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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

作者：【智利】路易斯·哈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是拉美著名的文学评论集，也是“文学爆炸”的一份重要证言，它充分说明，水准高超的文学评论，必然与繁荣的文学创作结伴而来。

1964年，为了寻找“最具典型性”的拉美小说家，智利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哈斯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寻访了十位代表，与他们面对面地长谈，并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思考和心路历程。他并没有刻意预测未来，但随着这趟旅程，路易斯·哈斯事实上为即将改变历史的文学现象——“文学爆炸”——确立了正典、奠定了基调。

这十位作家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吉马良斯·罗萨、奥内蒂、科塔萨尔、鲁尔福、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当时的他们几乎都没有国际性声誉，《百年孤独》尚未出版，最年轻的一位仅二十八岁。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十位作家里产生了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五位塞万提斯奖得主、三位加列戈斯奖得主……历史终于证明了哈斯的眼光，他们可谓当之无愧的“拉美文坛十圣”。

路易斯·哈斯

路易斯·哈斯，1936年出生于智利，在阿根廷和美国长大。他曾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发表过小说和文章。他通过将邮票粘在一本螺旋活页笔记本上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他将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的短篇小说集以及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的《梦境》翻译成了英语。《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是他的唯一一本传记评论类作品。

这是一篇略带忧伤的后记。对我来说，与这些作家相会，并和他们交流，是无比的荣幸。他们中的大多数，我都未再见到。当我重新阅读曾经写下的文字，它们在我看来就像是小说的章节，只是那些真实存在的人物，让我们确信这一切来自现实生活。如今，虽然这些受访者的作品都还活着，但作者本人几乎都已经过世。吉马良斯·罗萨是第一个意外离世的人——他死于1967年，时年五十九岁。我们曾被他的幽灵故事《河的第三条岸》所打动。他说过：“人之所以死亡，是为了证明他们曾经活过。”他的这些话一直伴随着我。而其他人留给我的那些最后的记忆，同样常伴于我。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巴尔加斯·略萨是第一时间来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仍然记得1966年8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他时的情景。他当时是“首页”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在何塞·比安科——《南方》杂志的编辑——的家里会面。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城市与狗》和《绿房子》这两部作品了解到了他的大名。有人称这两本小说为巨大的“新奇机器”。他们谈到了新的小说。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这些新小说被命名为“文学爆炸”。后来轮到我作报告了，巴尔加斯·略萨提出意见的时候就仿佛在倾诉秘密一样。在我眼里，他是“谨慎的、安静的、充满激情的、有口才的”。

他曾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当时留下的想法是，艺术是颓废的表现，以社会主体的腐肉为食。在那次会议上，他说：“伟大的小说家是一个时代的掘墓人……小说家就像是以腐肉为食的乌鸦。”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是骑士小说盛行的时代：“随着现实进入一个历史和社会的分解时期，就会出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野心、越来越大胆以及越来越有创意的文学”。

在那次会议的几个月前，我在巴黎和他做过一次访谈。他和我一样，住在奥德翁剧院附近。而且，他与我同龄。见面那天，他从一个房间的深处走出来。他当年脸上留着小胡子，出现的时候阴沉着脸。我感到有些惶恐，甚至忘记在我们谈话时打开录音机。采访时，他毫不犹豫地重复了曾经所说的那些话——带着同样的激情，连用词都几乎与曾经一致。

与其他不信任语言的革新派小说家不同，他在语言的仪式中行动自如。他是社会现实主义传统的集大成者，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是偏向机械论的，不过，他凭借流畅的技巧，以及包蕴着时光和景致的叙述，实现了一种超越性的诗意表达，就像是《绿房子》中的由图像和语言汇聚而成的发光河流——伏屋和阿基里诺在仓皇的出逃中，正是顺着这条河漂流，如同灵魂呼出的气息。

尽管伏屋这个人物是以真人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但这个形象的塑造也参考了康拉德的著作《黑暗的心》中的人物库尔兹、里维拉的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卡耶诺以及他的岛上王国。而小说中的绿房子，正如作者在《一部小说的秘史》中所叙述的那样，不仅仅与他的某个童年的记忆相关，还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描述的一个带着“梦幻般的辉煌”的妓院有关，它由一个名叫佐拉德·图尔克的女人经营——这个人物后来以“土耳其女人佐拉妲”的身份在小说《旋涡》中再次出现，人称“玛多纳”。这些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关于想象力的记忆，以及作者内心的“恶魔”。在某种程度上，玛多纳变成了一种“母体的住所”，也就是巴尔加斯·略萨笔下的绿房子。而古代吟游诗人的神话体现在了安塞尔莫身上，这位盲人竖琴家为它提供了音乐。

古老的“土地小说”中的某些特质在《绿房子》中得到了留存。当巴尔加斯·略萨于1967年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这是他所获的第一个奖项），据说，当时是那位年迈的委内瑞拉前总统负责颁奖，但他觉得这个奖项是给自己的，不想松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如今已经是另一个博尔赫斯了。眼盲的吟游诗人和图书管理员，一个几乎抽象的概念。“永恒而匿名”，正如他希望的那样。这一点，是我站在博尔赫斯家的电梯里，准备上去见他的时候意识到的。陪我一同进电梯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她对我说：“上面住着的是一个新手诗人。”她再没说什么，就离开了。博尔赫斯的母亲让我进了房间。这时候一位目光涣散的先生出现了，他约我在墨西哥街的图书馆——即巴别尔图书馆——见面。我第二天就去赴约了。他出来迎接我，问道：“今天轮到谁了？”他开始谈论不同的作家，那种如数家珍的口吻，让人觉得那些作家只是他的不同人格。

博尔赫斯让人感觉无处不在，没有任何虚幻之感。他拄着拐杖沿着绘有他面孔的街道散步：市中心、南部街区、拉科雷莱塔公墓的围墙附近。他是一位使得其他作家痴迷的伟大盲人。比如，有人曾说，他是萨瓦托笔下那群不祥的盲人背后的阴影。当他在某个拐角过马路的时候，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他猜想，那人是为他引路的。当他到达路的另一侧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谢谢你带我穿过了马路。”原来那是另外一个盲人。

他由不同的引路人护送着：爱好文学的女士、翻译、弟子。有一名大学教师，如今已经是名誉教授，他基于自己和博尔赫斯的谈话以及对博尔赫斯的采访，正在着手编写一本作家传记。当他在和他们一起旅行时，曾捡出博尔赫斯那些记着笔记的小纸片——有几次博尔赫斯悄悄把它们扔进了酒店房间的垃圾桶里——他发现作家曾有过自杀的想法。

博尔赫斯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发明了一种体裁，即带有哲学性的短篇小说—散文。他教导我们，写作就是阅读先辈。他对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作者——特别是英语作者——进行了“内部翻译”，这些作家则通过他进行表达。博尔赫斯表示，所有的思考都是翻译。他曾经说过，原作对翻译是不忠的。

他年轻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偏远的城市，是坐落在无边无际的潘帕斯草原中的一座迷宫。博尔赫斯让它成了一个想象的中心。这个中心没有界限，无处不在。他那幻想文学的星球和乌托邦被秘密地安置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庭院、街道、酒店和街角。他赋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张面孔，以及一个神话，而在过去，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把那座城市放在了时间和空间的轴线上，放在了阿莱夫之中。

与作家交谈之后，我沿着埃拉斯将军大道行走，从瓦达维亚医院走到了阿圭罗大街。那天，和往常一样，我在路过几个街区的时候，看到有拿着白色手杖的盲人在那里徘徊。我不知道到底是这附近有个盲人学校，还是他们在寻找那个已经设计好的国家图书馆——不过，它在二十五年之后才落成。

胡安·鲁尔福

因为鲁尔福，我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理解了自己。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找到他的了。那天，我在我下榻的酒店——酒店位于改革大道——的休闲酒吧的一个区域里等他。他迟到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来。我想，在他决定进来之前，在街区里兜了几圈。就像他在说话之前，一定会挪动嘴唇一样。（有时候他挪动嘴唇，似乎要吐出什么话语，但最终一言不发。）我最近在一个录有旧影像的视频里看到了他，他就像那样挪动着嘴唇。他羞涩而难以捉摸，只在内心露出微笑。那家酒店叫伦敦，或是波士顿，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名字。阴郁的气氛，长时间的沉默。当时是中午。

我想象着他从一个失落的小镇回来，胳膊下夹着一捆一千多页的书稿。我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有一天，他带着《佩德罗·巴拉莫》的手稿出现，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文化经济基金会的编辑、许多人的老师和导师——帮助他删改手稿。那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而罕见的东西。死者的声音，发声之物的回响。那是他人的声音，却带着他生命中的痛苦。他把那一切告诉我，我把它们手写记录下来，因为录音机不能用了，不过后来他看不懂我的字迹。后来的一次，他对自己说过的话产生了怀疑，他似乎很惊讶，并告诉我说，那一切都是错的。

我惭愧地记得，当我在哈珀出版社为他们阅读作品的时候，我对鲁尔福的作品提出了负面的意见。哈珀出版社是一家位于纽约的出版公司，他们当时想翻译出版鲁尔福的书。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福克纳的模仿者，他借鉴了《我弥留之际》。祖先的影子，内心的独白。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特别是他短篇小说里的一些东西。那广阔平原上的景致是属于生命的景观，是“形而上”的精神景观。那个广阔的陌生世界是属于内部的，穿过它的是一条“无岸之路”。它是“我们被赋予的土地”。狗在地平线上吠叫。带着“比我们走过的路”还要多的路途所产生的疲惫，我们最终到达了一个“倒在暮色中的地方……那里是旅程的终点”。那是处在盲目的命运下，一个古典悲剧的景观。这片景观产生的强烈感，让人过目难忘。

这一切的荒凉从何而来？从墨西哥而来——它带着暴力和死亡的历史。也从他身上而来。他曾是一个孤儿，由外人抚养长大。和许多人一样，他是空虚之子。后来，他成为了推销员，辗转于各种政府办公室的流浪代理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边境处。他在他的秘鲁朋友——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的身上找到了身份认同感。阿格达斯是另一个从自身所在的集体中流亡出来的人——正如他在自传体小说《深沉的河流》叙述的那样：他在孤独的流动生活中寻找自己。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微笑着等待溜走的时机。他不想看到我的笔记。他失约了一次。有一次，我们在街上擦肩而过，好像他根本不认识我。后来他告诉别人，我所记录和书写下的关于他的一切，都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