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言选登（二）

共同抒写璀璨的民族画卷

张燕玲

今年夏季，我受到中国作协的聘请，参与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工作，得以阅读众多的兄弟民族近年创作的作品，得以近距离观察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成果，得以感受到各民族作家以高度开放的视野，拥抱当代中国的辽阔版图，在与时代同向同行的过程中努力创作，绘就多元一体文学图景的璀璨篇章。

以获奖的长篇小说为例。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民族作家是时代变革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者。他们都能较好地与历史和现实建立关系，把自我的生命展望建立在深厚的家国情怀、民族团结和现实关注里，在文史互动中，以个体或地方性的书写抵达宏大叙事。如满族作家马伯庸的家国情怀大气磅礴，两卷本的长篇《大医》以三位不同背景的医学青年的成长史，映照着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既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也充满坚实的现实主义力量，既有着开阔的世界性视野，还沟通了雅俗互通的文学之道。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创作的《阿娜河畔》以温柔敦厚、生动内敛的笔触，借家庭叙事与大历史实现共振，那份对母亲河的款款深情令人动容。同样写河岸儿女的还有瑶族作家光盘，他的《烟雨漫漓江》是一部动人的漓江儿女生活史、情感史。在人与自然的主题中，在充满生趣的桂北民间文化与山河烟火里，光盘创造了一种永续向前、四季流转、万物生生不息的活力，为新时代的漓江立传开新。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则以四代人的命运轨迹映照西藏近百年高原的历史与有情的众生，在家族叙事中揉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动态历史。

我们广西的获奖作品同样出色，除光盘外，还有壮族诗人黄芳的《落下来》，诗作以清净而思辨的诗风，深入生活的缝隙，明敏柔美地抒发着民族的、女性意识及日常主义的诗绪。壮族作家凡一平则以《上岭恋人》，深情刻画了系列壮乡民间的传奇人物，生动展现了乡土中国巨变的新时代图景。

当然，我们也看到民族作家创作的难度，看到我们这一代作家站在前辈肩膀上并没有走得更远，尤其我们南方的边地写作，更需要拥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辈的可能。比如民族的民俗在某种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长历史，但民俗落实到文学创作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体现，文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无论以什么创作方式，是哪个少数民族，文学都要回到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从来就是生机勃勃的。比如新时代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生存与社会、以及人心的变化，比如那些在时代巨变中，仍保存良好的千年民族古村落等等，都留待写作者的艺术挖掘与表现。我们深信，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将在文学观、审美创造力等多重维度继续突围，继续把日常经验美学与民族史诗美学融汇再造，创作出中华文化佳作。

我还见证了评委同行高度的责任感，高水准的专业精神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在评奖的日子里，所有评委的心中都激荡着民族团结、文学神圣的庄严情感，秉持对文学的公心，交出了这份答卷，留待读者和历史的检验。祝贺获奖作家！你们是新时代民族文学的荣光。

文学无疆，骏马驰骋，愿一代一代的民族文学骏马，奋力奔驰，共同抒写出中华民族更璀璨的文学画卷。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从静止的传统到现代性的流变

刘大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于认同的“意识”。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过“共同体”与“结合体”，共同体的要义在于主观与情感上的认同，结合体则是基于理性与功利考量而形成。因此，民族文学在其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与有效的功能，即塑造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了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体、族群与国家、共同体与社会。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需要对此基本问题有所自觉。从发生学而言，民族文学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的“人民文艺”，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文学是探索社会主义之路的“大日子”与各民族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小日子”之间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卷”。

所谓民族文学的“内卷”，意指那种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格的自我风情化，价值理念的偏狭；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式转型等问题。具体体现在创作中是某些模式化的现象：历史叙述接受新历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个人主义史观，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革命史、斗争史和解放史，并且将族群与地方结合，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现实题材作品则更多聚焦于现代性流播之于边地、边疆的民族既有传统的冲击，它们往往会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出现，乡土、族群、血缘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其情感结构以对旧有文化的怀旧与缅怀、对新兴文化的怨恨与感伤为主。在影视文学和诗歌之中，源于民间口头传统的滋养作为精神与技术资源依然存在，但往往对某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加辨析与批判，在风景与意象的营造中落入到刻板印象之中，经常出现的是陈腐的观念与内容。

如此一来，民族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文化问题，而文化则往往收缩为某种奄奄一息的“传统”，那个“传统”不再是历史流传物在当代的效果历史，而成为由某些具体意象、符号、故事类型所构成的固化存在，从而脱离了其时代性，此种文学书写无疑是脱离了广阔现实与生活的偏狭想象，无意识地重复了东方主义的思维。这些现象背后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矮化。

如何高质量地发展民族文学，我们需要明了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外在于大历史。作为同时代人，中华各民族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技术与日常生活世界，问题与意识、体验与焦虑、情感与表达本不应该受限于某种族群身份——这种身份自身也是在历史中产生，会经历不同语境而做出相应调适，而不是永世长存之事。如果将民族身份与文化书写为由某些特征所构成的静止之物，那显然有违于历史演化的动态性。当然，如果辩证地看待问题，具体的少数民族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宗教习俗乃至各种人生仪礼，同聚居之地的风土景物也会形成相应的关联，只是这种关联也需要在流动性中进行把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虽然可能从细微之人、事、物、情入手，但显然不会满足止步于此，总要指向于普遍、共通的感受与思考。

（作者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攀登，一个写作者的永恒姿态

阿 舍

2024年，恰好是我进入文学创作的第二十个年头。在这个整数年份里，《阿娜河畔》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项。

回顾二十年的创作历程，故乡的生活与记忆馈赠于我的“兵团经验”，一直是我的创作源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到了《阿娜河畔》，情况发生了改变，其中最根本的是写作视野的转变：我开始下意识地将视角从“自我的个人记忆”，转向故乡更为辽阔的生活与历史，着重关注起土地、人、时代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阿娜河畔》的创作过程中，当我逐渐深入地将土地、人、时代这三者放置在一个息息相关的层面上进行审视考察的时候，之前关于团场的个人记忆，越来越自然地融入了集体记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加自然地进入笔端，在这片土地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祖国的各族人民，始终在文化上相交融、在发展中相扶持、在精神上相依托，始终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共同体。

时至今日，《阿娜河畔》虽然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但作为一位写作者，我深知未来的创作之路，仍然充满未知与挑战，仍需一步步向上攀登。所以，这部小说所积累的体验与经验，既是未来创作的阶梯，也是对当下创作的再认识、再思考。在此，我归纳出几点，与师友交流。

一、让自己更多的作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场域。我出生并生活在多民族融合的环境里，对共同体的体认是天生的。创作方面，我对此拥有一定的文学自觉，同时，文学创作所必须具备的文学性、艺术性品质，也始终督促着我在认知与审美上不断地进行提升与深化。如今我生活在宁夏银川，这里也是一个多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区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现实，我的创作必然也会有所涉及。那么，未来如何在更细微、更新颖、更深入的角度与层面上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我来说既是要求也是挑战。

二、实实在在做生活的学生，做人民的学生，葆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好学之心。在为《阿娜河畔》做准备的期间，通过阅读与采访，我获得了许多不曾了解的团场建设者的生命故事和生活态度，这使得我对历史、对那些建设者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之前的个人记忆、个人感受，从而获得了更加丰富细腻的在地经验。确实是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学习，为这部小说打下了扎实稳健的基础。不仅是这部作品，在每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都意识到了学习的迫切与必要性。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取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和信息，更是为了从知识与信息当中，从不同人的生命故事中，找出那些打动我们的美与善、支撑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三、继续探索个人、时代、土地三者紧密相关的文学表达方式。《阿娜河畔》通过对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交融来书写历史，将人物的日常经验系附于历史和社会的总体运动之上，力图达成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之的叙事。这种尝试仅仅是一种方法，且有更多可以探讨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这种能力的锻炼与掌握，是技术上的，更是智力与思想层面的，不只是鸿篇巨制需要这种能力，举凡每一种体裁与体量的文学创作，实际背后所考验的，都是这一能力。

在时间的长河中写下真挚的文字，把文学坚定温暖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想，这是每一位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愿望。在实现这个愿望的长路上，我愿意是一位永远的攀登者，用诚实与扎实的笔触，为祖国的民族文学事业倾心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