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庆山庆
文：皮埃尔·布鲁诺
拉康的父亲(1963-1969)
名字的洞
拉康于1963年7月完成的《焦虑》研讨班强调了对象a的不可还原性，并提供了符号中的洞这一指导线索。
1963年底是危机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危机解决时期。斯德哥尔摩命令将拉康从训练分析家的名单中除去，几经波折，1963年11月19日，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由拉康、拉加什和其他一些人于1953年创建)确认同意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这一指令。第二天，拉康举办了《父之名们》研讨班，但在这一次之后就中断了，成了唯一一次。1964年1月，他开始举办《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研讨班。同年，1964年6月21日，他创建了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不久更名为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停滞不前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禁止他作为训练分析家进行实践和教学是有联系的：原因在于分析家们不敢质疑弗洛伊德的部落父亲神话。IPA之所以制裁拉康，是因为他开始质疑弗洛伊德编造这一神话的欲望。在他之后的教学中，他多次回顾了这一禁令，直到1974年才在他的《不上当受骗者犯了错/父之名们》研讨班上解除了这一禁令。
在这个中断的研讨班《父之名们》中，我们将保留最初的等式：父之名=父亲上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就是《旧约》中的上帝。那么，在这部作品中，拉康将研究上帝被冠以的不同名字(因此是复数：父之名们)，重点是无法发音的名字。通过将希伯来语公式Elyeh acher Ehyeh翻译为“我是我所是”，而不是像奥古斯丁那样翻译为“我是那个是”，他用“什么”这个问题取代了需要用名字来回答的“谁”这个问题，这使得上帝成为一个没有名字之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表明上帝无法说出他的名字，这就是名字中洞的标志。仅仅是这一翻译上的差异就彻底改变了传播问题，在知识中造成了一个不可还原的洞。它证实了上帝不是自因(causa sui)，其决定性后果是“在欲望出现之前没有原因”。
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拉康虽然说他要搁置父之名的问题，但他将在这一点上得出他开始从弗洛伊德的部落神话中察觉到的局限性的结论。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这是一个超越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的原始欲望的问题，要有勇气质疑这种欲望，因为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和上帝一样，无法阻止在他所传播的知识中他的名字错误地填补一个洞。另一方面，父亲的遗产，也是唯一的遗产，就像克尔凯郭尔首先说的那样，是他的罪。换句话说，死去的父亲留给儿子面对的不是一个理想的父亲(神经症的父亲)，而是一个匮乏的父亲，这在哈姆雷特的悲剧中可以看到和听到。因此，父亲被杀并不能解决儿子的欲望问题。最后，拉康在分析弗洛伊德的梦“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时强调的是梦者与父亲相遇的错过。我们还必须避免一个误解。超越父亲的欲望并不是分析父亲，也就是说，这绝不是米歇尔·托尔特所担心的“心理主义”，因为拉康甚至明确指出，正是在通过牺牲“寻求这个大他者的欲望的存在”的过程中，我们才遇到了“模糊的上帝”。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拉康在本研讨班结束时指出，如果一种性别与另一种性别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由父亲隐喻构成的媒介来维系，那么分析的终点就不能归结为这种安抚。它引出了“无界限的爱”、“超越法则界限”的意谓。
拉康1964年1月的文章《论弗洛伊德的冲动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中已经出现了这种分裂，在我们看来，它是这一时刻转折点的特征。在这篇文章中，拉康认为，虽然“阉割的承担创造了缺失，欲望由此建立”，因此，“欲望是欲望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即服从于法则”，但需要牢记的是，“欲望来自大他者，而享乐则在物这边”。从这一命题中可以得出两个主要论点：1.“认同是由欲望决定的，但并不满足冲动”；2.“冲动将主体与欲望分裂开来，而欲望只能通过分裂与导致这种分裂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它误解的)来维持自身。这就是幻想的结构”。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不仅仅在于欲望。问题在于要知道如何通过对享乐的操作来满足冲动，阉割法则本身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精神分析家的欲望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被铭刻。
奠定主体的地位
阅读这篇短短四页的文章，你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几乎包含了未来四个研讨班的计划，甚至还宣布了第五个研讨班的主题——分析行动。在这一旅程中，父亲的问题是绝对的核心。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父亲的死亡(部落神话中父亲被杀的结果)将通过法则来调节欲望，禁止参与杀害的每一个主体取代他们所杀之人的位置。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名字的传承来认同他。我们立即注意到，在这种亲子关系模式中，女儿奇怪地缺席了。根据拉康的观点，对死去父亲的认同仍然是欲望产生的条件，但与享乐的关系，即涉及冲动的东西，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在接下来的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上，拉康继续着同样的思路，研讨班最初的题目是“是的主体立场”。在1965年1月6日的课程中，他再次谈到弗洛伊德对遗忘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解释，指出在这种遗忘中被抹去的与其说是指死亡的signor或Herr，不如说是弗洛伊德名字的第一个音节sig。通过这样做，他重新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使他强调名字的不可能性及其作为知识中洞的标记的地位。然而，本研讨班的轴心是发展关于冲动的知识，这项任务在上一个研讨班中已经开始。为此，他引入了拓扑学作为新的参照，尤其是克莱因瓶。
这个对象能够表明主体的欲望是大他者欲望的扭曲。它使拉康能够把父之名设定为逆转点，在这个瓶子上，要求将翻转为欲望，从而产生意义的效果，而不仅仅是意谓的效果。这方面最清晰的表述可以在1965年2月3日的课程中找到，值得引述：“主要的媒介，毫无疑问是法则，是由一种被称为父之名的东西所支持的法则，也就是说，是一种相当精确和明确的认同登陆，在那时我无法指出它的主要标志，结果是我短期内不会这样做了。但就我们现在所处的层面而言，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转移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通过某种认同来弥补这一基本问题——即欲望与大他者欲望之间的联系——的问题。大他者不被欲望，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大他者的欲望，只要大他者是欲望的。”
如果我们想展开这一时刻的认识论要素，我们可以说：首先，父之名确保了要求向欲望的转化；其次，主体的欲望是大他者欲望的扭曲；第三，大他者是欲望的；最后，在转移中，出现了“通过某种认同”来“弥补”这种联系的问题。关于最后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指出，拉康在追寻假设知道的主体的足迹，而精神分析家的欲望正是通过对这一登陆的干预而被识别出来的。至于对欲望着的(而非被欲望的)大他者的强调，可以推断出，这个大他者不可能是死去的父亲，它相当于拉康的符号父亲。
认同的问题依然存在，不是转移中的认同，而是主体的欲望与大他者的欲望之间的这种扭曲所涉及的认同。拉康首先唤起了认同的第一种形式，即纳入(Einverleibung)，它涉及父亲并通过纳入来进行。这种认同产生了自我理想。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1965年3月3日的课程中，他讨论了弗洛伊德区分的另外两种认同模式的功能。这一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分析体验中，主体的要求不可能通过在分析家的是中建立主体而被耗尽。总有剩余。在此基础上，拉康提出，主体在零与一之间的分裂既不能通过填补一(无论是通过有还是是)来解决，也不能通过将主体还原为零来解决。这一结论意味着一的概念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计数的一(拉康在这里借鉴了弗雷格的算术)。
克莱因瓶能够展示这种不可还原的分裂。在其表面，某种切割会产生一个莫比乌斯带，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剩余”。通过这种方式，对象a再次被召唤出来，拉康立即将其与他之前放置在阉割代理位置上的问题联系起来。在他研讨班的概要中，他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认同：“由此我们看到，主体的是是一种缺失的缝合。恰恰是这种缺失，它在数字中悄然消失，却以其反复出现而支撑着它——但在这一点上，它只有通过将能指作为主体的一所缺失的东西，才能支撑它；也就是我们在另一种语境中称之为一元特征的那个术语，是作为理想发挥作用的原初认同的标志。”
在《精神分析的对象》中，精神分析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在这一命题中得到了回答：精神分析所作用的主体就是科学的主体。早在1965年12月1日的第一课上——众所周知，它产生了一篇文章，是《文集》中最后一篇——拉康就提出了一个基本论点：“精神分析本质上是将父之名重新引入科学考量中的东西。”理解这一论点并非易事。要想理解它，我们必须将其置于阐明它的交叉结构之中。一方面，科学的丰硕成果在于将作为原因的真理排除，这使科学站在精神病这边，条件是我们要考虑到——这是交叉结构的第一条对角线——如果精神分析是科学的终结，那么它将是一种成功的偏执狂。另一方面，正是精神分析拒绝成为一个成功的偏执狂——声称要终结科学——从而在科学试图维持的排除中重新引入了“对父之名的考虑”。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通过质疑科学家的欲望，就像拉康质疑弗洛伊德的欲望，弗洛伊德质疑原始父亲的欲望一样，要知道，这种质疑只有在主体分裂——即传递给他的知识与反对这种知识的真理之间的分裂——的基础上才能成功，而不是在缝合主体的基础上。这种缝合的主体就是心理学的信条，当心理学想象自己正在终结科学时，它没有看到，在科学希望将自己作为基础的排除中，当代逻辑重新引入了结构，也就是排除缝合的东西。如果说这种排除的尝试有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用形式原因取代了物质原因，一些精神分析家有时会因这种取代的诱惑而不知不觉地让步，从而避开言说行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讨班虽然致力于对对象a的建构，但由于拓扑学的存在，这种建构并没有因镜像图式主义的不足而受到阻碍，而是立即提出了在最后回归的东西，即从阉割出发重新解读俄狄浦斯情结，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这个从根本上反叛能指，但不反叛字母的a出发，因为它揭示了阉割的关键。拉康的结论是，“俄狄浦斯神话根本没有教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他认为证据在于弗洛伊德并没有提倡“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组合”，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性欲只有在涉及石祖函数时才被提及。拉康问道，为什么弗洛伊德在这一方法中没有做出他自己试图做出的“第二次转向”？这个问题被另一个问题加倍：为什么拉康在其独特的研讨班《父之名们》中开始第二次转向时，却被他的同行禁止发言。正是在这个研讨班上，关于女人想要什么这个谜题，拉康给弗洛伊德使了一个绊子，暗示弗洛伊德的妻子“也许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这间接地将弗洛伊德对部落神话的信仰与对女性气质的某个盲点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如此，这个研讨班主要还是聚焦于对视觉领域中的幻想进行分析，在1965年6月8日的课程中，幻想被定义为“掩盖真相的实在”。因此，他完成了从分裂主体的基础到对象a的拓扑学的研究。1966年和1967年的研讨班《幻想的逻辑》延续了这一系列。
洞的周围
1966年，拉康为自己的《文集》写了几篇序言。年底，他为丹尼尔-保罗·施瑞伯的《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的法文译本作序，同时开始了他关于幻想的研讨班。由于这些序言都与父亲无关，因此可能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第三篇题为《关于一个计划》的序言值得特别一提。在这篇文章中，拉康阐述了“一个洞的必然呈现”，他将其准确地定位在“是如此倾向于逃离它的享乐的地方，以至于在考验中显现出来，但它仍然假定，持久地假定有合法途径获得它”。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将父亲的功能(为主体避开其享乐)与假设知道的主体的功能区分开来，后者体现了这种“合法途径获得”的可能性。我们引用的幻想定义并非没有提出这个洞在哪里的问题。是在被遮蔽的实在中，还是在被掩盖的真理中？如果考虑到拉康未来的教学，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实在父亲，作为阉割的代理，在掩盖的幻想的核心，是这个洞的操作者，阉割将其确定为缺失，但只有当这个父亲的例外被剔除，才能将其确定为丧失。
话虽如此，让我们回到时间线索上来。施雷伯《回忆录》的序言写于或至少发表于1966年12月，与幻想研讨班开始时完全呼应。在这颗黑珍珠中，拉康除了提出“为另一个能指的能指代表着主体”之外，还提出了“享乐的主体”，强调了这种两极性的新颖性。与此同时，他还指出，由于父亲隐喻父亲的排除——主要是一个被命名的父亲，他进入符号被认为可以治愈对母亲难以捉摸的欲望的思考——偏执狂主体将在“这个大他者的地方”识别享乐。显然，隐喻父亲在没有被排除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让某种享乐归属于主体，但他仍然无法完全将享乐从大他者那里剥离。
在《幻想的逻辑》中，“父亲”这个能指很少出现，尽管在研讨班的开始和结束，拉康再次回到犹太人上帝的名字，重申它是不可言说的，并无数次地唤起IPA对他的禁止。然而，在强调作为一元特征的一(我们已经看到它牵涉到对父亲的原初认同)与黄金数中呈现的a的不可通约性时，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上述认同不足以解释大他者欲望与主体欲望之间的“扭曲”。
这个研讨班的最后一课，即1967年5月24日的课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原始父亲享有所有女人，但这些被他享乐的女人，她们享受吗？因此有这条主线：父之名中的洞(无法说出)就是阻止我们谈论生殖器之爱的洞，因为存在这样的困境：只有当男人用上帝为创造女人而从他身上抽出的那根肋骨来补全自己时，男人和女人才能享受。至于阴茎疲软(早泄的常客)，它清楚地表明了快乐原则的界限意味着在享乐时不想超越，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性行为呢？
行动的解决方案
1967-1968。这两年现在是两个周年纪念。1967年：拉康提出通过。1968年：五月。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说，关于通过的两篇文章，即十月的文章和十二月的文章，都有一个秘密的野心，那就是通过解决“什么是分析行动？”这个问题来解决“什么是性行为？”。我们也可以严肃地说，拉康并没有将儿子的欲望设定为认同父亲的欲望减去乱伦的结果，而是阐述了一个虚构概念，应当知道的主体，即使没有拉康的明确认可，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将其描述为“稻草”父亲，只要我们没有忘记拉康曾经将父之名置于那种女人中。
话虽如此，我们至少可以从十月份的文章中看到，通过提出转移的数元，拉康将假设知道的主体置于精神分析家和精神分析者之间的第三方，并认为它是“可以用专有名称命名的”(尽管它不以知识为特征，因为它不直接知道)，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借用精神分析家的名称来命名，我们知道最终它会被简化为一个能指。至于EFP的讲话，让我们注意两点：将精神分析家的欲望定义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置身其外，一旦在那里发现自己就意味着永远地离开了”，因为这不过是对弗洛伊德欲望的一种解释，而弗洛伊德却在这种解释面前停住了脚步，满足于部落神话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对精神分析家的这种欲望进行分析。
在1967年至1968年的这段时间里，拉康写了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于1月份在《就是说》上发表，实际上并没有在他应邀参加的罗马研讨会上宣读。在第一篇文章中，拉康提到了一个临床小故事：“‘我是生活的骗子’，一个四岁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在父亲面前说，父亲刚刚回答了他的问题‘你真漂亮’，而他的问题是‘你为什么看着我？’而父亲却没有意识到(尽管在此期间孩子假装从他说话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对自己的兴趣)，他自己正试图通过装死来打破大他者的僵局。”这里所说的“装死”游戏，不正是父亲将自己简化为符号父亲，以避免面对既将他与大他者的欲望分离，又将他与大他者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扭曲”吗？
此外，当拉康提出这一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命题：“但是可能存在一种说法，说出来却不知道是谁说的，这就是思想所逃避的”，在此之前，他在一个注释中提到了“主体的缺失”，难道他不是在给关于忘记Signorelli中音节“sig”(西格蒙德的)这一迹象以决定性的地位吗？让我们记住，这种“主体的缺失”与他在1963年11月中断的研讨班上所发现的东西有关，即名字中的洞，或者更确切地说，名字位置中的洞，更进一步说，是构成对象a的符号中的洞。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又回到了对那个著名研讨班的禁止，从而证实了这一提醒。他写道：“上帝父亲的位置就是我所指定的父之名[……]。”
然而，有一点需要澄清。前不久，拉康区分了属于理论范畴的哲学家的上帝与摩西、埃克哈特大师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属于神学(diologie)范畴的上帝。然而，当他重新审视精神分析家所需的立场时，他首先要求精神分析家“建构本质上是理论主体的误解理论：我们称之为应当知道的主体”，但在此基础上，他还要求精神分析家在这一理论中包含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最终是“无法解释的结”。为什么在精神分析家所期待的这一建构中，拉康显然遗漏了神学(diologie)？无论如何，正是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行动的关键，即“构成其法则的裂隙”。这种行动是对理论中缺失的唯一回应，是父亲传递给儿子或女儿不足以满足冲动的结果。我们在《精神分析与现实的关系》中再次发现了这一论点：“满足只能通过冲动的拼贴来实现。”
1967-1968年的研讨班《精神分析的行动》中有两处提到了父亲。第一次是在1968年2月21日的课程中。在这一课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俄狄浦斯的提及——拉康认为这在弗洛伊德那里与部落神话是同源的(他还批评弗洛伊德将摩西的故事与这一神话混为一谈)——始于一个关于女性气质享乐本质的问题。拉康将俄狄浦斯定义为“为了让人们看不到它在精神分析中的经济作用”而出现的东西，即“悬置享乐的敌对两极——男性享乐和女性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狄浦斯不过是精神分析的游戏规则，是分析操作的极限。这岂不是意味着，精神分析操作只有在参与其中的主体最终离开游戏的条件下才能成功？
另一个提及是1968年3月20日的课程。拉康总是不厌其烦地回到他中断的关于父之名们的研讨班，但这一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因为他说他以前的方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新的方法才是有效的，这种方法在于通过逻辑追踪主体效果的踪迹。然而，这最后的指示与放弃恰恰相反，因为一旦这种分裂主体、对象a、幻想和分析行动的逻辑得到阐述，拉康就会在《从一个大他者到他者》研讨班上再次回到父亲。
“老人家”
《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是第二个被中断的研讨班，这次不是被IPA当局中断的，而是被5.68运动中断的。正如我们所知，拉康虽然支持这场运动，但并没有忽视其失败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对部落父亲神话以及杀害他所带来的安抚作用的深信不疑。对5.68运动的这种定位，至少在其主流模式中，是在将所有欲望转化为享乐，从而终结它的幻觉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拉康曾多次与部落神话保持距离，并将其等同于俄狄浦斯。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距离并非否认，而是试图限定这个神话的范围，因为它的唯一功能最终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建立媒介。例如，在1968年11月13日的课程中，就以对男人的命令的形式重申了这一点：“把你没有的东西给她，因为唯一能把你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就是她的享乐”。此外，由于我们追随了最初在专有名称中发现的这个洞的线索，于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对象a中确定它的结构：“对象a是在大他者的层面上被指定为洞的东西。”有了这些参数，我们可以说，拉康的新努力，就其对父亲及其名字的影响而言，集中在对帕斯卡赌注结构的阐释上。他发展了这样一个想法，在帕斯卡的赌注中，父之名的独特形式是这个表述：正面或反面，并将这种是或否视为“绝对实在”或“作为支点的实在”。为了让这个极其简洁的公式变得通俗易懂，我们需要考虑到它是父之名的独特形式这一事实。
在帕斯卡赌注的情况下，表示为：上帝存在或上帝不存在。然而，拉康为了把握帕斯卡赌注的结构，在1(这次是以数字1的形式)与a(a具有黄金数的数值)之间设置了最小极性。对象a在丧失这边，也就是从1中减去的东西，以防止它成为大他者。然而，通过对a的偶数幂和奇数幂的计算[3]，可以得到一个1，但这个1不是一元特征的1，即与a不可通约的1，而是享乐的1(稍后会以一/腻(unien)的形式再次出现)，它是无法达到的，即使是通过一个受虐狂作为代理的渐进方式也无法达到。事实上，拉康所说的享乐的我仍然被排除在外，就像“任何一个与另一个的相加都不能以任何2的形式将我们总体化”一样。分裂的我并不能重新结合成享乐的我。因此，我存在吗？这就是这一课结束时的问题。
[3]将a的所有奇次幂相加得到a的平方，将a的所有偶次幂相加得到a。然后将a的平方和a相加得到1。
1月29日的课程同样重要。在这一课中，拉康介绍了斐波那契数列[4]，指出a每次都是作为丧失被铭刻在其中。正是由于这种数学方法，拉康带领我们验证了享乐的主体从来都不是被1所分裂的主体，即构成原初认同的那个一元特征。“这两个主体的分裂是无法弥补的。”然后，拉康提出了一种矩阵的形式化，即永远丧失的赌注a，对帕斯卡来说，赌注就是无限。当他探索这些矩阵组合所提供的可能性时，他强调了他所谓的老人家，他说这与父亲有关。这些老人家是这样一些主体，他们虽然不相信帕斯卡的赌注，即获得无限的可能性，但也不关心是否能保住他们的赌注，即a。这些老人家处于正常的俄狄浦斯规范，即母亲的享乐是被禁止的，杀死父亲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死了。拉康说，这就是弗洛伊德发明的父之名的“美德”，它“奠定了人的领域与动物的领域之间的差异”。
[4]斐波那契(13世纪初的意大利数学家)数列是这样的：从0和1开始，然后是1和1，下一个数字是前两个数字之和，即2，然后是3，然后是5，然后是8，然后是13，依此类推。然后，用前一个数字除以后一个数字，我们可以发现结果越来越接近黄金数的值，即0.618。因此，5除以8等于0.625，8除以13等于0.615。这样，黄金数的数值就会越来越接近。
然而，如果说父之名在符号层面上“是整个主体性领域围绕其旋转的枢纽”，那么这个领域并不是唯一的领域。当然，它关系到传递及其阉割，但我们仍然必须考虑到另一面，即与享乐有关的一面。再清楚不过的是，就这一面而言，父之名已不再起作用。最后，拉康只保留了部落神话中的一点，但这一点仍然至关重要：“部落父亲是在其享乐中混淆了所有女性的人。”但他马上又补充道：“这种享乐是父亲的还是所有女人的？”
这个研讨班的最后一课值得一提，即1969年5月21日的课程，因为它从这一有关父亲的认识论旅程中汲取了临床教训。拉康首先谈到了强迫症，他指出，通过认同父亲的所谓符号性功能，男性确保了在性结合中的男子气概地位。他评论道：“这正是所谓的成为主人。”但强迫症患者拒绝走这条路；他不想把自己当成主人，他只保留了乱伦禁止中对他来说剩余的东西，即对象a。因此，他将与大他者打交道，以获得后者对享乐的授权，但这种授权的条件是债务，使强迫症患者对大他者产生无法偿还的债务。癔症患者的立场则不同。通过宣扬绝对享乐的无限点，她将自己置于这个符号性的父之名的位置，“希望在最后时刻成为他的享乐”。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主要的神经症在男性和女性方面是如何挫败我们对由俄狄浦斯——死去的符号父亲——所幸运地调节的性欲的期待的。这里指出的是父之名的结构性限制。
拉康的父亲(1969-1974)
实在父亲
1969年和1970年，《精神分析的反面》研讨班在法学院举行。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研讨班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一种我们可以认为是创新的方式引入了“实在父亲”这一范畴。在这个场合，我们不能忽视拉康在谈到试图汇集一个问题(这里是父亲的问题)的主要数据时所带有的讽刺意味。然而，正如他所说的，这项“艰巨的工作”并不会让我们气馁，相反，我们将更愿意投身其中，我们将从拉康一开始就做出的修正开始：他说，原初认同是对父亲(而不是母亲)的认同，这是因为父亲“值得爱”。然而，要在这条迂回曲折的路径中找到方向并不容易，幸好拉康最终赋予了“实在父亲”作为阉割代理这一新价值。因此，让我们尽量不要弄错白石头。
首先，虽然拉康认为父亲作为阉割的代理而被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爱的全部。父亲的特点在于他最初是被阉割的。弗洛伊德试图用部落父亲的神话来掩盖的正是这种原始的阉割。这种阉割不是谋杀的结果，而是语言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进入主人话语领域”的结果。
那么，如果部落父亲的神话不成立，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就是“弗洛伊德的梦”，因此就需要解释。即使拉康没有明说，但在我们看来，父亲的隐喻就是解释。“母亲的角色就是母亲的欲望”，这在这个隐喻中显而易见，而这个角色只有在石祖中才有其界限，其意谓是由上述隐喻中的父之名的运作产生的。然而，在研讨班的这四节课(1970年2月18日、3月11日、3月18日、4月15日)中，拉康从癔症出发，而不是从精神病出发(就像在他关于施瑞伯的文章中那样)，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第一个里程碑是提出朵拉的父亲是一个被阉割的男人，但尽管他被阉割了，他仍然保留着“创造方面的潜能”的特权。这种“理想化”的父亲掩盖了父亲的阉割。至于石祖，只有在另一个女人(K夫人)剥夺了朵拉的石祖时，它才会发挥作用。第二个里程碑是推断出符号父亲确实是死去的父亲。这位死掉的父亲出现在朵拉的第二个梦中，标志着与最初被阉割的父亲之间的等同性，并阐明了癔症患者的问题，即在对理想化父亲的阉割与被剥夺石祖的享乐之间的纠结。然后，在拉康指出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与部落父亲的神话、以及摩西毫无关系之后，拉康(这是第三个里程碑)认为，如果俄狄浦斯能够享受乔卡丝塔，那不仅仅是因为或主要是因为他杀死了拉伊俄斯，而是因为他“在真理的考验中胜出”，通过回答斯芬克斯或女斯芬克斯的谜语。
在这里，我们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俄狄浦斯通过他的回答说出了真相，从而抹去了作为问题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其说是一个被阉割的人，不如说是阉割本身，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继承了他的父亲拉伊俄斯，这使得拉康说“阉割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因此，父亲或死去的父亲的死亡掩盖了阉割，但这也让拉康在解释弗洛伊德时坚持认为，死去的父亲保留了一些无法被知晓的东西——拉康以弗洛伊德的梦“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为例说明这一点。根据拉康的观点，弗洛伊德向前迈出了一步：死去的父亲与享乐是等同的，享乐是一种不可知的东西，活着的人无法触及。这一思路导致了这样的结论：这种等同是不可能的，而正是从这种不可能中，实在得以确立。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俄狄浦斯神话之外”，还有一个“结构性的操作者，即实在父亲”。这个实在父亲既不是俄狄浦斯式的父亲，也不是部落的父亲。实在父亲是阉割的代理，但拉康明确指出，他不是直接的阉割者，而是代理。“实在父亲做的是主人代理的工作。”无需诉诸父亲被杀或死亡的神话，实在父亲作为结构性操作者，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通过主人的话语进入语言的那一刻起，就将阉割设定为主体的构成要素，无论主体是否将其主体化。
拉康在经历了作为其前进条件的曲折之后，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重述了这一点：“实在父亲不过是语言的效果”，并且“没有其他实在”。再强调一遍，他不是符号父亲，即那个通过名字将阉割确立为法则的父亲。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这一点，即通过符号父亲，父之名在主体如何接受阉割上发挥了作用，但阉割行动本身是实在父亲做出的。我们将看到，在即将到来的性化公式的书写中，拉康是如何通过强调实在父亲来推进他的理论的：实在父亲的这个不可能使阉割得以发生，使阉割的界限变得可思考，因为它勾勒出了符号本身的界限。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点上，拉康不同于弗洛伊德，他超越了弗洛伊德。
让我们补充几点考虑。一方面，父亲必然被想象成一个剥夺者。弗洛伊德认可的这种误解，只有在分析结束时，从结构本身，而不是从大他者的意志(涉及母亲大他者的角色，我们知道阉割表现为挫折，Versagung)中，提取出实在父亲，即阉割的代理，才能得到澄清。另一方面，由于父亲只是一个代理，因此只有在想象中他才能被视为享乐者。此外，这个父亲没有名字，因为名字会作为“塞子”发挥作用。他是任何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拉康会提到随处可见的父亲，在其无限的多样性中。最后，享乐，就其作为话语的两个下层之间的屏障(之所以是屏障是因为否则它就等同于纯粹而简单的死亡，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根本无法期望享乐)而言，“将人们想要将其归因于父亲的主人能指与作为真理的知识分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在分析话语中，S2取代了真理(我们敢说是症状)，只有当它与S1分离时才会起作用。论证完毕。主人话语是精神分析的反面。
1970年，《广播》刊登在《就是说》第2-3期上，此前已于6月在RTB电台上播出。其中提到了父之名，但是为了说在《精神分析的反面》研讨班上没有使用，并提醒人们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原始父亲神话。因此，这篇重要文章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直接论述，即使提到隐喻，其定义也与父亲隐喻的定义相对应，即一个能指代替另一个能指，产生意义效果。也许我们只能指出父亲隐喻的独特性，因为它是唯一产生意谓效果的隐喻，即石祖的意谓效果。
白血和红血
1970年写的《论文序言》中，没有直接提到父亲，1971年写的《Lituraterre(文学即撰誊)》也是如此。然而，在后者中，在驳斥字母优先于能指的过程中，提出了在“作为能指的假相所带来的愉悦”与作为实在中由假相的断裂所导致的沟壑的书写之间的关系。没有雨，就没有沟壑！那么，字母会是话语中假相的例外吗？拉康1971年的研讨班《论一种并非假相的话语》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他通过重新阐述俄狄浦斯的关键来阐明这一答案。他说：“俄狄浦斯的真理效果告诉我们，它远非假相，而是红色的血。但红色的血并不否定假相，它为假相着色，使之逼真，并传播它”。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将俄狄浦斯分成白色和红色两种血的划分，切割并重叠了能指与字母之间的区别，甚至预示着一种超越阉割(不仅仅是俄狄浦斯的阉割)的东西，而这正是后续的研讨班所要讨论的。
在1971年1月20日的课程中，拉康将石祖定义为性享乐的能指，并补充说他从未说过石祖是指代能指缺失的能指。然后，他以一个表述作为结束，我们暂时只需注意到这个表述即可：“这就是实在，性享乐的实在，只要它本身是分离的，它就是石祖。换句话说，就是父之名。”
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区分，即俄狄浦斯神话与“图腾与禁忌”神话之间的区别。在“图腾与禁忌”中，父亲占有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所有女人，正如拉康所指出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那种女人。参考他关于《被盗的信》的文章，拉康随后表示还有一个根本的功能，即父亲的功能，他断言这是不多于一个的功能，它是书写的起源，因此也是整数序数的起源。这一限定可能会再次令人惊讶，因为它似乎与父之名的复数化相悖。在我们看来，只要我们将“名字们”及其复数性与“不多于一个”的“父亲”区分开来，就可以消除这种异议。此外，拉康在研讨班的最后一课，即1971年6月16日的课程中，又回到了石祖与父之名之间的等同上，并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了修正，以便既保留作为建立可计算的一的石祖，又保留父亲的功能。父亲只有在被命名为父亲的情况下才能回应，但这并不排除他可以以多种方式被命名。拉康是这样说的：“如果我在某处写道，父之名就是石祖——上帝知道这在某些虔诚的灵魂中引起了怎样的惊恐——那是因为当时我无法更好地表述它。可以肯定的是，它当然是石祖，但它同样是父之名。被称为父亲的东西，父之名，如果它是一个有效力的名字，那是因为有人站起来回应。”这一说明至关重要。为了让母亲的愿望具有意义，父亲首先必须有一个名字，这样他才能被呼唤，然后他必须回应。接下来的内容同样重要，以至于拉康将父之名称为“分析话语的主人能指”。这个有名字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被阉割的父亲，“被阉割到只是一个数字”。
从此，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建立实在父亲(阉割的代理)与被阉割的父亲(接受一个名字)之间的关系？解决办法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俄狄浦斯的父亲，即被阉割的父亲。他可以代表零，数学家皮亚诺认为，零是建立任何数列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是原始父亲，即《图腾与禁忌》中的父亲，他在俄狄浦斯衰落时呼唤享乐，即呼唤“非阉割”。在弗洛伊德那里，这就是第二拓比中的超我。我们正站在所谓的性化公式的门槛上，但关键公式尚未形成，即否定存在量词“存在一个x”并同时提出“对石祖函数说不”的公式。
存在一个x对Φ(x)说不
从1972年1月12日的课程开始，也就是《……或更糟》研讨班上，拉康亮出了他的牌。在提出“男人的指称取决于石祖函数的全部”之后，他补充道：“[……]至少存在一个男人其指称真理并不取决于他的石祖函数”。这个至少一个无疑是明确的“父亲的至少一个”。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不多于一个和至少一个之间的这个窄门，但优先问题在别处：为什么要用“存在一个x”取代“存在一个父亲”？拉康在阐述令人大吃一惊/父亲(e-pater)的功能时对此做出了解释。他以双关语的方式说道：“父亲是那个必须使家庭大吃一惊的人。如果父亲不再使家庭大吃一惊，我们当然会找到更好的人选。不一定非得是亲生父亲，总有一个人使家庭大吃一惊，每个人都知道家庭是一群奴隶。”这种极简主义的言论在多个方面具有启发性。首先是前缀“é”，我们认为它否定了原始的父亲，即享乐的父亲。然后是令人大吃一惊(épate)，它指的是父亲，不一定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他是石祖函数的例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极限范围内，任何x都可以，只要它在这个说不的逻辑位置上。在这里，我们必须冒险解释。这个x既不是俄狄浦斯神话中的父亲、被阉割的父亲或符号父亲，也不是《图腾与禁忌》中的父亲、享乐的或想象的父亲，而是实在父亲、阉割的代理，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反面》中对此提出了初步的看法。或许我们可以说，父亲就是一，即那个统一者，正如拉康毫不犹豫地说：“存在一个说不的人。这与否认并不完全相同，但从这个把统一(unier)一词锻造成一个动词的变位来看，我们可以推进说，就父亲神话在分析中所代表的功能而言，他统一(unie)了。”这样，这个父亲，或者说这个x，就建立了普遍性。
《善忘(L'Étourdit)》是拉康于1972年7月4日完成的一篇文章，它使用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的逻辑来确定至少有一个这一发明的后果。无疑，在《……或更糟》中已经可以找到在《善忘(L'Étourdit)》和后来的《再来一次》中出现的四个性化公式，但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规范”评论是在《善忘(L'Étourdit)》中。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如果没有一——它允许通过数学从言语到书写，如果按照弗雷格的说法，一是零的名称——那么性化的四个公式就无法构建。第一个公式，“存在一个x对x的大phi说不”，显然为左侧下方的公式奠定了基础，即“对于任何x，x的大phi都满足”。这一点可以通过皮尔斯的象限来证明，例如，皮尔斯的象限修正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或者说完善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它把没有特征的空格作为例外，而非空格的分布则建立在这个例外的基础上，无论它们是特称(一些特征满足或不满足函数)还是全称(所有特征或没有特征满足函数)。因此，必须有一个石祖函数的例外，才能说所有人都服从石祖函数。
与当代逻辑相比，新颖之处始于右边。在这一侧，上层的公式在数学中并不常用，根据拉康，不能被理解为否定存在一个对函数说不的x，那样就等于把它变成了一个否定的全称，而应被理解为“既然没有对石祖函数的中止，那么在这里就可以对它说一切，即使它是毫无道理的”。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公式构成了下方公式的基础。下方的公式涉及女性，或者至少涉及在性化方面认同这一侧的主体：“‘她们’不是全部，同样，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全部。”更简单地说，阉割只涉及她们的一半。然而，如果我们保留“毫无道理”，我们就不能不在这个公式的效果中加入“一-父亲毫无道理的侵入”会引发精神病。让我们明确：由此产生的推向女性与女性化毫无关系，而且，就精神病而言，右侧上层的公式并没有为该侧下层的公式提供依据。由此可见，父之名的排除不过是阉割操作中的一个失败，而阉割操作是由左侧上层的公式指挥的，这一失败使得右侧上层的公式产生了将主体“驱逐出宇宙”的效果，而没有求助于石祖意谓作为至少一半的锚定。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迫使我们明确区分父之名与实在父亲。父之名作为操作者，它为石祖享乐赋予意谓，其活生生的支持是一个被阉割的父亲，而实在父亲作为阉割的代理，是至少有一个对石祖函数说不。我们可以说，这位父亲一直都在，但当他与部落父亲(即那个享乐的父亲)混淆时，这种失败就发生了，使得主体与一脱钩，无法寻求自己的享乐，只能通过一种致命的误解，通过认同大他者的位置，或者通过宣称自己为空无。
同样，1972年夏天之后开始的研讨班重新阐述了性化的公式，以表格的形式，拉康说表格容易产生误解，这个表格还增加了第二部分，一方面探讨了被划杠的La、被划杠的A的S和石祖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探讨了被划杠的主体和对象a之间的联系。其中并无根本性的新内容，但对父亲功能的表述清晰明了，值得引述：石祖函数“在一个x的存在中找到了它的极限，通过这个x，x的大phi函数被否定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父亲的功能”。
名和不
《电视》的日期是1973年底，与题为《不上当受骗者犯了错》研讨班的开始时间相吻合。关于实在父亲，《电视》的一个主要论点在第35页提出：“然而我认为分析实在父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种分析只能是失败的，因为父亲是符号秩序的例外，他对石祖函数说不。至于这位父亲与一的关系，我们必须坚持他统一的东西，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因为他不在一/腻(unien)的体系中，即不在大他者与一认同的体系中。相反，它保持了一的独立性，甚至是一的孤独性，包括在科学中，一是以常数的形式呈现的。因此，要区分存在一个x说不中的一与满足石祖函数时运作的一，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一可以通过与其他数字的组合而被排序，甚至被基数化。
《电视》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出现在最后一句话中：“从纯粹丧失的持续到只从父亲到更糟的赌注。”这个近乎神谕的表述既定义了精神分析的过程，也定义了精神分析的终结。什么是纯粹的丧失？对象a的不可表征性，以及与之同质的东西，即实在父亲的不可分析性。走出这种丧失的唯一办法就是赌一把，而赌注不能停留在永远失去的父亲上，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更糟，也就是冒险预期，选择症状。
我们已经指出，自1963年被“逐出教会”以来，拉康曾多次发誓不再重启被中断的关于父之名的研究。因此，当他将1973年11月开始的研讨班命名为《不上当受骗者犯了错/父之名们》时，通过这一新的拼法，他成功地完成了在不背叛承诺的前提下取消承诺的壮举。这里的“上当受骗者”应该理解为真理，因为，相反，被实在所骗才不会犯错。事实上，这一年的中心主题确实是父之名，尤其是1974年3月19日的课程。我们可以保留哪些要点呢？首先，拉康称之为逻辑的不与实在父亲说的不之间的区别。前者预设了一个整体，并从中排除了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从此成为这个整体的补充。拉康将这种说不称为“命题性的”：“[……]在其本质上，是石祖的，用它的名字来称呼它，[……]每个人都只能建立在这个例外之上，即父亲，只要他在命题上对这一本质说不”。换言之，父亲作为石祖本质所构成的例外并没有从假定的整体中减去任何东西，它带来了存在，或者更好地说是——借用拉康这一受欢迎的新词——外-存在，一个挫败了所有限定词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将其作为全称的同时，也否定了其包含存在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拉康同时让爱从父亲的这个不中浮现出来，因为——给一个粗略但准确的理由——如果厄洛斯是整体的名称，而且首先是作为二人结合的性关系的名称，那么弥补这种关系的不可能性的爱就不再有是的理由了。
在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时刻，拉康区分了他所谓的“命名为”和实在父亲说的不。前者完全依赖于母亲，以至于可以说它排除了父亲的名字。拉康明确地将这种命名为(无疑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体不无关系)运动置于社会之中，并得出结论：“这种命名为难道不是灾难性退化的标志吗？”
最后，为了使我们的研究不过早结束，让我们回到名字们的复数性与父亲的至少一个之间的张力上来，因为在《不上当受骗者犯了错/父之名们》中，没有提到父之名们的复数性。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两篇文章：《意大利笔记》(1974 年4月)和《韦德金德<春之觉醒>序言》(1974年秋)。在《意大利笔记》的结尾，拉康指出，性关系是无法书写的，但也是不可反驳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结论中指出，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知识——“人类为了确保代代相传而发明的东西”——“显示出令人抓狂的缺乏想象力”。拉康将通过与这种代际模式对立起来，因为它可以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关系”，“使爱比它迄今为止构成的喋喋不休泛滥更加高尚”。接下来对圣托马斯的如同糠秕的唤起，更加清楚地揭示了无意识的最终短暂跨度与同意废弃物作为爱的更新之间的对立。我们在这里触及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区分实在父亲的说不和对这位父亲的命名(无论我们是在客观意义上还是在主观意义上理解“命名”)？是的，毫无疑问。此外，这种区分是否复制了我们刚才提出的无意识知识与废弃物之间的对立？部分是的。废弃物和实在父亲一样，无法纳入任何整体。但是，如果我们保留拉康所说的从父亲到更糟的赌注，我们就必须问自己，废弃物的问题是否也是作为说不的存在的不可判定性(右上角的性化公式)的结果而出现。很难不把通过放在这一边。
最后，为了不耽搁回答父之名＝实在父亲这一等式是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转向《<春之觉醒>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我们发现了对这个等式彻底和明确的否定，而这个等式仍然在一些分析家中间引起偏差。拉康将蒙面人作为一个父之名们(注意复数又回来了)，在谈到这些名字时，他继续说道：“但父亲有太多太多的名字，以至于没有一个适合他，除了名字的名字的名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能比拉康说得更清楚吗？
回过头来看，对一-父亲来说，决定性的事情是要有一个名字作为假相，否则“在死者的王国里不上当受骗者犯了错”。
拉康那里的父亲及其名字们(1975-1981)
父亲的环面？
1974年11月，在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第七次大会上，拉康在罗马发表了一篇演讲，就在《R.S.I.》研讨班开始之前，这篇演讲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根据接下来的发展，我们可以将这一转折点描述如下：对父之名的质疑，就其与宗教现实的关联而言，是对父之名们的必然质疑，这将导致命名或更确切地说各种命名被置于(重新置于)首位。如果不阐明这一转折点，试图获取关于乔伊斯研讨班的智慧将是徒劳的，至少是非常随机的。
老实说，《第三》中没有任何直接关于父亲的内容，但这一干预为症状的地位描绘了新的路径，我们知道症状将在接下来的研讨班中占据中心位置。其中明确指出，症状来自实在。因此，任何根除症状(包括作为症状的精神分析)的想法都等同于想要废除实在。这并不意味着要用意义来滋养症状。恰恰相反，解释是通过在能指层面操作歧义来进行的。然而，关键在于：在波罗米结的平面化过程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实在与符号的交汇处，即在拉康定位石祖享乐的区域，打破实在的环面(使其成为一根不会闭合的绳子)，以把握石祖享乐作为症状的出现。然后，症状被定义为“这种异常的闯入，石祖享乐就在其中，只要[拉康]描述为性的非关系的基本缺失在那里展开，绽放”。反过来，无意识知识的阐述通过解释在症状领域获得了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石祖享乐“也可以被收缩”，但由于原初压抑，主体不可能取代无意识，石祖享乐也不可能消失。
在对《R.S.I.》研讨班进行简短介绍后，它于1974年12月10日正式开始。拉康一上来就回顾了原初压抑(Urverdrängt)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某些东西是urverdrängt，才有了我们永远无法赋予其意义的东西”(1974年12月17日，ALI版本)。一开始，拉康就提出了一个论点：可以归因于弗洛伊德的父之名是添加到实在、符号和想象的第四个环。它是“心理现实”，确切地说，是“宗教现实”(1975年2月11日)。在同一堂课中，拉康阐明了研讨班的目标，即设想三个环的打结是“各种补充”(复数)工作的可能性，并指出这是他在中断的研讨班《父之名们》中已经开始的项目。然而，拉康向听众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预言“分析中的父之名[……]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东西，以便我们的符号、想象和实在不会——就像你们所有人的命运一样——分道扬镳”。最后，拉康指出，将四个结视为最低限度不过是在一致性方面取得的进步，但这并不妨碍父亲们是不一致的。
3月11日的课程标志着与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偏离。与弗洛伊德不同，拉康认为父之名们是用来命名符号、想象和实在这些环的原初名称。正是通过这种命名，意义才得以产生。在这个层面上，它们是由父亲——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作为人类想象的上帝”教导如何命名的父亲——赋予的名称。因此，父之名被简化为“给事物赋予名称的根本功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归因于弗洛伊德的父之名是第四个环的概念？完全不是。拉康是这样陈述和论证这个“不”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停留在三，即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符号中赋予名称的区分是这个符号的一部分，这表明添加这个四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这就是波罗米结的拓扑学展示和重新定义。如果我们从一个位于另一个环内部的环开始，那么第三个环必定在第一个环内，而包围第一个环的第二个环必定在第三个环内：
拉康继续对父之名的探索，最终将上帝作为父之名的原型，同时强调上帝是“那种完整的女人”，其公式是“存在一个x，x的大phi”，即阉割的上帝。但这个公式并不是性化公式的一部分。我们如何理解这最后的评论呢？即使我们不能放弃父之名，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但我们可以称之为绝对主义的父之名概念与精神分析教给我们的关于女性气质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女性气质教给精神分析的东西——相悖：不存在那种女人，或者说：女人不是全部，这在结构上限制了阉割的范围。在这一逻辑下，拉康甚至指出，既然女性是非全部，那么她们只能作为“症状”而外-存在。与上帝以第四个环的形式补充波罗米结的无用性形成对照的是，至少可以发现它的雏形，第四个环作为症状[5]。
[5]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课中，拉康在拓扑层面上以苏里和托梅的命题为基础，提出了结的方向问题，环是否以S、R或I命名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命名顺序问题。
4月15日的课程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又是一次重要的课程。在讨论这一课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在3月18日的课程中，拉康在提到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模式时，以四句话作为结尾，明确提出了我们现在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实在大他者只能是波罗米结本身；在这一点上，“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一方面，没有说实在大他者不存在，另一方面，可能的第四环并不是大他者的大他者，即父之名的绝对化；
——对这个结的想象认同，“是癔症患者对大他者欲望的认同”；
——对结的符号认同是对一元特征(einiger Zug)的特定认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实在大他者——即结——的实在的认同，就是父之名。“实在”既可以是名词，相当于专有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
现在来到4月15日。在实在大他者的结中，对这个结的实在的认同，无论是拉康所说的父之名，还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其个体化都是通过符号实现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名字是从符号产生的洞中出现的。根据拉康，犹太人的“我是我所是”就是这个洞，它“吐出”了名字，即作为名字的父亲。这种通过洞来建立，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63年11月被中断的《父之名们》研讨班上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复数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它之前还不清楚的话：父亲有你想要的诸多名字，而正是这个洞，作为一，在波罗米结中将它们打结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不再站在作为命名者的父亲这边，也不再站在将命名能力委托给人的父亲这边，而是站在可以被无数种方式命名的父亲这边。
让我们记住这一区别，拉康将试图以一种复杂但可理解的方式来阐明这一区别。在三元结中，我们无法在一开始就知道哪个环是实在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弃了大他者命名大他者的论点，又该如何引入命名呢？拉康以卡特尔和他发明的加一为例，首先指出，即使在一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卡特尔中，也必然存在一个加一，即被认定为以波罗米结的方式连接其他两个成员的加一。如果我们从R、S和I这三个尚未确定的环的要求出发，那么就需要一个加一，在这种情况下是第四个，来对这三个环进行命名。拉康将这第四个环指定为“支持符号的东西，即父之名，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制造出来”。因此，第四个就是父之名，只要它与符号结合在一起，就会进行命名。或者说，父之名就是加一，即命名，“我们确定可以产生洞的唯一东西”。
这就产生了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命名是否意味着只有符号才能与父之名结合？至于爱，拉康最后补充道，它只存在于“对这第四项的认同”中。的确，如果说爱是不存在的性关系的补充，那么很明显，爱的出现不过是对命名的支持，因为它制造了洞，即显示了一与一之间的洞，而它们永远不会变成二[6]。因此，父之名在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后，与弗洛伊德发现的认同相关联，被揭示为产生所有命名的东西，而无需使其成为大他者的大他者，但条件是它必须是加一，即意味着有洞。
[6]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拉康引入了三曲腿图的概念，即经由父之名打结而形成的结，加一在三曲腿图的三个特征之间形成环路。
本研讨班的最后一课，即1975年5月13日，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只有符号与父之名结合才能产生命名吗？拉康画了一个有四条边和四个顶点的图来阐述这个答案。
N是命名，那么我们可以用I、R、S哪个指标来索引它，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引用拉康的话：“正是在这三个术语之间，即把想象命名为抑制，把实在命名为[……]焦虑，或者把符号命名为[……]它实际上以症状的形式出现[……]，我将在明年探讨应该赋予父之名什么样的实质。”那么，让我们记住，确实是符号的命名导致了症状。
圣父亲或症状体
我们只能将拉康漫长的试探性理论归功于他的天才，这些理论使他迈入了《症状体》(1975-1976)研讨班的门槛。1975年6月16日，他以题为“乔伊斯这个症状”的演讲拉开了詹姆斯·乔伊斯国际研讨会的序幕。他称这个标题“不过是他的名字，他相信乔伊斯会在命名的维度中认出自己”。在这篇短文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论点是，症状废除了符号，这使拉康有资格将乔伊斯称为“退订无意识的人”。第二个论点在《R.S.I.》与即将开始的研讨班之间架起了桥梁：“所有的心理现实，也就是症状，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父之名是一个无条件的元素。作为名字的父亲和作为命名者的父亲不是一回事。父亲是第四个元素[……]，没有它，在符号、想象和实在的结中一切都不可能。但还有另一种称呼父亲的方式。这就是父之名，就乔伊斯所证明的程度而言，我今天用应当称之为症状体的东西来为它加冕”。
或许，至少将乔伊斯的症状体视为第四个环已经是合适的了，而对于在所有情况下，症状体，甚至症状，是否都具有构成父之名的“无条件元素”的功能，则是一个保留的问题。
在《R.S.I.》研讨班上，拉康已经隐晦地指出，由于女性不是全部，她们只能作为症状而存在。在关于乔伊斯的研讨班开始时，他再次提到了这一点，指出女人只有在听到“全部，但不是这个”背后的含义时，才是“全部”。“但不是这个”就是症状。这是否意味着“全部”就是父之名，以阉割的上帝这种虚幻的形式出现？我们暂且搁置这一点。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我们命名了符号、实在和想象这三个环，“我们就必须假定，构成波罗米联系的是四元结构”。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加一，没有加一，三项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洞，因为波罗米打结意味着，只要切断其中一个环，其他环就会解开，不再相连。再进一步，性倒错被定义为这种臣服的形式，在假定三个环已被命名的情况下，呼唤第四个环，拉康将这种呼唤翻译为“转向父亲的版本”。因此，“父亲是一个症状，或者说是一个症状体，随你怎么称呼”。注意，拉康并没有说：父之名是一个症状体。
然而，他在几页之后以某种形式说出了这一点，他说：“俄狄浦斯情结就是这样一种症状。正是由于父之名也是名之父，一切才得以维系，这并不减少症状的必要性。”我们知道，拉康的这一论述无疑在将父之名解释为症状体的一个特殊或退化的案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症状体被视为更普遍的概念[7]。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论述的要素。拉康从未说过，对于乔伊斯来说，父之名是排除的。例如，他只提到“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一个有缺陷的父亲”。他接着明确说：“《尤利西斯》见证了乔伊斯在否定父亲的同时，仍然扎根于父亲。这就是他的症状。”然而，关于乔伊斯的症状问题，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当拉康提到乔伊斯的女儿露西娅，同时也提到他刚刚在圣安娜医院见到的一位患者，这位患者自称是一位心灵感应发射者时，他做出了如下评论：“就言语而言，我们不能说乔伊斯没有被某种东西强加。”根据拉康，随着乔伊斯艺术的发展，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不再有任何“语音同一性”。最后，如果说乔伊斯本人可以被称为症状的话，那是在拉康将症状描述为核心的意义上，核心症状是“由性关系本身的缺陷构成的”，乔伊斯的作品《流放者》证明了这一点。
[7]特别是雅克-阿兰·米勒，他在介绍中断的《父之名们》研讨班时谈到，在《症状体》中，“父之名被贬低到症状和工具的地位”。如果我们注意到“症状”与“工具”之间的对立，或许就不会出现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
在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总结：乔伊斯是一个症状，一个以否定的方式根植于父亲的症状，最后是被强加的言语的症状。在他研究的这个阶段，拉康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乔伊斯的症状体，是他的写作艺术，而不仅仅是被强加的言语形式的症状，其功能是为了纠正他所说的结的走向的错误。因此，乔伊斯对结中的失败做出了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三元结由于错误而被简化为了一个圆，通过第四个圆的修正来弥补失败。这一错误显然是由于乔伊斯的父亲没有将石祖传给他，或者传给他的方式有误。这一修正的目的是弥补父亲的不足，并以牺牲父亲的专有名字为代价来提升詹姆斯·乔伊斯的专有名字。但是，如果将这一目的置于乔伊斯对不可超越的永恒名声的平庸渴望之中，无疑是不够的。专有名字的构建，就是作品本身。
随后，拉康运用拓扑学的方法，在错误的修正过程中唤起了两种不同的拓扑结构，一种中性别是等同的，另一种中性别是不等同的。然后，拉康得出结论：“症状体恰恰是我不属于的性别，即一个女人”。这个研讨班的密度和它所进行的认识论上的弯曲解释了它在多个维度上的影响。我们不应该为了把自己局限在父亲及其名字们这一问题上而忽略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它们是上述讨论中的要素。因此，拉康从拓扑学出发区分了方向感，引入了意义的排除。这使他能够断言，父之名“归根结底是一种轻的东西”，相对于这种根本性的排除。
现在，我们以解读的风险为代价，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1976年4月13日的课程中，在回顾了无意识的假设只能由父之名来支持之后，拉康明确回到了父之名。他补充道，问题在于对父之名的假设就是对上帝的假设。这导致了两个结论：首先，精神分析应该达到不再需要上帝——作为父之名——的地步，但“条件是我们要利用它”。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在所有可以想象的人类案例中，父亲确实是一个症状，但父之名不是一个症状。正如拉康在他的演讲中所坚持的那样，它是结构中一个无条件的元素，而且正如他在研讨班上重申的那样，它是石祖传递的一个条件元素，最终，在倒数第二课中，它是一种只有通过利用它才能摆脱它的东西。那么问题就移置了：当它成为被排除的对象时，或者当父亲的缺陷不允许它到位并发挥作用时，我们如何才能利用它呢？这就是乔伊斯特有的解决办法介入的地方，即利用他的艺术，通过他的症状体，弥补父亲的缺陷，我们将回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可能会问，父子传递中是否总是存在这种缺陷，即使它不以父之名的缺陷的形式出现。
无论如何，拉康在结论中提出了一个拓扑学的论证，说明乔伊斯如何弥补我们仍然称之为父亲的“缺陷”。他假定，结的修正适用于一种拓扑结构，在这种结构中，S和R直接耦合，因此I是自由的。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并没有陷入受虐狂，因为他卸下了对身体的想象。他年轻时挨打的经历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因此就对性倒错免疫了吗？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与诺拉的关系，这就不确定了，但至少，他避开了构成受虐狂的性倒错这条王室大道，没有陷入父亲是虐待狂、儿子是受虐狂的救赎关系。这样，他就摆脱了上帝。至于对结的修正，由于有了第四根绳子，S、R和I可以部分地以波罗米打结的方式连接，在我们看来意义重大的是，拉康不再谈论症状体，而是谈论自我。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通过父之名来解决问题，不能不涉及性倒错或父亲-版本：“性倒错是对弗洛伊德将一切都建立在父亲的功能上这一事实的认可。这就是波结。波结只是[……]对作为阉割的承担者的父亲[……]的爱这一事实的翻译。”诚然，这是弗洛伊德的一种直觉，而且，这种直觉还得到了“图腾与禁忌”这一未经证实的神话的支持，但拉康说他要用他的波罗米结来赋予这种直觉以身体。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完成的分析可以切断这种性倒错，也就是切断父之名不可消除的上帝面孔，或许这也是这个操作者有效力的条件。
让我们大胆地做一个简单的表述，即使它并没有重现拉康在这个研讨班结束时的那句话：父之名允许主体相对于Φ来定位自己，但代价是主体得臣服于朝向父亲的版本。当症状在没有父之名的情况下出现时，它可以通过症状体来弥补，使主体有可能不再游离于与Φ的关系，而不必诉诸于上帝与大他者之间的粘合，这阻止了发现大他者的不一致性。
也许正是出于这最后一个原因，拉康在重写其口头陈述的“乔伊斯这个症状”中得出结论，乔伊斯实现了这种“排除意义的不透明的享乐”，也就是书写其作品的症状享乐，并通过“使自己成为父亲的……上当受骗者”，在不“诉诸分析经验”的情况下，贬低其价值。然而，仍有一个问题值得商榷：乔伊斯是否诉诸于意义来完成这一旅程？
上当受骗者R
我们可以认为——这次没有犯错的风险——乔伊斯就是这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症状”的典范，而这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症状正是定义分析结束的东西，并且这种知道如何做与我们刚刚引用的句子完全对应。通过强调成为父亲的上当受骗者这一要求，我们是否已经得出了关于父亲的最后结论？在倒数第三个研讨班《结论的时刻》中，拉康提到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强调无论父亲做什么，儿子都找不到不杀他的办法。这只是无数次提醒中的又一次，因为拉康一直认为这种所谓的谋杀是语言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处于符号父亲的层面，但问题是，这位父亲并不是阉割的代理。如果我们现在再次回顾关于乔伊斯研讨班上提出的术语，根据这些术语，存在着一个结的失误，即父亲没有达到传递石祖的高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补充说，他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他无法完全抹去自己？这就是父亲的矛盾之处。如果他不抹去自己，石祖就不会被传递；如果他抹去自己，就不再有阉割的代理，即实在父亲。我们可以说这一矛盾是实在的，因为没有任何符号可以处理这一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使父亲成为一个症状。
1976年3月24日星期三，拉康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EFP大会闭幕式上，他这样表述：“这一片实在，你还必须试着把它体现出来一点[……]。当然，人们最终会让我放弃这种抵抗；人们最终会阉割我，因为这是父亲们的共同命运。”这里谈论的难道不是实在父亲，一个能够体现“一片实在”、不服从阉割的父亲吗？而最终会追上他，并使他失去作为阉割代理的阉割，难道不是谋杀神话背后语言(即符号)不可避免的效果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两点。首先，这个结始终是失败的：即使第四根绳子通过不中止石祖函数而制造了真正的洞，也就是说，如果父亲消失了，他又如何保持自己作为实在的一部分呢？要么把自己假定为上帝，这就抵消了对他的抹杀；要么向上帝宣誓效忠，这就相当于父之名作为“塞子”。唯一的出路是第四根绳子成为症状，即父亲的不可处理性的症状。其次，在父之名缺席的情况下(乔伊斯的情况)，这个症状通过成为症状体，可以弥补父之名的功能，这样石祖就可以作为一发挥作用，成为语言的标准和隐喻的条件[8]。但是，症状体并非总能胜任这种补充。然而，在父之名已经到位的情况下，如果主体不想继续被囚禁在大他者的伪一致性——由大他者的大他者所保证——中，那么他就必须通过他的症状来摆脱这个操作者。
[8]与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不同，对症状的认同并不发生在大他者那里。我们或许可以说，它发生在隐喻中，隐喻创造了一个在大他者中绝非预先形成的间隙，从而产生了“语言之外的意义”。这意味着即使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也可以被认定为一种隐喻。
让我们暂时放弃在这种拓扑学中前进，因为这或许能让我们理顺这种复杂的复杂性，以便把最后的发言权留给拉康，在他1980年1月的解散信中，他把自己唤作“严厉的父亲/坚持不懈(père-sévérer)”的主体。这是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以实在父亲的身份讲话，这表明那些追随他的人和那些没有追随他的人都没有成功地“阉割”他。在上文提到的1976年3月24日的演讲中，拉康表达了他想要为他想体现的那个“实在的一片”找到一个名字的愿望。或许他最终通过“解散”一词找到了，这并非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