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平壤建立了驻朝鲜办事处，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而设立的临时驻外代表机构。当时，正值国共进行战略决战之时，该办事处的存在及相关活动都属于秘密，外界多知之不详。本文试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考证，以期还原历史真相。
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和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当地铁路里程、煤产量、生铁产量、钢材产量、发电量、水泥产量、机械工业产量均位居国内第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自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 1945年9月，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15日，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东北局（辖黑龙江、兴安、嫩江、松江、合江、吉林、安东、辽宁、辽北、热河和哈尔滨、沈阳等十省二市）。同时，调配10万大军和100个团的干部迅速进入东北。10月31日，进入东北的部队统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 当我党紧锣密鼓进军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也没有闲着，调集其在南方的军队，在美国人帮助下，攻入东北抢夺胜利果实。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就沿北宁路作“平压式”推进，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周边地区，切断了沟通南北的铁路干线。 从安东省会安东县（今辽宁丹东）到松江省（已并入吉林省）图们，鸭绿江的对岸是朝鲜平安北道的新义州到咸镜北道的南阳，两国边界800公里，水陆交通紧密相连。在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的情势下，朝鲜便成为沟通南满与北满地区、关内与关外根据地的主要走廊。 1946年7月，东北局确定了以朝鲜北部为战略后方的应急方针。当月，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和原北满分局秘书长朱理治到达平壤，同劳动党中央和驻朝苏军司令部进行了会商，征得他们对在平壤设立办事处的理解和支持。此前，已有大连地下党、南满部队、胶东部队等分别在平壤和朝鲜其他地方设立的临时性机构，于是，萧劲光、朱理治就把所有这些在朝机构统一组成“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确定办事处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公开的名称是“平壤利民公司”。在明确了办事处的性质、任务和组织机构框架后，萧劲光返回哈尔滨，朱理治则留在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全权代表。 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位于平壤大同江西岸沿江大街钗贯里104番地一座4层大楼上。这里原来是华侨开的饭店，称“东华园”，机要室电台也设在这座楼上。距此不远，还有一座两层的楼房，是办事处的招待所，称“西华园”。 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等职能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并设有电台，保持与国内的经常联系。工作人员有近百人，另外还有担任朝文和俄文翻译的专职人员。 办事处还在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慈江道西部）和罗津（咸镜北道东北）设置了4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国内各根据地抽调的，其中罗津办事处有干部百余人，装卸工人500多人，是各分办事处中人员最多的。 办事处及其分支机构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工作又各有侧重。关内（包括大连转运）的过境人员和物资，大部集中在西海岸的南浦；伤病员及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集中在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和满浦；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的运输以及部分过境人员，主要集中在东海岸的罗津；重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基本集中在平壤。 办事处的工作，一开始就得到陈云的直接指导。萧劲光、朱理治刚到达平壤后，就接到陈云来电，就东北解放区与朝鲜双边贸易及经济合作问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出席与朝鲜政府的会谈，东北局不再另派人去；在会谈中要提出换入的东西主要是布匹、棉花、鞋子、毯子，还有铁路、煤矿、发电厂所需的火车车头、零件、机器、桥梁材料、油料，以及食盐、火柴，具体数字根据我方能运出的粮食及对方能提供的物资拟定；要相机提议与朝鲜合办纺织厂、鞋厂、火柴厂等；要提出我方在朝鲜设立商店，并一切遵守当地政府法令；要强调保持朝鲜对大连、安东的海陆交通运输线。
1946年10月31日，东北局为加强对南满地区的统一领导，减轻北满根据地的压力，形成对敌作战的有利态势，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局（直辖安东、辽宁、辽南3个省委和大连地委，亦称“辽东分局”），派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11月3日，陈云和萧劲光离开哈尔滨启程赶赴临江。由于哈尔滨南下的中长、长图铁路已被国民党军控制，他们只能从哈尔滨坐火车向东，先到牡丹江，后转由图们过境朝鲜前往南满。中途由于敌特破坏铁路，陈云等人在牡丹江等了几天，直到11月10日，专列才经图们进入朝鲜半岛，被挂在朝鲜客车上行进。15日，陈云抵达平壤时已是晚上，朱理治带着两辆小汽车、一辆客车到火车站迎接。 陈云在办事处待了五六天，忙着处理朱理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和萧劲光一起会见了金日成，商谈双方进一步合作的事宜；他还会见了经平壤准备去图们的大连苏方经济负责人，同他商定北满运往大连交换苏联食盐、布鞋、火车的5000吨麦子、2000吨猪肉的运输路线及在图们的交换问题。22日，陈云致信在哈尔滨的东北局负责后勤工作的王守道、叶季壮和朱劭天，指示有关中苏交换物资及通过朝鲜北部运输的问题，并指出：火车零件种类多，必须派专家去大连具体谈，去前要与朱理治、韩光联络好。朝鲜方面要1000吨小麦，已答应12月份交货，换何物资和比价问题由朱理治与对方具体商量。过图们时，之所以提出每月发运2500吨粮食给朝鲜，是因为听说他们粮食困难，到这里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故这批粮食改由朱理治机动使用。朝鲜已有自己的经济计划，“他们比我们的环境与工作条件好多了，比我们正规多了”，“首先与我们区别的一点儿是和平环境”，“他们正在修铁路”，“正在整顿工厂、计划原料”，工业已由军需转为民用，物价涨得也慢，“工作朝气是很好的”，“我虽在此停留五六天，但观察确觉有相当根据”。 为了到南满后可以全力以赴地工作，陈云把夫人于若木及长女陈伟力、长子陈元留在平壤，委托给朱理治和办事处照管。11月23日，陈云和萧劲光等离开平壤，于26日抵达满浦，第二天中午，顶着皑皑飞雪到达临江。12月中旬，七道江会议召开，陈云拍板“坚持南满”，为之后不久“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伟大胜利，以及东北战局的彻底扭转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11月到1947年3月四保临江战役期间，东北民主联军一直将朝鲜作为战略后方，设在朝鲜境内最大的后方基地为楚山（满浦西南方向）。这里本是一个只有三四百户人家的小镇，根据东北民主联军特使王一知（原名郭维轩）的请求，当时接纳了13个单位，主要有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第四后方医院，第4纵队10、11、12师留守处和通化市、县政府等。各医院当时共收治伤员8500多人、病员5700多人，其中重伤病员2000多人，全部安置在朝鲜境内治疗。转移出境的药库还不断从朝鲜境内补充药材，仅1947年1月就在平壤购买了3个车皮的药材、药品和医疗器械，及时保证了各个后方医院的药品供应。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军事交通史》中记载，在四保临江战役中，我军在鸭绿江两岸的军事运输线共有5条，用以保证物资、部队和伤员的运送。其中，第五条运输线在朝鲜境内的水丰、楚山、满浦、中江镇，过鸭绿江到临江。 我军撤出安东时，将一部分军用物资储存在朝鲜境内，其中包括棉布500匹、棉纱5000件、各种染料1000大桶、丝绸1000匹，以及大量食品等。为了运输这批物资，朝鲜人民群众先将分散在几个储备点的军需物资集中到靠中国较近的江界（慈江道内），然后由江界人民委员会组织20多名驾驶员，出动10辆汽车专门为我军运输。他们克服了汽油不足、天气寒冷、道路崎岖等重重困难，出色完成了运输任务。 对东北民主联军最大的一次支援，是陈云和萧劲光到朝鲜请求提供武器支援。这次，朝鲜支援了10万件武器，仅从南阳援助武器装备的运输工作就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此外，朝鲜方面还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弹药，先集中在南阳火车站，然后由专列运过图们江，交给东北民主联军。 中共华东局还曾派人入朝采购了大量的军事物资。1946年底，通过“利民公司”的倪振（后任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市人防委员会副主任等）买到300吨炸药、300万支雷管和120万米导火索。次年春，又派黄友年买到20吨炸药、200吨硝酸、100吨丙酮、15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均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解放区。 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方对朝鲜贸易输出品总额（折合东北流通券）24,684万元，输入品总额36,526万元。其中，仅1947年春夏,山东等地就购买了420吨水泥、120万米铜线、300万个铁钉、100吨铅锡。朝鲜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帮助发挥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由于办事处执行的任务实际上涉及广泛的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这样的机构和使命，在我党历史上没有先例，也就没有相关经验。所以，办事处是边工作，边总结经验，在摸索中前进的。 朱理治在驻朝期间，同金日成、崔庸健（崔石泉）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建立了真诚的同志式的友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金日成早年曾在中国参加革命（任东北抗联教导旅第1营营长），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对朱理治说：“中国的事情就是朝鲜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还说，朝鲜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由来已久。 每当陈云、李富春、李立三、萧劲光、朱瑞、刘亚楼这些高级干部来了，只要朱理治出面一联系，金日成都安排时间，亲自接待。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也来过平壤，金日成都盛情款待。 当时，特务已发现“平壤利民公司”是中共的重要机构，还把大楼照片在汉城的报纸上登了出来。为此，负责安全保卫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局局长朴一禹对办事处的安全保卫非常重视。朴一禹，又名王巍，原是中共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出席过中共七大。他派了人民军的金成烈上尉常驻办事处，还部署保卫干部在办事处周围经常巡逻。朱理治到哪里去，需要的话，金成烈就随行。 与朱理治经常联系、常到办事处来的还有：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他在山西临汾曾当过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团长；朝鲜国境警备旅团长李权武（1950年后，历任人民军第四师师长、人民军总参谋长等）和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姜信泰，原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区司令员兼警备1旅旅长）。
1948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牢牢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北解放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利民公司”在朝鲜境内转运物资和人员的4条交通线已经建成。其中，陆路两条：一、中国安东—朝鲜新义州—平壤—南阳—中国松江省（今吉林省）图们。二、中国通化—中国辑安（今集安）—朝鲜满浦—平壤—南阳—中国图们。水路两条：一、中国大连港—朝鲜西海岸南浦港。二、中国大连港—朝鲜东海岸罗津港。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主持东北全军后勤和全区财经工作的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兼后勤部部长李富春来到平壤。当时，东北部队规模急速壮大，对后勤保障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需要大炮、炮弹这些重型武器军火。李富春到朝鲜的目的之一就是筹备军事物资。 李富春还肩负一个任务，即代表党中央，迎接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从香港出发借道朝鲜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著名民主人士。 辽沈战役开始后不久，国民党海军舰队支援陆地作战，对渤海、黄海海域进行严密的军事封锁，中共香港分局和东北解放区之间人员、物资经仁川来往的通道被完全切断。 早在1947年，周恩来未雨绸缪，指示钱之光到解放区沿海口岸，建立与香港之间的贸易联系。经过几次试航，打通了大连经罗津港到香港这一条新的海上通道，这是中共党组织开辟的第二条秘密北上路线，即：从香港出发，穿越台湾海峡，绕开黄海海域，从东海穿越朝鲜海峡，进入日本海，在罗津港登陆后，通过陆路前往图们。中共中央原来设想新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哈尔滨召开，所以这条路线目的地很明确，直指哈尔滨。 1948年9月13日上午，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林一元一行，在章汉夫陪同下，乘坐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港北上，船上还满载了一批解放区急需的物资。该船通过上述航线，于9月27日上午抵达朝鲜罗津港。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当晚，沈钧儒一行乘火车离开朝鲜，驶入图们。因当时沈阳、长春尚未解放，他们绕了一个大弯儿，取道牡丹江，再折向西北，经海林、尚志、阿城，于9月29日顺利到达哈尔滨。 后来，随着东北局势的发展，中共建立了从香港直航大连的新路线，上述那条曲折的北上路线便不再使用。沈钧儒一行也成为从该路线借道朝鲜境内北上的唯一一批重要民主人士。 10月，在完成了东北局所交付的任务后，朱理治奉命带领部分人员回国。1949年3月，留驻的人员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平壤商务代表处。次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建立，代表处随之完成了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