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宝塔山下

安顿好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伏在炕上给毛主席写信。大意是：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这封信我是请刘立青代转的。

把信转走之后只过了两天，毛主席很快就回了信，是他亲笔写的：“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带你来，见面再长谈。”

第二天早饭后，中组部刘立青派一位警卫战士带我去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地。警卫让我进叶子龙[机要员]的窑洞等候，他便去通报了。

不一会儿，毛主席过来了，他高兴地紧握住我的手：“你来了，很好，很好！”说完便把我迎到了他的窑洞。

主席的窑洞比较大，前半截是石砌的，摆着小书桌，几张木椅凳，另有一个书架，有许多书，还有一张吃饭用的矮方桌。

主席说：“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潘汉年来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这几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

主席的关怀，使我内心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了出来。这八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地艰难啊！四次无端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而重新寻找党组织的过程又是那么的坎坷漫长；蔡协民的牺牲是那样的悲壮惨烈，而与陶铸的悲欢离合，又是那么的大起大落。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的八年啊！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我将几年来的郁闷委屈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最后我又告诉主席：“我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

主席颇解人意地静静听我讲完，然后点点头说：“很好，你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后，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实践、理论、经验总结，再上升到理论。所以，这种学习是很重要的。”

如此看来，我应当要求多学一些时日，于是我说：“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 不料毛主席说：“学理论一年不够，最好学它三年，至少要学两年。学马列要精通它，要学会运用，要多读些经典著作，而且要用心精读。”主席又说，“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吃晚饭时，主席说：“以后，你星期日就来我这里吃饭。”我不假思索地说：“那好啊，来吃一顿好的！”主席一听，愣了愣，立刻笑了：“哦，吃好的，吃好的。”

我这么说当时就后悔了，主席与全体将士同甘苦、共患难，军装上打着补丁，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我这么说太不合适了。其实我也不是真想吃香喝辣，只是一到主席面前就不由得变成了大小孩，不由得变得调皮了。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一碗白菜，一碗豆芽，豆芽带着许多壳子，很老了，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据我后来的观察，主席的伙食比王明他们差多了。

吃饭时，主席才将江青唤过来。

关于主席与江青结婚的事，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十分疑惑，江青与贺子珍是两路人，而子珍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人啊！不理解！怎么能理解？！所以谈话时我不愿听到江青的名字，更不好去问贺子珍的情况。

江青走了过来。

我在上海时看过她的戏剧广告，几乎有房子一面墙那么巨大。广告上的江青还是蛮漂亮的，但这会儿，我却实在看不出她有什么漂亮，也许是烛光太暗淡的缘故。她高高的个子，穿着臃肿的灰棉服，样子不显年轻，却在胸前吊着两根姑娘式的长辫子，只是她的一双眼睛明媚动人。不知为什么，她整个人显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不大多说话，对我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吧。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白水煮煮就那么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我不好再留，就说：“天晚了，我该回去了。”主席说：“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我傻不叽叽地说：“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主席收住了微笑，显得有点尴尬，我自知失言，后悔莫及。

也真是的，主席这里只有粗茶淡饭，哪里谈得上什么会餐啊！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席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睡的是木板搭的床，枕的是荞麦壳枕头。主席在穿着上也很不讲究，只在见外宾时才换上皮鞋，一般穿布鞋旧衣。

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6月份了，主席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我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 “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

“那江青不会给你定做吗？”

“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

“那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定做两套吧”

“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

于是我给主席定做了两套线衣线裤。在家里，主席总爱穿毛巾睡衣，那件睡衣不知穿了多少年，磨得又旧又薄了，还打了补丁。

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还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职务，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

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块，我出钱。”后来我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壳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

上马列学院前，我去中央医院做了一次妇科手术，切除了一个鸡蛋大的瘤子，同时也切除了痔疮。手术后两处伤口都痛，腰也痛，痛得我直咬牙，苦不堪言。

出院前，医生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我已经严重化脓的断牙牙根拔了出来。这就算是把这几年因动荡不定而老出毛病的身体初步地“全面检修”了一下。这种“全面检修”既需要医院的条件，又需要时间和金钱，更需要宁静的心绪，过去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一切只有回到自己的“家”——延安——才有可能具备。

我16岁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到如今再一次迈进校门，其间相隔了十多年，我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心猿意马、思想开小差。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尽管如此，我却很努力。书读了一遍，获得些印象；读两遍，学到些皮毛；反复读，反复揣摩，反复思考，作摘录，写笔记，慢慢就有了心得体会，有了收获裨益。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这时，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

马列学院绝大多数同学与学院工作人员都住在山上的窑洞里。后来我搬到山下住平房，我们小房间住了四人。朱琏[时任延安医科大学代理校长]、郭明秋[蔡畅秘书]、王季青[王震夫人]和我。平房里有一大间是上大课的，说是课堂，却只有一个小讲台、一块小黑板，没有桌子椅子，一律要自己带坐的，在膝盖上作笔记。于是，有的一截木头，有的一方木板，有的一块砖头，有的则席地而坐，讲究些的带个小凳子。这就是我们有时兼做礼堂的教室。

过去我在别处总听人说延安生活很苦。到了马列学院，实际体验之后，倒觉得延安的生活比我们在上海时要好得多。

在上海天天与我们做伴的是酸菜和开水泡饭，而且还经常吃不饱。延安虽吃小米，且壳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儿，但管饱。这很重要。道理明摆着：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好。延安菜也不错，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没有断过顿，量又多。当然，井冈山时期也比不过延安，那时南瓜都不易吃上呢！

延安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便宜。

开始那一阵，每逢星期日我总是到彭儒、陈正人[老红军井冈山战友]那里吃猪肉囊子。我们用装饼干的洋铁盒或搪瓷盆当砂锅，每次都煮三四斤，大家吃个饱。后来陶铸来了，家里便常炖猪肉红枣，请同志们一起来打牙祭，有时还去集上吃一顿“三不沾”。

再后来，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延安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开出荒地，种瓜、种豆、种菜、种粮食，自己养猪，自己磨豆腐，集体伙食就更好了。尤其从1942年起，我在延安党校一部几乎餐餐有肉，馒头、包子、水饺也常吃，小米经过再加工也基本不见壳子了。我们还纺线、织毛衣、缝衣裤，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陕甘宁边区也更加巩固了。

记得大生产运动中就已经实行了一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机制：纺线、缝衣、打毛线都给点手工钱；地里劳动，完成上级任务后，剩下的产品可以留给自己或送人，也允许上市出售。所以，当时劳力好的和手巧的，手里的钱就多一些。

总之，在延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

陶铸于1940年5月初也由鄂中经重庆来到延安，我们筑起了自己的小窝。不久我便怀孕了，生下来亮亮，就是陶斯亮。马列学院的学业便不得不搁下来了。

那时我们与主席分住上下窑洞，靠得很近，我常抱女儿去他那儿聊天，谈点家常和以往的事情。

主席有时也谈起家乡吃的东西，如湖南的臭豆腐、腊鱼腊肉……说起辣椒来更是津津乐道。他说：“辣椒好啊，吃辣椒有很多好处，开胃通便。延安没辣椒吃，老吃那些土豆白菜，真是没有什么味道！”他还要给我20元，让我给家通信时，让我母亲做些腊肉腊鱼捎来。当然这只是一说而已，不过是他思乡情怀的偶然流露罢了。

有时他也谈到陶铸，说陶铸很能干，那篇论精兵简政的文章，写得好，别人写不出来。

我老惦记着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主席竟主动地说起了她。主席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沉默稍许，主席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4岁，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

主席谈起贺子珍，谈起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主席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他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他还告诉我，在苏区受到打击，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搭理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主席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我相信主席讲的都是心里话。

在毛与贺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主席未免太负心。那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才感觉到他也有难言的苦衷。

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我因肾盂肾炎急性发作，正在家中休养，所以就跟陶铸一块儿上了山。当时谁都没有料想到，这个会后来会开成了那个样子。

在山上，突闻冯白驹[广东省副省长]同志患急性心肌梗死，正在南昌抢救，陶铸立即下山乘飞机去南昌探望，我则随机去看望了贺子珍。

1946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东北时我曾去看望过她。后来，她南下准备进北京，却在山海关被阻，强行让她改路去上海。1954年我曾去过上海，却没有见过她。一晃十年过去，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子珍是江西人，江西的领导同志对她很好，所以她时常来南昌住一阵子。她的住所是一栋带一个小庭院的小洋房，比较陈旧了。见有来客，子珍迎到房门口，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是曾志同志？接着既客气又热情地将我让到客厅。我端详着子珍，不到50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洗褪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脚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我不由得深深感叹，她和江青境况之不同了。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所谈都是她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完全不像流传的那样，她有了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她我去看望了子珍。

“怎么样，她还好吧？”主席关切地问。

“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听了我的话，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我将毛泽东所嘱之事告诉了汪东兴。陶铸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后来这件事怎样进行的我就再没有介入了。近来才知晓，是朱旦华[毛泽民之妻]和水静[杨尚奎夫人]同志陪子珍上山见毛泽东的。

事后我问主席，久别重逢感觉如何。

主席叹息着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我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是有人放了毒。唉！”这次之后，主席就再也没有见过贺子珍了。

1965年，我去上海治病，看过子珍多次，她也来过我住地几次，讲了很多往事和心里话。记得最深刻的，是她坦言主席不该这样对待彭。可见子珍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不低。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

1976年后，子珍来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机场接她；她回上海时我又去送了她。不管怎样，我与子珍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我同情她，更尊敬她！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要求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査,然而在审干中却一度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记得那是在整风后期,忽然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那里传来了一股“抢救失足者”的阴风。

一九四二年初，新组建的党校开学，我调党校一部学习。有天晚上，搭起了台子，架着好几盏汽灯，我们都去听了“失足青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有位青年姓张，二十岁左右，在台上大讲他怎样被国民党利用，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带着任务来到延安混入革命队伍，讲得有鼻子有眼。还有一位姓徐的女青年，大约还不到二十岁，她说她也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是打进革命队伍来搞破坏的，她边讲边哭，并大喊大叫说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看到台上的报告人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们也都情绪激昂，信以为真。

以后，这样的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之后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个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的经历，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着报告人，进行分析研究,寻找疑点，然后在小组会上向报吿人提出质赃。如此反复多次才有可能得出结论。这样，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

没过多久，轮到我在小组里报告自己经历了。我的经历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游击队和根据地等公开环境里工作过，另一方面又在白区和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於是小组自然将我列作了审查重点。

我明白：我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环境极为复杂，经常要与社会各界人士来往，也难免要与国民党的人甚至特务打交道，所以，对我这段历史作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我不应该抱抵触情绪。

我告诫自己：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不管如何逼供，都要讲真话，即使把我打死，也不能说半句不实之词。第二，态度要冷静，绝对不可与同志们对立；对别人的偏激与过火行为要谅解，要有受委屈与皮肉受苦的思想准备。第三，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非曲直终会水落石出。

我从祖父母、父母亲与我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回忆起，一直说到来延安前在荆(州)当(阳)远(安)的工作，我一段一段交待，尽量具体、仔细，大概花了五六天才报告完。

最初小组同志只是听，偶尔询问一两句，待我交代完了就让我休息了几天，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

一星期後，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我也必须反复回答。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家的提问，有则说有，无则说无，绝不信口开河。

这样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么，於是认定我属於顽固不化份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

所提问题都是事先作过分工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甚至揪头发踢腿。

比较有“创意”的办法是把板凳翻过来，逼我坐在一条凳脚上。

他们认定我是因怕死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认定我在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做地下工作是特务活动，硬说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给我的名片是特务介绍信，连我在襄樊平林店被国民党便衣扣押又旋即释放的事也不相信，认为此事有重大嫌疑。

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铸(陶铸时任王稼祥同志的政治秘书，後又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虽然我也被车轮战搞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但脑子再糊涂，有一条却是认准了的：绝对不说瞎话，无论别人怎样软硬兼施，武攻文诱，始终坚持：记得就是记得，不记得就是不记得，没讲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

对我的这一态度，有的同志很恼火，他们对著我大喊大叫，駡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駡我不要脸，脸皮比城墙还厚。说别人受审查还掉泪，你却一滴眼泪没有。说我们这样气愤，你却还在笑，分明是死心塌地要跟大家作对！

其实，我有时笑一笑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有的同志长期在军队里工作，过於缺乏社会常识，比如硬说火车只能跑平原，不能盘山行驶，比如硬不承认世上还有什么名片，一定要我承认名片就是特务证，等等。解释、辩白不通，只有一笑了之。

我当时身体并不好，有突然晕倒的毛病。我最怕晕倒过去被别人说成耍死狗，到那个时候，他们再把我拖来拖去，我就非死不可了。所以我在被逼供时总是尽量控制情绪，一休息下来，又尽量想一些愉快的事，并抓紧时间睡觉，以便养精蓄锐，准备应付下一轮围斗。这样，我终於坚持下来了，竟没有在会场上晕倒一次。

全支部对我的车轮战也没有取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後来只好又请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强将来助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他们认为我是死顽固，只好把我先放在一边了。

这以後我倒轻松了，没有了车轮战，甚至没有人再来过问我，我便在一旁看著人家批斗和被批斗。

在一部我与叶群俩人同住一间平房，那时她与林彪结婚不久，同志向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

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汤匙，从来未见洗过，吃过饭就撂那儿，下一顿再拿来装饭菜。

学校的厕所很远，她说有病，不愿去，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菜碗接尿，然後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哄哄。

可气的是，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脸盆里撒了尿，我问起，她倒承认得很乾脆：“是我尿的。”

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还用新毛綫打草鞋。她的行动显得很反常，很怪诞，我十分看不惯。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

50年代，叶群常去广州，并在市教育局挂名工作了一段，与我接触较多，之後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多次见面。久而久之才感到此人并不简单。

初识她的人，都以为她为人直爽、生活朴素、学习也很刻苦。例如她自学俄语时，请了个白俄保姆，天天用俄语对话，房间挂著俄语单词条子，口袋装著学习卡片，坐车、休息，甚至上厕所都要念几句，给人一种孜孜不倦的印象。

其实叶群这人善耍手腕，爱讲假话，很有心计，後来就连林彪也被她弄得服服贴贴，对她言听计从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地位上升，她野心更大了。记得1966年国庆节时，我因是人大常委，发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她说，她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观看广场游行和群众晚会的。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她说：“还没到时候！”这句话，她是脱口而出的，但恰恰暴露了她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