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崛起背后:美国政治中精英与反精英博弈 | 书单

文摘   2024-11-21 18:34   北京  

。聚合

Editor's Note


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崛起部分源于他对传统政治精英的批判:他以直言不讳、打破常规的风格来对抗华盛顿建制派。他的这种“反精英”姿态使得他在支持者中广受欢迎。如果说特朗普的第一次当选是以精英“局外人”的身份打入政坛,那他的再次领先,则标志了精英影响力的重新定义:尽管特朗普本身是富豪,但他通过质疑主流媒体,挑战传统政治规范,在移民等问题上打破了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等传统叙事,重塑了美国的精英与反精英的话语。

特朗普的支持率高涨揭示了美国社会对精英主导政治的不满和反弹,尤其是在经济不平等、身份政治和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这一大选结果或许预示着对传统民主制度、政治参与以及精英角色的重新审视。在这种情况下,理解美国当前的政治格局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在精英与反精英的权力博弈之中如何决定政策走向。本期书单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精英的角色及其如何主导公共决策和影响民众,通过多种视角探讨美国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书单通过深度解读 The Insider's Game, Spiderweb Capitalism, The Tech Coup 以及 We Have Never Been Woke 四本书,展现了精英如何通过政治博弈、全球资本网络、科技控制和文化话语来影响美国的政治动态。本书单为理解美国当前的精英角色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思考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剖析这些权力在社会深处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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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政治精英如何影响美国的战争

The Insiders' Game: How Elites Make War and Peace 从政治精英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战争决策背后的精英博弈过程。不同于传统的民主制衡理论,作者指出,民主国家的战争决策并非完全由公众意愿和投票所控制,而是受到内部精英的深度影响,形成一场“内部游戏”(insider’s game)。这些内部精英包括立法者、军事领导人和高级政府官员,他们通过影响总统和关键决策者左右国家的战争或和平选择。这一“精英主导”的理论框架,颠覆了传统认为选民和民主限制可以有效制约战争决策的看法。

本书作者 Elizabeth N. Saunders 现任哥伦比亚的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安全和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关注总统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以及动用武力的政治动因。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她曾任教于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目前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其多年的研究背景,使她对精英在战争决策中的深层次互动有着独到见解。书中核心观点在于,民主国家的战争选择,并非如传统理论所述的那样受大众意愿的主导,而是由内部精英群体所控制。作者指出,精英的利益、观念和权力博弈对战争决策的影响超过了公众的投票行为。

作者提出了精英的“动态博弈”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以往的静态分析,着重展示精英如何通过内部博弈主导战争决策的过程。在这一模式中,精英并非仅向领导人提供建议,而是通过施压、利益交换等多种手段直接影响甚至限制领导人。在民主国家,精英在战争决策中的影响力有着多重机制,包括精英作为独立信息源和决策参与者:精英不仅作为决策的直接参与者,还通过信息传播和观点塑造影响公众情绪,甚至帮助决策层建立共识。以及精英的政治资本交换:领导人为了获得精英的支持,往往在信息和利益上进行让步,以换取精英阶层的被动接受或主动推动战争决策。这种交换成为推动或阻碍战争选择的关键因素。

作者通过对数个美国历史上重大战争事件的案例研究,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展示了不同精英团体如何通过内部博弈影响决策。书中采用了大量档案和历史材料,包括官方文件、精英访谈记录等,来分析这些案例的决策过程,具体展示精英如何影响或约束了总统的战争选择。

 02 经济精英如何利用全球市场和法律灰色地带

Spiderweb Capitalism: How Global Elites Exploit Frontier Markets 深度探讨了全球精英如何利用越南和缅甸等新兴市场的法律“灰色地带”以获得丰厚投资回报。作者 Kimberly Kay Hoang,现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她通过田野调查揭示了全球资本运作的背后机制,称之为“蜘蛛网资本主义”(Spiderweb Capitalism)。Hoang 指出,这一网络由超高净值个体(UHNWIs)、专业金融人士(如律师、会计师、基金经理等)和政商精英共同构建,通过离岸公司和控股公司等工具,规避法律与税收,隐藏财富的来源与目的,达成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本书的研究框架集中在“灰色地带”这一概念,精英们在法律与非法之间游走,利用法律与经济制度的模糊地带构建复杂的跨国资本网络。她提出,“蜘蛛网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资本流动的工具,更是精英为逃避责任、规避监管设计的全球化结构。书中特别关注金融专家如何跨国连接资本,通过离岸架构绕过当地法律,从而促进资本的全球化流动。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通过长期在越南和缅甸的田野调查,与超过300位超高净值个体及其金融管理人、律师、银行家、公司秘书等深入访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这种深度参与的方式让作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和解构这一跨国资本网络的运行细节。本书指出,离岸金融中心(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香港等地)提供了宽松税收、隐私保护和相对较少的金融监管,为全球精英的避税与财产保护提供便利。离岸公司通常在这些中心注册,具备匿名性和税务优惠,有利于资产隐秘转移和保护。这种架构帮助精英在全球各地分散风险并保护身份。精英们通常会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V)或控股公司,借此隔离风险并隐藏实际资产持有人的身份。通常的流程是先在如 BVI(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成立母公司,再通过新加坡或香港的子公司控制新兴市场的投资公司,从而避开当地的税收和法律限制。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来自美国的精英如何通过国内的税收优惠州(如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内华达州、南达科他州等)进行离岸操作,使得美国本身成为了富豪们的“避税天堂”。例如,特朗普的律师 Michael Cohen 通过在特拉华州注册的一家与俄罗斯寡头相关的空壳公司接受付款。此外,奥巴马任期的商务部长 Penny Pritzker 在担任部长前也曾拥有多个海外空壳公司,进行资产管理与投资,甚至在提名时将部分股份转移至特拉华州公司以避免利益冲突。

这种通过离岸公司和金融中心构建的“蜘蛛网资本主义”体系,使精英们在税务、法律与政治风险间游刃有余。作者认为,这种架构在保障资本的全球流动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监管挑战,例如税收流失和透明性不足等。精英们通过离岸架构和代理人的操作,将资金存放在新兴市场之外却保持对其控制,确保利益最大化并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和隐秘性。这一研究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与法律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的复杂互动,成为理解当今资本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03 科技精英如何操纵信息并威胁民主治理

The Tech Coup: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Silicon Valley 的作者 Marietje Schaake,曾是欧洲议会议员,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和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研究员。本书探讨了科技巨头如何威胁民主社会,提出应对措施以维护民主的稳定。通过回顾她在欧洲议会的政策制定经历,Schaake 分析了技术公司如何利用算法、产品和商业模式,逐步渗透并主导民主国家的核心社会功能,包括法律、言论自由、隐私和信息公开等领域。Schaake 认为,科技公司不仅是经济体中的重要力量,还逐渐承担了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部分功能,削弱了公共机构的权力,甚至挑战了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科技巨头迅速扩张的权力正在对民主制度构成系统性威胁。她指出,这些公司掌握了过多的数据信息、控制了关键社会基础设施,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技术工具影响公共政策,从而削弱了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她将这一现象称为“科技政变”,主张民主国家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以确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这本书指出,科技公司标榜的“去中心化”和“自由”掩盖了逐利动机,而这种驱动力模糊了技术与公共利益的边界。作者将科技巨头对权力的影响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公共功能的私有化。本书认为,科技公司正在逐步接管政府职能,从信息传播、数据存储到国家安全领域,导致了本应由政府掌控的公共职能被私有化。其次是市场至上论,这种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制度构成侵蚀,削弱了公共机构的自治性。最后是缺乏透明和责任机制。科技公司在算法设计、数据使用和政策影响方面透明性不足,因此,需要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以保护民主核心价值。

书中引用了大量案例,显示出科技在不同国家中的滥用现实。书中的实例展示了科技如何被用于监控和信息操控,削弱了个人自由和隐私。此外,作者还指出硅谷的一些有争议的规避监管的模式,例如优步(Uber)曾使用“Greyball”这个内部软件工具规避监管,旨在识别并规避特定用户,特别是那些可能试图阻止或监管其服务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该工具通过分析用户行为、地理位置、信用卡信息和社交媒体活动等数据,判断用户是否可能是监管人员。一旦被识别为目标,Uber 会向这些用户展示虚假的应用界面,例如显示不存在的车辆或无法提供服务,从而阻止他们成功叫车。通过这些实例,作者揭示出科技公司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时常缺乏问责,反而利用技术规避法律,为追求盈利最大化而无视公共利益。

 04 文化精英如何利用“弱势群体”巩固象征资本

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 一书中,Musa al-Gharbi 提出了当代象征资本精英(symbolic capitalists)的“觉醒”话语(wokeness)的矛盾之处。“觉醒”(wokeness)话语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且广泛讨论的主题。起初,“觉醒”概念源自美国的黑人社区,意指对种族不公、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意识觉醒。它逐渐成为一种代指社会正义意识的标志,尤其是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移民等社会议题上的关注。然而,随着这一概念在主流社会中的传播,觉醒话语也逐渐被符号化和商品化,成为一种流行的道德标志。

本书中提到的文化精英多为学者、律师、媒体人和政策顾问等文化人士,他们以倡导社会正义和平等为名,通过象征化的正义话语和文化资本,巧妙地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本书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征资本理论指出,这些精英所表现出的“觉醒”并非真正的变革,而是一种符号化的姿态,借此强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和社会地位,而非为弱势群体带来实质性的改进。

在美国,象征资本精英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社会资源,通过符号性正义(例如种族平等和性别多样性)来积累文化资本并获得社会认可。然而,这些表面上的正义往往缺乏真正的社会改革行动,更多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自我标榜。在象征资本精英的世界中,表现出对“觉醒”议题的高度敏感性,成为了精英地位的标志。比如,在谈论种族、性别等议题时表现出“正确”的政治立场,成为他们获得认可的途径。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身份政治与象征资本的结合让这些精英在追求自我利益时能够伪装成正义的捍卫者。他们通过认同“进步”理念、宣扬平等与包容的表象,展示出对社会正义的关心,然而,这些政策或理念常常只是表面工程,并未触及根本的经济不平等。通过这种“觉醒”的符号性表态,这些精英得以享受自我道德优越感,并在公共视野中维持自己的地位。许多大学和企业在推行多样性和包容性政策时,尽管表面上支持社会公平,实际则多是精英之间的“地位竞争”,并为精英提供了一种道德自信的来源。

书中举了多个例子,展示象征资本精英通过“觉醒”话语维护其地位和权力。比如,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常春藤盟校中一些精英学生以受到“创伤”为由请求延迟考试。作者指出,这些表态往往来自未来有望成为社会精英的群体,反而忽视了受选举政策真正影响的基层劳动者和少数族裔,显示出“觉醒”话语与实际社会阶层之间的脱节。此外,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中,纽约曼哈顿富裕社区内出现了大量白人示威者,他们高举标语,表达对种族正义的支持,却常常忽视附近真正无家可归的黑人。作者还引用了在疫情期间曼哈顿上西区的富裕居民抗议政府将酒店改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事件。尽管这些居民在公开场合支持BLM和种族正义,但在面临“影响自己利益”的政策时,他们却极力反对。这些例子揭示出象征资本精英的选择性正义:支持种族平等是表面上的立场,但当这种平等政策威胁到自身利益时,他们往往选择反对。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公司在觉醒话语下推行多样性政策,雇佣少数族裔高管,以此标榜支持社会正义。然而,底层员工仍面临低薪和职业发展受限的困境,反映出这些政策只是象征意义,未能真正改善雇佣结构中的不平等。

本书认为,象征资本精英利用“觉醒”话语构建了一个具有高度排他性的精英文化体系,通过符号化的社会正义来掩盖不平等。这种体系通过历史、教育和意识形态强化,使得“觉醒”话语成为精英自我标榜的工具,而非推动社会变革的手段。


// 延伸书单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一个国家若其政府仅回应富裕阶层的偏好,是否仍能称之为民主国家?在理想的民主制度中,所有公民应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影响力。然而,正如本书所揭示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完全倾向于响应经济上占优势的群体。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一书系统性地考察了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政治不平等的演变过程,以及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如何塑造了这一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格局。通过严谨的分析与广泛的数据支持,马丁·吉伦斯深入研究了数千项政策变更提案,并探讨了贫困阶层、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对每项提案支持程度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撼:当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群体的偏好与富裕阶层的偏好相悖时,政策结果与弱势群体的愿望几乎毫无关联。而富裕阶层的偏好,无论是否与低收入群体一致,都与政策结果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吉伦斯进一步指出,这种代表性不平等广泛存在于不同政策领域和历史时期。然而,他也发现,在特定情境下,中产阶层的偏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贫困阶层的偏好,能够对政策结果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总统选举等重大选举临近或国会呈现党派势均力敌时,这种不平等有所缓解,政策对更广泛公众偏好的响应度有所提高。
在美国经济与政治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当下,本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真正回应了所有公民的需求?

Winners and Losers: The Psychology of Foreign Trade
本书挑战了关于美国公民如何形成对国际贸易的看法的传统认知。虽然经济学中的主流解释强调个人私利——以及个人是否因贸易而获利或亏损——但这本书采用了心理学方法,展示了人们如何通过人际关系的视角看待复杂的国际贸易世界。
利用偏好形成的心理学理论以及在地的调查和实验,Diana Mutz 发现,与贸易是互利合作的经济观点相反,许多美国人将贸易视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一些人认为,只要美国是跨国贸易中的“赢家”,他们就会支持贸易,并将贸易视为建立对外国竞争对手优势的一种方式。对其他人来说,贸易是维持国家间更和平关系的一种手段。正如个人可以通过交换礼物来巩固关系一样,国际贸易是一条纽带,将各国在信任与合作中联系在一起。
这本书揭示了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如何影响他们看待与外国的贸易,并表明了更好地理解公众舆论的心理基础可以带来的持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书作者 Diana C. Mutz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与传播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校公民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

As Gods Among Men: A History of the Rich in the West
Guido Alfani 在本书中以西方富豪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的身份、积累财富的方式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他发现尽管不同时代的致富之路不同,但富人的行为和公众对财富的态度在西方历史上有着基本的连续性。富人和超级富豪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从本质上来说一直是脆弱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引发了社会不安。在中世纪,过度积累财富被认为是有罪的,人们期望富人看起来并不富有。只有当富人在危机时期利用他们的财富来帮助他们的社区时,他们才被认为是有用的。
然而,作者也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的富人资产财富在金融危机和 COVID-19 中大部分得以保存,他们中有人在危机时期特别不愿意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甚至拒绝临时增税等权宜之计。历史表明,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展——对富人和其他所有人来说。他的叙述为当前关于财富和收入差距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Guido Alfani 是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教授。

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s Order

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系统地梳理了美国在20世纪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揭示了这一努力如何成为以美国模式重塑世界的战略手段。David Ekbladh 指出,现代化理念的兴起融合了大萧条时期已有的发展理论,并进一步阐释了新政时期的宏大项目(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如何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象征。这些项目通过整合社会科学、国家规划、公民社会与技术,推动了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在其支持者看来,现代化不仅体现了美国治理能力的优越性,也成为遏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威胁性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
现代化在美国应对这些意识形态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现代化被赋予新的使命,成为遏制苏联全球影响力扩张的核心工具。Ekbladh 通过分析,揭示了美国主导的国家建设计划在全球关键地区的重要性。这些计划不仅依赖于政府行动,还动员了众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成为冷战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然而,现代化理念因与越南战争以及20世纪60年代社会动荡的密切关联而逐渐失去公信力。冷战结束进一步削弱了现代化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但在“9·11”事件后,随着美国重新应对新型威胁,现代化的诸多基本假设再次浮现。借助新的史料和多维视角,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对美国在海外行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及其承担的人道主义责任提供了新颖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诠释。

Strangers With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Christian Trading Elite
Strangers Within 一书中,Francisco Bethencourt 提供了关于“新基督徒”的首部全面历史研究。“新基督徒”指的是中世纪晚期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后裔。Bethencourt 估计,到1500年,“新基督徒”人数约为26万,占伊比利亚半岛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虽然多数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但相当一部分迁徙至欧洲、非洲、中东、亚洲沿海地区以及新大陆,建立了遍布北非、奥斯曼帝国、意大利、阿姆斯特丹、汉堡和伦敦的塞法迪社区。Bethencourt 着眼于15至18世纪银行家、金融家和商人等精英群体,探讨他们在全球贸易与金融服务中的关键作用,并分析他们在宗教、法律与政治思想、科学、哲学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
通过对六个国家十八个档案馆和手稿馆的开创性研究,Bethencourt 认为,“新基督徒”所处的边缘化社会地位解释了其经济实力、文化创新及社会崛起的原因。这一群体还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反对针对少数群体的制度性司法歧视的法律论点。然而,累积性的宗教裁判所迫害以及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最终导致“新基督徒”在18世纪中叶作为可辨别的族群逐渐消失。
Strangers Within 讲述了一段关于迫害、抗争以及通过压迫塑造伊比利亚历史的史诗般的故事。这部研究充满了关于家族、跨洲网络、权力与苦难的系谱信息,是对这一世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却又备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的里程碑式研究。

编译:张心远

责编:梁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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