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庆山庆
文：皮埃尔·布鲁诺
介绍
显而易见且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父亲的质疑出现在他与弗利斯的通信中，它有时以一种亲密的方式涉及儿子与父亲的主观关系。弗洛伊德的父亲将保留这一诞生印记，即弗洛伊德的原始分析，并不是出于什么学术思考。谓词将接踵而至：引诱者、死亡、无能、理想、可怕，等等。拉康反其道而行之，先从父亲的名字入手，然后是父亲的名字们来重新审视父亲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结构矩阵，通过三分法：实在的父亲、符号的父亲、想象的父亲，使人类作为语言的是的结果变得可以理解。仅这一表述就引起了人们对父亲功能涉及被命名者/命名者这一事实的关注。最后，在他最后几次关于乔伊斯的研讨班上，他问道，当父亲的功能被中止时，什么可以替代父亲的功能？答案是症状体。
弗洛伊德的同代学生和后弗洛伊德主义者都没有对弗洛伊德的父亲观提出重大质疑，而是(克莱因、温尼科特)发展了关于母亲的观点，但拉康的学生对拉康关于父亲及其名字的遗产却没有相同的解读。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两极分化，即坚持父亲功能的超验性和不可替代性与认为症状体范畴的阐述最小化和相对化了这一功能范围。
弗洛伊德的父亲(1893到1913)
正如他在1893年8月20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所写，弗洛伊德在那些年里一直致力于证明神经症的性病因学：“至于其他方面，神经症的病因学追随着我，就像马尔伯勒的歌追随着英国旅行者走遍世界一样。”正是通过对癔症和强迫症之谜解决方案的探索——“我几乎可以肯定，通过幼儿性恐惧和性快乐的表述，我找到了谜的解决方案[……]”——弗洛伊德遇到了父亲的形象，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诱惑者父亲
在那些年里，特别是在他与弗利斯的通信中，父亲似乎是神经症的主要来源。在他早期关于神经症的性病因的理论文本，或者在《癔症研究》中，弗洛伊德仍然相对克制，在提到“成人”引诱者时有所节制：例如，在他对卡塔琳娜案例的描述中，引诱者被称为她的叔叔，尽管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女孩的父亲。
但在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却大肆追寻所谓的“父亲病因学”。所有的父亲都是性倒错者，甚至借用克拉夫特-艾宾的话来说，都是“啄女狂”：“在我看来，癔症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引诱者性倒错的后果，遗传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父亲的引诱。”弗洛伊德把自己的父亲也归入了这一类：“不幸的是，我自己的父亲就是这些性倒错者中的一员，他对我兄弟的癔症和我年幼的妹妹们的癔症负有责任。这种关系的频繁发生常常令我深思”。在1897年5月31日的信中，他提到了自己做的一个梦，并向弗利斯吐露道：“这个梦当然表明我的愿望实现了，那就是抓住一个父亲，作为神经症的制造者，它结束了我一直以来非常强烈的疑惑。”
在与弗利斯的通信过程中，父亲成为神经症的主要来源，而父亲这一形象的特点，正如弗洛伊德当年所说的那样，它涉及到我们可以称之为现实父亲的东西，即现实中的父亲。
直到1897年9月，弗洛伊德在一封非常著名的信中向弗利斯宣布他不再相信自己的神经症理论，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让步：“因此，我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告诉你我不相信的原因。[……]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必须将父亲指控为性倒错者，包括我自己的父亲；癔症出乎意料地频繁发生，每次都维持同样的条件，这种针对儿童的性倒错如此广泛无论如何都是不太可能的。”
随着对其神经症理论信仰的放弃，弗洛伊德开始能够为父亲的形象赋予另一种一致性，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找到了俄狄浦斯的解决方案和幻想的功能：“在我自己身上，我也发现了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嫉妒，我现在认为它们是童年早期的普遍事件[……]。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俄狄浦斯王》的震撼力了[……]。每一个听众都曾在萌芽状态和幻想中是俄狄浦斯[……]。”
父亲的符号功能
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释》一书中，父亲开始承担起一种更具符号性的功能：“这就好比——粗略地说——一种性偏好早早地显现出来，男孩在父亲身上，而小女孩在母亲身上，看到了这个爱中的情敌，而消灭这个对手只会对她/他有利”。或者：“根据我已有的大量经验，父母在所有日后成为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灵魂生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对父母一方的爱，对另一方的恨，都属于当时形成的精神运动材料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对日后神经症的症状非常重要。”
通过“梦中父亲”，尤其是“死去的父亲”的梦，父亲形象的符号性、组织性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弗洛伊德参考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王》悲剧，阐述了神经症患者精神生活中揭示的俄狄浦斯图式。“在‘俄狄浦斯’中，儿童潜在的愿望幻想被揭示并在梦中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它仍然被压抑着，我们只有通过它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才能了解到它的存在，就像在神经症中发生的那样。”
在此仅展开“死去的父亲”众多梦境中的一个例子，弗洛伊德在关于梦的工作的章节中提到了这些看似荒诞的梦境，在这些梦境中，死去的父母重新出现，彷佛他们还活着，他举例说，有一个男人“曾在父亲生病期间悉心照料，并因父亲的死亡而痛苦不堪，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做了下面这个荒谬的梦： 他的父亲又活过来了，还像以前一样和他说话，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死了他却不知道”。弗洛伊德接着说：“如果我们在‘他已经死了’后面加上‘由于做梦者的愿望’，并在‘他却不知道’后面补上‘做梦者有这个愿望’，那么这个梦就可以理解了”。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分析中所指出的，虽然在父亲生病时希望他死去的愿望充满了对他所承受的痛苦的怜悯，但它却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责备，因为它将被压抑的无意识幼年运动重新唤起。
1905年，他在《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中进一步描述了俄狄浦斯的这一功能：“在每个人的幻想中，幼年期的倾向，现在又被身体的活力所强化，再次出现，其中，孩子的性引诱经常出现，而且排在首位，这种引诱通常已经因性别的吸引而有所分化，即对父母的吸引力，儿子对母亲的吸引力，女儿对父亲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俄狄浦斯结构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构建并撰写了朵拉案例，尽管正如他自己在1923年的一份笔记中写道的那样，他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他只是在事后才意识到朵拉对K夫人的同性之爱的程度：“在我认识到同性恋倾向在神经症患者中的重要性之前，我的治疗经常失败或陷入完全的混乱”。在按照最严格的俄狄浦斯逻辑解释朵拉的各种症状和“朵拉、朵拉父亲、K先生、K夫人”的四重奏芭蕾舞剧时，他回顾了他在《梦的解析》中已经提出的观点：“我学会了将父女、母子之间这种无意识的爱恋关系视为幼年时期感觉萌芽的复苏。[……]我曾在其他地方解释过父母与子女之间早期的性吸引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我也曾指出，俄狄浦斯神话无疑应被理解为对这些关系中典型情况的诗意改编。”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态度仍然可以用矛盾来形容：朵拉的父亲被描绘成一个具有一定个性和智慧的人，具有非凡的才能，在面对女儿的症状时表现出极大的敏锐度，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曾经生活“放荡”的父亲，一个无能的父亲，为了换取K先生对他与K夫人关系的默许，他基本上毫不犹豫地将女儿“交给”K先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朵拉的无意识欲望确实是围绕俄狄浦斯情结组织起来的，但与《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的父亲们并没有相去甚远：弗洛伊德还没有完全放弃对“父亲病因学”的追踪。
说谎的父亲
从1908年开始，儿子与父亲的情感关系问题成为了中心议题。对父亲的憎恨最初被分析为源于孩子对父亲失望的爱。虽然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憎恨后来发展成了一种具有虐待狂成分的东西，但我们现在知道，他放弃了这种解释，将厄洛斯和塔纳托斯确定为两种不同的冲动。孩子对父亲产生怨恨的另一个原因是父亲干扰了孩子的性欲。
弗洛伊德指出，如果说对父亲的这种敌意的强烈程度受性别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在儿子身上比在女儿身上更明显，也是儿子更想摆脱父亲的原因。但此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解开孩子这种强烈怨恨的原因。他告诉我们，正是在孩子意识到父亲(与母亲不同)总是不确定的时候，弗洛伊德所说的家庭罗曼史才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成形：通过让母亲在他的幻想中有一个情人，孩子成功地将父亲从现实中剥离出来，代之以一个理想的父亲，这标志着孩子对父亲作为最强大、最杰出的人出现在他眼中时的怀念。与此同时，事实上，父亲仍然与他的出生有关，因为他将他命名为自己的孩子；这种父亲本质不确定的想法必须被压抑，这种压抑因幼儿性理论的发展而得到加强。但是，孩子对自己起源的调查和他的解释理论并不同意父母，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文化的版本。当然，孩子们拒绝相信父母的性理论；他们从父母的性理论中看到了成人的第一个谎言，并且绝对不会被谎言所迷惑：这就是孩子第一个心理冲突的起源，即他自己发展的性理论和成人提出的性理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让父母不高兴，孩子会压抑自己构建的性幻想。弗洛伊德在一篇题为“幼儿性理论”的文章中的一个临床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儿童的这种不相信。小汉斯的父母给他讲了鹳鸟的寓言故事。弗洛伊德指出，“母亲因怀孕而发生的变化并没有逃过孩子锐利的目光”。因此，他在文章中断言，正是这第一个心理冲突(其根源是成人的谎言)标志着神经症核心情结的形成。因此，儿童不仅要压抑自己最初的幼儿性理论，还要压抑与之相关的东西：他的第一个英雄行动，即对父亲谎言的第一次反抗。虽然弗洛伊德在文章中将谎言定义为“来自父母”，但他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记录》和写给其他分析家同事的信中说得更确切：是父亲向孩子隐瞒了他的出生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孩子才第一次反抗父亲。
为了充实他的论证，弗洛伊德借鉴了奥托·兰克题为《英雄诞生的神话》的著作。他告诉我们，与梦境不同，神话和幻想一样，本质上都是偏执狂式的：它在梦境凝缩的地方进行分解，因此双重性的概念在其中是非常突出的。因此，拯救国王的幻想必须被解读为拯救好父亲。孩子吸收了英雄和救世主的特质，他越认同这些特质，就越容易将父亲责备他的缺点归咎于英雄：“归根结底，真正的英雄是他自己在第一次反抗父亲的行动中成为英雄时的自己”。这种反叛的理由是，父亲拒绝让孩子了解与出生相关的性过程。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他就欲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这样他就能偿还债务。于是，他产生了拯救父母于危难之中的幻想。当这种幻想应用于父亲时，挑战的意义就占了主导地位。在少数情况下，对父亲的柔情超过了反抗，表现出欲望拥有父亲作为儿子或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儿子的欲望。儿子对父亲的这种反抗态度将在分析治疗中作为主要抵抗重新出现。后来，弗洛伊德在其专门论述父亲功能的伟大著作《图腾与禁忌》中，将儿子反抗父亲这一主题作为核心内容。这些以英雄为主题的神话由对立的元素组成：一方面是对父母的认可和柔情，另一方面是对父亲的反抗。但弗洛伊德指出，“在这里，与父亲的冲突并非源于与母亲的性竞争，而是源于父亲隐瞒了与出生有关的性过程的事实”。因此，在他看来，1908-1909 年间神经症核心情结的形成源于“两大来源，即对父亲的恐惧和对成人的不信任”。
四个父亲
在《列昂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一书中，弗洛伊德向我们展示了关于儿童起源的问题并没有让列昂纳多·达·芬奇幸免，这个问题甚至决定了他的一种特殊的激情，一种对知识的追求，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研究者之一，而这是以牺牲他的艺术为代价的。弗洛伊德指出，列昂纳多早年父亲形象的缺席对他选择爱的对象产生了影响。父亲在列昂纳多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可以从负面的角度来看。正是父亲在列昂纳多幼年时期的缺席塑造了他。因为他的童年与母亲之间的情欲关系非常强烈，这剥夺了列昂纳多部分男子气概。在这里，弗洛伊德坚持这样一个临床事实，即强大父亲的在场确保了儿子对女性气质爱的对象的选择。但是，父亲后来的出现以及与心爱的继母的接近，使他能够在父亲身边占据一个竞争者的位置。然而，到了青春期，同性恋的选择成了必然。他对父亲的认同对他的性生活不再重要。然而，在其他领域，这种认同仍在继续，但却对他的艺术家生涯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尽管他以父亲生儿子的方式创作作品，但他对作品的关心程度却远不如父亲在他幼年时对他的关心程度。早年没有父亲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使他在余生中能够摆脱父亲所代表的权威。
弗洛伊德大胆地提出了父亲的真实在场对于“预防同性恋”非常重要的观点。对于一个男孩来说，没有父亲的成长意味着他无法从保护自己免于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中受益，也意味着他不想在成年后自己成为父亲。但在《会议记录》中，他在第一种同性恋理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二种理论，这反映出他难以放弃自己的神经症理论：选择父亲作为爱的对象的男人，童年时往往受到过诱惑者父亲的爱抚。
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临床工作围绕三个案例报告展开：“小汉斯”(1908年）、“鼠人”(1909年)和“施瑞伯法官”(1911年)。
在小汉斯的案例中，父亲似乎对他的小儿子很好，细心体贴，乐意倾听，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有助于将同性恋倾向固定在父亲身上”。虽然弗洛伊德支持父亲指责母亲对儿子的过度温柔导致了神经症的发生，但他强调汉斯的焦虑与父亲有关。事实上，汉斯对父亲的爱与父亲在母亲身边作为竞争对手的地位是相冲突的：“当他在幻想中做出被禁止的恶作剧时，父亲总是和他在一起，和他关在一起。他认为，他的父亲也会和他的母亲做这种神秘的被禁止之事，而他则用一些暴力的事情来代替它[……]”。这种焦虑一方面由对父亲的恐惧(对父亲的敌意)构成，另一方面由对父亲的担心构成。
小汉斯把对父亲的一些感情转移到了动物身上。他因与父亲的竞争而产生的仇恨而无法发展，因为这种仇恨被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温柔和钦佩之情所中和。结果，小汉斯对父亲产生了矛盾的态度，他把对父亲的敌意(与石祖羡慕和害怕被阉割有关)移置到了替代物——马身上，从而避开了这种态度。这构成了小汉斯的动物恐惧症。弗洛伊德指出，在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中，父亲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即幼儿性欲望的可怕对手。他指出，“母亲属于父亲这一事实成为母亲本质中不可分割的元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男人爱的首要条件恰恰是他们所爱的女人必须已婚。我们看到，小汉斯对父亲的敌意因一个谎言(鹳鸟的寓言)而更加强烈：“他不仅不让他在母亲床边，还剥夺了他渴望得到的知识”。这就是第一次情感冲突的起因。如果说儿子对父亲心怀怨恨，那么弗洛伊德也没有忽视，父亲也陷入了与自己儿子的竞争之中，他的儿子一出生就被妻子视为真正的英雄来迎接。
因此，弗洛伊德敏锐地意识到，虽然孩子对父母给他讲的关于孩子起源的故事特别生气，但他并不想让父亲来启发关于性的真相。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情感上太过亲密，所以他不想知道关于父亲的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他直觉到父亲的欺骗、有缺陷的本质。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让我们引用弗洛伊德一位分析者的话，他在做了一个梦之后对弗洛伊德说：“如果我要求父亲澄清性问题[……]，他会像欺骗他的客户一样欺骗我。”
在鼠人中，弗洛伊德从临床角度揭示了强迫症患者的立场，他的目标正是拯救父亲，在父亲失败的地方。鼠人发现，尽管父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人，但他却对父亲抱有死亡的愿望。弗洛伊德指出，正是这种对父亲强烈的爱，为仇恨的压抑提供了条件：正是对父亲仇恨的性起源使其坚不可摧。父亲妨碍了儿子性欲望的满足，因此成为了儿子死亡愿望的首选对象。在分析工作中，鼠人发现自己在6岁时做了一件错事，父亲为此严厉惩罚了他。这次惩罚之后，孩子开始反抗，对父亲大肆辱骂，其暴力程度让父亲目瞪口呆，这也让孩子对父亲产生了顽强的怨恨，这种怨恨后来变成了无意识。父亲的功能就是扰乱孩子的(性)生活。这个案例围绕着两种对父亲的认同构建：一种是对负债父亲的认同，这构成了金钱情结；另一种是对在爱的对象上存在分歧的父亲的认同。因此，鼠人为了挽救对父亲的爱而承担起父亲的过错。弗洛伊德总结道：“正是在他对父亲的幼年仇恨的压抑中，我们看到了导致他后来生活中所有冲突的神经症的过程。”因此，所有的强迫性神经症都始于以父亲为对象的死亡欲望，其俄狄浦斯情结根植于幼儿期的性理论。
在施瑞伯法官的偏执狂中，父亲表现为一个权威的父亲，他的形象在滋养妄想的上帝身上重现。上帝是一位“亵渎神明的批评和暴力反抗与充满崇敬的臣服”并存的父亲。在父亲情结中，“在这些童年经历中，父亲是孩子所追求的满足(通常是情欲满足)的扰乱者，在幻想中，这种满足后来往往被一种不那么缺乏光彩的满足所取代。在施瑞伯妄想的结果中，幼儿期的性倾向庆祝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上帝要求他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甚至让他产生了把自己变成上帝妻子的幻想，从而重新采取了他作为小男孩时对父亲的女性气质态度，甚至希望和父亲生个孩子。弗洛伊德假设，他婚后所生的孩子可能会满足他的同性恋柔情，这再次暗示了父亲对孩子的诱惑潜力。因此，为了防御自己的同性恋欲望幻想，偏执狂患者会诉诸于迫害妄想：爱上一个男人构成了这种妄想的核心，而迫害者不过是一个以前爱过的男人，在他身上很容易辨认出父亲的特征。“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即父亲情结本质上是积极的，在之后的现实生活中，与优秀父亲的关系可能没有改变，这使得与同性恋幻想的和解成为可能，从而导向某种治愈。”但是，如果说施瑞伯的父亲作为医生创造了“奇迹”，那么弗洛伊德写道，“他首先是一个家庭暴君，他对儿子咆哮，对儿子的理解就像低等上帝对我们的偏执狂患者的理解一样少”。施瑞伯的父亲过早地脱离了自己的父亲，这无疑可以解释这种暴虐。弗洛伊德指出，只有当儿子足够强大，能够承受时，才会出现脱离父亲的过程。否则，这个成为父亲的儿子只能通过成为一个专制和暴虐的父亲的漫画形象来维持自己。
原始父亲
弗洛伊德逐渐将宗教情感的根源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即父亲对于孩子来说所代表的权威形象。因此，父亲的形象对宗教至关重要，正如他所说：“法则是父亲所为，宗教是儿子所有”。这一论点在《图腾与禁忌》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构成文明大部分的是同性恋起源这一事实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情感也是同性恋性质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与拉康相反，是女人让男人变得非社会化。
弗洛伊德越来越被理论化父亲的功能的欲望所占据，他开始了一项工作，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在系统发育的层面上，找到个体层面上被组织起来的东西。但他遇到的不是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而是一个原始而令人不安的父亲：Urvater。
他认为，精神分析可以确定人类组织的两个原始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父亲、部落父亲的阶段，它借鉴了达尔文的理论：一个暴力、嫉妒的父亲，把所有女人都据为己有，在儿子长大成人后将他们赶走。这是一个无限享乐的父亲的时期。但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组织社会纽带的图腾崇拜。为了完善它，弗洛伊德创造了一个基于图腾餐的神话。因此，兄弟氏族构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第二阶段：有一天，被驱逐的兄弟们聚集在一起，杀死并吃掉了父亲，从而结束了父亲部落。通过这种吞食行动，他们认同了父亲，每个人都获得了父亲的一部分力量。
宗教的第一个发展是图腾崇拜。它包括服从第一时期的命令。如果父亲先被打败，联合起来的兄弟反过来成为父亲；然后部落的父亲又回来了，但这次是以上帝的身份。图腾崇拜最重要的两条命令，即禁止杀死图腾和禁止与属于同一图腾的女人结婚，“在内容上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为妻的两项罪行以及孩子的两个原始愿望不谋而合”。因此，图腾系统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拉伊俄斯是欲望父亲，而原始父亲则是享乐主人。因此，由于儿子们对部落父亲的矛盾感情，他们沉溺于夸张的爱的表达，并以忏悔的形式表现出来：“死人现在变得比活着时更强大”。活着的父亲曾经通过自己的存在而阻止的事情，儿子们现在禁止自己做。与此同时，他们禁止杀死图腾，从而否定了他们对父亲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从儿子的负罪感中创造了图腾崇拜的两个基本禁忌。”然后，儿子们和死去的父亲之间签订了契约：死去的父亲承诺保护儿子们，儿子们保证不再冒犯父亲，换句话说，不再重复让原始父亲失去生命的行动。“与父亲的和解更加彻底，因为与此同时伴随着牺牲，他们完全放弃了女人，而他们正是为了女人才反抗父亲的。”现在，社会建立在共同的过错之上，宗教建立在对父亲的矛盾情感和忏悔所产生的负罪感之上，最后道德建立在负罪感所产生的赎罪需要之上。如果每个人的上帝都是其父亲的形象，那么图腾本身只是父亲的替代表征，而上帝则是其最发达的形式。几百年来，人们对父亲和动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才使这种源于对父亲的爱的创造成为可能。图腾崇拜的瓦解是动物被驯化的结果。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人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通过牺牲一个儿子，即基督，找到了最有效的赎罪方式。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儿子实现了对父亲的欲望。儿子的宗教取代了父亲的宗教，为了纪念这种取代，儿子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图腾餐，称为圣餐，在这种餐中，团聚的儿子们分享的不是父亲的肉，而是儿子的肉，喝的是儿子的血，以便与儿子认同，并在这一次使自己成为圣人。
因此，弗洛伊德在他的社会纽带理论中，将同性恋作为人类社会的粘合剂，通过建立一个原始父亲的形象，在他的儿子们看来，他是一个无限享乐的人，一个Urvater。
弗洛伊德的父亲(1913到1939)
从1913年到1920年，仍属于第一拓比，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继续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他已经称之为“父亲情结”的东西，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荣格提出的这一“方便”术语的不同看法，弗洛伊德本人也广泛使用了这一术语，同时谴责了与使用这一术语有关的滥用和不准确之处。1910年，他在给普菲斯特的信中特别写道：“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情结；虽然这个概念在各种操作和演示中不可或缺，但当我们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必须注意始终用它背后隐藏的东西来替代它，而不是直接处理它。它实在是太模糊和不恰当了”。在标志着这些年的理论、临床和书信著作中，弗洛伊德始终坚持重申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神经症组织者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放弃它的性本质，反对荣格和阿德勒的偏离。例如，1919年，他在《一个正被打的孩子》一文中这样总结道：“这就是为什么受到压抑的幼儿性欲是症状形成的主要动力，为什么其内容的基本要素——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
然而，在俄狄浦斯的结构中，弗洛伊德巩固了精神神经症的父亲病因学，并赋予其新的重要性。在弗洛伊德理论发展的早期，父亲是诱惑者、说谎者和神经症的制造者，与这些“一维”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些年中，与父亲关系的不同层面得到了区分和叠加：对理想父亲自恋的爱、对情敌的矛盾情感、因憎恨父亲而产生的负罪感、因父亲的削弱(社会的、身体的、心理的)或背叛而产生的失望、以父亲为对象的被禁止之爱、对阉割者父亲的恐惧。这种“景深”也源于父亲总是被视为现实中的父亲，但也尤其被视为主体所描述的父亲；在这一时期，幻想的概念在弗洛伊德的阐释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原始幻想、神经症患者的基本幻想、组织俄狄浦斯的幻想)。最后，这种父亲病因学的显著特点，甚至是戏剧性的特点，对于个人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来说，对于女孩和男孩来说，都在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对父亲的固着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割舍。
从原始父亲到原始场景
弗洛伊德不仅保留了“图腾与禁忌”(如前所述，俄狄浦斯情境起源于儿子的要求与父亲的嫉妒之间的真实冲突)的建构，而且他还从中得出了新的结论，这些结论体现在系统发育与个体发育之间的辩证关系(有时是紧张关系)中，用于分析心理因果关系，涉及精神神经症中出现的现象和正常状态中出现的现象。在这种对系统发育的诉诸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平衡个体发育的发展主义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个体以历时的方式经历连续的发展时期)的方法，以及对他所感觉到的人类身上“已有”的东西的阐述。通过赋予这一共时基础以形式，弗洛伊德的神话在某种程度上与拉康的结构具有相同的功能，只是由于发展论观点从根本上从属于结构概念，因此结构概念使得当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神经症病因学中经常出现的系统发育与个体发育之间的争论变得不再重要。
因此，当弗洛伊德在1915年以人类无法再否认自己的死亡这一事实来解释战争时期对人类造成的困扰时，他提出需要找到一种与死亡的新关系，并从原始时代人类充满矛盾的处境中寻找线索。他回顾了原始父亲(其记忆形象后来被转化为神灵)被杀后，对父亲的爱、对父亲死亡的矛盾心理以及弑父所导致的负罪感都会随之产生。就这样，原始人经历了对死去父亲的对立态度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开辟了妥协的可能性，而我们单一的回避态度从根本上封闭了这种可能性。
同样还是1915年，正在筹划《转移神经症概述》的弗洛伊德在写给费伦齐的信中，提出了他所谓的“系统发育幻想”，从人类的假定阶段和精神神经症之间的类比出发，将反抗父亲压迫的每一种斗争模式与随后的病理类型进行了对比：“在冰河时代严酷的环境里发展了语言和智力之后——主要是男性——原始部落的形成与原始父亲的两个禁令有关，而爱情生活必须保持自私和侵略性。强迫性神经症就是对这种回归的防御。后来的神经症属于新时代，由儿子们获得。他们首先被迫完全放弃性对象，也许他们通过阉割被剥夺了所有力比多：早发性痴呆症。在父亲的驱赶下，他们学会了在同性恋的基础上组织自己。这正是偏执狂所防御的。最后，他们战胜了父亲，认同了父亲，战胜了他并为他哀悼：躁郁症。”弗洛伊德在他的文章中预见到，由于人类的双性恋心理，“父亲压迫所产生的倾向会延伸到女性身上”，通过实现这一历史性计划，弗洛伊德为精神神经症的父亲病因学本质概念提供了新的支持，因为这一概念已经铭刻在系统发育中了。
同样，在分析这一时期的主要临床案例之一《幼儿神经症史摘录》(狼人，1918年)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对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在小男孩神经症进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父亲替代物中，弗洛伊德发现了对“图腾与禁忌”的构建的证实，在从作为父亲第一个替代物的动物图腾(狼恐惧症时期)到父亲恢复人形的后一个替代物上帝(幼儿宗教虔诚时期)的过程中。然后，弗洛伊德强调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在小男孩的生活中，阉割的威胁或暗示总是来自于女性，而恐惧却是在父亲这边表现出来，弗洛伊德认为原始遗传比偶然的生活环境更重要，并探讨了父亲作为阉割代理的问题：“在史前时代，毫无疑问是父亲将阉割作为一种惩罚，后来，父亲不得不将阉割减弱，直到阉割与割礼无异。”
弗洛伊德曾多次怀疑原始场景是真实发生的，还是一个回溯性地投射到患者生活中的普遍幻想——这个问题不禁让人想起与神经症有关的争论——但与荣格不同的是，他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将这个问题归结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父亲在原始场景和其他原始幻想中相对于母亲的地位，从而以精神分析家的身份进行推理：“我当然想知道，在我的患者身上，原始场景究竟是幻想还是真实事件，但[……]最终，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观察父母性交的场景、童年时期的引诱以及阉割的威胁，无疑是一种返祖遗产，一种系统发育的继承，但它们也可能构成个体生命的获得。”弗洛伊德的结构性解释始终坚定地回归到俄狄浦斯的普遍参照，他明确指出，对母亲肚子和第二次出生的幻想的意谓最终应从对父亲的固着来理解：“患者渴望重新进入母体，不仅仅是为了重生，而是为了在那里，在性交中，与父亲相遇，从他那里获得性满足，并给他生个孩子。”
最后，在这个案例的结论中，弗洛伊德回到了原始场景，表明在先天与后天的辩证关系之间，他所关心的是无意识结构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4岁儿童面对重新激活的原始场景时的行为[……]，我们就很难否定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难以定义的知识，类似于预知能力，在儿童身上起作用[……]。这种本能遗产将构成无意识的核心，是一种原始的心理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在阐述和维护图腾与禁忌的神话时，赋予了它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系统发育装置”的地位的东西，即无意识的共时基础，在此基础上，主体的独特俄狄浦斯史将以历时的方式被书写。
除了对系统发育地位的探讨之外，《幼儿神经症史摘录》是弗洛伊德发表的五部主要临床著作中的最后一部，它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获得了丰富的营养，是一部集临床技巧与理论深度于一体的著作，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拓比发展时期成果的浓缩，将梦的解释、幼儿性欲、临床结构、元心理学建构和精神分析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这本书也是神经症父亲病因学的一个重要临床案例，以多重现象学为基础：对父亲的“过度”幼年之爱、倒置的俄狄浦斯、恐惧症、受虐狂幻想、强迫性神经症、父亲替代物的升华与继承、同性恋幻想的持续存在……
然而，在分析神经症的原因及其在主体组织中的后果时，这种父亲的过度决定不应让人认为弗洛伊德的论述是单一的(颇像阿德勒的男子气概抗议，涵盖了整个俄狄浦斯)。相反，它揭示了每一种临床现象都源于多种力比多倾向之间的冲突及其相互交织的命运，弗洛伊德并没有降低其复杂性。尽管如此，对该案例的解释还是将因果关系主要定位在父亲这边。
更普遍地说，在决定神经症(恐惧症只是其中的一个序列)发展的各种原因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回路：一方面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父亲的固着”，它将主宰同性恋力比多倾向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对父亲的认同，它将赋予男性气概自恋力比多以力量，并最终将对象的选择导向女性。“对父亲的固着”开始于固着和认同在对爱的父亲的自恋认同中的未分化点，这个小男孩从小就不断宣称他要像父亲一样。在他三岁生日后不久，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试图引诱他，这种引诱为他提供了被触摸生殖器的被动性目标；从那时起，小男孩开始在女管家面前玩弄自己的小东西，而女管家则以阉割威胁来回应这种引诱；小男孩对女管家的拒绝感到失望，他脱离了女管家，把父亲作为爱的对象，这一选择更新了原初的认同，并开启了真正的固着。这种对父亲的爱在4岁前达到了施虐-肛门期，在冲动的被动、受虐狂方面寻求满足(被姐姐引诱的场景激活了被动性)，推动小男孩表现得让父亲难以忍受，迫使父亲殴打他。到了4岁，狼的梦境——被弗洛伊德重构为再现了1岁半左右观察到的原始场景——遇到了孩子的生殖器组织，他对父亲的爱转变为欲望成为父亲的性交对象，而不是被父亲殴打。这种女性气质性目标随后屈服于压抑，取而代之的是对狼的恐惧。
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在与父亲的关系中，同性恋的位置绝不是被恐惧性神经症所消除的，而是在更早更原始的时期，即口腔期，变成被狼吃掉的焦虑。同样，对父亲的固着也不是一个每一个时期都会中和前一个时期的线性过程：“相反，我们只有让对父亲的三种性渴望共存，才能公正地看待事物表面上的复杂性。从梦境开始，孩子在无意识中就是同性恋者；在神经症中，他处于食人时期：在他身上，之前的受虐狂态度仍然占主导地位。”
下一阶段，即4岁半时，小男孩通过对基督的认同，第一次在宗教中升华了他对父亲的主导受虐立场，但这种升华并不足以减少力比多冲突，因为带有宗教内容的强迫性神经症随之爆发，其中一个问题，弗洛伊德赋予了它全部的戏剧张力，那就是小男孩需要(通过神圣的父亲替代物)从父亲那里脱离出来，而他对父亲的爱又不想让自己被夺走：“他抵抗上帝，以便能紧紧抓住父亲。”
从8岁开始，这种强迫性神经症逐渐消退，直到10岁时才彻底放弃——当他将新来的、不怎么信教的德国家庭教师放在父亲替代物的位置上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神经症的终结定位于男孩对肉体父亲的固着松动之时，从而使他后来能够移置到与现实要求兼容的替代物上。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参军的，并且多年来一直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然后在转移中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在这方面，应该补充的是，正如恐惧症并没有消除对父亲的同性恋倾向一样，一系列的升华(宗教、军队，也许还有精神分析)也没有终结这种倾向。事实上，正是在伴随患者一生的肛门情欲表现(与金钱的关系、肠道症状、典型幻想)中，弗洛伊德揭示了对父亲固着的持续存在，这种固着部分地被排除在升华之外，因为它被孤立在原始场景不可还原的压抑之中。因此，弗洛伊德将孩子打断父母性交场景的方式解读为同性恋欲望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小男孩自己产生了父亲的“排泄物孩子”；后来的幻想(如一个男人给他灌肠时伴随的第二次出生)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因此，弗洛伊德总结道：“正如他最初所相信的那样，他是父亲一个人所生，他要得到父亲的性满足，他要以牺牲自己的男子气概为代价为父亲生一个孩子，所有这些愿望都以肛门情欲的语言表达出来，封闭了对父亲的固着，通过这些愿望，同性恋找到了最极端、最亲密的表达方式。”
除了对父亲的固着这条主线外，正如我们所说的，还有对父亲的认同，可以从最初对作为理想父亲的认同来把握。正如在与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出现的两段记忆所揭示的，原始场景的阐述不仅导致了对作为父亲性对象的母亲的(可怕的)认同，而且还导致了对父亲男子气概的认同，这种认同延伸了最初的自恋认同，但与之不同的是，它已经与儿童生殖器组织的雏形相吻合。第一个记忆是一个场景，大约在两岁半时，一个年轻的女仆跪在地上擦地板，小男孩看到后就在地板上撒尿。弗洛伊德将此解释为原始场景的第一个效果，即孩子模仿他认为从父亲那里看到的事情，在性交场景中对母亲形象的重新激活做出男性那样的反应。第二段记忆在接近5岁的时候，是著名的失去手指的幻觉。孩子在用小刀割树皮的过程中，割破了自己的小手指，惊恐之余，他突然看到手指仅靠皮肉支撑着。弗洛伊德将这一幻觉分析为对父亲的认同：树象征着女人，通过割树，患者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他认为父亲要对与阉割伤口相关的母亲失血负责。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关于诊断问题(稍后会详细讨论)，弗洛伊德明确指出了患者与阉割的关系：“这种幻觉发生在他决定承认阉割现实的时候”。
最后，对父亲的认同——必须指出的是，它从头到尾都受原始场景的影响——将由已成为男人的小男孩对对象的最终选择来完成：一种异性恋的选择，以对女性臀部的偏爱为特征，它可能源于对进入他视线范围的女性突然、强烈和痴迷的欲望，这些女性恰好处在原始场景中母亲的姿势上。总之，弗洛伊德重现了患者力比多倾向所完成的双重革命——一种是同性恋的，贯穿于对父亲爱的固着中，另一种是异性恋的，延续着对原始场景中父亲的固定形象的认同——我们很难不将狼人描绘为被夹在带有原始起源烙印的父亲的两种永恒影响之间：害怕狼和亲自化身为狼。
女人“并没有摆脱父亲”
通过重提弗洛伊德在《一个正被打的孩子》一文的结尾使用的表述，我们强调引导我们发展“女性这边”父亲问题的东西，即对父亲的固着。
1915年，《两个孩子的谎言》一文列举了两个小女孩神经症行为的例子，原因是她们对父亲过度的爱，而父亲却以不同的方式让她们失望。第一个孩子曾偷拿了一小笔钱，父亲的惩罚让她陷入了过度的绝望；第二个孩子在课堂上作弊，突然变得固执和不满，而她在其他方面是一个乖巧好学的小女孩。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阐释这两个孩子的行为时，完全将父亲与现实脱钩。弗洛伊德说，在第一个案例中，弗洛伊德说，父亲无法想到小女儿拿走50芬尼这一事实的意谓，即从父亲那里拿钱等同于爱的宣言。在第二个案例中，弗洛伊德发现小女孩认同了她深爱的父亲，但发现他并不像她认为的那么伟大；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她仍然以作弊为代价画出一个完美的圆来支持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看看我父亲(一位优秀的绘图师)多么能干！”这种“支持父亲”的特质是在症状中掩盖他的无能，同时又认同他的无能，弗洛伊德提出了女性气质立场的一个特点(已在朵拉的案例中揭示)。拉康将重新阐述这一点，特别是在癔症话语的框架下，从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主人的特征下，女性从未停止过与父亲的相遇。
1915年的《一个与精神分析理论相悖的偏执狂案例的通告》，即使只是一篇以临床为导向的短文，也对对父亲的固着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在偏执狂与神经症的区分上。在这位年轻女性的案例中，心爱的男人起初是迫害者，在他的形象背后，弗洛伊德很快就发现了与母亲及其案例历史中的替代者(白头发的女上司)之间过于强烈的同性恋联系，而后者才是真正的迫害者。弗洛伊德根据患者的妄想，推断出典型的倾听幻想的激活，它插入原始场景幻想中，弗洛伊德解释说，在这种幻想中，“所爱的人始终是父亲”，而在母亲位置上的则是患者自己，她在这种认同中找到了一种方法，将自己从同性恋的联系中解脱出来，而她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将母亲作为爱的对象。
因此，在偏执狂中，“所爱的人总是父亲”的价值不在于固着，而在于这是克服对母亲的病态固着的进步尝试(即使是通过倒退到自恋的认同来实现的)。尽管如此，这种对母亲的原始固着在年轻女性不得不通过偏执妄想来防御男人的爱这一事实中显示出了它的胜利。与神经症进行类比，在神经症中，恢复原始对象选择的趋势始终在持续(尽管症状试图取得进展)，弗洛伊德对固着下了定义，即一种反对改变、倾向于回到最初力比多位置的精神惰性形式，但在小女孩的“正常”神经症中，弗洛伊德将这种力比多位置，从最初对象选择的意义上来说，定位为对父亲的固着。
因此，年轻女孩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实现从父亲到男人的转变，对她来说，对父亲的固着不外乎被拒绝的风险，正如弗洛伊德在《贞操的禁忌》中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从原始人的先天怪异行为出发，他们让年轻女孩在婚姻之外和任何性关系之前失去贞操，弗洛伊德指出，原始人之所以实行这一禁忌，是因为他们害怕一种危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保护丈夫，防止他实施破处行为。弗洛伊德在某些部落的习俗中发现了这种危险的蛛丝马迹，即由父亲亲自实施破处(仍然是性行为的模拟)，或者更广泛地说，由父亲的替代者(祭司、老人，甚至是神的形象)实施破处。通过承认父亲的特权，弗洛伊德说，"这种习俗似乎考虑到了古老欲望的动机。因此，“丈夫永远只是一个替代品，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男人”，而固着的强度决定了男人-替代品是否会被拒绝，只要他无法满足女人。弗洛伊德接着补充说，女性在性行为中的敌意和拒绝的力量来自于神经症的遗传条件和通过阉割情结的方式，这发生在小女孩的力比多被引向父亲这一最初对象选择之前。
弗洛伊德在《一个正被打的孩子》中，也是从女孩的角度出发，追溯并重构了鞭打幻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种幻想的起源就是对父亲的固着。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幻想初期的表述——“父亲打孩子(我恨的)”——在弗洛伊德的阐述中，我们发现了诱惑者父亲的踪迹，这是父母情结最初时期的标志，而鞭打幻想就寄居在父母情结中：“小女孩温柔地固着于父亲，父亲可能做了一切来赢得她的爱，并以这种方式在她心中埋下了对母亲仇恨和竞争态度的种子。”同样，父亲殴打被憎恨的孩子这一表征也是令人愉悦的——这意味着“父亲不爱另一个孩子，他只爱我”——因为这一表征公开满足了小女孩的嫉妒，而此时，乱伦之爱的最初对象选择使她始终渴望拥有父亲的孩子。在负罪感和从“父亲爱我”到“父亲打我”的力比多倒退的双重作用下，幻想的第二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由于压抑的强烈而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表现为受虐狂：“我被父亲打”。于是，弗洛伊德将鞭打幻想的第三时期视为这一命题的替代物，它构成了5、6岁时幻想最终有意识的配置——“一个孩子被打”——在这一时期，被打的不确定的孩子代表了孩子自己的替代物，而父亲的形象则保留在打人者(老师、主人)上。
但是，作为幻想之源的对父亲的固着的维度和地位，在弗洛伊德在男孩身上的发现中获得了其全部意义。在正常的俄狄浦斯对称中，弗洛伊德本以为在中间的节点时期会发现“我被母亲打”的说法，但弗洛伊德发现这只是一种替代(相当于女孩的第三时期)，因此他重新构建了小男孩幻想的发展过程：“我被父亲爱”、“我被父亲打”、“我被母亲打”。弗洛伊德推断出，无论女孩还是男孩，鞭打幻想都源于与父亲的乱伦联结，并指出了一个基本点，即从被爱到被打的倒退被铭刻在无意识中，因此，压抑后留下的不是“被父亲爱”的被动幻想，而是“被父亲打”的受虐幻想。最后，弗洛伊德将这种对俄狄浦斯父亲的固着赋予了对男女两性来说障碍的地位，而鞭打幻想则是俄狄浦斯情结留下的不可化约的沉淀物：“男孩想要逃避同性恋对象选择，并且没有改变自己的性别，但在他有意识的幻想中却觉得自己是个女人，并赋予打人的女人以男性气质的属性和特征。女孩则放弃了自己的性别，在整体上完成了更深层次的压抑，但她并没有摆脱父亲。”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对女性气质神经症的父亲病因学理论的最后贡献是在“年轻同性恋者”(1920)案例中。对弗洛伊德来说，分析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父亲，在于同性恋对象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现象，直至通向行动。如果我们缩小分析范围：起点是正常的俄狄浦斯，即小女孩对父亲的依恋(但弗洛伊德指出，这种依恋表现得“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然后，到了青春期，在俄狄浦斯情结全面复苏的过程中，小弟弟的出生使她感到失望，这种失望使她远离父亲和一般男人，成为她同性恋的驱动力——弗洛伊德说，实际上，她拒绝了自己的女性特质，为自己的力比多寻找另一个安置点，这一点因报复父亲的满足而得到巩固；最后，通向行动(在父亲发现她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并投以愤怒的目光后，她立即冲到下面的铁轨上)被弗洛伊德解释为，在其主要方面，是拥有父亲的孩子欲望的胜利，因为在德语中，niederkommen不仅意味着坠落，还意味着生产、分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案例的论述中，尽管弗洛伊德肯定了父亲因果关系占主导地位，但他并没有忽视母亲的决定因素，只是将其弱化了。一方面，他注意到了对母亲的让步，但将其归结为简单的“实用动机”，认为这使年轻女孩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母亲的恶意伤害。另一方面，他承认在父亲第一次责备之前，从青春期开始就出现了针对母亲替代品的同性恋力比多，并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仍然坚持该案例的父亲病因学：先天的、有意识的同性恋，源于婴儿期对母亲的固着，会使对象的选择倾向于同性恋一方，而源于俄狄浦斯情结(渴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的无意识立场，是对女性特质的拒绝和通向行动的原因。因此，弗洛伊德和拉康后来的发展一样，将性心理特征(或性立场)与对象的选择区分开来。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年轻的同性恋者是站在男性气质的立场上去爱一个女人的，这是由一种认同决定的，这种认同构成了摆脱对父亲失望的俄狄浦斯之爱的出路：“我们的年轻女孩[……]变成了一个男人，并以母亲代替父亲作为爱的对象。”换句话说，在弗洛伊德看来，在决定她的性立场和症状方面，年轻同性恋者无法“摆脱”的主要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弗洛伊德在介绍这个案例时加的一个长注释强化了这一结论。该注释检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年轻女孩放弃母亲(某种程度上她把男人让给了母亲)可能是同性恋导致的。弗洛伊德以一位年轻的同性恋艺术家为例进行了类比推理：“在他的表征中，所有的女性都属于父亲，他出于顺从而躲到了男性一边，以避免与父亲发生冲突，通过退出竞争。这种选择同性恋对象的动机必定会经常出现；在人类的原始时代，似乎所有女人都属于父亲和原始部落的最高首领。”将这两种临床观察结合起来，弗洛伊德是否在暗示，年轻同性恋者母亲的行为与原始父亲的行为可以进行比较？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参照弗洛伊德在同一年(1919 )写给卢·安德烈亚斯-萨洛梅的信的摘录：“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暗中思考母权制。我们应该把它置于何处？我想应该放在图腾禁忌假说里，是在原始父亲衰落之后的某个时代，是在人类还没有建立第二个家庭的时代，是在女人发现自己没有了主人，看到权力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的时代。”
男人很难摆脱父亲
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的是，在本节中，就像在前一节中，我们没有引用五篇元心理学文章中的任何一篇，而这五篇文章对于从弗洛伊德的第一拓比过渡到第二拓比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事实是父亲几乎没有被提及，同样，除了一个暗示之外，他在《自恋导论》这篇文章中也是缺席的。从这一发现引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元心理学时，是否正如这一术语本身所表明的那样，存在一种与构成俄狄浦斯情结节点结构有关的偏离？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幼年时期对父亲的固着所产生的后果首先可以在正常情况下看到，即作为男人一生中与其他被视为连续的父亲替代者的男人之间关系的永久框架。早在1914年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关于中学生的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就重申了与父亲联系的首要地位，对于年轻男人和成年男人都是如此。弗洛伊德从小男孩生活中与父亲相关的一系列谓词——理想/爱、竞争对手/干扰者/恨、失望、被取代/爱和恨的替代者——出发，提请人们注意与父亲必要而艰难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在失望的影响下开始的(在童年后期，男孩发现了外面的世界，并开始比较和批评他的父亲)，但从未完全实现，因为它被移置到了主人这个替代物身上。在弗洛伊德的笔下，这个时期的本质和戏剧性被展现出来：“新一代的一切特征，无论是充满希望的还是令人震惊的，都是以脱离父亲为条件的。”与父亲联系的转移不断塑造着后来的某些男性气质关系，这也是贯穿弗洛伊德与其亲密合作者所有通信的主题。费伦齐、琼斯、亚伯拉罕、普菲斯特(以及他们在信中提到的其他人，如陶斯克、兰克、冯·弗罗因德等)都经常提到他们自己父亲情结的独特坐标，这种情结在精神分析之父面前被重新激活，并被后者解释为父亲情结。
在1914年向弗洛伊德提出的分析请求中，费伦齐承认他的父亲情结被移置到了弗洛伊德身上，在与弗洛伊德长达25年的通信过程中，反复提到他所谓的“对父亲的固着”。相应地，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严厉批评费伦齐是安东·冯·弗罗因德企图让父亲变得富有的神经症幻想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是“将弗洛伊德变成富豪”)。1914年，弗洛伊德在与荣格决裂后不久写给琼斯的信中，也提到了他与荣格之间父亲因素的分量，他将荣格对柏格森的拥护分析为将他的父亲情结转移到了另一个犹太人身上。至于琼斯，早在1913年，他就为自己被弗洛伊德在他们一开始见面时就对他提出的屈从于父亲问题(由反叛、排他性、攻击性等构成)的指责进行了辩解，而且在他们后来关系紧张的时候，弗洛伊德多次重复了这一指责，弗洛伊德与琼斯之间1939年之前的大量信件往来就揭示了这一点。在1916年写给亚伯拉罕的信中，弗洛伊德自己也提到了与父亲的关系所产生的持久影响：“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这种情况下，幸福与闲暇无关，因为我的心理结构迫切要求我为我的家人挣钱和花钱，以完成我熟知的父亲情结。”早先写给普菲斯特的一封信(1909年)阐明了这一点：他的父亲不得不与物质困难作斗争，年轻的弗洛伊德制定了发财计划，他说这是为了“纠正我父亲的欲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弗洛伊德将他放弃这一计划的原因归功于他与普菲斯特牧师的相遇所产生的有益影响。在弗洛伊德与其亲密合作者之间的所有通信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几乎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母亲的形象，这使得父亲转移的无处不在更加突出。
除了这种“正常状态的临床”之外，还有两个案例，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虚构的，揭示了俄狄浦斯对男人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幕，当面临脱离父亲的问题时。第一个案例是这方面的典范，即狼人。其次是弗洛伊德在《闺异感》中对霍夫曼的小说《睡魔》的分析。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故事说明了“固着于父亲的男人无法爱上女人”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在与俄狄浦斯情结所固有的矛盾心理的斗争下，在对阉割父亲的死亡欲望和对父亲榜样的爱之间，主人公纳塔内尔从小就走上了一条奇特的道路，那就是将父亲的意象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一个是沙人，他威胁要弄瞎孩子的眼睛(阉割)；另一个是好父亲，他请求怜悯孩子的眼睛。这对父亲将在纳塔内尔的一生中重演，这三个化身中的每一个都以悲剧为标志：好父亲的死亡，失去爱的对象(未婚妻因主人公迷恋自动玩偶而被遗忘)，最后是纳塔内尔的疯癫和死亡。
对于1913年至1920年的这一时期，最后的结论可能会让我们看到，在父亲病因学和弗洛伊德的父亲形象中，其主导地位主宰着俄狄浦斯的历程，因此也主宰着主体的命运，这与弗洛伊德本人的位置是平行的，他相对于精神分析的父亲身份也是精神分析产生的原因。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因为他所有的书信都证明了这一点：弗洛伊德从未停止把精神分析说成是他的孩子(更确切地说是“他所有烦恼的孩子”)，有时甚至要反对一些相反的指控，始终承担着父亲的身份。
对父亲的认同：自我理想还是超我？
从发现死亡冲动到提出第二拓比，中间相隔了三年时间。我们需要明确这一双重创新对父亲概念的影响。1921年的文章《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它涉及对父亲的认同。弗洛伊德研究了小男孩对父亲的认同，同时认为他的研究可以移植到小女孩身上：“他把父亲当作自己的理想”。在第二时期，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这种认同变成了实现取代母亲身边的父亲这一愿望的一种手段。最后，这种认同会转化为与父亲的对象联系，意味着对父亲采取女性气质立场。弗洛伊德指出，在所有情况下，这种对父亲的认同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因为它是“力比多最初口腔期的产物，在这一时期，通过吃来纳入欲望和珍视的对象，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将其消灭”。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对象的“消灭”现在可以从死亡冲动的角度来思考，并且由此产生的对理想的认同在与榜样相一致的过程中，内在地引发了一种对其的距离。
如果我们将通过对父亲的认同而形成的自我理想与群体心理学中自我理想的功能进行比较，并注意到父亲和领袖(他们都是原始部落父亲的衍生形象)之间的平行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在群体中，就像在催眠中一样，主体在面对超强的父亲代表时，会采取一种被动受虐的立场，这与将父亲作为榜样进行认同所发生的情况不同。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屈从并非没有出路，他在一个涉及原始谋杀但具有普遍意义的注释中指出：“例如，我们也可以假设，被赶出家门的儿子与父亲分离，从相互认同发展到同性恋对象之爱，从而获得了杀死父亲的自由。”换句话说，“杀死父亲”作为认同父亲的条件，无论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史前时期，还是在群体的运作中，都是“自由”的标志。
在《自我与它》(1923)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论点：男孩通过认同来“掌控”父亲。这种认同形成了自我理想，是首要的。不过，弗洛伊德在注释中做了一个补充：“与父母的认同”。这一更正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在最初时期，父亲和母亲都被认为拥有阴茎，这就意味着这种认同的原因与上述拥有阴茎不无关系。此外，我们不禁要问，主体所认同的理想是否就是父亲(或母亲)所拥有的理想。
随着“超我”这一能指的出现，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毫无疑问，拉康需要澄清自我理想(属于符号)和超我(属于实在)之间的区别(后弗洛伊德主义者否认了这种区别)，但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差异：在自我理想中，父亲恰恰是一个“理想”；而在超我中，父亲则是一个禁止者，是无意识负罪感的来源，这与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他的事实有关，因为与他平起平坐就等于取代了他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死亡冲动的印记。简而言之，超我预先包含了自我理想的失败：要像你的父亲一样……但要知道你无权成为他那样的人！
从海兹曼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1923年和1928年的两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分别论述了画家克里斯托夫·海兹曼(据记载被魔鬼附身)和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就前者而言，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等式的确认：魔鬼=父亲(弗洛伊德并不总是捍卫这一论点，他最初将魔鬼作为冲动的代表)。在这个分析-虚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海兹曼画的“裸胸魔鬼，被认为代表魔鬼的第二次出现”。父亲的女性化实际上是一种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是捏造的，但暂时有效——可以解开俄狄浦斯的戈尔迪之结：要么对抗父亲，作为报复，被阉割；要么通过认同女性气质立场来爱他，也因此被阉割。癔症患者[1]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发挥了作用。通过使父亲女性化来阉割父亲，阉割的代理就被中和了。对父亲的魔鬼化先于并导致了父亲的女性化，这符合海兹曼宗教的信条。还应该指出的是，将该文本翻译成法文的译者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将Leidengeschichte(受难史)译为Passion(基督受难史)，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这种对基督近乎明确的提及很有启发性。难道基督不是通过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赎父亲的罪(他抛弃了儿子)吗？在一个与他无意识的契约中。
[1]与通常情况一样，弗洛伊德的诊断——癔症——遭到了质疑(例如，伊达·马卡尔平和理查德·阿尔弗雷德·亨特在《论精神分裂症》一书中将海兹曼描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只想指出，在当时的教会背景下，海兹曼对魔鬼现身的描述完全符合询问他的神父们的隐含要求。
让我们读读弗洛伊德的话：“但是，为什么降格为魔鬼的父亲身上会有女人特有的身体标记呢？起初，这一特征似乎很难解释，但很快，他就有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尽管这两种解释并不相互排斥。当男孩明白与女性争夺父亲的爱需要放弃男性气质生殖器官，也就是阉割时，对父亲的女性气质立场就被压抑了。因此，对女性气质立场的拒绝是反抗阉割的结果；它经常在阉割父亲本人、把父亲变成女人的相反幻想中得到最强烈的表达。”不过，还有一种补充解释，即对母亲强烈的、预先的固着，这可以追溯到母亲被认为拥有阴茎的时期。有乳房的魔鬼代表了与母亲的温情关系，这种关系被转移到了父亲身上。
另一篇文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杀父》。这篇文章探讨了另一种更激进的废除父亲作为阉割代理人功能的方式：谋杀。无需回顾《图腾与禁忌》的原型或俄狄浦斯戏剧。出发点与海兹曼的困境相同：“无论是爱父亲，还是恨父亲，阉割都是威胁。”在这篇文章中，哪位父亲是被杀的对象？一方面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父亲，另一方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要素：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严厉、暴力、残忍”的父亲。作家的超我继承了这些特性。此外，我们还可以确认，这些特性并不是自我理想的特性，而是揭示了任何主体都不可能控制自己的享乐这一特性的集合，因为这种享乐的本质就是超越任何符号化的可能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父亲身上，儿子的超我变成了“虐待狂，自我变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说，本质上是女性化地被动”；
——我们知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幼年时期，癫痫症状的前兆是“死亡发作”。“因此，‘死亡发作’这一早期症状可以理解为自我对父亲的认同，是超我授权的一种惩罚。你想杀死父亲，以便自己成为父亲。那好吧！你是父亲，但是是死去的父亲；这是癔症症状的常见机制。与此同时：现在是父亲杀你。”
在同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仍然提到了原始谋杀，他指出：“古往今来，有三部文学杰作都探讨同一主题，即杀父，这绝非偶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父亲的份额
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关于父亲的主张重申了将父亲作为理想的认同和关于超我的起源的论点，但弗洛伊德特别强调了父亲是否总是阉割的代理人和禁止的承载者的问题。在与亚伯拉罕关于兰克的《出生创伤》一书的通信中，弗洛伊德明确指出，兰克的论点排除了从原始谋杀的虚构中得出的系统发育解释。在兰克的理论中，实际的父亲作为禁令的承担者，作为建立乱伦原始禁令过程的继承者，将不再具有相同的功能，因为反对乱伦和返回母体的焦虑将由出生的矛盾情感来解释，而不再直接由父亲的禁令来解释。弗洛伊德拒绝谴责兰克的论点，但也并不赞同。他坚持认为，即使阉割的威胁是由母亲发出的，阉割焦虑也来自父亲。在《抑制、症状、焦虑》(1926)中，他断言“超我社交焦虑来自父亲的阉割焦虑，意味着害怕被逐出部落”。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注意到只有斥责者才能提供安慰的事实，他指出父亲从母亲那里接管的功能不是引起焦虑，而是抵御焦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他在《幻觉的未来》(1927)中对宗教做出了本质的解释。即上帝逐渐取代原始父亲，而这种取代本身就是建立在幻觉之上的。
父亲和/或上帝
20世纪30年代，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前，关于女性气质、宗教和分析终结的重要著作问世。首先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直到最后仍坚持《图腾与禁忌》中开创的关于原始谋杀的论点。在《文明中的不满》(1930)中，他强调谋杀的事实性并不是决定性的。不管是不是谋杀，作为厄洛斯和塔纳托斯之间、对父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毁灭性敌意之间的冲突的表达，负罪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倾向于一种已经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概念，而不是历史主义的概念。此外，在《摩西与一神教》中，确实有原始谋杀的重申，但这种重申涉及的不再是一个享乐的父亲，而是一个欲望的父亲，一个已经是儿子的父亲，与人类诞生之初的原始父亲不同，他已经与上帝父亲建立了父子关系。
与他关于女性气质理论的阐述有关联，但不能说对父亲有任何决定性的创新，只能说女性为了不与年幼的孩子分离，并确保对她们的保护，不得不选择留在一个强大的男性身边，而对女儿的引诱只是在第二时期，即石祖期才归咎于父亲，母亲才是第一个引诱者。
另一方面，在宗教方面对父亲地位的处理也带来了新的东西，首先是弗洛伊德与其“尊敬的朋友”作家罗曼·罗兰在“海洋感觉”问题上的分歧。在《文明中的不满》中，弗洛伊德拒绝了罗曼·罗兰关于宗教情感起源于“海洋感觉”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宗教需求而言，不能排除源自婴儿期的无助及其唤起的对父亲的渴望[……]。”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点我们认为是决定性的，尽管不那么明显，那就是弗洛伊德在1936年2月9日写给库尔特·希勒的信中，从对父亲的矛盾情感(爱/恨，厄洛斯/塔纳托斯)这一早已确立的论点出发，将分裂的出现与这种矛盾情感联系起来：“[……]当一个人强烈憎恨他的父亲，但又认同他时，结果就是自我憎恨和人格分裂”。如果我们将弗洛伊德的这句话与恋物癖的文章联系起来，尤其是与他未完成的《防御过程中的自我分裂》一文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我分裂——拉康将其推广为主体分裂的一般形式——很可能在儿子(和女儿)对父亲的矛盾情感中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因此，问题在于：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与母亲阉割有关的承认-否认之间的对立，还是对父亲的矛盾情感？
在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写的关于威尔逊总统的书中，也有一些重申弗洛伊德关于父亲主张的说明。特别是指出阉割情结具有双重面向，既害怕被父亲阉割，又不承认或否认母亲的阉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符号性的谋杀来阉割这个超强的父亲。在弗洛伊德那里，父亲的阉割与母亲的阉割之间的关系有些模糊，我们认为，正是为了消除这种模糊，他写了《摩西与一神教》（1938)，尽管没有真正成功。这本书简明扼要地浓缩了弗洛伊德关于父亲的所有最终和主要论点。弗洛伊德从神经症案例与宗教现象的形成过程的比较出发，宗教现象取代了症状在神经症形成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弗洛伊德的分析轴心再次放在对父亲的矛盾情感上。弗洛伊德指出，这种矛盾最初是通过食人行动的中介作用运作的，结果导致图腾崇拜的诞生，成为“人类历史上宗教的最初表现形式”。第二时期是“崇拜对象的人化”以及取代图腾动物的人类神灵的诞生。在第二时期和一神教出现之间，是母权制的过渡时期，出现了“伟大的母亲女神”。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掌握的这种社会权力和对母亲的崇拜是一个插曲，但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插曲”并非没有提出一些未阐明的问题。至于一神教的二时期现象，需要强调的是，一神教除了与精神病症状相似(即一神教是一种不受任何逻辑反对的信仰)之外，它还完全恢复了对原始父亲的崇拜，同时，由于基督受难的赎罪和救赎的幻想，恢复了因谋杀而产生的负罪感。尽管如此，在这场受难中，“谋杀行动”仍然受到压抑。基督教是儿子的宗教，它也通过对圣母的崇拜来恢复母亲的地位，但它一直在掩盖对父亲的谋杀。
在这一奇特的草图中，弗洛伊德将摩西在基督教出现之前被谋杀的事件归结为原始谋杀事件的重复，但对先知的谋杀在导致对他的崇拜的同时，也使得对先前的拒绝的记忆的僵局得以延续——即对阿肯那顿崇拜的拒绝，他是第一位摩西，这位埃及人曾试图维护其短暂的兴起。
总之，决定性的一点是，正是这段漫长的历史-史前史——其持续时间无疑远远超过了最长的分析治疗——才导致了“伟大而强大的父亲的回归”。弗洛伊德曾在某处写道，与父亲相比，上帝微不足道。
拉康的父亲(1932-1956)
从父亲意象到符号父亲
拉康年轻的时候写过许多关于偏执狂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即精神病性妄想的本质是同性恋。关于父亲的纯临床论述只有两处。第一处可以在他1932年关于艾梅案例的论文《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中找到。他指出，患者的父亲是残暴的，而她是家中唯一懂得如何反抗父亲权威的人。第二点意见是在他关于帕潘姐妹的文章中提出的。他对审判中遗漏了有关父亲的信息表示遗憾：“一个酗酒、残暴的父亲，据说还强奸了他的一个女儿。”
1938年，雅克·拉康在题为《个体形成过程中的家庭情结》的著作中，首次通过家庭的社会组织探讨了父亲身份问题，家庭的作用是确保文化的传承。其结果是，家庭构成了拉康所说的代与代之间的“精神连续性”，其因果关系是精神性的：图腾就是证明，父亲的姓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们，家庭将情结对象化，尤其是俄狄浦斯情结，通过从潜伏期开始对幼儿性欲的压抑和升华，“在心理的各个层面都留下了印记”。压抑和升华这两种机制是在超我或自我理想的主导下实现的，然后再现“同性父母的意象，自我理想从而促进心理性别的一致性。但根据该学说，父亲的意象在这两种功能中起着原型作用，因为男性占主导地位。”因此，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超我“超越了自恋的形式”，父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为升华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一种纯粹的形式。父亲的意象与母亲的意象不同，它能使主体摆脱充满矛盾的原始认同的干扰。它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权威的化身，又提供了进入性现实的途径。
拉康忠实于弗洛伊德，将神经症的核心定位在父亲的缺乏上：无论父亲是“缺席的、受辱的、分裂的还是假冒的”，他的背叛都会取消或减少处理俄狄浦斯结构性时刻的所有升华可能性。
在俄狄浦斯时期，升华确实允许主体“通过内摄同性父母的意象”对身份认同进行二次重塑。然而，只有“自我理想的安抚功能”才能使这种二次认同成为可能，这种功能的构成与父亲意象的构成相关，弗洛伊德在其神话“图腾与禁忌”中展现了父亲意象的文化铭刻：神话事件——父亲被杀——揭示了与之相关的主观层面，即负罪感。通过参与谋杀父亲，儿子们中和了与兄弟间竞争有关的冲突，从而实现了对父亲图腾的认同。因此，正是俄狄浦斯认同使主体超越了“第一次主观个体化的构成性侵略性”。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俄狄浦斯情结终结了，父亲意象内摄了：“外部的东西变成了内部的东西，父亲变成了超我。”
拉康追随弗洛伊德，强调以乱伦和弑父为定义的犯罪是引发“俄狄浦斯整个发病机制”的罪，而普遍的律法正是起源于这种原始的罪。“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他(弗洛伊德)认识到，人类始于律法和犯罪。”因此，原始律法通过建立语言秩序，使自然的统治服从于文化的统治。拉康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将这一律法简化为“著名的乱伦故事”：原始律法，即言说法则，诞生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裂痕。
如果说俄狄浦斯情结与父亲的出现相对应，那是因为父亲的功能是支配和仲裁“贪婪的痛苦和嫉妒的矛盾心理，这构成了儿童与母亲和兄弟姐妹竞争对手之间最初关系的基础”。这一功能是规范性的，而非自然的，但却更加有效，因为现实中的父亲“从最初的情感领悟中‘抽离’出来”，将孩子引入了一个新的现实，一个人类的现实，因此是符号性的现实。因为，虽然父亲偶尔可能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但支撑父亲功能的是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基因。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康的立场：虽然他谈到了父亲的意象，但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将父亲的功能简化为这一意象，而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强调这一意象与符号的关系。
为什么父亲的这种功能被视为主体的正常化？正如拉康在1952年所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俄狄浦斯往往具有致病作用。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主体对父亲的感知——即父亲的无能——与父亲符号性地维护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差距：一方面是实在的父亲，另一方面是符号的父亲。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实在的”父亲当然不能等同于他后来在《精神分析的反面》研讨班中定义的父亲。相反，他是现实中的父亲。
拉康在他的演讲《神经症患者的个人神话》中首次使用了后来成为其学说核心的术语：父之名。他告诉我们，当父亲的功能被简化为简单的父之名，即法则时，它就会显露出自身的缺陷，从而产生神经症。只有当符号与实在完全重合时，父亲的功能才得以充分发挥并变得有效。在这里，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拉康后来在重新解读小汉斯的案例时所提出的观点，即汉斯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只承担符号部分的父亲，才成为了一个神经症的孩子吗？小汉斯的父亲拒绝承担父亲功能的实在一面，他只为儿子提供了恐惧症的解决方案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使得他能够想象出一个能够承担自恋关系中攻击性维度的父亲，这样他就可以通过症状来处理它。这种对缺失的实在父亲的想象，使主体能够出现俄狄浦斯戏剧的必死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与一个有创造力的、强大的父亲进行竞争就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负罪感又滋养了神经症。因此，“父亲的功能将想象的和实在的关系集中于一身，这些关系或多或少都不足以构成本质上的符号性关系”。
因此，拉康将父亲的功能分解为几个层次：符号的父亲或父亲的名字、实在的父亲，最后是想象的父亲，即他所说的实在父亲的竞争对手。他告诉我们，这些新的参照点应该启发分析家的实践，特别是“这种功能对自恋关系的无意识影响，甚至是对实在关系的无意识影响”，这种影响由分析者与想象的父亲以及现实中化身为这种符号功能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来维持。这将改变我们对案例的理解，并影响治疗的方向。精神分析家被邀请“知道如何数到四(即把死亡的功能纳入俄狄浦斯的三元关系中)”。如果人进入了法则的秩序，那就是为了偿还债务，弗洛伊德将其与谋杀父亲的神话联系在一起：“真正的父亲，符号的父亲，是死去的父亲。”
父亲的秩序
1955年，拉康开始了他的精神病研讨班。通过对施瑞伯妄想的分析，他试图把握精神病的机制，即“它所包含的主体与符号秩序之间的关系”。俄狄浦斯情结要遵循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有第三方、一种法则、一种符号秩序，即言语秩序的介入。这种秩序，“父亲的秩序”，他称之为父亲的名字。如果不是主体从此以后只能“在符号层面上实现其性欲”，那么这个法则说的又是什么呢？获得性身份显然涉及到我是谁？男性还是女性？拉康强调，在俄狄浦斯第一时期，男孩和女孩都走上了认同父亲形象的道路，这迫使小女孩不得不采取想象中认同另一性别的怪异做法。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在无意识中只存在一个性能指，即石祖。拉康继续支持他的论点，即俄狄浦斯情结在于引入了能指，更确切地说，在于能指的运作在征服人类现实下的引入。
但是，在人类生活与他者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能指是什么？又是什么导致这种秩序的运作在精神病中受阻？拉康的答案是：“精神病是能指层面的一个洞，一个缺失”。对于主体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在符号层面实现“父亲”这一能指的问题。面对这个洞，主体诉诸于父亲的形象，对他来说，父亲的功能完全被简化为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性化了，这种关系是彻底异化的，因为它只是镜像的，在这种关系中，侵略性的竞争占据主导地位，不受任何三角辩证关系的影响。精神病患者诉诸理想化的想象认同来应对这种排除，其原因在于，容纳父亲意象的大他者在他身上似乎并不存在，因此无法扮演第三方的角色，而第三方的作用就是将主体从原始的二元和致命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正如施瑞伯在回忆录中所证实的那样，他的妄想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精神病患者感兴趣的是“父亲在生殖中的真实功能”，而这种功能是通过妄想想象出来的：当施瑞伯成为上帝的妻子时，一个新的人类诞生了，它由“施瑞伯人，具有施瑞伯精神的人”组成，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克隆的人类。我们可以看到偏执狂的解决方案与神经症的反应之间的区别，后者通过符号性的纳入来解决想象中的冲突。
拉康提出了一个假设：精神病患者没有符号性地纳入父亲的功能，这一事实源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彻底分裂；两者之间没有锚定点。如果精神病主体在面对与父亲功能有关的请求时，大他者没有给出任何回应，那么“在由某种能指的缺失和洞所构成的召唤点上”——即作为父亲的基本能指——能指就会瓦解。
拉康指出，要使“生育”这个能指具有任何意义，男人或女人必须理解死亡的体验：父亲身份和死亡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能指。在施瑞伯那里，父亲这一基本能指的缺席迫使他构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让自己成为上帝的妻子，从而实现父亲的功能，但是是以想象和妄想的方式。当从大他者的领域中唤起这个原始能指时，俄狄浦斯三角关系的短路就会发生，这个能指对主体来说仍然被排除在外，这个被排除的能指将主体的情感关系简化为一种简单的、想象的二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陷入了另一方的欲望中，除了破坏性的控制之外没有其他回响：因此，妄想是一种与他者关系的紊乱，由于排除了基本能指，无法通过阉割来治疗这种紊乱。
雷霆之神
父亲的功能有三个方面：符号的父亲、想象的父亲和实在的父亲，每个方面对俄狄浦斯冲突有不同的影响。拉康告诉我们，俄狄浦斯问题的核心在于主体如何相对于父亲的功能来定位自己。
阉割是对符号性债务的承认；弗洛伊德将其置于俄狄浦斯危机的中心，在于对想象对象——石祖——的缺失的承认。只有这种能指秩序才允许理解前生殖器期的经验，但要使其具有符号效力，就需要一个“闭合的地方”：父亲。
拉康正是以恐惧症临床为基础，在对象关系研讨班上重新定义了父亲的功能。孩子被母亲当作“缺失对象的象征”，为了摆脱这种想象的控制，“孩子必须符号性地接受他所需要的石祖”。但这种需要只有在孩子“在受到阉割的威胁之后才会产生，而阉割最初来自父亲”。因此，父亲被视为在孩子-石祖-母亲的三元关系中引入的符号性元素，如果父亲被证明有缺陷，孩子可能会诉诸恐惧症来应对，就像小汉斯那样，选择一种动物来威胁他，以便为他提供符号性的空间，让他能够与父亲进行男子气概的竞争。
通过重新解读年轻同性恋案例，拉康重新探讨了石祖的问题。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小女孩在进入俄狄浦斯的那一刻，都渴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一个真正的替代品，以替代缺失的石祖。拉康在重读《一个正被打的孩子》这一幻想时强调，父亲——那个有能力给予孩子的人——是无意识的。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失望让女孩克服了对父亲男性气概的认同，占据了女性气质的位置。但是，当小女孩唤起父亲的孩子这一想象对象时，与之相对应的实在对象绝不应出现在现实中：这就是年轻同性恋的戏剧性所在。正是因为在她渴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却把一个实在的孩子给了她母亲，年轻同性恋者才会在对父亲产生深深的依恋之后，远离男人。在这里，对男性气概的认同并没有消失，与父亲的竞争在她选择爱的对象时仍在继续：“她自己成了想象中的父亲。她也保留着她的阴茎，并将自己依附于一个对象[……]，她必须给予这个对象它没有的东西”——在这里，符号性的父亲被卷入了想象的关系中。
在神经症中，父亲作为给予者的功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在女性气质同性恋中，父亲给予母亲实在的对象，而在癔症中，父亲并不给予对象，无论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他不给予，因为他没有。癔症患者父亲的特点是无能，而这种“石祖匮乏”确保了女儿对他的依恋。这就是拉康所说的朵拉爱她的父亲，正是因为他不给她。
通过她们与父亲的关系，弗洛伊德的这两位分析者告诉了我们爱的真谛：拉康说，爱就是爱一个人所没有的东西，即符号性石祖。朵拉爱她的父亲，因为他没有；年轻的同性恋者不爱她的父亲，因为他有，这就是为什么她更喜欢没有的女士。
就男孩而言，他相对于父亲功能的位置在于能够获得“成为父亲”的机会，这才是“俄狄浦斯的真正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通过“与父亲近乎兄弟般的竞争”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是必不可少的。石祖的关键在于从实在对象——阴茎——开始，而阴茎的归属则是在儿童与符号父亲的关系中实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与“符号中的实在”的关系中实现的。正是通过想象的游戏，法则才得以铭刻在孩子的心中，而为此，孩子必须有一个能在大他者的层面上回应他的实在伴侣。
他不可能是符号父亲，因为他属于不可想象的范畴。拉康提醒我们，符号父亲是一种建构，因为他是神话中的父亲：他是死去的父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在现实中能够通过承担符号父亲的角色和功能，使想象中的关系活过来。
想象中的父亲是那个通过认同游戏使孩子能够获得侵略性和理想化；他是童年幻想中的父亲，他有时可怕的外表与实在父亲的品质毫无关系。他无所不能，是上帝，是世界秩序基础上的主宰。
符号父亲在实在父亲中的化身，使主体得以从自我理想的镜像游戏中解脱出来，并被法则的印记所标记。因此，通过“阉割的惩罚性干预，人有了一个能指，它标志着人与能指的关系，这就是超我。甚至不止一个，它被称为症状”。正是通过这个实在父亲的干预，主体才能够实现爱的对象的真正选择，瞄准爱中重要的东西，即是，拉康将是定义为在它所缺失的东西中被把握的对象。然而，由于幻想的厚度和符号对主体的掌控，孩子往往很难识别实在父亲。然而，他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阉割的效力取决于此。试图从父亲那里夺走母亲的孩子，需要一个暴怒、训斥、大发雷霆的父亲，需要一个对儿子对妻子的爱的攻势做出回应的父亲。小汉斯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父亲。为了弥补这一匮乏，他诉诸一种症状，一种恐惧症，即召唤阉割的动物来扮演实在父亲，即“雷霆之神”。
实在父亲必须对“母亲所标记的根本剥夺”做出回应：母亲没有的东西，父亲必须通过交配给予母亲。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孩子才可以开始他的竞争。小汉斯就是这样，他要求父亲嫉妒他，从而向父亲表明一个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汉斯的焦虑是对父亲缺席的恐惧，是对对象缺席的恐惧，他被这种缺席所捕获。我们不要忘记，父亲功能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作用是用阴茎占有母亲。这一事实阉割了孩子。作为补偿，这也为还没有适当工具的小男孩提供了一个未来，使他能够纳入男子气概，获得完整的父亲功能。实在父亲的功能是向孩子传递他在俄狄浦斯情结所组织的符号秩序中的位置。
正如我们所知，这个关于对象关系的研讨班以父亲隐喻的初步公式(仍是试探性的)结束，其最终版本将出现在我们即将讨论的1958年关于施瑞伯的文本中。
父之名的排除和对一-父亲的呼唤
拉康在《关于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先决问题》一文中，回顾了他在精神病研讨班上提出的一些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弗洛伊德在其思想的某一特定阶段发明杀父神话的必要性，以解释俄狄浦斯情结在每个人的历史中的恒定性和结构性，以及它与无意识的发现之间的联系。因此，俄狄浦斯构成了弗洛伊德用来分析施瑞伯的精神病的参照要素。
拉康在重新分析这个案例时参考了三个图式。第一个图式L让我们看到，“主体S的状况(神经症或精神病)取决于在大他者A中发生的事情。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被表述为一种话语(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
在这个四元结构中，有“俄狄浦斯情结中大他者可以被识别的三个能指。在爱的关系和生育的能指下，它们足以符号性地表示性繁殖的意谓”。如果第四个术语，即主体，是“作为死人”进入这个能指游戏的，那么他将“作为活人来玩这个游戏”，而正是这个游戏将在这个主体身上构造出三个实例：自我(理想)、现实和超我。
镜像阶段是在镜面关系中，主体异化为自己的形象，这是他与符号相遇的条件，“在这里，他将自己构建为死亡的主体”。叠加在L图之上的是R图，其中父之名P位于A处，是符号三角形的顶点之一。在另外两个顶点上，我们可以找到“作为自我理想的I，作为原始对象能指的M”。
因此，R图的这种形式化突出了弗洛伊德的论点，即石祖的想象功能被理解为“符号过程的枢纽，在两性中通过阉割情结完成对性别的质疑”，“能指功能[……]是父亲身份的条件”。石祖的这种意谓“必须通过父亲隐喻在主体的想象中被唤起”：
在这里，母亲的欲望这一能指本身就与原始符号化相关联，但却被父之名这一能指所取代。因此，这个能指在大他者中是“缺乏”的，而不是像在神经症中那样简单地压抑它，是精神病和与分娩有关的妄想的标志。
正如宗教教导我们的那样，被赋予生育力量的是作为父之名的父亲，而不是实在的父亲。成为父亲或死亡总是“纯粹能指”的效果，正如拉康所说，弗洛伊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将“作为律法制定者的能指父亲的出现与父亲的死亡、甚至谋杀联系在一起[……]，符号父亲只要意味着律法，那么他就是死亡的父亲”。当父之名这一能指被排除但又被祈求时，大他者所能回应的只是一个洞，而不是神经症中的石祖意谓。施瑞伯也是如此，他的妄想命运是成为上帝的妻子：“为了成为石祖，患者才会注定成为女人”。正如拉康所言，“这出(疯狂的)戏剧正是发生在人与能指的关系中”。由于基本能指父之名的排除，所指中出现了一个洞，这就需要对能指进行重组，直到在妄想的隐喻中能指与所指达到平衡。我们可以从I图中读到这种重组，它使父之名的排除(记为P0)与石祖意谓的缺席(记为Φ0)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可见。
拉康指出，这种戏剧性的妄想触发发生在一个精确的时刻：要触发精神病，被排除的父之名必须由一个实在的父亲所呼唤，而这个父亲不一定是主体的父亲。我们将在《精神分析的反面》中看到，这个实在父亲，这个一-父亲被理论化为阉割的代理，在这里他的定义基于他的位置“在某种关系中的第三位置，这种关系基于想象中的对子a-a’，即自我-对象或理想-现实，在它所诱发的情欲化攻击领域中，主体是引人注目的”。
父之名的缺失，用拉康的话说，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为大发雷霆的父亲[2]、和蔼可亲的父亲、无所不能的父亲、屈辱的父亲、拘谨的父亲、可笑的父亲、做家务的父亲、四处闲逛的父亲，这与父亲本应在妻子面前拥有的威望不无关系。因此，一方面，母亲必须考虑到父亲的话、父亲的权威，“她在推广法则时为父之名保留的位置”，另一方面，父亲也不能模仿他必须为之服务的法则，以免“将父之名从其能指的位置上排除”。
[2]在精神病中，“大发雷霆的父亲”的致病效应是由于缺乏父之名。另一方面，当父之名存在时，正是因为没有大发雷霆的父亲，才会产生恐惧症。
与他那个时代的分析家不同，拉康遵循弗洛伊德开辟的道路，将与父亲的转移关系作为精神病产生的根源。他还加入了自己的见解，从理论上阐明了言语法则中的父亲缺陷：父之名的排除。父之名“在大他者那里，作为能指的场所，是作为法则场所的大他者的能指”。
拉康的父亲(1957-1960)
父亲的各种隐喻
1957年5月，拉康在研讨班IV《对象关系》和研讨班V《无意识的构型》之间写下了《无意识中字母的实例》。这篇文章很少直接提及父亲的问题，但通过对字母和能指的区分，仍然与父亲问题联系在一起。字母与能指不同，它与专有名称有关——因为它可以跨语言阅读——因此与命名问题有关。
在《无意识的构型》(1957-1958)研讨班中，拉康沿着他的教学思路，试图验证无意识与言语结构之间的共同点。由此，拉康展开了贯穿本研讨班的主线，即隐喻作为结构无意识的主要动力，以及作为能指的首要效果。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拉康详细阐述了隐喻，主要是在它与父亲功能的关系中。从这种密集而复杂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三个重要论断。
第一个断言：“死去的父亲是父之名”。在拉康看来，这正是弗洛伊德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神话俄狄浦斯所表达的内容：“如果有什么东西使法则建立在父亲身上，那就必须有对父亲的谋杀。这两件事紧密相连——父亲只要颁布法则，就是死去的父亲[……]。”拉康将父之名定义为授权法则条文的东西，并进一步重申，俄狄浦斯和父亲的功能是一回事。
第二个断言：“父亲是一个隐喻”。因此，拉康反对在1957年将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父亲视为现实中的父亲的那些人，并谴责“环境主义观点”，即从父亲在家庭中的在场模式来思考父亲的缺陷。但父亲介入俄狄浦斯情结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据隐喻的严格定义，父亲是替代另一个能指的能指，另一个能指即作为第一个能指被引入到孩子与母亲之间的符号化中的母亲能指。父亲隐喻的效果是产生了石祖能指的所指，它取代了x的所指，即母亲欲望中神秘的x，也就是母亲在场与缺席的交替。
可以想象，孩子在瞥见母亲欲望的想象x时，会把自己变成石祖，但这条想象的道路是固着的来源，必须通过符号性的，甚至是隐喻性的道路来克服。只有当孩子跨过这个“节点”，接受父亲对母亲的石祖剥夺时，才能向主体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成为或不成为石祖。因为这将使他走上神经症、精神病或性倒错的道路。
第三个断言是关于男性气质同性恋的：“虽然与母亲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同性恋者所处的]情况只有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才是重要的。”这句话具有颠覆性，首先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他强调了男性气质同性恋的母亲病因学，而拉康则引入了父亲的方面。他的论点可以概括为：如果同性恋者对性伴侣的阴茎这一“赐福之物”极为看重，那是因为母亲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对父亲制定了法则，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父亲是否真的拥有它。因此，“让他证明他拥有它”可能代表了对性伴侣的要求。
男性气质同性恋的决定性时刻,即母亲对父亲制定法则,也可以在1958年4月的文章《纪德的青年时代》中看到。其中，拉康在谈到作家的母亲时这样说道：“女人将这个家庭变成了宗教信徒的封地和道德母亲关怀的公园”，并进一步说道：“对于那个孩子来说，他的母亲是什么，那个将爱与责任命令等同起来的声音又是什么？”母亲相对于法则的这种地位与“父亲的呵护”(在高等教师资格考试中)形成对比，呵护的结果是对父亲的“尊敬”，这涉及到阴茎这个被赐福对象的问题。实际上，儿子被呵护如同拥有石祖这一珍贵对象，而父亲则成为尊敬的对象，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防御，以便不去质疑他是否拥有石祖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始终如一，重要的不是父亲的经验性现实，而是作为名字的父亲。
死去父亲的两次显现
1958年9月(据推测是《关于女性气质性欲大会的指导意见》的初稿日期)，拉康对梅兰妮·克莱因进行了抨击，指出她“在将最原始的俄狄浦斯幻想纳入母亲身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幻想来源于父之名所假定的现实”。的确，在拉康看来，如果我们不考虑父之名的作用，那么有关母亲身体内部的幻想，尤其是将坏对象纳入母亲身体的幻想，其现实性仍然是无法解释的，因为父之名的作用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遗传性的。
《欲望及其解释》（1958-1959）研讨班的总体目标是“重新赋予欲望在分析和分析解释中的功能以意义”，在该研讨班中，拉康再次讨论了他在上一次研讨班中阐述的“欲望”图式。在这一方法所处理的各种例子中，我们将保留两个，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父亲功能的基本要素；这两个例子密切相关，因为它们由死去父亲的两次出现组成。
让我们回顾一下拉康在《主体的倾覆与欲望的辩证法》一文中评论的“死去的父亲”的梦：“弗洛伊德在《关于心理事件的两个原则的论述》一文中报告了一个梦，这个梦涉及到死去的父亲所带来的悲怆，他的形象变成了鬼魂，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弗洛伊德对这一梦境文本的处理是，在儿子说父亲不知道自己死了的基础上，加上“按照他的愿望”，即父亲不知道儿子希望他死。拉康建议我们将这一梦境视为一个隐喻：“按照他的愿望”这句话的指示省略相当于用一个零来代替缺失的词。这种替换产生了一个所指，它可以被解读为“人类经验最基本的形式之一”，也就是一直促使人们试图与亡灵对话的形式，在这里，这个词的价值在于它没有说出的内容，即“幽灵王国挚爱的是实际上无法告诉他什么才是他内心的真相”。由此，拉康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梦中，什么在主体这边呈现为痛苦的情感，并质疑其意义。他说，主体目睹了父亲在无法治愈的疾病中痛苦地死去，十分接近“存在的痛苦，当除了这种存在本身，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居住在他身上时，当过度痛苦中的一切都趋向于取消这个不可磨灭的词，即对活着的欲望时”——这正是me funai这一感叹所包含的内容，“不出生”是俄狄浦斯王痛苦的最终表达。
但是，拉康说，主体根本看不到的是，“通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父亲的痛苦，其目的是在对象面前保持对他来说绝对必要的无知，这种无知在于不知道最好不要出生”。因此，这种无知对主体来说是必要的，以便向他隐瞒他的愿望中最隐秘的内容，拉康根据俄狄浦斯的精神分析知识对这一内容进行了重构：“这一愿望的内容就是父亲被阉割的愿望，也就是说，在父亲死亡的那一刻回到儿子身上的典型愿望，因为轮到他被阉割了。”简而言之，拉康说，主体维持和支撑的无知，是梦中的欲望，是对死亡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恰恰在于不醒来面对这一信息：父亲的死亡宣告了，他自己现在正面临死亡。在拉康看来，只要父亲还活着，他就会保护主体，使其免于面对存在痛苦的核心，这构成了弗洛伊德在悲剧和俄狄浦斯情结中发现的关键点，即阉割的意谓。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提出了哈姆雷特欲望之谜的问题。拉康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追问是什么阻碍了哈姆雷特完成父亲的鬼魂托付给他的任务，并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描述为“本质上是欲望的悲剧”。他通过“一种比较的方法，一种结构的不同纤维之间相互关联的方法”，试图阐明，归根结底，“欲望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就像它在哈姆雷特关于行动的基本立场中所体现的那样，正如拉康所指出的，这种行动与源自与父亲冲突的俄狄浦斯行动毫无关系。拉康还说，正是因为俄狄浦斯戏剧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而不仅仅是在结尾，哈姆雷特才体验到了难以承受的、诅咒般的、存在之罪。“哈姆雷特在是还是不是中面对的是父亲告诉他的东西所占据的位置[……]，是他者的罪恶所占据的位置[……]。最后，他必须让对方付出代价，但在他所处的条件下，打击必然会穿透他自己。”
如果我们从结构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条件，就会发现拉康指出了第一条纤维，它包含在人物与知识的关系中： 在《哈姆雷特》中，与将俄狄浦斯戏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关系不同，父亲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死了，是他来告诉儿子他知道了，这样他们两个都知道了，拉康将哈姆雷特承担其行动的问题的关键定位于此，因为他，哈姆雷特，是那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他，就像任何一个面临欲望问题的人一样，将不得不定位它，(重新)找到它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在分析的这一阶段，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看法：揭示功能与哈姆雷特对其行动的所谓问题性承担之间的确切关系对我们来说仍然相当模糊。我们很清楚是什么造就了哈姆雷特，正如拉康所说，“这个在其变异特征上如此引人注目的俄狄浦斯变体”；的确是变异，因为面对行动，他，俄狄浦斯，没有动摇；他甚至在思考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父亲揭示其死亡真相的基本功能，以及这种揭开面纱的知识的功能。在这方面，拉康的一个术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主体的“安全”，他将这层面纱比作我们精神分析家在试图阐明无意识知识时所面临的抵抗。“这里一定有某种基本功能。我会说是为了主体的安全，只要他说话。”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我们将在关于哈姆雷特的论述结束时阐明——父亲功能有确保主体安全的一面，而这一面，由于在哈姆雷特的主观历史中没有得到确保，所以导致了他的迷失。
拉康引入的结构的第二个基本纤维是母亲的欲望，当鬼魂向他的儿子下达这个模棱两可的命令时，母亲的欲望就已经凸显出来了：结束王后与克劳狄斯的淫乱，但不要对她有过多的想法。拉康将这一基本纤维表述如下：“哈姆雷特一直在处理的是一种欲望[……]，与他自己的欲望相去甚远，即这不是对他母亲的欲望，而是他母亲的欲望。”事实上，哈姆雷特的谋杀行动显然遇到了他的欲望的阻碍，如果这种欲望是对他母亲的欲望，即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欲望，会引发与母亲的“占有者”的竞争，那么这种欲望反而应该支持谋杀行动的完成。
同样，在另一个层面上，哈姆雷特摇摆不定的根源并不在于道德冲突，因为很明显，这场谋杀——这是死去的父亲从冥界显灵(因此是符号父亲),具体化为一种命令——它不仅在法则这边，它就是法则本身。阻碍哈姆雷特行动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拉康所说的“戏剧的高潮”，即哈姆雷特与母亲的对话中。这段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欲望图的形式，伴随着哈姆雷特要求的上升——恳求母亲为了尊严和丧事法则放弃淫乱——以及面对他所知道的母亲欲望(一种性的、生殖的欲望，拉康粗鲁地称之为“张开的阴户”)的宿命必然性时这一恳求的下降。正是在哈姆雷特屈从、同意母亲的欲望这一点上，他自己的欲望消失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强调《哈姆雷特》是一部欲望戏剧，关于要求的原始主体，因为它陷入了与大他者(在这里是母亲大他者)欲望的依赖关系中。换言之，哈姆雷特无法构建“主体与自身的这种被称为欲望的关系”，因为他陷入了总是通向大他者所指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母亲的信息实质上是说：“我就是我，一个永远开放的生殖欲望。”
然而，无论哈姆雷特与母亲关系中的这种戏剧性有多强烈，哈姆雷特欲望的戏剧都不能脱离父亲的幽灵来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在与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死亡的认知的打结关系中被思考的。在这里，拉康引入了哈姆雷特的第三个结构纤维，即哀悼，不是一般的哀悼，而是在犯罪背景下的哀悼。更重要的是，《哈姆雷特》是一连串的哀悼。
在第一个层面上，拉康从弗洛伊德的“神话要求”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系列死亡事件，俄狄浦斯神话的意义就在于此：部落父亲的原始谋杀必须总是重现，而且它应该被视为起源问题的最终项、视域和终极界限。在这个层面上，原始法则与原始犯罪之间存在着关联，“当悲剧英雄俄狄浦斯，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潜在的是，当他重演俄狄浦斯戏剧时[……]，[……]在某种程度上[……]在悲剧的层面上，在一种净化的洗礼中，重新恢复了法则”。通过这种方式，俄狄浦斯在不知不觉中重复了从犯罪到恢复法则和惩罚的道路，他自己也承担了这一路径，因为戏剧以他的阉割结束；俄狄浦斯戏剧与哈姆雷特戏剧之间的全部不对称就在于“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词，它最终意味着俄狄浦斯之谜不仅仅在于主体欲望谋杀他的父亲和占有他的母亲，而在于这是无意识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的衰落是无意识的，其关键在于阉割情结，这是对石祖哀悼的结果。这种对石祖的哀悼正是拉康在父亲隐喻的概念下巧妙地重新表述的，它以石祖的形式在普遍的禁止中确立了一种分离：“要么主体不是它，要么主体没有它”。
相比于俄狄浦斯，《哈姆雷特》中涉及的是主体与知识的另一种关系，因此是主体与无意识的关系，但除此之外——拉康引入的最后一个结构纤维——是“主体与真理的关系”。就知识而言，父亲知道自己死了，并让儿子知道这一点，所以只有他们两人知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姆雷特在对死去的父亲的阐述和陈述之间的不一致中经历了一场关于真理的戏剧。一方面，在阐述层面上，鬼魂所说的关于犯罪及其后果的内容——正如拉康所指出的，“死人不可能说谎这一点已被普遍接受”。——是毋庸置疑的。但他说：“背叛是绝对的，没有比我对这个女人的忠诚关系更伟大、更完美的了。没有什么比我遭受的背叛更彻底的了。”因此，在陈述的层面上，哈姆雷特认为一切作为真理的东西(诚信、忠诚、誓言)不仅是可以被撤销的，而且是不可挽回地被撤销了。“这种绝对的取消发生在指示链的层面上，它与缺乏某种保证的东西截然不同。这个被保证的词是非真理。”
正是从这里开始，从这些父亲的揭示开始，哈姆雷特的精神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从这一点出发，拉康转而探讨莎士比亚选择的这种奇特的犯罪手法之谜——将一小瓶毒药灌入父亲的耳朵里，如果我们还记得父子同名的话——而众多文本评论家对此却少有解决方案。拉康的结论是，这里不仅有一个幻想结构，而且还阐明了莎士比亚在欲望与这一揭示之间的结构关系中的意图，因为“如果有人耳朵中了毒，那就是哈姆雷特，而这里起毒药作用的是他父亲的话”。因此，悲剧的关键在于主人公对自己名字的完全认同，哈姆雷特就是哈姆雷特，正是因为他的父亲本来就是哈姆雷特，才解决了哈姆雷特与欲望的独特关系问题，即他的欲望被取消了。
从这时起，我们之前悬而未决的谜题——即哈姆雷特对自己行动的问题性承担——就变得清晰起来，他被这种对父亲哈姆雷特的想象认同所毒害和折磨，这阻碍了父亲功能确保我们可以称之为“主体的欲望的安全”的东西，从而阻止欲望发挥其功能，即允许主体计算自己、指定自己而不消失的功能。这个基本点不仅意味着真理的保障，而且意味着主体自身的保障，最后，我们无疑可以再次引用拉康的表述，他就哈姆雷特的父亲即符号父亲本身提出质疑：“上帝是狡猾的，但他肯定是诚实的。我们能对父亲说同样的话吗？”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一行动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哈姆雷特如何设法摆脱对父亲的想象性认同和由此产生的哀悼的不可能性。在这方面，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和死去的奥菲莉亚在墓地的那场戏是决定性的。根据弗洛伊德关于“哀悼与忧郁症”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说，对父亲的哀悼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没有被构建为一个对象(陷入不可能的哀悼中的主体，就像忧郁症主体一样，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如果我们将拉康的论点联系起来，即父亲只有在主体发现爱一个外部的、非族内的对象的可能性时才能被构成为对象，我们就会明白，父亲在哈姆雷特那里承担起对象的地位与奥菲莉亚在哈姆雷特那里被构成为失去的对象的过程是同步的。这种双重的哀悼运动发生在一种激情的关系中，首先是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之间(在墓地，当哈姆雷特目睹雷欧提斯抱着妹妹的尸体时悲痛欲绝的表现时，一种疯狂的嫉妒攫住了哈姆雷特)，然后是奥菲莉亚和哈姆雷特之间，当他自己拥抱奥菲莉亚时：“他在发出一声真正的怒吼之后冲向雷欧提斯，他在战斗的呐喊中说出了最出人意料的话。他最后说：谁为这个年轻姑娘的死而绝望地呼喊。他说：哭喊的人是我，丹麦人哈姆雷特。”这里有一个哈姆雷特对他名字的认同，是符号性的，由此产生了一种父子关系。正如拉康所分析的那样，“正是因为S̸与a有某种关系，他才会突然产生这种认同，使他第一次完全找回自己的欲望”。因此，为了回答最初的问题——哈姆雷特在什么时候、什么运动中可以杀死克劳狄斯？——拉康认为，哈姆雷特在奥菲莉亚成为他欲望的对象原因后，可以悼念父亲，重新找回自己的欲望。
最后一个运动是自恋的哀悼，哈姆雷特由此杀死自己的对手雷欧提斯，最后杀死父亲的对手克劳狄斯，这不是为了遵守父亲的话，而是他自己的行动。哈姆雷特一接受这场与朋友雷欧提斯的虚假决斗的闹剧，就同意了自己自恋的死亡，在这场决斗中，哈姆雷特以克劳狄斯的冠军自居：“在这场与他更英俊的相似者、他所能爱的自己的竞争比武的表演之外，在哈姆雷特欲望实现的戏剧之外，在石祖之外，还有[……]雷欧提斯，我的剑与你的相比只是小花[……]，这些正是决斗的条件，即哈姆雷特没有胜算[……]。在哈姆雷特的双关语中，存在着主体与必死的石祖之间的这种认同。”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对哈姆雷特来说似乎是最终的僵局——即被父亲的话所毒害——并对Φ、S(Ⱥ)和父之名进行根本的区分。事实上，一旦哈姆雷特不再拥有有保证的知识，他就会采取行动，通过接受一场闹剧，一场虚假的决斗，这就隐含地提出了涉及父亲功能这种有保证的知识的地位问题，并引导我们区分Φ和S(Ⱥ)：的确，符号父亲可以实施石祖的意谓，但石祖不能保证大他者话语的最终意谓，也不能保证主体对其是的问题的最终答案。“S(Ⱥ)并不意味着在A的层面上发生的一切都毫无价值，即所有真理都是虚假的[……]。S(Ⱥ)的意思是：如果A这个大他者不是一个是，而是言说的场所，那么S(Ⱥ)就意味着在这个言说的场所中[……]缺少了某种东西。缺失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能指。在他者层面上缺失的能指，赋予了S(Ⱥ)最根本的价值，这就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精神分析的伟大秘密[……]。这就是最大的秘密：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这也使我们能够说，在任何情况下，父之名都不能被设定为大他者的大他者，同时也避免了对前文引述的结论的错误解读，该结论是《关于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先决问题》一文的结尾：“父之名，即大他者中的能指，作为能指的场所，是作为法则的场所的大他者的能指。”
对抗父亲的过失和父亲的过失
与前两个研讨班不同，研讨班VII《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59-1960)不能说是围绕父亲及其功能的问题展开的。然而，由于伦理的范畴与精神分析经验所深化的过失的宇宙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可以辨认出一条贯穿整个研讨班的线索，它将过失问题与父亲问题交织在一起。
过失的一个维度是弗洛伊德的伟大神话所指定的，在原始谋杀中，是对父亲的反抗，超我的起源这一复杂问题与之相关；其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涉及父亲的功能，还涉及更模糊、更原始的概念，如快乐原则的超越和死亡本能。
如果我们从其对父亲问题的贡献的角度来看拉康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他将其称为“伦理学的转折点”——我们就会发现，父亲的过失有两个版本，被认为是戏剧的因果关系。
首先，作为乱伦所生的女儿，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诅咒的一部分，即使这个诅咒最终影响到了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是波吕尼刻斯，为了他的埋葬，安提戈涅不肯让步，理由是这个心爱的哥哥对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与父亲有关，那个犯罪的父亲，安提戈涅正在为其罪行承担后果”。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俄狄浦斯在伦理上的过错在哪里：是对一个他不知道是他父亲的人犯下了罪行，还是因为他在道德上没有犯下过错而惩罚了他自己，进而惩罚了他的后代？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拉康没有忽略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原话为：“我的父亲，你为什么抛弃了我？”
父亲的过失的另一个版本体现在克瑞翁身上，希腊能指将其称为amartia，正如拉康所补充的那样，“在伦理方向上有偏转，即判断错误，我们这样解释”。这种判断错误在于克瑞翁与法则的关系，正如他无情地禁止波吕尼刻斯下葬所揭示的那样——“没有限制的法则，至高无上的法则，超越界限的法则”——这种错误一直持续到导致最后的灾难，尽管克瑞翁似乎通过收回命令来纠正这种错误，但为时已晚。安提戈涅被监禁，她上吊自杀了，这导致了克瑞翁的亲生儿子、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海蒙的死亡，当他从坟墓中出来时，悲痛欲绝：“他冲向父亲，没有击中他，然后自杀了。”
《精神分析伦理学》中父亲过失的最后一个维度出现在研讨班的最后，拉康重新审视了超我的起源问题，这里指的是俄狄浦斯超我：“它诞生于俄狄浦斯衰落时，意味着主体纳入了它。”然后，拉康将弗洛伊德的哀悼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将哀悼工作应用于一个被纳入的对象，而主体对这个对象没有善意——与之相联系，得出结论：“因此，如果我们纳入的父亲对我们自己如此刻薄，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父亲有很多责备。”拉康明确指出了这些责备的性质，它们是父亲对孩子施加的石祖剥夺，“即想象中的父亲，把他弄得如此糟糕的父亲”，这种剥夺导致了对想象中的父亲的哀悼，“也就是说，对一个真正的父亲的哀悼”，这将是上帝的旨意形象的基础。拉康总结道：“超我的功能，从其最终目的和最终视角来看，就是憎恨上帝，责备上帝把事情做得如此糟糕”。然后，回到伦理学将其置于首位的过失问题，以及精神分析的经验所揭示的罪恶感，拉康赋予其地位，他称之为普通人的“罪恶感的行使，反映了他对造物主的憎恨，无论造物主是谁——因为人是创世论者——是造物主让他成为如此弱小和不足的生物”。
拉康的父亲(1960-1963)
拉康的父亲三部曲
1960年9月，在研讨班VIII《转移》开始之际，拉康撰写了《主体的倾覆与欲望的辩证法》，该文对父亲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对父亲隐喻以及符号父亲履行其阉割代理功能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这一点预示着拉康关于父亲的两个论点之间的转变，在阐述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来谈谈拉康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欲望图式。从拉康的这句话开始：“在这种律法权威中，父亲可以被认为是原始的代表，这就要求我们具体说明，父亲是在何种特权存在模式下，超越主体而真正占据大他者(即母亲)的位置的”，我们提议，欲望图的第一层是母亲大他者，是原始要求的召唤对象，欲望图的第二层，是要求主体之外的大他者，是指父亲，从阉割问题开始发挥作用的那一刻起。
在这篇文章中，更根本的问题是要确定阉割法则(由符号父亲实施)是否真的能解决欲望的全部问题。拉康通过神经症患者的父亲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事实上，理想父亲的形象是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在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对欲望视而不见的父亲形象。这更加凸显而非揭示了父亲的真正功能，那就是从根本上将欲望与律法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神经症患者所期望的父亲显然是死去的父亲。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能够完全控制自己欲望的父亲，这同样适用于主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分析家必须避免的一个陷阱，以及转移原则中无休止的那一面。”因此，拉康说，理想父亲是神经症患者从符号父亲的功能中得出的结果，这个理想父亲代表着一个“掌握他的欲望”的父亲的诱惑。这一结果导致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整个临床都表明，阉割律法永远不足以让主体解决欲望问题。拉康后来将实在父亲视为阉割的代理，正是注意到了这种不可能性(通过符号治疗的不可能)。
在《转移》研讨班(1960-1961)——一个关于爱的研讨班——中，父亲的问题被提出来，恰恰是在这一方面，作为父子关系的第三项：“基督教的上帝[……]这个一和三的上帝，他是什么？最隐蔽的关系，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最不自然的、最纯粹的符号性关系，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第三项以爱的名义存在。”拉康从悲剧中选取了三个这种符号性父子关系的例子，并以某种方式将它们放在一个系列中：俄狄浦斯被杀的父亲、哈姆雷特被诅咒的父亲以及克洛岱尔三部曲(《人质》、《硬面包》和《被羞辱的父亲》)中被羞辱的父亲，通过这三个形象，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什么是父亲”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于拉康的思考中。
俄狄浦斯的特点是他不知道。拉康在之前的研讨班上已经指出了无意识这一维度的节点作用，但《转移》的贡献在于从俄狄浦斯立场的一个基本方面，即不仅从儿子这边，而且从潜在的父亲这边，来重新探讨“他不知道”这一结构，他自己爱上了母亲，包括他自己的母亲和他后代的母亲。拉康在迪奥提姆关于爱神诞生的神话中找到了这种结构，其中爱神的父亲是波罗斯(值得指出的是，他是发明和资源的代表)，他说：“正是在他沉睡的时候，在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相遇发生了，爱由此产生。通过她的欲望潜入来产生这种诞生的那个人，是阿波里亚，女性气质阿波里亚，是[……]原初的欲望者[……]。”
因此，如果我们再次追问父亲是什么以及这种符号性父子关系，我们可以说，只要爱涉及到父亲的地位，那么除了“他不知道”这一点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话语了。在哈姆雷特的层面上，父亲是被诅咒的，但诅咒归诅咒，哈姆雷特对“父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理想的回答，因为在哈姆雷特的主观立场上，父亲的尊贵地位从未受到质疑，这无疑是对母亲享乐可耻的回应。同样，古代的父亲形象总是皇家的，而《圣经》中的父亲则是神圣的、天意的。因此，我们怎么能不注意到，在克洛岱尔的现代悲剧中，“出现在由于弗洛伊德，父亲的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的时代”，出现的不再是父亲形象的理想化，而是被羞辱的父亲。在克洛岱尔的三部曲中，核心的父亲形象体现在图桑·图雷勒身上，一个被塑造成集道德犬儒和身体丑陋于一身的人物。在被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情妇，另一个是他正在追求的儿子的情妇——玩弄之后，他在拿着手枪要杀他的儿子面前可悲地因恐惧而死。
正如拉康所说，这种“对父亲木偶的拆解”并没有终结他的卑劣，因为这种卑劣在儿子路易身上得到了体现和传承。路易经历了杀父之后，发生了改变，他重现了父亲的堕落形象。他不仅行为举止与父亲相似，还娶了父亲的情妇，从而成为父亲。然而，拉康对克洛岱尔作品的解读是站在爱的立场上的，他注意到，在图雷勒和他的儿子最后的对峙中，他的儿子要杀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儿子向他提出了温柔的请求：“无论如何，你都是父亲。”这使得拉康解释道：“而这一回答实际上被女人的欲望向他所暗示的对父亲的杀戮加倍了，它们在字面上完全重合，我向你们保证，这绝不只是语言的巧合。”
拉康还强调了另一点，它超越了结局的肮脏特性。这个行动的结果是把父亲的女人给了儿子，这一事实构成了双重的主体恢复：一方面，对于这个父亲拥有但没有娶回家的女人，她最终通过欲望的影响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对于路易这个被排斥的、不想要的孩子，这个女人通过与他一起再造父亲(即使他不称职)，使父亲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正是因为把父亲的女人交给儿子和把母亲交给儿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克洛岱尔悲剧涉及到俄狄浦斯的根本变异，拉康将其区分如下：“在弗洛伊德的神话中，母亲所代表的这种空洞、渴望的中心、力比多的眩晕点的形式所具有的功能，在这里得到了典型的结构性分解。”尽管如此，父亲的功能还是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然而，在克洛岱尔的三部曲中，不能不提到图雷勒的妻子西涅·德·库方丹的主观历程，在我们看来，她取代了安提戈涅，成为精神分析伦理的代表人物。为了拯救教皇，西涅同意背叛她心爱的人，嫁给可憎的图雷勒，但在她即将死去的时候，她拒绝原谅图雷勒，并坚持“说不”，直到最后。她说不，就是拒绝承认自己为教皇牺牲了自己的愿望。因此，她对父亲法则的忠诚被相对化了，这从另一个角度质疑了符号父亲协调法则与欲望的能力，或质疑了阉割的界限。
父亲绝对在场，“作为不在场而是”
上面的标题包含了《认同》(1961-1962)研讨班中关于父亲的表述(“作为不在场而是”)，在我们看来，它总体上很好地代表了研讨班第九卷。事实上，在这一文本中，我们可能会惊讶于拉康并没有立即进入他继弗洛伊德之后所称的“认同的第一种形式[……]即作为第一种也是最神秘的[……]对父亲的认同”(1962年6月20日的课程)。
此外，拉康自己也强调了这一研讨班中父亲似乎是缺席的，并在文本中相距较远的三处对此进行了解释。首先，在一个讨论中，在拉康试图阐明康德的统一性功能(Einheit)(作为所有先天综合的基础并提供普遍规则功能的一)与独特性(Einzigkeit)(弗洛伊德经验所构建的认同中的一，即具象化(un-carne)差异的一)功能之间的颠倒时，他解释道：“如果我今年选择[……]试图从尾巴抓住欲望，如果是通过这种方式，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弗洛伊德定义的第一种认同形式，那种不容易操作的[……]对敌人、对手、父亲的消费，如果我从第二种认同形式，即一元特征的功能出发，显然是出于这个目的”(1962年2月21日的课程)。
然后，拉康在很久之后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以一种强调的、近乎强烈的方式，赋予《图腾与禁忌》以弗洛伊德阐述中一个绝对的维度：“如果把认同的第一种形式作为对象，我们关于认同的整个论述就会陷入《图腾与禁忌》的问题之中，这是弗洛伊德的启发性作品[......]，是事物本身[……]，是作品[……]。而且[……]如果我们不把弗洛伊德的遗产[……]等同于《图腾与禁忌》，就是错的”(1962年6月20日的课程)。
最后，关于对父亲的这种省略，拉康接着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必须强调与身体的关系、与纳入的关系[……]，那么我们必须从父亲的角度去看[……]。我把它完全抛在一边，因为我必须向你们介绍一个可以被称为神秘主义的整体传统，而这个传统无疑通过其在闪米特传统中的存在，主导着弗洛伊德的整个个人冒险”(1962年6月27日的课程)。
关于这几点，尤其是最后两点，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拉康选择让第一种认同的父亲几乎不出现在研讨班IX中，他是如何以一种内含于或外在于拉康在此论述的方式在场的；以其神圣甚至神秘的维度在场。
正是这种“神秘”的存在维度，我们在拉康直接提到父亲的四个地方都能找到。首先，在提到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启示时，拉康提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保罗隐喻的说法，即用恩典代替了律法：“事实上，如果基督教的基础可以在保罗的启示中找到，即在与父亲的关系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与父亲的爱的关系就是这重要的一步，如果它真正代表了对闪米特传统在与父亲的基本关系中、在起源的恩典中所开创的一切伟大之处的超越，而我们很难忽视弗洛伊德思想与之相关联的事实[……]弗洛伊德以摩西结束他的论述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表明，基督教的启示确实是在与恩典——保罗用来接替律法——的关系中”(1962年3月14日的课程)。
拉康在第二个明确提到父亲的地方提醒我们，在弗洛伊德那里，爱的所有决定因素只能在与大他者的关系中得到阐述，即俄狄浦斯中的大他者，现在是死去的父亲，他的要求变成了绝对的命令：“你不应该欲望曾是我欲望对象的那个人”(1962年3月21日的课程)。“正是在这种与大他者、被杀父亲的关系中，超越了原始谋杀的死亡，构成了爱的最高形式[……]。这种时间是不可消除的，在父亲被杀之后，时间[……]本身在[……]俄狄浦斯的神话结构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对父亲至高无上的爱，恰恰使原始谋杀的死亡成为他从此绝对在场的条件[我们强调]。简而言之，死亡[……]是唯一能将他固定在这种现实中的东西，无疑也是唯一绝对持久的现实，即作为不在场而是[我们强调]”(1962年3月21日的课程)。
最后，关于萨德明显执着于在受害者身上再现大自然的破坏性行为直至推向极致这一问题，拉康说：“这种对化身为自然的母亲的所有行为的基本憎恶是什么意思？这是否向我们隐瞒了[……]这是一个[……]强迫她重新创造其他东西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让造物主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最后，正如萨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说的那样，他是这样表述的：我把你那可憎的现实给了你，父亲，通过在这种针对母亲的暴力行动中取代你”(1962年3月28日的课程)。
父亲不是自因
事实上，就引入了对象a的拓扑学而言，《认同》研讨班对父亲及其名字并非没有重大影响。现在来看研讨班X，《焦虑》(1961-1962)，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里对父亲问题的讨论也相对较少。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它们与焦虑的关系都是间接的。一方面，父亲的功能本身并不焦虑，这一点在拉康对弗洛伊德年轻同性恋者案例的阐释中就很明显，在拉康的阐释中，焦虑从根本上被置于年轻女孩一方，并在行动搬演中达到高潮。另一方面，让主体感到焦虑的本质上并不是父亲，因为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案例，通向行动与其说是由父亲的恼怒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与父亲在桥上的相遇决定的，是“主体对其自身化约为的a的绝对认同”，是欲望与法则的对抗。
回想一下，研讨班X在于将欲望、对象(对象a，欲望的原因)和焦虑置于一个关系中。这种关系将父亲问题引入它的循环，这是因为，正如拉康提醒我们的那样，欲望与法则是一回事：“俄狄浦斯神话的含义不外乎如此——最初[……]父亲的欲望，作为对母亲的欲望，与法则的功能是一致的。只要法则禁止它，它就强加了对母亲的欲望[……]。简而言之，我们的欲望是命令式的。俄狄浦斯神话的意思是，父亲的欲望造就了法则。”这种欲望与法则的同一性无疑阻碍了主体对事物的接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错觉。这种对看似既定事实的提醒，对于欲望问题的严格聚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不是母亲的欲望决定了原始罪行的发生，恰恰相反，“弗洛伊德以最正式的方式告诉我们，起源[……]是杀父及其所命令的一切”。
关于父亲的起源点，拉康说，欲望与焦虑的关系的本质在于主体与作为对象a功能的对象的关系。而父亲正是通过自己与这个对象的关系的特殊性质，通过另一种打结进入焦虑的循环。拉康是这样引出这条线索的：最初，“在弗洛伊德的神话中，父亲以最明显的神话方式介入，他的欲望压倒、粉碎、强加于所有其他人”。拉康说，尽管通过父亲的功能，欲望已经在法则的方式下变得正常化，但仍有必要维持这一神话。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个神话包含了父亲欲望结构中的一些本质内容。拉康将其应用于另一个神话中的父亲，即宗教中的父亲，从而阐明了他的想法：“与宗教神话所说的相反，父亲并不是自因，而是一个在实现其欲望方面走得足够远的主体，他将欲望重新整合到其原因中，不管那可能是什么，整合到a的功能中不可还原的东西中。”因此，父亲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了承担自己的功能，使导致其欲望的对象在符号性的处理中不可还原。
它与焦虑有什么联系？令人吃惊的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拉康使用了一种表述来描述分析家的欲望，这种表述接近于他为父亲的欲望提出的表述：“分析家当然应该是那个把自己的欲望充分纳入这个不可还原的a中的人，不管他用什么手段，什么途径，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能为焦虑概念的问题提供一个真正的保证。”这种“真正的保证”无非是通过承担对象a与符号的不可还原性，使焦虑成为理解为什么阉割不是对享乐的最终遏制的关键。最后，在本研讨班的最后一课中，拉康宣布他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不只是研究名，而是研究父之名们。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1962-1963年，拉康撰写了《康德同萨德》。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对当前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拉康一直将父亲理解为与欲望相关，因为他奠定了法则。在《康德同萨德》中，如果我们依据幻想的两个图式，考虑的就不再仅仅是欲望，而是刻在图式字母V中的享乐意志。拉康将这种意志等同于康德的意志，因为只有康德的意志才能够并有义务在不考虑任何利益的实践理性主体与“病理性”主体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意志与享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为享乐的权利只能由主体自己委托给大他者，所以只有在幻想中被假定为享乐者的大他者才是享乐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拉康的两个注释：在萨德那里，对象被揭示为“折磨的代理，此是”；“折磨者群体”是幻想的对象a。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两点视为一位父亲的先驱，这位父亲在符号上并不局限于通过他的法则来建立欲望，他在实在层面上的介入，可以说是幻想的建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