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的治理模式，常见儒家是人治一说。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就将儒家称为“人治主义”，法家称为“法治主义”。人治这一说法是否合乎儒家治理理念，值得进一步审视。
儒家非人治
儒家确实强调个人的作用，主张“为政在人”（《中庸》），“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把人看作实现良治的关键因素，再加上现实中存在种种徇私枉法的情况，故而常给人以儒家轻视法治、推崇人治的印象。其实这一印象，并不准确。
首先，儒家固然重视人的作用，但也没有忽视客观规范的价值。孔子既讲“道之以德”，又讲“齐之以礼”，强调礼这一普遍的公共规范的重要性。孟子也说“非礼无行”，指出要以礼规范政治活动。《礼记》中将儒家的治理方式总结为礼乐刑政：“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儒家在治理中推崇人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排斥客观之礼法，而是在强调德性的根源性基础上追求人的德性与客观法度相辅并行：“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
其次，儒家对参与政治生活的个人德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儒家主张在修身正己、明明德的基础上才能参与政治，治理民众，所以《中庸》中在讲“为政在人”后紧接着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政治实践中，儒家重视选贤与能，强调修身为本，要求提升和完善自我德性，尤其是在上位者要以身作则，摒弃个人的私欲偏好，不可任凭个人情绪恣意妄为。《礼记》中说：“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要求以民之好恶为好恶，这显然与因个人感情的随意性而影响决策的人治不同。将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人治套用到儒家的治理模式上并不合适，不能准确揭示儒家治理模式的特质。
儒家德治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治理模式并非人治，亦非法治，而是德治，这是因为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德性贯穿始终，构成了政治的原则、基础、目的和实现方式。儒家德治的基本内涵表现为：
第一，坚持德教为政治治理的原则。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道德教化，他区分了用“政刑”和“德礼”治国的不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坚持将德治作为治国的原则，反对专恃刑杀，认为使用刑法禁令惩罚百姓，即便民众出于恐惧不敢为恶，免于刑罚，但为恶之心未尝不在，不能培养起人的道德感、羞耻心，成就人的德性，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良好的治理和人的自我实现。孔子这一主张为儒家一贯之义。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一上来就说：“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坚持仁义治国，反对将功利作为治国的原则和目的。《大戴礼记》中说：“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强调德教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为政不本诸德，则一切政教法令会丧失价值，流入功利霸道之术，沦为严刑峻法之途。董仲舒曾言：“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张载也说：“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正蒙》）。可见，历来儒家都视德政为治国的根本原则，反对用刑罚、功利的原则治国。
第二，强调自我德性的实现是政治治理的基础。孔子言子帅以正，修身以先（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认为身正则不会作乱，且能正人。孟子言“惟仁者宜在高位”，“其身正天下归之”，“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反复陈说正己、正身在政治治理中的根源性价值。《中庸》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都是讲拥有优良的品德在治国中的重要性。郭店简《成之闻之》中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君子之求诸己也深，不求诸其本而攻诸其末，弗得矣”，把求诸己也就是个体德性的提升看作是治理民众的根本。荀子也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修身：“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在儒家这里，善治的实现最终都落实在了个体德性的提升上。
第三，重视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和感召作用。针对国君的问政，孔子不断强调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这样才能使民信服，容易管理。《孟子》和《中庸》中也都有关于在上位者的道德水平影响民众和社会治理效果的论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中庸》）。儒家之所以强调在上位者的道德水平，是因为在上位者的言说举止能引起民众的效仿，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在位者的道德能感化他人，收到上行下效之结果，所以说治理民众，首先要做到的是自我道德的提升和完善，所谓“先之以德，则民进善焉”（郭店简《尊德义》）。
德风德草，上行下效，在上者的道德是民众的表率，能引导整个社会走向善治。治民、莅民的要义在于“先之以德”“身服善以先”（郭店简《成之闻之》），完善自我的德性，作道德的榜样和表率，最终实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民进善焉”。儒家常用标杆和影、盘子和水、源和流的关系来类比说明在上位者的道德对民众的感化作用。先修己而后治民，先立德而后为政，强调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作用是儒家德治的内在要求。此外，儒家强调在位者的道德表率，根本上是实现对民众的感化和自我教化，而非指有位者以道德权威自居训导民众。
第四，主张循人之道、因人之德来治理。孔子在论述如何治民时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借助于郭店简《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等相关表述，可知“由”为导、顺从义，“知”为勉强、强迫义，其实讲的就是治理民众应该因任其本有之道，而不可用刑政的外力来强迫。《尊德义》中还说万事万物皆有其道，按其道行事才能成功。同样，治理百姓，教化民众也要按照人本有之道而行，而不是强制改变其道，所谓“教非改道也”。何为人之道、民之道？“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为人之内在本有之道，也是理政之本。以人道治民实质就是循人之性，以德为本，将人先天固有之德还给人自身。如果不循人道，不行其本，不由其德，只是发号施令，强迫民众服从，则势必难以奏效：“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虽强之弗入矣。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郭店简《成之闻之》）所以，儒家言德治倡导“以人治人”（《中庸》），以人所固有的德性来顺从人，使民自觉自知，从而成就人之性，而非仅仅视德为获取特定政治目的的手段，更非用外在强力约束人。德治在根本上要求自我德性的实现，是自我教化，是循己之性而成就自我，而不是以德去教训他人。
综上，儒家倡导“为政以德”，始终强调以道德为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认为自我德性的完善是实现善治的起点，也是政治的目的，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能起到感召效果。在德治理念下，治民之要在以德化民，因人之性而成就人之德，反对滥用刑罚等手段来强制民众，反对把人视为工具。德治贯穿了儒家为政的方方面面，成为儒家政治最鲜明的特色。
原载：《光明日报》2024年12月7日
作者：张辉，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