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白惠元：越界的想象力

白惠元（拍摄时间：2024年）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北京市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青年创新人才、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部分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著有《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世纪中国动画电影与古典文学传统转化研究”。获第十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北京市优秀本科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等。戏剧编剧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各戏剧节。

越界的想象力

白惠元

2024年8月20日，万众瞩目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发售。很巧，就在两个月前，拙著《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有幸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增订再版，距离初版已有七年时间。仿佛是一种回声，这迫使我再度思考作为个人学术起点的孙悟空形象研究。

当孙悟空形象从古典文学名著中翻腾而来，并再现于20世纪中国的种种媒介，一种越界的问题意识随之浮现，即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化的互动关系。古典文学形象如何被当代文化重塑？古典文学传统能否在当代语境中转化新生？媒介激变是否导向“形式的意识形态”？基于阶级、性别、民族国家、媒介、非人类/后人类等文化研究坐标，我们如何建构一种关乎“古今之变”的批判性思想视野？如果说，文明的稳定性在于包容性，那么，对五千年中华文明而言，越界早已发生，且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与“妖仙”孙悟空相似，文化研究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也是越界的。这是一种弹性的身份处境，它游走于种种壁垒之间，貌似没有专属领地，却也因此“七十二变”，灵活机动。我想，文化研究的花果山或许不在某处具体根据地，而是生成于不同学科的交叉边界处，层峦叠嶂，郁郁葱葱。文化研究带领我们从边缘处望向中心，激活交界地带的想象力，以期翻转地图，逆读世界。把“跨越”（trans-）作为方法，意味着走出研究舒适区，主动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跋涉，进而从他者处反观自身，这或许也是《西游记》的精神遗产。

因此，在孙悟空形象的延长线上，哪吒、青蛇或故宫等选题，都是在“古今之变”的意义上展开讨论，我尝试跨越物种、性别、地域、文明等分界，寻找原发的、间性的、古为今用的批判性思想资源。一切形象学终将通往自我形象学，这些不断翻新的经典形象皆是当代中国人想象自我的话语装置。“当代”的诱惑力也在于这里：无论“故事讲述的年代”几何，“讲述故事的年代”必然朝向当下。

我曾经在读书时决绝逃离那些“失却轰动效应”的小说，并以“公共性”之名，对脆弱的作品发起了一次次“坠落的审判”；可走上讲台之后，当我不断遭遇不同学科背景的师友们，我竟如此强烈地意识到，正是文学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与情感立场。如果成长小说可以划为“分离、考验与回归”三个阶段，那么，我近年来渐渐感受到了回归母体的亲切。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当然是对象，是“庖丁解牛”的宾语，但文学也是状语，是用文学的方式思考问题，是用文学塑造的情感结构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唯其如此，文学研究才能真正抵达庄子笔下“游刃有余”的美感体验：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我理想中的文学研究应是具有想象力和可读性的，它带着研究者本真的口音、语气与修辞，通往一种身体在场的剧场效果，以“越界”的勇气击穿“第四堵墙”，给新时代的观众带来深切情动体验。

用解构主义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的名言来说，正是“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

理论有力地激活文本

——白惠元学术印象

陈晓明

张炜：《古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记得白惠元本科论文的选题是关于“船”这个意象在当代小说中的意蕴流变，他似乎是从《古船》那里获得启发，并与我探讨了有关这个选题的具体或抽象的面向。我当时还觉得这题目可能挺好，虽然乍一看难度很大。因为像《古船》这种现实主义作品与《西海无帆船》这类先锋派小说，若对比起来，会激发出很大的文学史的内在张力，同时若把这个脉络讨论清楚，也能把抽象的时代精神与具体的意象打通并结合起来，所以我让他大胆尝试。但是进入博士阶段，他处理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选题比较难做，就把这个选题放弃了。

后来他又和我讨论了几个题目，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有关动物的题目，我记得有天他非常兴奋地和我谈到想做这个题目，我赞同他考虑这个关于动物的题目。后来他跟我讨论，都会涉及非常具体的章节，包括其中的每一个小节与具体要点，在他与我讨论之前做了相当细致的论文提纲。在我的经验中，老师也是被学生所激发的。有些学生会愿意跟我谈得很具体，那么我就也会和他谈得非常具体。我的好几个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本来老师都是可以放手让他们去搏一搏，但是他们有兴趣和我讨论，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讨论到非常具体的章节与小要点，然后对内在的逻辑进行一个把握。这样的话学生做起论文来，虽然在深入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在一次又一次的磨合与推敲中，总会摸清方向。但有的学生写论文总是躲着我，总是要我去询问他们的进度，这样的话经常我与他们之间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磨合难度。

白惠元是属于那种愿意和我讨论得非常具体的学生，但是他去做了一段时间，又觉得这个题目不是很适合。他对我说发现了一个更让他激动的题目，即孙悟空形象在当代文化史中的形象嬗变。对于这个题目其实我开始还是有一点犹疑的，我担心他无法将这个题目处理透彻。但他相当有想法，并表现出充分的自信，我让他先写，通过写作找准论文的定位，他很快写出提纲并迅速加以推进，所以我也没有再做更多的干预，而是让他放手一搏。最后令我惊喜的是，他论文的完成度相当之高，可以说是相当饱满的一篇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在他做博士后期间便成书出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列入“三联精选”丛书。最近，该书因首印售罄，获得了修订再版。这本脱胎自博士论文的著作很受同代学者欢迎，口碑非常不错。很多的学界同行都对此非常重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我曾为白惠元的这本著作写过一篇序，序言中已谈到了我的一部分想法。那么如果再谈的话，我想就他这本专著的优点做总体概括。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他的理论视角，这本书是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的。白惠元在读博的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理论方面的书。我深感博士期间的理论基础非常重要。不必在读博期间匆忙地去写文章，现在读下的书是能够用一辈子的。写论文的技巧当然也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技巧的掌握与理论的深化这二者并不矛盾，绝不能顾此失彼。

所以我给北京大学学生上的几门课都是相当重视理论基础的。有一门课是“现代性理论导读”，还有一门课是“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理论导读”。原来还有一门课叫作“解构主义理论导读”。后来我是把这几门课合并为“当代学术前沿理论导读”。每一次上课我都改换篇目，我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温了很多经典著作。我通常是让学生沿着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再到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迪欧、阿甘本、拉康这些理论家的脉络精读其著作，也会对所涉著作与篇目进行调整。我还定期开设了“西方当代批评理论方法”这门课，主要围绕耶鲁四君子的批评论著和一些经典的文学批评论著。我观察到白惠元在这些课程中都相当用功。回到他的这本书，其中的理论视点相当活跃。他并非把大量的理论因素强加给文本，而是直接进入文本去捕捉在文本中隐含的一种理论，这也是我所欣赏的方法。

我以为可以将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描述如下：有理论打底，理论能够激活文本，理论能够碰撞文本，进而我们能够从文本中读出理论，这是因为理论是生长在文本中的，是文本自己生长出来的。德里达说“解构是文本自身的解构”，是文本自身生发出来的。那么，德曼说“解构就是文本的修辞策略”，他当然是用从解构的角度展开思考，是文本自身的修辞导致它的解构。我尝试把德里达和德曼的话做出改变，把它变成在中国理论语境中更容易生长的问题，那就是文本自身就包含一种理论，文本就是理论，理论是文本化的。所以这些作品本身看上去是小说，但是它和某些哲学范畴也好，和某些学术概念也好，和某些重要的理论见解等，都是相互映射的。换言之，这些思想成果都在文本中闪耀。

关键是能否把握住文本中的那种生动的理论品格。文本包蕴着理论，或者说文本本身发出了理论的召唤与吁请。如果能够捕捉到文本内蕴的理论深度，那么文本就会变得非常活跃。就这一点，我觉得白惠元做得非常之好。他对孙悟空形象的探讨中蕴含着很多的理论视角，包括现代性的视角、二元关系的视角（可解构的二元关系）、话语的权力运作、政治无意识、乌托邦想象、超越性的关系（自我与个体所内蕴的现代超越）。超越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他对何为现代性超越把握得颇为独到且深刻。他所讨论的有关现代性、自我、个体、社会、国家话语所建构起来的超越性关系，其中主体都具有历史的冲动，都试图在历史的冲动下超越，但是超越本身它会落入一种陷阱，超越本身会落入自己设计的一种圈套。所以这点就像孙悟空，孙悟空的特点就是翻一个跟斗，逾越十万八千里，而且他的金箍棒也能变化无穷。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就是超越性的神话。白惠元能够把理论的视角和文本最本质的方面进行深入的对话与勾连。一篇文章也好，或是一本书也好，若你能在理论与文本的碰撞与深入融合中，揭示出这个文本最独特的方面，且这种独特的方面非常有生长力，这部作品将会成功。

这本书写作的展开，是一种二元性的相互竞赛、相互激活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赛跑一样，理论和文本在构成一种相互竞争的张力，理论视点与文本经常互相激发，互相碰撞，推动着论述去展开，向着更深处进发。而这种写作是以核心的主导的理论动机为前提。我对音乐仅略知皮毛，但这种写作方式令我联想到西方的交响乐，交响乐是有动机的，在作品中要通过呈示部和发展部的推动，才能够达到高潮。换言之，动机要在作品的编码中得到激活与深化。这也像足球运动一样。足球比赛中球员要不断运球，在中场要不断地组织、不断地倒脚，目的是能射门。所谓射门，就像论文最后要有一个可拔高的地方，有一个突破口。白惠元论述现代性与超越性问题，在英雄主义这个面向上阐发其中的变格，他把其中不断的“变”给提升出来。

他这本书的第二个优点在于历史的视角。历史的视角就是指一种历史意识，或者说他找到了一个历史的框架，即从现代以来或者说20世纪的历史逻辑的重点，白惠元的重心是1949年以后。写作博士论文恐怕还是很难逃脱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与理论结合的方法，也就是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你的逻辑要建立在一个历史的构架上。

当代的语境能生发出什么样的历史性呢？显然，这也是一个难题。我有好几位学生在做博士论文之初都想逃脱历史。我承认，历史必然会限制视野，因为历史会使视角变得贫乏，因为问题的展开太依赖历史了，使理论活跃不起来。若自身没有逻辑建构，在历史与逻辑之间不能产生碰撞，逻辑无法展开，那么论述只能沿着历史的线索推进，这将导致论述的平淡化，甚至空洞化。我见过多位学生就想逃脱这种历史的平淡，逃脱被历史主义牵着走的思维方式，想建立一种纯粹逻辑的框架，但是后来发现纯粹的逻辑是难以实现的，因为逻辑的框架需要有一个逻辑的起点，这个起点要非常强大，足以支撑逻辑的推进。这个起点就像我刚才说的交响乐的动机，试看那些伟大的交响乐，其动机非常强大，如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其动机能不断地呈现，不断地发展，这有赖于一个强大的逻辑起点。问题是我们如何产生或发明一个强大的逻辑起点。

黑格尔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的“绝对精神”，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说得通，黑格尔给“绝对精神”赋能，使其通行无阻。以至于巴塔耶有次听科耶夫讲黑格尔，禁不住对他的朋友说：“老黑格尔真不知道他多么有道理。”后来德里达写篇文章谈巴塔耶，还用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词。黑格尔所诉诸的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黑格尔的美学与历史哲学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展开其自身的。在白惠元这里，他相当成功地处理了他所呈现的历史框架，他把历史只是作为他的脚手架，使理论得以浮现出来，使理论得以穿透历史地表。在其中活跃的都是历史，活跃的都是理论，理论能够在历史的背景上展开。这种理论与历史双重演绎与孙悟空的翻跟斗一样——理论自身具有表演性。其做法并非是重新叙述历史，重要的是能够给历史做出命名，给历史做出诊断。有力量的学术阐释要能够给历史下定义，能够召唤出历史，能够复活历史，或者说能够责问历史，真正和历史对话。当然也可以说这是让历史活过来，让历史在理论的结点打下梅花桩，让历史在这些梅花桩上舞蹈。理论为历史赋予阐释结构，历史随之被理论化，白惠元为这一被理论化的历史锚定了一个归结点，这就是孙悟空与现代中国充满张力的碰撞，而这种张力又可凝聚为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亦即古典资源如何转化为现代中国的文化表述，孙悟空何以成为“中国故事”。而古典与当代的融通亦是白惠元这本书与他之后的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他重在阐发古典的现代转化中所蕴含的文化症候，以此透视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及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位置。回到本书的研究视野，白惠元将孙悟空的形象嬗变视作透视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立足于跨学科视野与症候学分析，将孙悟空重新带入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文化进程，探讨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处境与现实机遇，去揭示某种历史心理或历史无意识，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代价值。

白惠元从现代孙悟空形象的闯入开始，论述其形象嬗变的历史深意。然后他跳到新中国文化对猴戏的改造，进行纵深的论述。他抓住历史的要点，而非简单复述历史的过程。他沿着他的理论路径继续深化，深入分析了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将对这部重头戏的分析与他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解读联系在一起，进而又从孙悟空与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关系中，洞察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变化。更有意思的是，他将时间点拉得很开，接着又谈离散视野下的孙悟空符号。在华语文学的大背景上，他将离散视野下的孙悟空叙事纳入民族话语的主体生成理论，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

由此再谈到方法论的问题。白惠元这本书中较为优秀的一处，体现在他的方法论。有时候我会思考方法论是否可被总结，有的方法论显得很生硬，而且似乎是可以表述出来的。但我觉得可以表述出来的方法，都不是真正的方法。真正的方法与你认识的主题和所论问题的推进是相关的。

在这里实际上白惠元的方法论诉诸对“变”的理解与把握，他抓住孙悟空“变”的特性，也看到20世纪中孙悟空形象的一种变革，尤其是看到那些具体的草蛇灰线中的一种“变”，并把这些微妙的变化放大，更把大的历史细节化。他是在变化的层次上来看待孙悟空的形象的。我认为这是他这部书能够写得比较出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白惠元主要的学术兴趣在文化研究方面，他关注当代文化的变化，尤其是这种变化在当代传媒文化、影视时尚潮流以及各种话语中的表征，白惠元从这些症候出发来展开他的研究。白惠元出色的地方体现在他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写论文的一个关键。如果发现不了问题，或者说提出不了问题，只是在评述某一个现象，或者说这个问题提得不够独特，拓展不开，那么这个论文就很难做。白惠元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个新颖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提问是建立在他的理论意识上，比如他从镜像结构与特定叙事策略出发对中国少女电影文化症候的探讨。

白惠元对这些现象的关注也非常令我惊异，因为这不是我所擅长的。我们根本不会去看这些电影，但实际上它们非常重要，反倒是这些电影构成了当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方面。白惠元有篇论文叫《哪吒之死：镜像、幻想与缝合——近年中国少女电影的文化症候》，该文以《七月与安生》《少女哪吒》《左耳》三部电影为例，讨论它的文化症候及意识形态运作。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指这种社会的幻想，社会对自我的想象。他认为少女电影的镜像结构是一种关于主体性的精神分析寓言，也是一个可供多元阐释的话语空间。

可以看到他从这一立足点提出问题，即如何理解少女电影的镜像结构。所谓镜像结构就是通过某个参照物对自我的想象，或者把自我投射到对象上去。他更关注这类电影通过建立某种镜像结构，从而重塑自我。在精神分析的维度上，他探讨了女观众如何在双主体之间完成自我认同。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他随之关注关于哪吒的叛逆者神话是如何被改写的，进而指向一个意识形态策略上的问题——叛逆少女又为何必须死去？他的提问有着深入的逻辑推进的层次，问题都很新颖、很新奇，能够揭示当下文化的这种新奇化与陌生化。而他的这种阐述，本身也在把当代文化神奇化。这就是文化研究的魅力。当代文化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可见的，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把它们视为一种很平常很自然的文化，但是文化研究者们通常把它们神奇化、陌生化，与之拉开距离，并看到其中的怪异之处。杰姆逊某次在批判后现代文化时，他自己也对他所分析的“后现代文化”陶醉，情不自禁地说：若不是因为它们是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支配，其光怪陆离，奇妙绚烂，也是令人着迷的。

就电影而言，不同人赋予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普通观众是为了获得娱乐，而电影生产者则是为了经济效益，即票房。但是文化研究者肯定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电影。在批判性的视域下，电影是一种符号生产，它里边就肯定包含一种文本、一种想象，还有一种现象学的东西。它本身延续了历史，又改变了当下，召唤了未来。白惠元的电影研究建基于他对电影文本的熟悉，他将当代中国的电影与日韩的电影放置在大的文化语境中来探讨，他显然又引入了包括波兰、法国的电影作为参照系与分析对象，由此看出中国电影是在国际电影语境中生产自己的文本，建构自己的文化想象。白惠元能将电影分析的视角拉开很大，同时又能够精准地收拢，抓得很细。他对电影的具体分析，还能够深入结合镜头语言。我知道他本身是很热衷于话剧的，尤其热衷于编剧，作品多次入围乌镇戏剧节等重要比赛。可见他在话剧方面还是颇有潜力的，话剧经验也许滋养了他的电影研究。在他的电影研究中，他能够用比较专业的眼光来解读电影。他的这些文化分析本身建立在文本细读分析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专长，从电影的叙述视角、镜头语言中展开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这篇论文看上去是一个文化研究的题目，但得益于他在电影研究中的专长，他能把文化研究做成电影研究，亦能够把电影研究做成文化研究，这二者交融在一起。

这种研究视野的交融使他的文章令人信服。在电影文本的文化研究方面，白惠元应对自如、得心应手。他近年的论文《国产动画宇宙：新世纪中国动画电影与民族性故事世界》就颇为精彩。他认为国产动画宇宙具有二次元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近年逐渐生成的以《西游记》《封神演义》《白蛇传》等故事世界为代表的文本星丛，表现出动漫时代独特的文明观、媒介意识与情感结构，并指出以孙悟空、哪吒、白蛇、青蛇为代表的动漫人物形象，具有自我形象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价值。他这类文章的关键词都有非常独特的理论视角，如跨媒体叙事、二次元民族主义、自我形象学。做文化研究不能只是捕捉文化现象，重要的还是要对现象进行重新的理论命名。

做文化研究实际上并不是写文化观察报告，而是要与那些理论大师对话。实际上欧美学术界的文化研究都是建立在福柯、德勒兹、巴塔耶、德里达这些大师的理论基础上，与他们进行持续的深入对话，并在与这些理论大师的对话中为文化文本赋予理论背景与深度，为讨论建立起一种高度与广度。齐泽克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齐泽克的研究博大混杂，如入无人之境，又如东风出谷，山呼海啸，这在于他的理论资源异常丰富驳杂，且他得心应手，信手拈来，皆成奇观。他主要是以黑格尔、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的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由此建构了一套庞大的如洪流般的文化分析的话语，其中包含着独特的理论命名与阐释视角。对齐泽克来说，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是他贯穿始终的分析方法。他的文化分析中内含一种在我看来是绝对性的东西，齐泽克实际上追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文化分析的核心问题就体现在这种特定的绝对意识之中，一种绝对的批判性贯穿了他的文化分析。

质言之，白惠元能够从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发现问题，来进行一种理论提炼。他对“国漫崛起”这一文化事件进行了历史化的重构，捕捉到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体现了他的深度和高度。“二次元民族主义”这种理论命名似乎有一点标新立异，但是也不妨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论域，或者说故意用这样一种理论来掩盖某种无法言喻的价值观变迁。

说起来我也很惊异，白惠元能够驾驭一些非常困难的主题，前一段时间我读到他的近作《向心地理：大国时代的“故宫形象学”》，他将大国时代的国族、阶级、性别、媒介等复杂命题处理得举重若轻。这篇论文还获得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奖励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年度最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

2024年4月，在上海获第十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我认为唐弢学术奖是迄今为止最公平、最具有竞争性、最具有学术感召力的一个奖项。白惠元能获得这个奖项也很不容易。我们会看到这篇论文处理的问题其实有相当的难度，他谈到了故宫这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空间中的形象流布，他称之为“故宫形象学”，他从几个面向来讨论皇朝故宫的天下叙事、北京故宫的百姓叙事、横店故宫的景观叙事、台北故宫的后冷战叙事以及文物故宫的文明叙事。白惠元把这个问题拆解成几个都相当大的分问题，开掘“故宫”的当代向度中所蕴含的历史内涵、当代文化心理以及大国的意识形态想象。他掌控大题目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分析触及了很丰富的历史学视野与复杂的汉学语境。对于“故宫”所辐射的历史与文明叙事，他的分析也都是颇有条理的，也有深度和高度，涉猎的资料非常丰富。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立论颇下功夫，处理材料的能力卓著，他的学术前景值得期待。

本来按照惯例应该指出一些缺点和不足，无疑白惠元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推敲的问题，也有疏忽和纰漏，这对于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更何况初出茅庐的青年学人。但对青年人还是以鼓励为主，那么，我就私下再和他讨论一些可以再加推敲的问题。总之，白惠元年纪轻轻就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不只是因为他过人的聪明，更是因为他做事认真，学术基础扎实，每一篇文章的写作都用心尽力。这是他非常可贵的学术起点，我相信他能够在这个起点上做得更加出色和卓越。

2024年8月19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6期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

编辑：邓洁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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