然后把吴法宪写的那封检举信交给他，一脸不以为然地说：“吴法宪说，黄立清、傅传作去过你那里，然后回到空军就闹事，他有意见哩……”
贺龙一听就来气，说：“好哇，这个吴胖子，居然背着我告我的‘阴状’！黄立清、傅传作他们两个开会，住我邻近的一个招等所，来我家串了个门，什么也不说，他们回空军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也都不知道……”说到这儿，他看见毛主席竖起手掌，示意他不要再说，就刹住了话题，问：“那么，我要不要去找吴法宪谈谈？”
毛主席眉头一扬，笑了，说：“有什么好谈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对你贺龙是了解的，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你放心，出了什么事，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大为感动，心也一下子稳定了下来。
但是，局势的发展，犹如脱缰的野马，很快就变得不可控了。
1967年的元旦刚过，“打倒贺龙”的标语和口号纷纷出现在大街小巷上。
为了避难，贺龙和薛明不得不听从周恩来的建议，悄悄住进了新六所。
冲出来成了“主力军”的年轻狂热的学生们不知道贺龙住进了新六所，潮水一般涌向贺龙的住宅——东交民巷八号。
负责守家的何秘书抵挡不住学生们的 “围攻”，只好当着学生们的面，一次次给贺龙拨电话。
他在电话中歇斯底里地叫着：“革命师生提出五条严肃的问题，要求贺龙公开回答……”
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实在是吵得不行。
贺龙再也坐不住了，披衣起床，一挥手，说：“走，回家去!”
薛明大惊，说：“现在家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不成样子，不能回去！”
贺龙冷笑着说：“老子打了一万次仗，什么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还怕他们反了天去了？”
恰好这天贺鹏飞和贺又明兄妹俩回到了父母身边，薛明做了些变通，吩咐由儿子贺鹏飞驾车，她对贺龙说：“要回家也行，那咱们就经一下府右街，到总理家去请示一下，看总理同意不同意？”
贺龙性情如火，却经不住妻子的柔情如水，软化了，不吭声。
薛明小声嘱咐贺鹏飞：“先把车开到西花厅去……”
1967元月11日凌晨两点，贺鹏飞驾驶着贺龙的专用“红旗”牌轿车驰入中南海，经过毛主席居住的菊香书屋，绕进了周总理的家。
这个时候兴起了扫“四旧”，著名的西花厅已被改名为了“向阳厅”。
进了“向阳厅”，贺龙迫不及待地问：“总理呢?”
总理秘书很客气地回答：“没回来。”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总理秘书的态度不卑不亢。
贺龙倒吸了几口凉气，转身想走。
薛明一把扯住了他，同时吩咐工作人员去搬钢丝床和铺被褥，说：“夜太深 ，我们先在这儿住下，等总理。”
贺龙仰天长叹，黯然道：“今夜我贺龙算是走麦城了！”
贺龙和妻儿在“向阳厅”一住就是两个晚上，始终没能见到周恩来的面。
向秘书打听，得到的回答都是“在忙”。
到了元月13日中午，秘书才主动来向贺龙传达总理的指示，说：“总理说了，你们两位住这里再等等，等他抽个空儿你谈话。这两个孩子就不要再住了，应该回去复课闹革命，参加群众运动……”
贺龙的脸若寒霜，一语未发。
薛明央求说：“晓明在北大已被监督起来了，只剩鹏飞和又明照顾我们……”
秘书不容置辩地说：“你们的生活由我们照顾，他们必须回学校和同学们一道学毛著、闹革命。”
薛明哑然，眼中却涌出了酸楚的泪水。
两个孩子很坚强，向父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仰首迈步走出了“向阳厅”。
看着他们的背影，贺龙无限悲凉说：“唉，孩子大了，终归要离开父母的，让他们出去锻炼锻炼也是好的……”
这个时候的贺龙，根本没想到，这一次和儿女们的分别，从此便是天人两隔。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
到了元月14日中午，周恩来这才踏进了“向阳厅”。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李富春。
周恩来一开口就说：“本来是要求江青、我、富春三个一起来的，江青有事来不了，我和富春两个人来了。”
坐下来后又说：“我从林副主席那里来，今天，要跟你正式谈一谈。”
贺龙看到他的神色严肃，知道是“摊牌”的时候了，默默地点燃了一根雪茄，深吸了一口，等烟雾消散，粗着嗓门说：“直说不妨，我一直在等着。”
周恩来的浓眉一拧，狠下心，严肃地说：
“林总说你老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不尊重人，你不光不尊重林总，对毛主席也不尊重，不请示，不汇报，不宣传毛主席思想。你在西南的讲话，什么都讲，就是不宣传毛主席思想。你不断在海军、空军、工程兵、装甲兵、总参等单位安插你的人。还有，过去在洪湖、湘鄂西肃反扩大化，你负什么责任？组织上认为夏曦、关向应和你，你们三个人都有责任……”
贺龙听着周恩来宣读这些由别有用心的人罗织起来的“莫须有”的“罪状”，欲哭无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也从这一天开始，他彻底陷入了一种困境中，难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