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新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开拓者

政务   2024-11-26 17:50   河北  



  何长工(1900—1987),出生于湖南华容县大乘区南山乡大山村,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何长工参加了秋收起义,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辟鄂东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他离开前线受命创办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地质部担任领导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为探明中国的地下矿藏,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和石油基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

1952年,我国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已经完成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从1953年开始,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中央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很多想上的项目上不了,原因就在于地质情况不明,矿产资源储量不清,拖了后腿。因此,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部长由解放初期回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为保证李四光有一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找一位阅历丰富、有较强组织能力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最终组织选择了何长工。

1952年8月7日上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找何长工谈话,提出:“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何长工十分意外,他对薄一波说:“这可为难喽,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以讲个价?我这个跛子(腿部负过伤)爬不了山,搞地质是要爬山的啊!能不能让我到机械部或别的部门去工作。”

薄一波回答说:“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啦!”他还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的,主席说你有那么一股劲,同意你去地质部。事情决定得很急,也来不及事前和你商量。地质部部长由李四光担任,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仍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保证他有一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你和刘杰(任副部长)、宋应(任副部长)同志要多做一些,共同把地质工作抓好。”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何长工坚决地服从了组织安排。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何长工调地质部任副部长,后兼任部党组书记。

当时,我国地质工作基础极其薄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专家只有2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增加了一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地质专业学生,但到建部前能归到地质部的新老地质人员一共也不到300人。勘探钻机等主要勘探设备也十分缺乏,旧中国留下来的钻机仅有8部,建部初期才达到18部,后来又陆续购置,到1952年6月底全国可开动钻机仅40部。更主要的是,旧中国地质工作基础很差,具有工业意义的地质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过。

何长工将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反映到周恩来、陈云那里。周恩来对他说:“主席说了,只要资源能够保证建设的需要,你要什么给什么。”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地质部党组制定了《一九五二年工作概要和一九五三年方针任务》,确定全年两大中心任务:完成地质勘探任务,保障工业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要;做好教育训练工作,培养地质工作的后备力量。

陈云副总理对地质教育训练工作非常重视。1952年12月4日,他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指出:“明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10倍至23倍。为了完成地质工作的巨大任务,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这项训练任务,是地质部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地质界的重大任务。”

按照陈云的指示,何长工果断采取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大抓地质教育和培训工作。他在1953年10月20日召开的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必须用最有效的办法培养大批人才,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督促转业干部加紧学习业务,以迅速壮大地质力量,而不能慢慢地增加力量,推迟国家建设的速度。”“今年我们地质部的工作方针是:大力培养力量,提高业务水平,实行计划管理,为完成与超额完成1953年的国家勘探计划任务而斗争。
到1952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已组建了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招收了2000多名学生。但是,当时两院尚没有自己的校舍,困难很多。何长工从选定校址、确定建校规模、调配师资力量、解决紧缺物资、聘请苏联专家,直至教育计划实施,都会同部教育司、学校讨论,并多方奔走,争取所在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有力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后,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的教学楼拔地而起,1954年学生们开始在新校舍上课。此外,从1952年秋始,又先后筹办了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宣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地质学校并陆续招生,地质教育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为了地质事业,要我亲自磕头,也可以做到”

建设新中国自己的地质探矿工程装备和地质仪器制造工业,是当时地质部的另一项重大任务。何长工指示供应司司长:“你这个供应司不能只管供应一般材料,要做到供应地质勘探装备,要自己搞设备,靠自己生产。”他又说,“有困难告诉我,我去拜访解决。为了地质事业,要我亲自磕头,也可以做到。”

何长工还根据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亲自找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商谈,把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地抓过来,并亲自指导工厂的改造扩建。1954年,我国第一个地质探矿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建成,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专业生产厂家的历史。

1956年4月,地质部召开了机械工作会议,何长工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机械工作是地质勘探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兵种,而目前是一个薄弱环节。根据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明年将需要更多的机械专用设备、工具和零配件。过去是依赖苏联进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今年确定在衡阳、沈阳、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几个制造工厂与修配工厂。探矿机械一厂今年要着手新型钻机的试制工作,为明年生产做好准备。”他号召全体机械设计人员、工厂职工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下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打破常规常例地进行工作,务必使机械工作迅速赶上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需要。

之后,在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地质部先后建起了衡阳、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5个探矿机械厂和无锡钻探工具厂,以及北京、上海、重庆3个地质仪器厂。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地质部拥有各类钻机2199台,是解放初期的140多倍。此外,还拥有了磁力仪、重力仪、电法仪、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地质仪器。

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和地质图书馆俗称地质“三馆”,是一个国家地质事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地质博物馆始建于1916年,地质图书馆始建于1922年。但由于馆舍简陋、地方狭窄,许多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和图书未能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何长工提出把“三馆”改扩建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1月,何长工召开地质部党组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规模宏大的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还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地质图书馆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以地质部党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建立全国地质图书馆的报告。经过何长工等人的努力,一个宏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馆”建设计划开始实施。

为加速“三馆”的基建工作,何长工亲自找有关部委,甚至找周恩来总理求援,以解决基建材料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馆”大楼终于在北京繁华的市中心建成。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图书的保管与利用条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为各方面参观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地方关闭了地质陈列馆,连南京地质陈列馆(前身为北平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1935年迁南京)这样的大馆也被挪作他用。何长工在全国地质博物馆会议上严肃指出:“这是和当前博物馆大发展的形势相矛盾的。我这里要大发展,你那里关闭,这不是唱对台戏吗?南京地质陈列馆历史很久了,国际上都有名望。你们挪用又不向部里请示,这是个原则问题,回去要马上恢复原状。需要房子,等新馆盖好了才能迁移,不能停止开放。”他还明确表示,如果要动北京、南京、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博物馆,必须征得他的同意。这样才保住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场馆。

“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被称为“工业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状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多次询问李四光、何长工。

毛泽东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他要求地质部党组切实加强地质工作,有关矿产资源情况,要按周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不到4年时间,我国地质资源“家底”不清的现象初步改观。1956年9月,何长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自豪地说:“国家要求地质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十几种矿产储量,而实际已探明三十几种矿产储量,基本上保证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业建设的需要。”

石油作为重要的能源矿产,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了加速石油资源的开发,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由地质部、燃料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协作攻关,其中地质部负责石油与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当时,就全国形势看,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只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要求探明储量的一小部分,所以作为一个急迫而繁重的任务,地质部将其列为工作重点。何长工也集中主要精力协助李四光部长抓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制定了年度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组织几十个地质队,分赴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年底,地质部又作出“关于目前石油普查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队必须周密考虑,认真计划室内工作量,定出每月、每旬以至每日的室内作业计划来,组织好力量,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工作”,并“保证按时提交报告”。

1955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翌年2月26日,何长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地质部工作情况时说:“在1955年初,地质部开始担负石油普查任务,组成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大地测量队。做石油普查工作的职工达到1200余人,其中地质人员200余人。此外,还使用了大专学生生产实习的力量。共发现了171个可能储油的构造。”“过去某些地质人员认为中国是缺石油的国家,事实证明,我国石油的希望是很大的。我国有许多适于储油的构造和地层,如柴达木盆地、华北平原、四川盆地等。”

1956年初,陈云副总理召见了何长工、李人俊(石油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和康世恩(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查的意见,并指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田。

按照陈云的指示,并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从几年来所取得的地质成果出发,地质部党组于1957年底作出战略东移的决策。何长工紧急部署,石油地质大军挥师东进松辽平原,几个月之后勘探前线便传回捷报。

1958年6月24日,何长工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党中央报喜。他在报告中写道:“石油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我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最近在辽宁公主岭发现了一个比四川龙女寺还大的构造,在1001号钻机钻到1700公尺(米)处见到了3公尺很好的含油层。据苏联专家的推断,可能是第二个巴库(巴库为当时苏联最重要的油田)。”

1958年,地质部与石油部共同作出了3年(1958—1960)攻下松辽的战略部署。由于两个部的找油队伍目标明确、团结协作,松辽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进展很快。
1959年9月26日,石油工业部在中央坳陷的大庆长垣高台子构造上钻进的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井),喷出了工业油流。翌日,地质部在扶余构造进行钻探的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松辽油区地质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1年10月4日,何长工以部党组名义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地质部开展华北石油地质工作的计划:根据李四光部长的意见,地质部今后一两年仍须以华北为重点,然后逐渐南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区的工作。

1963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通过广大石油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一举摘掉了贫油帽子,结束了依靠“洋油”过日子的历史。

新中国诞生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加强国防建设,中央决策发展核能工业,对原子能原料资源铀矿的勘查工作成为重中之重。

1954年4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成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1958年,地质部成立了铀矿专业队。当年9月召开的地质部局长会议上,何长工要求各地质局、野外地质队,“对于建立与发展尖端工业所必需的稀有金属、分散和放射性元素等应广泛开展工作。”1960年,地质部及各省(区、市)地质局都成立了管理铀矿地质工作的机构,地质科学院成立了铀矿研究室。1963年,地质部又分别在广东韶关和甘肃永登成立两个铀矿专业实验室,从事铀矿的选冶研究。

地质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也担负部分铀矿选冶研究任务。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地质部的广东705地质队勘探了南雄201矿、仁化211矿,四川405队勘探了若尔盖501矿等大型铀矿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铀矿资源。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

地质工作十分艰苦,甚至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国地质职工在长期的风雨锤炼中,形成了“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的“三光荣”精神。

何长工以其丰富的革命经历首先认识到,要在广大地质职工中树立一种信念和精神,保证地质队伍革命化。他号召地质职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机关“在思想建设上,除进行基本的理论、政策教育外,要经常掌握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启发觉悟,要培养锻炼职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大公无私、忘我劳动、认真负责的优良革命品质……建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态度”。这就是“三光荣”精神的由来。

有了奉献精神,还需要基本的保障。地质队工作流动性大,基地问题,职工户口和粮食副食品供应问题,子女上学、就业问题,婚姻问题等,都是地质队员经常面临的难题。解决好这些难题,直接关系到地质队伍的稳定和重要任务的完成。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何长工要求有关部门搞好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

何长工还亲自找地质队伍所在的省(区、市)负责同志陈述意见,争取相关问题能够就地解决。当地解决不了的,便及时向中央、国务院报告,争取支持。比如,他通过到野外地质队调查,发现一些公安、粮食部门不了解地质工作的流动性,为了减少本地的人口粮食销量,以不在本地常住为由,要求地质队把户口迁出,或限期把粮食关系转走,甚至有全国粮票也拒绝售粮。为此,地质部与公安部、粮食部于1961年11月4日联合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地质、测绘野外队勘测人员的户口和粮食供应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使该问题得以解决。

1964年,在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集中地、系统地讨论研究解决野外地质职工的劳保、生活福利待遇问题,并代国家经委起草了《关于解决野外地质职工劳保、生活福利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联合向全国颁布实施。这个规定从劳保用品、粮食供应、家属基地、子女入学就业和医疗卫生等方面,根本解决了野外地质职工的生活困难问题。此外,在何长工的悉心关注下,地质部和各省(区、市)地质局克服种种困难,逐步筹建了地质职工疗养院、地质队后方基地和地质文工团等。

何长工对地质事业殚思竭虑的精神,以及对地质职工关怀备至的事迹,广大地质职工铭记在心,有口皆碑。1980年4月14日下午,地质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何长工以老一辈地质工作领导者身份应邀出席。这次大会非常隆重,邓颖超、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何长工进入会场时,地质职工对其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对何长工由衷的敬爱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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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24年第8期
作  者:冯晓蔚
责任编辑:李胜男  赵擎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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