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读《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回忆录。
之前，其它书中写道：
凯瑟琳-格雷厄姆说她跟着巴菲特读了一个商学院。
这次，看凯瑟琳自己写的书，这个答案更完整。
【一、历史背景】
凯瑟琳-格雷厄姆
1972年
1973年2月，巴菲特趁此机会持续买入
巴菲特以27美元买入18600股。随后股价持续下跌，他也随之不断“加码”。5月跌到23美元，他买入4万股；9月，股价跌至不足21美元，他以20.75美元的价位买入超18万股。
直到1983年，华盛顿邮报股价大幅上涨，市值一举破10亿美元，此后该公司在十多年间均保持较好的股价表现。实际上，从1973年到1992年，巴菲特投资该公司的首个二十年，公司每一美元留存收益，为其股东创造了1.81美元的市值。
回顾这次成功的投资，巴菲特在1985年表示华盛顿邮报的价值曾被严重低估：“大多数证券分析家，中介经纪人和基金管理人本该估计到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内在价值在4亿到5亿美元之间，而每个人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它的股票市值只有1亿美元。”
此后的20年，华盛顿邮报股票也曾出现多次震荡，但巴菲特始终坚持长线投资。根据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2年财报显示，巴菲特仍持有华盛顿邮报28%的股份。
2013年8月，亚马逊CEO贝佐斯同意以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华盛顿邮报公司旗下《华盛顿邮报》等报纸资产。消息公布后一天，华盛顿邮报公司股价开盘上涨5.3%，报599美元。按照此时股价，巴菲特持有的股票价值高达10.2亿美元，这笔投资的回报率高达9170%。
从巨额亏损到获利10亿美元，这个过程中，巴菲特为凯瑟琳单独开设的商学院课程功不可没。
今天我们就分享其中部分课程内容，特别供A股上市公司的女老板学习，女性创业者也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单独授课的“巴菲特商学院”】
凯瑟琳在书中写道——
1974年9月11日，沃伦和唐·格雷厄姆进入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会。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没有谁对我的帮助可以与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我需要我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对于公司经营方面的许多事务，我仍旧感到不自在，没有自信，易遭批评。在这方面，沃伦的确影响了我。我郑重其事地开始接受商业教育——他实实在在地把我带到了商学院，而这恰恰是我所需要的。我是多么幸运，可以尽可能地得到沃伦·巴菲特的指点，要知道许多人愿意为此付出一切。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很辛苦——沃伦承认我需要他所谓的“一点点补救工作”——但于我而言，它绝对至关重要。
——《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第25章
【二、“巴菲特商学院”独家课程】
据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忆——
于我而言，幸运之处在于沃伦如今更多地出现在我身边，他不仅不是威胁，还成了一位好友兼意义非凡的顾问。在如此多令我忧心的事务上，沃伦增加了我的信心，开拓了我的眼界。待到1974年的春季，沃伦已经源源不断地寄给了我许多包含宝贵建议的备忘录，还不时提醒我注意那些我不曾察觉到的问题。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拥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多么值得庆幸，但却愈发依赖于他的建议，喜爱这种状态。实际上，他正在教授我思考商业问题的基本方法，而这恰恰是我期望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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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看出我对商业术语和措辞极为陌生。他后来告诉我，我在用“神职人员的方法”处理商业问题，似乎觉得倘若我“没有学过拉丁语，就没有办法将其应用到神职工作中去。”他没有要求我盲目地相信任何东西，而是拿出铅笔，将事情阐释清楚。他认为倘若我们能够祛魅许多正在谈论的事情，那会大有助益，因而他总是带着尽可能多的年报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指导我通读它们，描述不同的商业类型，阐述他对现存企业的主要观点，指明为什么这家公司经营优秀，而另一家则管理糟糕。他在向我传授他高度成熟的哲学理念的同时，还教会我具体做法。他告诉我，欧提斯·钱德勒收集古董车，而他收集“古董财务报表……因为就像地理学和人类学一样，在相去甚远的时间节点上为企业排快照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能够反映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变化，以及是什么将特定的发展模式与另外观察到的其他模式区分开来”。
沃伦是位伟大的导师，他的课程“奏效了”。我告诉他，看来我极有可能变得“能够添砖加瓦”——在此种情况下，“要么这个帝国土崩瓦解，要么我真正成为不论何种范畴上的最有权势的女人。特里比与斯文加利紧紧潜行于后……”尽管我所学到的东西没有期望的多，但我的知识原本就匮乏至极，因而仍旧获益匪浅。此外，他让我记住，宁愿做优秀公司的差劲主管，也不要做差劲公司的优秀主管。实际上，沃伦最喜欢的是优秀公司的优秀主管，不过，我领会到他的深意了。
我开始学习商业课程几周后，沃伦寄给了我迪士尼公司的年报封底，上面画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儿童，经过一天的迪士尼乐园之旅后，他显然累坏了，脑袋靠在一边，睡得很熟。沃伦在封底上潦草地写道，“这是你读完第10份年报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是个乖巧勤勉的学生，但正如沃伦所言，“就兴趣而言，我不认为自己抓住了主矿脉。它更像是某个出生在虔诚的宗教家庭的孩子进入了希伯来语学校，只因为他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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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为我做了许多事情，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消除了我的不安全感。就像本始终让我对《邮报》编辑事务感到放心一样，沃伦及其积累的大量类比资料和奇闻逸事——我称之为“巴菲特思想”——还有他始终如一的支持，让我倍感安慰。我们刚刚结交时，我写信给他说，“当你写信说你持有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大量股票时，我没有意识到尽管股票分红也许不会令你发大财，但我在精神上的收益却是它的三倍。”沃伦不仅精通商业，也非常熟悉通信行业，这是我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力所不能及的。他从来不会用虚妄的乐观主义来安慰我，而是让我看到现实的一线光亮——不论有什么样的事情困扰着我，他都能觉察到希望。他始终平易近人，拥有他就像是拥有了私人商业问题心理医生。
阅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可惜没有资料记录下巴菲特和凯瑟琳两人在这方面的通信内容，否则，一定是更完美的商业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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