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美文。《论语》的简洁、质朴而深邃,《孟子》的雄辩、睿智而大气,早已是有口皆碑;出自《礼记》的《大学》和《中庸》,辞近旨远,篇短意长,《大学》不足两千言,引《诗》12次,引《书》7次;《中庸》不仅引《诗》10余次,而且引用孔子格言多达20余次。如果说《大学》《中庸》是兼美“诗(书)云”和“子曰”,而四书则是兼美经史子集。国人读四书,或尊为儒家道统,或奉为科考宝典,而鲜有识其“兼美”者。往深处说,四书的“兼美”不仅仅是对诗云子曰的集锦撷英、对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出一种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朱熹《大学章句序》开篇明义:“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有三义:既指一部书,又指古代的学校,还指教学的方法,古代的“大学”,拿着《大学》这部经典,教育学生如何成为“大人”,故朱子对《大学》作章句时特别强调:“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这里说的“大人”,兼具“年龄”和“人格”之双重内涵。古代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和“大学”。8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5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显然,“小学”是基本技能和知识教育(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专业教育),“大学”则是人格教育,是素质教育,是通识博雅教育,也就是《大学章句》一书中被朱子宗之为“经”(即“孔子之言”)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其根本目标是如何养成“大人”人格。
《大学章句》的“大人”是四书人格范式的名号之一,其内在支撑是知识性格物致知与伦理性诚意正心的兼合,其外在践行是个体性修身齐家与群体性治国平天下的兼合,其实现途径是从明明德到新民到止于至善的人格之美的追求。作为年龄标识,与“大人”相对的是“小孩”;作为人格名号,与“大人”相对的则是“小人”。《论语集注》所记“子曰”,最为频繁的是夫子告诫弟子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君子”怎么样,“小人”怎么样。《孟子集注》也强调要“至大至刚”,要做“大丈夫”。《中庸章句》标举“中庸之德”和“中道之行”,更是有着深刻的人格内涵。概言之,孔子的“君子”,孟子的“大丈夫”,《中庸章句》的“中道”或“中行”,与《大学章句》的“大人”一样,均为人格名号,是对人格的标识,对人格的塑造,对人格美的彰显。四者相兼合,共同构成四书的人格范式。
就“大人”人格的养成而言,在从“明明德”到“止于至善”的途中,最为艰难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除“辟”。《大学章句》:“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依朱子的解释:“人,谓众人。之,犹于也。辟,犹偏也。”喜欢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缺点,厌恶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优点,天下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所喜欢所厌恶所敬畏所哀怜所傲视的人或事,难免“辟”。辟者失于偏也,偏者失其兼美也,失其兼美则身不修矣。“五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朱熹《大学章句》)上述五类偏差,本为人之常情;正因为是人之常情,故“陷于一偏”而失之“辟”者众矣。谚语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做父亲的看不到自己孩子的错误,种庄稼的等不及自己的秧苗抽穗,朱子将这种日常生活现象概述为“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归结为“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陷于一偏则身不修,身不修则家不齐,足见“辟”之偏对“大人”人格养成的阻碍和伤害。这正好从反面证明:止“辟”纠“偏”的兼美,对于“大人”人格的培养,对于由“明明德”走向“至善”是何其关键,何其重要。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就人格养成而言,《大学》“教人之法”讲“大人”人格如何除“辟”纠“偏”而止于至善,《中庸》“中和之道”则是讲“大人”人格如何追求兼美境界。朱子为《中庸》作章句,首引程子(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不易,正道,定理,皆可视为对兼美之境的表述。兼美之境,亦为中和之境,《中庸章句》首章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育万物而成大美,人格致中和而臻兼美。上一节讲到《大学章句》谈“大人”人格养成,能除“辟”纠“偏”者“天下鲜矣”;《中庸章句》则是反复引述“子曰”,指出中庸人格的致中和而臻兼美有着极高的难度:“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美,是君子(大人)人格的最高境界,常人很难达到。中庸之难,难于治理国家,难于辞掉爵禄,甚至难于上刀山。唯其难,方为美,故苏格拉底要说“美是难的”(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要达成中庸人格之美更是难上加难,甚至“不可能也”。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临近生命终点,将“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兼于一身,达成人格的中庸之美。
四书人格范式,中庸包蕴坚强。《中庸章句》在引述孔子论“中庸之难”之后,有“子路问强”一章。孔子说“强”,先讲“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和“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然后四言“强哉矫”:“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朱子《中庸章句》释“矫”为“强貌”(王文锦《礼记译解》释为“坚强的矫矫者”),说这是告诫子路“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就是兼和“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君子人格,与人和睦相处而又不同流合污,这才是坚强的矫矫者!据《韩诗外传》,孔子与三位弟子(子路、子贡和颜回)同行,夫子嘱门生各言其志,子路的志向是带兵打仗进而救两国之患,子贡的志向是不动一兵一卒而解两国之难,夫子称二人为“勇士”和“辩士”。颜回的志向却异乎二子:“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孔子闻颜回之志而喟然叹曰:“圣士哉!大人出,小人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有了颜回这样的“圣士”,也就没有子路、子贡什么事了。“圣士”兼合了子路的“勇”和子贡的“辩”而升华为“圣”,兼合了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而臻为大美。“圣士”,强哉矫!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中国哲学与哲学家之人格密切相关,“故凡对于一哲学家之叙说,能表现其人格者,亦可为哲学史史料”。《论语》所叙孔子言行的诸多关键词,如“智”“仁”“勇”,如“恭”“宽”“信”“敏”“惠”,如“三畏”“四教”“五美”“九思”等,均有着丰富的人格内涵从而成为对四书人格范式的构建。《论语》所记孔子关于人格之美的诸多话语之中,最富“兼美”意味的是《雍也》篇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子《论语集注》释“彬彬”为“物相杂而适均之貌”,“适均”与“偏枯”或“单调”相反,谓丰盛之状,为兼和之美。君子人格的“彬彬”之盛,兼和的是“质”与“文”,“质”为质朴、本真,“文”为文雅、修为。文质不可以相胜,相胜则失于“偏”“辟”而或“野”或“史”。朱子释“野”为“言鄙略也”,释“史”为“诚或不足也”,可知人格之“鄙略”或“诚不足”均为文质相胜之弊。不相胜则相兼,相兼则能成彬彬之盛,用朱子的话说,是“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文能救质之鄙略,质能补文之不足,既文且质,文质彬彬,方能“至于成德”而“不期然而然”,这正是自然兼美之境。故“文质彬彬”,状四书人格范式之兼美也。
孔子诲徒,重在成“人”,成“大人”而非“乡愿”,成君子人格的“文质彬彬”而非“文质相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有“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两个经典案例,讲的都是孔子以《诗经》为教材,引导启发弟子“鉴”“悟”出《诗经》之“章”“句”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鉴“绘事后素”而成人格之美,悟“如切如磋”而臻兼美之境。关于“绚素之章”,朱子的解读是“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质先文后,质本文用,所谓“物之理,必先有质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朱子《论语集注》)。刘勰讲文学史的时序和通变是先质后文,而个体人格的养成和修炼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格培养如何由质而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也。关于“琢磨之句”,朱子认为孔子对子贡“贫富之问”的回答是“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贡的“已能”是“贫而不谄,富而不骄”,子贡的“未至”则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前者为本然,质也;后者为修炼,文也。由“已能”到“未至”,必须经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人格修炼过程。朱子又说:“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由“安于小成”到“求造道之极致”,也就是前面说的由“已能”到“未至”,亦即由质而文;由“骛于虚远”到“察切己之实病”,则是在由质至文之后,还要由文返质。先质后文,文而返质,文质彬彬,文质兼美,治之已精,益求其精,如治玉、治骨角者然,这正是四书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的路径和功夫之所在。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四书之中,《孟子集注》篇幅最长,其人格理论最具美学内涵,孟子的“共同美”,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命题,又是四书人格范式的美学根基。《大学章句》的“大人”,《中庸章句》的“强哉矫”,《论语集注》的“文质彬彬”,到《孟子集注》这里汇成人格范式的“浩然之气”。依据朱子《孟子集注》对“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的解读,孟子“浩然之气”的人格内涵是对“义”与“道”的兼合和兼美。朱子解读“义”“道”“配”三个关键词,“义”为“人心之裁制”,“道”为“天理之自然”,“配”则是对“义”与“道”的兼美和兼合,所谓“合而有助之意”。人格构成的内在之“义”与外在之“道”,若不能兼合兼美,气则“馁”也,“饥乏而气不充体也……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若能兼合、兼美,则养成此气,“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既是“道”“义”相配,亦为天人相合。
孟子人格理论的“浩然之气”,既兼美“道”与“义”,亦兼美“知言”与“养气”。朱子《孟子集注》对孟子“知言”“养气”的人格功能有兼美式解读:“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可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道”与“义”,本为浩然之气的人格构成;而对“道义”的“明”与“配”(即“知言”与“养气”),则为浩然之气的人格践行。如同孔子的“文质彬彬”,孟子的“浩然之气”既是人格命题也是人格实践。孔子和孟子,既是四书人格范式的建构者,也是四书人格范式的践行者。读《孟子集注》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们自然会想到孟子是如何将“与民由之”与“独行其身”兼合一体。
《孟子集注》的人格理论,与四书的前三书密切相关。何为“知言”?“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者。”可知“知言”的功夫,即为《大学章句》“大人”人格的“明明德”之纲领和“诚意正心”之条目。何为“养气”?“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故孟子为善养之复其初也。”又可知“养气”的过程即为《论语集注》“君子”人格由质而文、质而返文的过程。气为体之所充,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诚如《中庸章句》所赞叹的“强哉矫”。作为四书人格范式的重要内涵,“浩然之气”既兼美“道”与“义”,亦兼美“知言”与“养气”,更是兼合了《大学章句》的“大人”、《中庸章句》的“强”和《论语集注》的“君子”,从而立体呈现出四书人格范式的兼美方为大美。
孟子曾感叹“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孔子自己也说过“不得中行与之,必也狂狷乎”。“兼乎狂狷者,则中道也。”(钱穆《四书释义》)作为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的“中道”或“中行”其实是很难达到的,孔子孟子的时代如此,程子朱子的时代亦然,今天也是这样。当下常能见到的人格弊端,或“卷”或“躺”,或“杠”或“惘”,或“燥”或“冷”,或“亢”或“衰”……凡此种种,皆为“偏”而不知“兼”,“辟”而不成“美”。明乎此,则可见出四书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大学》《中庸》明人格之法、臻兼美之境,《论语》《孟子》言君子人格的文质彬彬和浩然正气,四书人格范式对于当下的人格理论建构及修为践行均具有借鉴、启示甚至疗救功能:读四书可以破万“卷”(三声),读四书可以成“大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四书作为国学经典,不仅是大学通识(博雅)教育的必修课,更是国民素质(人格)教育的必读书。
作者:李建中,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