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面密印，又称六面内章，是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即1934年秋至1937年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游击战争）期间，浙西南游击区用于秘密联络的一种印信。六面密印的外观像个木质骰子，看似普通，却担负着传递绝密军情的重任，是在浙西南开展游击战的挺进师和党组织秘密联络的工具。顾名思义，“六面密印”有6个面，其中5个面都有星星的花纹和图案，还有一面四周有花纹，中部是空的。5面没有具体意义的区分，只是起到加密的作用，它的使用代表“自己人”。但是中空面印记用于敌情紧急时调动大部队，一旦使用则表示“军情十万火急”。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建立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机关设在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两地相隔数千里。在国民党对苏区日益加紧进攻和封锁的形势下，为加强上海党中央同苏区的交通和联系，毛泽东派时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红20军军长卢肇西前往上海，与先期抵达的地下交通工作人员李沛群一起协商，决定建立一条连接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通道。
1930年秋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最后到瑞金的交通线，形成了一条可以让党中央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沟通联络的交通要道，即中央红色交通线。为便于衔接，中央苏区在永定设立了闽西工农通讯社，这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在闽西的交通大站，也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唯一的内地大站。
中央红色交通线长达3000多公里，穿越了沪、港、汕几大城市，沿途水陆并存，密布敌方关卡和封锁线。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党中央通往苏区仅剩由上海至瑞金这条交通线路。国民党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中央苏区内外的交通，导致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异常艰难，药品、布匹等日常用品奇缺，苏区生产的粮食、木材、土纸也销不出去，给军民生活及反“围剿”斗争造成了极大困难。为疏通物资补给通道，一些交通站对外佯称做生意、开饭店或卖电器材料，除了建立活动站点外，还从同情革命的商人、商号，如永定的“源记号”“万丰布庄”“格祥水果店”等处购买物资。
中央红色交通线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重要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经费和物资，还顺利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3次大范围的转移护送。在敌方“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封锁之下，这条交通线和线上的各交通站、交通员担负着艰难复杂的特殊任务，始终没有被敌人破坏，滋养着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革命队伍，促进了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的发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
通信中断游击战艰苦卓绝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继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邻近各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随着国民党部队的继续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完全占领。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不久英勇就义。
就在红军主力相继转移之时，1935年2月的某天，中央分局准备突围，决定和党中央进行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系。但从这天下午1点开始，一直没有联系上，到了下午5点中央分局才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报告了准备突围的消息。最后虽然党中央回电了，但由于无法完全破译，快到6点时项英就下令把电报机销毁。项英和陈毅等随部队突围后，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和闽赣边地区，会同当地地方武装转入游击战争。由于突围时没法带出电台，从此苏区中央分局与中央以及自己所领导的其他地区都失去了联系。
1935年1月，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立即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活动。2月，挺进师正式成立，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人数五百三十八，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中共中央给挺进师的任务是：立即挺进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并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
同年3月，挺进师穿越重重封锁线，转战入浙，因叛徒出卖，在途经江西铅山县石塘村时，遭遇国民党保安团的袭击，战斗中挺进师唯一的电台被毁。从此，挺进师同中央分局和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也处于独立斗争的状态。1935年4月下旬，挺进师击退闽、浙保安部队的联合进攻，打开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由于受到浙西南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挺进师在松（阳）遂（昌）龙（泉）边界很快站住了脚跟。
中央分局交给挺进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入浙开辟游击根据地，由于挺进师是由红军正规兵团整编而成，集中活动和大兵团作战是其所长，要改变原来熟悉的斗争方式，采取分兵发动群众和从事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指战员就开始感到难以适应。但是，挺进师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采取让干部、战士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熟悉群众等措施，提高了干部战士打仗和兼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推动了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挺进师在松（阳）遂（昌）龙（泉）边界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1个县委、6个区委、5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300多名党员；仿照中央苏区的做法，建立了一批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开展“四抗”（抗租、抗捐、抗债、抗税）斗争；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还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至8月底，挺进师已发展到1000多人，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共2000余人，建立了5个纵队（原4个纵队），创建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100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六面密印的使用
1935年到1937年，浙西南、浙南游击部队几乎与外界完全失联。那段时间，挺进师不仅要和国民党部队殊死搏斗，还要同内部动摇分子不懈斗争。有很多叛徒、奸细、不良地主甚至民团，都会渗透到部队里面传递各种错误的情报，甚至拉着队伍去投降。有时好不容易拿到的情报，还很可能是假消息。对于当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来说，用“十面埋伏”来形容当时的艰难处境并不过分。在危机四伏的关头，如何确保情报安全，又保证互相的通信畅通，成为挺进师的一个难题。
粟裕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道：“把电台打掉了以后，完全靠自己摸索，在自己摸索过程中间，根本没有得到中央的联系，也找不到中央的线索，就是每到一个地方，给部队有一个任务要找报纸，在报纸上看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但总之呢，不管怎么样的困难，有共同的信心，就是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为了保持与地方武装、党组织的联系，挺进师决定在这里建立地下交通站，发展交通员，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运物资。
在此情况下，六面密印诞生了。1935年，为了增强挺进师和地方武装通信联络的保密性，政委刘英将这枚六面密印和使用说明信一起送给泰南区，内容是：
本日我交本队伍手六面内章一颗，付尔区要急应用，内有空面填名字一个，不是大急不要用空面。用别面，即有苏干队到区；有空面印到，即有大队伍来，此印不可失落。如有白匪进功（攻），加盖空面印，切切为要。
从此，这枚毫不起眼的印章，就成为当年转战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保证情报安全的“护身符”。没有多久，它就派上了用场。
1935年9月21日，敌人进攻泰南区，泰南区使用六面密印发出了紧急调令：
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调到泰南区，希马上到达，紧急。
调令上盖了两方印记，第二方印记是中空面印记，表示军情紧急。信中的“闽东”即福建东部，“霞鼎泰”的“霞”指福建霞浦，“鼎”指福建的福鼎，“泰”就是指浙江的泰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