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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上海市武定路930弄，穿过晾晒衣服的弄堂，里面一座二层红砖小楼便是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这里记载着90多年前黄浦江畔一支神秘的队伍——中央特科的历史足迹。从1927年11月至1935年9月，这群红色特工在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书写了一段不朽的隐秘战线的战斗传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无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屠戮，中国革命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把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回上海。从9月开始，陆续抵沪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有瞿秋白、苏兆征、罗亦农、李立三、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邓中夏、顾顺章。11月上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埗乘船到达上海，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他的倡议和直接领导下，在原武汉中央军委特科（科长顾顺章）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中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中央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工作纪律：特科不设组织档案；所有参与特科工作的人，必须保持单线联系，对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特科设总务、情报、行动3个科，分称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1928年初成立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为陈赓（化名王庸），成员由“龙潭三杰”李克农、胡底、钱壮飞负责选拔。1932年1月至1933年2月，该科分成军事情报和战略情报两部分。行动科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和特务。原武汉中央军委特科和江苏省委“打狗队”合组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兼），主要成员有蔡飞（代号老白脸）、谭忠余（化名钟玉）、邵达夫（又名邵扶民，代号蔡麻子）、王世德（代号老先生）、沈侃夫（陈保礼）、陈连生（代号小白脸）、童国忠等。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南部的五一村“银色别墅”闭幕，之后周恩来从海参崴穿越国境经绥芬河秘密回国，带回了一个关于中央特科工作的提纲，提出了“三个任务，一个不准”。“三个任务”即搞情报、惩处叛徒和筹款等特殊任务；“一个不准”是侦察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同月，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第四科），科长李强（原名曾培洪，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广播事业局局长、对外贸易部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第一科成立最早。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前，即设立了一个专为筹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首任科长洪扬生，1898年生于浙江余姚，1921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加入了青年团组织，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但凡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各部门的机关、开会的会场等均是由他安排的，而且这些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甚至牺牲者遗体的收殓等，也都是由他负责。说他是中央地下党机关在上海的一个“大管家”，毫不为过。当时住机关的人，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与其扮“假夫妻”。因为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是不行的，单身汉独居不但容易被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相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就成了真夫妻。遇到中共中央召开人数较多的重要会议，就由一科租来较大的会场，还要设法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作掩护。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卡尔登戏院（1951年12月更名长江剧场）后面租下的楼房里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会前决定由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等6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那个临时当了李一氓妹妹的四川宜宾姑娘李一超（又名李坤泰）以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一氓看到电影《赵一曼》，才晓得李一超就是抗联英烈赵一曼。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这年9月，李强奉命护送工人代表顾顺章、农民代表陆留和军人代表陈赓，通过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一只小舢板，搭上了前往苏联远东的货轮。3人在伯力、海参崴学习了一身娴熟的化装、摄影、格斗、射击、暴动、秘密通讯等特工技术，3个月后归国担纲党的专业情报保卫工作。1928年春，25岁的陈赓来沪进入特科。陈赓一进入特科，就为三科开办了短训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破译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陈赓手里的王牌工作对象是杨登瀛（又名鲍君甫）。1928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杨登瀛经同乡好友、时任采访股总干事的杨剑虹介绍，认识了陈立夫和张道藩。他同时又是陈赓部下陈养山（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署长、华北公安局局长、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91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有好感，但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在陈养山表明身份后，杨登瀛提出要房子、汽车、保镖和秘书，陈赓请示周恩来，从党的活动经费中拨出一笔钱，替他购置了轿车，同时还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过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其司机兼保镖，跟着杨随意出入上海各大租界捕房或国民党军警特务机关。还派女共产党员安娥（化名张瑛，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去做秘书。杨登瀛得到紧急情报后，总是交给连德生，直送陈养山和陈赓。杨登瀛的地位不断升迁，并且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记录在案的就有白鑫、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他主持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口的圣彼得教堂，就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于1929年下半年参加了特科工作。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圣彼得教堂也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据点，那里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派来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开过会。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队起义的张克侠到上海找地下党，也是在圣彼得教堂通过董健吾与李求实（李伟森）接上关系的。党内的一些机密文件和刊物，就存放在董健吾布道时使用的圣坛的木板底下……1930年3月，董健吾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租下两幢石库门房子，又通过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了匾额，办起了“大同幼稚园”。其实，这里是培育共产党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干仁，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竞、李力等。1931年春节前后，毛泽民亲自将毛泽东的3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从湖南板仓送到了大同幼稚园。这些孩子们的身份都是绝对保密的。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中共中央军委在新闸路（今613弄）经远里12号的秘密机关内开会，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兼省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因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幸运地躲过一劫。陈赓得知消息后，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市公安局督察范争波秘密投降。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带特科一名与彭湃相识之人，赶到市公安局“提审”彭湃，并暗示对方，组织上将全力营救。8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澎湃等人被捕事件，并下令中央特科会打枪的人全部集中到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准备武装拦截国民党军警押送澎湃等人的囚车（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但因行动需要的枪械迟到，未能成功。8月30日，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枪杀。叛徒白鑫用彭湃等4人的性命，换来了高官厚禄，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局局长、“反共”办事处（华人区）主任。中央特科誓言“必须要严惩白鑫”。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遂通知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五洲药房楼“达生诊所”当医生的柯麟（化名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柯麟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部下的特科人员。白鑫深知特科不会放过自己，便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现为淮海中路）和合坊四弄43号的家里，并让范帮其筹备去意大利躲避。陈赓将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和合坊新开的门面房、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被安排成特科的人。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掌握。11月11日下午，除了布置任务后就离开的蔡飞（1930年8月被捕叛变），参与处置叛徒的谭忠余、邵达夫、胡兰波持勃朗宁手枪两支、盒子炮一支，每人携带两个弹夹，分批潜入43号周围的弄堂。晚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白鑫足蹬黑皮鞋、身穿哔叽衬绒袍子和藏青丝西裤，由范争波兄弟及随从保镖等簇拥，出门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他们刚刚走到东五弄口，红队队员们突然从对面黑暗中冲出来，有人大喝一声：“不许动！”短促而激烈的枪战过后，复仇的子弹把白鑫打成了筛子，叛徒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等到嵩山路巡捕房的警车赶到，红队队员早已撤离现场，消失得无影无踪。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3名领导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最终导致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在上海存在下去。顾顺章（化名黎明），1904年生于江苏宝山（现属于上海），在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的时候，因为在工人运动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时，他曾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准备派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康生（化名赵溶，代号“老板”）接替其工作，同时派顾顺章和董健吾护送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去武汉。4月8日上午8时许，张国焘等得到安全交接，顾顺章却不顾董健吾的反对，留在了汉口德明饭店。在汉口期间，顾顺章因迷恋奢靡生活，导致因钱不够用而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公开登台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名“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下午，叛徒尤崇新（曾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在江汉关轮渡码头认出了他，随后招来特务将其逮捕。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我党和红2军团在武汉的办事处和秘密联络点。他提出，在他到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以免走漏风声。但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武汉特派员兼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没当回事，向南京的徐恩曾发了6封加密电报，全部被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截获。4月25日下午，李克农在上海先施公司后面的凤凰旅馆见到几经周折来沪的钱壮飞，并通过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代号“先生”）立刻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在陈云、李强等人的协助下，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把顾顺章所知道的领导人、秘书及其家属全部转移，并把领导人的秘书全部更换新人；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式。陈云还专门派人找了一家印刷厂，出4倍的工价，在两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了100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组织，通知他们做好防范。4月26日，特科全体人员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连续奋战，不休不眠，终于将重要机关和有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4月27日，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押到南京，先去中山东路5号（今中央饭店）东侧“正元实业社”徐恩曾的办公室。“考虑”两小时后，顾顺章说：“你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安插的奸细……”发现钱壮飞已失踪后，徐恩曾立刻叫来早已待命的调查科总干事张冲、顾建中，命令他俩带领大批特务，押着顾顺章立即去上海；同时电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调动所有军警，并知会两个租界的巡捕房，请他们全力配合，对上海进行全市性的大搜捕。从4月28日到30日，整个大上海像煮沸的一锅粥，马路上警车尖啸着飞驰而过，砸门声昼夜不息，市民们不明所以、惊恐万分，许多店铺也早早就打烊了……尽管妄想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的计划未能得逞，顾顺章还是让我党受到了巨大损失，上海的党组织或撤离、或被破坏，多名中共党员先后被捕，其中，蔡和森、恽代英等中央领导惨遭杀害。杨登瀛也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被逮捕后他未吐露与我党相关的秘密，并在张道藩担保下安全出狱。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委进行了大整顿，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代号“小K”）、邝惠安（原名龚昌荣，1935年4月13日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刑场就义）重新组成中央特委。陈云负责特科工作，陈赓离开上海，北上组建华北政治保卫局（北平特科），潘汉年兼任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谭忠余改任副科长，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法租界姚主教路（现余庆路）大同坊爱堂村。董健吾乘“洛阳”轮经九江返回上海，由陈赓安排藏匿于杨度家中。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严重破坏后，10月18日，王明夫妇去了莫斯科。12月间，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剩余人员大部撤离。8月，中央特科解散，结束其历史使命。8年时间里，中央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诸如：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龙潭三杰”）；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开辟了第一条地下交通线（上海至中央苏区）；研制了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各地党组织取得电讯联系）；周恩来亲自编制第一份密电码“豪密”；设置了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文库；第一次成功转移中央机关；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会议——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第一次公开镇压叛徒，等等。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为之后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央特科结束之后，相继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中革军委二局、中央联络局和华北联络局、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等情报保卫部门。1949年后，相继成立了公安部（内设政治保卫局）、军委情报部、中央调查部等专门机构。1983年6月，组建了国家安全部。198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指出：1927年至1935年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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