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办之意义
据《季羡林日记》记载，1946年10月16日，这一天下午3点半，从德国归国不久、当时受聘为北大教授并着手在北大组建东方语文系的季羡林“到东安市场去买了份《大公报》”，因为“胡适之编的《文史周刊》今天创刊”。
事实上，《大公报·文史周刊》的创刊号，只是一张八开对折的报纸而已，刊名题写者正是主编胡适。第一期刊载的文章不多，只有5篇，但这些文章皆出自当时国内的著名学者笔下——包括主编胡适本人所写两篇文章在内，还有陈垣、沈兼士、余嘉锡的论文各一篇。
季羡林在购读这份周刊创刊号半年多之后，他自己的文章也刊发于此。时为1947年5月30日，季羡林所撰《木师与画师的故事》，发表在了《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0期上。这原是一篇以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中亚古语吐火罗语编写的古代民间故事，中译本在国内还是首次发表。时年36岁的季羡林，这时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选择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发表这一学术成果，足见当时青年学者对此刊的重视与青睐。
由胡适创办并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在抗战胜利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活跃于文史研究领域的文科学者群体），有着非同一般的号召力与吸引力。如季羡林这般的青年学者，很快成为了这份周刊供稿群体的主力军。那么，这样一份并非由学术界内部操办的，而是具有“公共传播”性质的周刊，其号召力与吸引力究竟源自何处？
在此，不妨先细读一下创刊号上胡适所写的《“文史”的引子》一文，这篇短文类似于“发刊语”，是《大公报·文史周刊》主编的“开场白”，对于理解何谓“文史”，以及“文史”何为，不无裨益。
这篇不过400余字的“发刊语”，篇幅虽很一般，但却简明扼要地拈提出了胡适晚年的学术旨趣与主题，即始终致力于中国文史专题的“细密解答”，强调以严格充分的考据方法进行文史专题的个案研究。此时的胡适，在文中既没有特别提及过去“国学研究”的新旧派别之争，亦不再勾勒早年憧憬中的所谓“国故整理”运动之宏伟蓝图；当年“国学研究”与“国故整理”的说法，就此统统转化为考据第一、立场第二的“文史研究”了。
当时，胡适正倾力于“水经注学案”的充分考证与深入探研，对这一专题进行了细致入微、持续多年，甚至是无孔不入、马拉松式的钻研与求证——这也是完全符合其人在《大公报·文史周刊》“发刊语”所表达的学术旨趣与研究立场的。胡适的“水经注学案”研究的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后来也确有不少篇什发表在了此刊上。
抗战前“文史”从“国学”中的分流与独立
胡适创办的这份《大公报·文史周刊》及其“发刊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前20余年，北大国学门于1923年创办的《国学季刊》,也正是由胡适执笔撰写的那份《发刊宣言》。当年，胡适所撰的《国学季刊》之《发刊宣言》，篇幅达一万余字之巨，被学界视作一篇开启“整理国故”运动的檄文。可以说，胡适的这篇《发刊宣言》，乃是新派学者以新方法、新视角、新宗旨从事“新国学”研究的“点睛”之作。
相较早20余年发表的《国学季刊》之《发刊宣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公报·文史周刊》“发刊语”占据的地位似乎弱了些。毕竟二者所处时代不同，其学术影响力与社会价值，也因中国学术所处不同的“时势”，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绝不可由此就忽视《大公报·文史周刊》“发刊语”的独特价值。无论就胡适个人及其同时代学者的学术转型而言，还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格局巨变之下的中国学术何去何从这一“大背景”去考虑，《大公报·文史周刊》的出现，都无异于一条崭新的学术路径就此“横空出世”。
遥思自晚清学者倡举“国粹”，强调传承与发扬“国学”以降，“国学”这个概念始终是较为模糊、歧义纷出的。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学者，以各自不同的学术立场及政治目的，都发表过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抵触的“国学”概念之理解。即使《国学季刊》以标榜“新国学”为号召，集聚了同时代大多数新派学者，并对“整理国故”之说有一致认同，但中国学者对“国学”一词的理解并未因此统一与融汇。1926年，被后世读者视为“国学家”的著名学者钱穆即称：“‘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当时，类似钱穆这样理解“国学”的中国学者应当不在少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学界状况下，南北各地学者团体、机构纷纷创办不同旨趣的各类“国学”刊物，却始终难以形成共识与合力。
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至此，近10年的“国学”研究路径发生重大转变——“文史”代替了“国学”，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迅即作出了回应。
《中央日报·文史周刊》创办之意义
据笔者查证，时为1936年11月8日，由北京大学文史学会主办的《中央日报·文史周刊》创刊，每周日刊行一期。及至1937年6月27日第30期刊行之后，该周刊终止，运行时间约半年。
值得一提的是，周刊从第8期开始，刊名“文史”二字，改用胡适亲笔题写的手迹，影印上版，格外醒目。不过，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并没有在这么一份由北大文史学会主办的周刊上频频刊发个人文章，只是在周刊最后一期（第30期，1937年6月27日刊行），才刊发了一篇《跋定远方氏所藏岳忠武奏草卷子》。这篇文章乃是胡适运用一贯倡举并擅长的“考据”之学，为一位藏家珍藏的《岳忠武奏草手卷》（即抗金名将岳飞奏章手卷）所题跋文。令读者颇感意外的是，与一般应酬性的书画题跋性质截然不同，胡适此跋乃是“证伪”，即通过一系列史料文献之“考据”，证实此传为岳飞手迹的卷子实为“伪作”。
《大公报·文史周刊》所倡导的“文史”观念
须知，“文史”这一概念绝非“文化（学）”与“史学”的简单组合，它是中国学术的新概念，是广涉文化与史学的泛称概念。用胡适的话说，“文史”这一概念“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按照胡适的解释，文史学者不一定非得是思想家，“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只是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因为“文化史的写定终得倚靠这种一点一滴的努力”。
众所周知，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胡适投身于为中国抗战获取国际支援的种种外交活动之中，并于1937年9月受命奔赴欧美各地从事抗战宣传工作，亦随即出任国民政府的驻美国全权大使。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其已经整整8年漂泊海外，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络及互动都极其有限。可以说，这8年间，其人因从政而弃学，几乎已经不再是学界中人了。1946年，创办《大公报·文史周刊》，可以视作胡适重拾学术生涯，试图重振个人学术业绩乃至整个新派学术阵营的再次努力。
直至1947年11月14日终刊，共计印行40期的《大公报·文史周刊》，发表了包括前述胡适、陈垣、沈兼士、余嘉锡，以及朱光潜、季羡林等诸多著名新老学者的文史论文。可以说，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知名文史学者的诸多学术成果，均在这份周刊上集体亮相与及时发布。
据此可见，胡适由“新国学”转型“文史”，他自己也经历了20余年的历练与实践。其人将这一实践经验，最终定格与寄望于抗战胜利之后《文史周刊》的创办之上。在其号召与组织之下，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学术界，几乎全盘参与其中。《大公报·文史周刊》的创办与多年的持续印行，对中国现代学术而言，有着不可磨灭的、可圈可点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