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斯坦福任教30年，她是如何找到未来之路？

心理学是以生物学和脑科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即使在本科阶段，你也可以进行原创性研究。当时行为主义已经过时，认知心理学开始兴起，心智的黑箱已经打开，思考、记忆、判断、情感得以接受客观的、实证性的研究。你可以由外而内地探索心智，只需要发明创造性的观察方式，很多人涌向了这个领域。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做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而我那时只有18岁。

荣誉计划包括一个研究项目和一个两年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你会和一小批学生一起上课，他们大多数人都决定走心理学的职业道路，是一群优秀的同龄人。我的研究项目脱胎于我暑期关于情绪唤醒和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我得到了不错的记忆具备效应，但与情绪唤醒之间不具有相关性。我本应该发表这项研究的，但又觉得它并不具备发表的条件。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看清，不发表本应发表的研究成果也是我的一个缺点，但那时我很难对抗这个缺点。

当时负责荣誉计划的老师是一位在心理学的弱势领域拥有卓越成就的女性，她不能容忍别人对她所说的内容进行讨论或质疑，而我却向她提出了挑战。她因此拒绝授予我相应的荣誉学位，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做的研究不够好。我的导师们对此提出了抗议，但她胜利了。或许可以说，她并不是一个榜样。与此同时，我被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了，这是我申请的唯一一所研究生院，尽管当时一位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教授曾经试图说服我去斯坦福大学。

闪闪发光的大学生活

密歇根大学远远不只有心理学，这里有太多可以经历和学习的东西了。教育和生活中的一次次跳跃，就像烟花中次第绽放的闪闪发光的色彩。我大一时的辅导员是一位英语专业的研究生。我们会长时间地讨论文学、职业和生活，常常聊到深夜。

偶然间，我遇到了两位朋友，他们都是来自英国的法学研究生，活泼、有趣、老练。他们有车，会带我一起远足，给我讲有趣的故事，告诉我有关法律或英国的知识。这种快乐结束于他们其中一位爱上了我，并且表示想带我回英国。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远远没有做好安定下来的准备，“安定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到害怕。

像许多人一样，我经常在巨大的学生活动大楼学习，外加聊天，那像是我的社区。一群聪明的数学系研究生接纳了我。有一天，鲍勃·迪伦走了进来，大家把我介绍给他认识。这位迷人的故事讲述者后来成了著名的小说家，他当时就坐在我旁边，给我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我还通过担任音乐会引导员得到了音乐的熏陶，利用学生票获得了关于戏剧的教育。

艺术也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大学最后一年，我在艺术学院上了一门素描课，这门课很有挑战性，因为它是为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但是老师出乎意料地喜欢我的作品。我爱这门课，非常着迷，甚至无法停止画画。下课之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画着我在课上画过的画，甚至在心理学课上也在画画，我意识到我必须在心理学和艺术之间做出选择。当时我已经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了，心理学研究生院为我提供了维持生活的津贴，但艺术研究生院没有。我想即使我可以去艺术学院，可能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靠艺术谋生。学艺术感觉像是一种自我放纵，现在想想也许我只是缺乏勇气。

当时，给女性的其他选择并不吸引人。我的朋友有的去纽约做起了秘书工作，有的获得了教学证书，但很少有人在学术领域读研究生。我认识的女性没有一人进入法律、商业或者医学领域。现在，女性的机会大大增多了，这对女性而言肯定是一种进步，对社会而言更是。

大学三年级，我申请入住了一间由贵格会运营的合作宿舍。独立教派贵格会致力于世界和平，周日早上的聚会没有任何仪式。他们只是静坐着，直到有人有个想法想要分享，接着又是沉默，直到出现另一个值得分享的想法。

参加聚会不是必须的，但为大楼工作是必须的。合作宿舍的居民中有16名女性，一半本科生，一半研究生。另外还有16名男性，他们全都是研究生，付费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是一个活泼的团体，由女性负责做饭或者打扫卫生，我选择了做饭。每周三，我会获得一张食谱和相应的食材，用两个半小时为36人做晚餐，因为还加上了房东和他们的孩子。

楼里的大多数女研究生来自亚洲。许多个夜晚，晚上11点左右，她们中的一人会用剩菜和米饭准备一些美味的食物，我们会在厨房里一起吃零食，分享故事。其中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舞蹈家长得极其美丽，马龙·白兰度在她的巡演中爱上了她，每天都给她打电话、送玫瑰。整个宿舍只有一部电话，每当它在5点钟响起的时候，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接电话，因为那是独属于马龙·白兰度的时段。

有一次我接到了，当听到他那宛如从电影中走出来的令人无法忘怀的声音时，我心花怒放。另一位女研究生来自印度，她后来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我的室友来自日本，她成了我一生的朋友。不寻常的是，我的这位室友出生在摩洛哥，童年时住在巴基斯坦。她父亲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在一家大型贸易公司工作。当她还是一名小学生时，她因学校里一尊巨大佛像的美丽而大受震撼，从而开启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之前她在世界各地的联合国机构工作，特别是在艺术领域。当时她正带着奖学金来到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艺术史。在联合国工作时，她遇到了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杰出文化人类学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曾一度担任某所著名博物馆的负责人。几年之后，她毕业了，他们在阿富汗结婚并且生了两个孩子。

佛教艺术在5世纪的阿富汗格外兴盛，她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后来，她给我看了一张可爱的照片，上面是后来被摧毁的巨大佛像，她的孩子们正在佛像前玩耍。1979年暴发了战争，他们年轻的儿子面临着被征召入伍的危险，于是她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日本，那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行动。但她的丈夫没能离开，之后他们夫妻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她回到了自己原本舒适的家，就在东京郊外的古老城镇里，城镇的山坡上点缀着佛教寺庙。她成为上智大学一位颇受欢迎的老师，还经常去巴基斯坦做研究。她也经常受邀做演讲，并且会在我在斯坦福的家中停留。到了晚上，她会给我看她行李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演讲材料。同时，我也收到了许多去日本的邀请，于是我们得以继续我们的友谊，见对方的孩子，跟进彼此的生活和事业。

即使我们都成了上了年纪的寡妇和祖母，也还是在一起喋喋不休地讨论一切。当她在日本的博物馆里向我介绍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安静下来仔细听。许多人称她为“先生”，那一般是对受人敬重的老师的尊称。

回溯我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活，当时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的动荡围绕着我们学生，校园也深陷其中。我有段时间为《斯坦福日报》工作，当时的编辑是汤姆·海登（Tom Hayden），后来他以社会活动家和简·方达（Jane Fonda）丈夫的身份而闻名。

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由一位年轻且有魅力的心理学教授组织的政治讨论小组，在这个小组里我们产生了组建和平队（Peace Corps）的想法。我们收集了支持组建和平队的签名，由我和另外两人把这些签名带去附近的机场交给约翰·肯尼迪，当时他正在竞选总统。最终肯尼迪把我们的想法变成了现实，这多么激动人心啊！

一个与我的家庭密切相关的事实是：在此之后不到5年，我们把我妹妹送去了秘鲁的和平队。民主社会学生组织的创始人经常待在学生活动大楼，但我不喜欢大规模抗议、静坐和示威，我更喜欢学习和讨论。抗议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无效的挑衅行为，而讨论却可以产生好的想法并给予集体能量，这背后也有心理学原理。行为学家斯金纳也观察到，惩罚虽然可能制止不良行为，但它并不能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关于越南战争，我没有参与抗议，而是参与组织了第一个通宵开放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有专家参与的宣讲式研讨会。这两种方式至今仍然流行，但抗议似乎变得更强大。因为有时候更危险，也意味着会更有效。实际上，这两者应该都是必要的。

大学最后一年，我选修了一门心理学中令人兴奋的新课程——数学心理学。这门课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尽管我当时并不知晓，以为它只是一门课程而已。数学心理学的研究者自视为心理学的未来领导者，其他领域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数学心理学摆出了风靡整个心理学领域的架势。数学心理学的理念是建立既能像数学一样进行定量分析，又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行为模型，就像物理学那样。数学心理学取得了一些成功，虽然在当时没有风靡整个领域，但它已经以不同形式征服了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比如贝叶斯算法、神经网络、模拟、建模等。

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和加州大学校长。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之中还包括阿莫斯，他后来成为数学心理学领域的佼佼者，也成了我的丈夫。

前半部分，也就是他成为佼佼者的部分是可以预期的，阿莫斯很快就被视为一名才华横溢、富有远见的研究生。后半部分则是无法预期的，阿莫斯显然当时就注意到了我，虽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而这好像很符合我的个性。这门课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具有关键性意义：尽管阿特金森试图说服我，但我还是没有去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如果当时我接受了邀请，又会发生什么呢？命运的另一个意外转折是，许多年后，在阿特金森离开斯坦福大学之后，我成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师，而阿莫斯则“继承”了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