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933年，中央局对敌政策朝令夕改，彭德怀有种被卖的感觉，大为气恼》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3年11月22日，19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在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果断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了反蒋独立的旗帜。
老覃不得不在这里发几声感慨，说起来，这个“福建事变”和三年之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这两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爱国将领欲抗日而不得，被蒋介石利用来攻打红军，在连遭挫折之后，奋然发动了事变。
只不过，“西安事变”发生之时，红军的领导人是毛主席，在毛主席的从容调度下，事件有一个良好的结果——国、共两党开展了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福建事变”发生之时，毛主席军权被博古等人剥夺，被安排去做查田工作。
把持了党、政、军大权的博古等人，自命不凡，却是目光短浅，不但看不出与19路军合作的重要性，还错误地把19路军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认为是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的政府。
现在查于1934年1月8日形成的《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可以看到博古等人把福建人民政府说成是“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名词，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的定论。
博古等人既然是这样的认识，那么，当蒋介石兴师入闽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是不可能及时地派出红军积极主动支援19路军行动的。
话说，自从第四次“围剿”惨遭失败之后，蒋介石就疯了似的，不断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
他在这一年（1933年）5月，专门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一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并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集结起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高达50万人。
第19路军的6个师又2个旅，就是这次“围剿”行动中负责福建防务、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的重要组成成分。
而彭德怀的东征，就是为破解这次“围剿”而开展的。
“福建事变”的爆发，让蒋介石猝不及防。
为此，他气歪了鼻子，哇哇怪叫，手忙脚乱地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抽出10万余人，分作数路，从苏区边沿地区掠过，没头没脑地向福建进攻。
毫无疑问，这是红军截敌、歼敌的绝佳时机。
但是，博古等人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既未能主动出兵帮19路军一把，也未能利用这难得的空档期加强对自己防线的构建，最终痛失好局。
正在领导“查田运动”的毛主席却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到：
“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趁蒋介石调兵入闽之机，出其不备，攻敌必救，实在是无比精妙的妙计。
这一妙计，彭德怀也想到了，他也提出了“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根据地；集中1、3军团和7、9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的计划。
但他们的提议，竟然被向来喜欢冒险行事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评定为“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彻底予以否定了。
毛主席对此黯然长叹。
蒋介石本人在“福建事变”爆发之初，由于事出突然，不免举止失当。
却也很快地想到了红军极有可能利用这个时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惊吓出了一身冷汗。
得不到红军策应的19路军很快被平定，蒋介石因此从容回师。
饶是如此，蒋介石也不得不在心中连称“好险，好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