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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立的。它的创建历尽艰难曲折，大致经历了建立陕甘边革命武装、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创建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几个历史阶段。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百年前的陕北高原，在漫漫的黄土和殷红的热血激荡中，走出了一批勤学奋进的有志青年，李子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23年夏天，李子洲受李大钊及中共北京区委的重托，回到陕西开辟革命工作，并受邀就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下同）校长。在李子洲的带领下，绥德四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成立了学生会，组织了进步团体共进分社、陕北青年社，创办了进步刊物《陕北青年》。这一番教育革命，搅动了绥德这座塞北小城的一潭死水，吸引了陕北23个县乃至关中、山西、宁夏、甘肃等地有志学子竞相报考。 1924年11月，陕北第一个党小组，即中共绥德小组在绥德四师成立。一时间，绥德四师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革命群众称誉它为“陕西的上海大学”，陕北军阀井岳秀则惊呼“四师”是“炸弹”。绥德四师党组织就像一颗理想信念的火种，点燃了陕北青年的革命激情，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100多名“四师”学生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参与创建了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 在很短时间里，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出现十分喜人的局面，党团组织遍及陕甘两省的40多个县市，陕西的农民协会会员达70余万人，仅次于湖南、湖北，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陕西许多老同志回忆这段光辉历史时，都会满怀深情地称李子洲为“西北的守常”“陕甘党组织的顶梁柱”。 李子洲在陕西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的同时，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郭洪涛、安子文等一批革命人才，成为陕西革命的拓荒者、播种者和奠基者。1940年，毛泽东为李子洲亲笔题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朱德在李子洲墓碑上题词“陕北共产党发起人”。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设立子洲县。2000年7月15日，习仲勋为李子洲题词“一代英烈千秋功臣”。
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出路。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李大钊在领导北方工农运动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作用。他深刻地指出：“唯有枪才能对付枪。”受其影响，李子洲也成为重视武装斗争、开展兵运工作、培养军事人才的早期革命领导者之一。 1924至1928年期间，李子洲曾先后派遣李象九、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等近百名党团员，进入国民党驻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1925年春，杨虎城率部由榆林南下，途经绥德时，李子洲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学生前往学习军事。1925年夏，中共北京区委来信要陕北派几位同志去黄埔军校学习。在派刘志丹前往黄埔军校时，李子洲特别叮嘱：“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不能把目光只放在榆林和陕北23个县，要看外面的大世界，开阔眼界，增加军事知识是很有必要的。想要打倒军阀井岳秀，光搞学潮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军队，而且要掌握军队，要会训练和指挥军队。”谢子长受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派遣，来到绥德与李子洲取得联系。李子洲对谢子长说：“你还是回安定（今子长县）去，办你的民团，那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现在，那里只有你和李象九是共产党员，我以后还会陆续派人去的，我们要在陕北搞兵运，就要稳扎稳打，搞成个气候！”谢子长回到安定后，与打入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的李象九来往频繁，一起研究搞兵运、抓武装。同时，李子洲还派李瑞阳等党员到该部队做兵运工作，短短几个月就发展百余名官兵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为这支部队后来发动清涧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9项决议案。这次会议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策略，逐渐把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准备和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上。1928年2月，李子洲在代理陕西省委书记兼任省委军委领导职务期间，与省委其他领导人运筹帷幄，部署和领导了清涧起义、三原暴动、渭华暴动、旬邑暴动等多次武装斗争。 首先是清涧起义。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阎揆要、李瑞阳就在驻清涧县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第十一旅开展兵运工作。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十一旅旅长石谦也逐渐倾向革命，支持共产党员在该旅的活动，使中共党团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多班、排长由共产党员担任。井岳秀发觉后，以给其祝寿为名枪杀了旅长石谦，并企图解决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到第十一旅，与李象九、谢子长一起领导部队的起义工作。1927年10月12日夜晚，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震惊西北的清涧起义爆发了。起义部队从清涧出发一路南下，智取延川，力克延长，会师宜川。清涧起义，历时3个多月，转战陕甘两省9县，部队发展到千余人。清涧起义打响了北方地区武装革命第一枪，震撼西北，并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南北响应，影响全国。 之后，渭华起义爆发。渭华地区是陕西省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全省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加强了对群众斗争，特别是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1928年5月1日，陕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渭南崇凝区苏维埃成立。5月4日，陕东赤卫队正式宣告成立。 5月10日，陕西督办李虎臣部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潼关南五六里之北山，下午3时李部被击败。当晚，共产党员唐澍、刘景桂率领一部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进发，部队抵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部队初步整编后，抵达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宣布“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正式打出工农武装起义的大旗。在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的支持下，整个5月间，在渭华原上原下约2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摧毁了当地国民党的基层政权。这里到处燃烧着群众斗争的烈火，形成了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1930年初，为拯救苦难中的人民，壮大红军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提出：“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武装起义。”陕西省委先后派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等中共党员到杨虎城部陕西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曾回忆：“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习仲勋的战友王世泰说：“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 1931年12月，杨虎城命令警备第三旅二团，从凤县出发移防甘肃省两当、徽、成3县，准备把势力扩展到陇南地区，该部一营许多官兵对此抵触情绪很大。1932年3月，中共营党委认为兵变条件已经成熟。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了兵变计划，并立即派军委成员刘林圃为特派员，到凤县协助领导两当兵变。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与刘林圃等领导发动了两当兵变，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但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重围堵，原计划同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的目的未能实现，但两当兵变在陇原大地燃起了熊熊的革命之火。 上述起义虽然坚持的时间不长，但其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陕甘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陕甘边、陕北红军的钢骨铁梁。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军民面临着恶劣的发展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时刻面临着生死抉择。他们以“提着花岗岩的脑袋”闹革命的精神，以“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毅力，创建了陕北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创建了陕甘红军，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在那血与火的时代，无数烈士为革命捐躯。面对敌人的残酷手段，谢子长就说过：“共产党是杀不绝的！”在他的带领下，亲属中有17人投身革命，牺牲的就有9人。刘志丹为“两当兵变”烈士刘林圃题词：“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陕甘边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锤炼培养了大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毛泽东曾说：“陕甘边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在党的七大上，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有50多人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过。 为了建立革命武装，陕甘地区党组织曾先后组织领导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刘志丹坚韧不拔的信念和“走井冈山道路”的见解，令习仲勋钦佩不已。习仲勋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虽然屡经挫折，但革命者们坚信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的前途。习仲勋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总结陕甘边党组织的作用道：“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9月，刘志丹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南梁游击队，揭开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红军打仗真勇敢，白军见了吓破胆。打土豪来分田产，咱们穷汉把身翻。跟上咱们的刘志丹，为咱穷人打江山。”这些流传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歌谣，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建根据地的拥护之情。 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刘志丹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刘志丹鼓励习仲勋等同志多作社会调查，此后又带着他一起深入农村，了解民情。他们每到一村，就和老人坐在一起拉家常、谈种地、聊生活，亲如一家人。习仲勋曾回忆：“我到照金后，刘志丹殷切地嘱咐我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作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据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回忆：“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在经过大量调研基础上，边区十大政策出台，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建设，使根据地更加稳固。群众心里有一杆秤——“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就连国民党的报刊也有这样的记述：“在所谓的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些赞语中最耀眼的就是“群众”二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及根据地广大军民始终坚持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正是靠着理想之光不灭、信仰之火不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全国创建了几十块根据地，其中较大的有十几块。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根据地大都丢失了。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硕果仅存，毛泽东曾评价道：“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自1928年四五月间由清涧、渭华、旬邑三大起义始，到1935年春粉碎陕甘宁晋四省敌人第二次“围剿”止，已经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淳化、耀县），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一大块根据地。蒋介石在对长征中的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对陕甘红军也发动了多次“围剿”，企图将陕甘苏区一举“剿灭”。但在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敌人的进攻都遭到了惨败。 1935年初，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过程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实现了对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确定了反“围剿”斗争的正确战略方针，标志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陕甘边根据地原有红26军、红27军，到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也辗转到达陕北，使陕甘红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蒋介石武力“剿共”的企图更难实现。陕甘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主力红军的压力，更奠定了各路红军会师西北的基础。 1935年10月中旬，当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甘肃两省的分水岭时，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兵力消耗巨大，补充兵员迫在眉睫。1936年初，仅3个月时间根据地就有9400人报名参军，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就发展到近3万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初到陕北时，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西北根据地广大民众，不仅找到了稳稳落脚的“沃土”，也找到了中国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的“栖息地”。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道：“我说，陕北是两个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没有陕北，就落不了地。”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历史地位最充分的肯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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