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 | 陈来：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

有关这一点，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类质疑是：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说就是农业时代所产生的东西，到今天还有什么价值？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用一句话就解决了，把类似的种种疑虑都破除掉。这就是说，在中华文化中当然有其糟粕的部分，但它的优秀的部分却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有永恒魅力，又有当代价值。所以，除了我刚才提及的讲仁爱、重民本那六条以外，习近平总书记后来于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天人合一、为政以德等十六个根本理念的当代价值也都作了明确肯定，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所以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提炼和选择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这方面作了表率；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廓清长久以来在文化继承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也作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他在曲阜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华文化的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这也就是承认它具有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意义与精神。应该说，这是对我们党的理论，包括我们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启发，以前是迈不过去的坎，现在一下就迈过来了。在十八大以来的这几年里，经过这样一些进一步的提法和理论建设，党关于文化继承的新时代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起来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关文化继承的问题，我们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就已经有了一套说法，即“批判地继承”，这在长期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到十八大以后，我们才真正确立了关于文化继承的新时代的理论基础。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种对文化继承的新主张，包含了发扬和抛弃两方面的辩证法。所以说，“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一说法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转变以后，基于治国理政的整体需要，对文化继承方针进行的新思考。我们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但在转变以后，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发展新的思考，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当时主要是在政治上进行“拨乱反正”，之后又搞了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对于文化领域，直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才开始有一些新的思考，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很多提法与之前也基本一致。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有扬弃地继承”，这并非个别性的改变，而是体现了我们从治国理政的整体出发对文化继承方针的新思考。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继承方面，代表了一种综合创新的发展。综合是把党在过去的很多文化主张综合起来，创新则是提出新的论断、新的方针。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包括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创新的内容。但创新之外又有综合，他并没有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去掉，例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样的说法，仍然得到了保留。因此，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的基本立场是综合创新，尤其是这破除了我们党历史上对此的一些旧有的提法。这一方面在于强调要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另一方面则在于“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一提法，这跟我们以往从四五十年代一直到后来“文革”时候的主张都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之前遇到过有些同志提出要厚今薄古，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了，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2015年12月30日，我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讲的题目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主要讲的是形成的历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了解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三千年的整体历史，因此只讲最近的一百年，或者甚至只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历史都是不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观点，在我看来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把这几点称作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主题下，提出“两有”“两相”和“两创”。“两有”就是“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两相”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则是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简单来说，“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两创”则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这几个精神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只讲“两创”，而不顾“两有”和“两相”，因为在创新之前还有一个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应该是：继承是基础，创新是重点。所以我认为总书记的文化继承理论是有一个体系的，不能仅讲其中一点。在我看来，现在只讲“两创”是不全面的。

我这里表达的内容，2014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就已经有所表达，在这一点上我也希望历史地展开我对文化问题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我曾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是如何确立中华民族的立场、认识中华文化的意义。”针对这个关键问题，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到2015这几年已经作了充分论述，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是，其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植根在中华文化中，把中华文化作为它的沃土，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它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实践，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一定要扎根和依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在2015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历史展开，是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所以中国道路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也是在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华文化紧密结合。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讲，但我们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意思来理解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确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地位，这些想法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考。

前三个自信在十八大以前的理论界就已经提出了。但在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综合创新。我们在谈论中国道路时，必须从五千年的文明史出发来阐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关于文化自信，后来在2015年和2016年也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表达。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来看，他提出和阐述的文化自信主要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贯穿几千年历史的，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而不仅仅局限于过去一百多年的党的传统。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这样的文化自信当然也涵盖了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实践，但在总体上还是更加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将文化自信放置在几千年来的深远的历史背景中。

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方法是这样的：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政治、道路、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要有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眼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非常强调五千年的历史，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其文化是几千年来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实和发展，也不可能在当今世界文化的激荡中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因此，他指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是其他自信的根本源泉，是坚持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在早期，如2013年和2014年，还尚未见到过这样的表述。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表达，体现了新时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对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种强烈关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认为这是一种更基础、更深远、更持久的力量。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道路必须符合我们自身的历史和国情，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保持自信，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积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也应成为我们最根本的自信来源。当然，我们在谈论文化自信时应该涵盖多个方面。我们要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充分肯定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独特的魅力。我们必须确信：中华优秀文化所包含的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内涵，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而且在当代的创新转化和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应该说文化自信是他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重点。他强调对广博精深的中华文化要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这一切都并非空话。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核心自信应当建立在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之上。这些价值观涵盖了一切传统的道德规范、道德情感、道德原则和美德基础，贯穿于治国理政、社会文化以及个人行为的各个方面，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已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早期还特别强调四个“讲清楚”，后来就通过提出“文化自信”，把这个问题予以进一步推进。

现在我们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前面已经强调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抽象的理论对比或推演。因此，我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执政党，在推动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键在于党和政府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不能仅限于几个术语的解释，我也不赞成一般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是否有理论上的交集，这种方法通常不是我所推崇的。我也不主张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的学术对话，也不认为有必要深入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儒家经典文本之间的异同。我认为应该摆脱这些细枝末节，直接看待根本问题，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需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求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出发，讨论执政党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在“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党的任务和使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根本转向，即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中心转变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中心。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认为发生了更为重要的变化和转向。而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更加明确了党在推进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所承担的当代责任，即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因此，自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成为党引领民族复兴的总主题，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主题。因此，我认为今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就像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支柱。古代文化常强调“两轮驱动”，因此我认为并不需要将注意力放在纠结于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异同之上。最重要的是要肯定它们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让它们共同自觉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我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之前也提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一种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应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谈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应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在十九大之前还未正式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已开始反对僵化主义和教条主义。因此，我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时，应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非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对初心使命和奋斗主题的认识下，“7·1”讲话提出了九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或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希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结合是要有文化在内的结合，许多同志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然而，党的文件一直未对此予以明确肯定，直到这次“7·1”讲话才明确肯定了这一点。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已经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要密切结合的意图。我们认为，之前的讲话中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但没有进行明确表述，这次讲话则明确表述了这一观点。这一表述的出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新的高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与党对自己的使命自觉是一致的，与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回顾十八大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便指出，新领导集体肩负重大责任，“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他强调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最终表达了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并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梦想。可见，从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中国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开始便贯穿着一个根本点，即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与发展，我认为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使命、初心和主题，这就涉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始于1938年，在毛泽东主席的《论新阶段》中提出。然而，到1952年编写《毛泽东选集》时，这一说法经过修改，变得更具体化。历史研究表明当时的南斯拉夫问题在苏联被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斯大林甚至怀疑毛泽东就是中国的铁托。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这一说法进行了调整。但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民族化和民族意识并没有错，我们不应该因斯大林的反对而反对，而是应当正大光明地肯定这种民族根源意识。我认为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核心意识是正确的，无论是否称之为民族主义，我们都不必回避，而是应该加以肯定。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点。我们今天可以进一步表达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以此彰显我们这个时代和党的主题。

在深入了解习近平总书记过去十年来对中华文化的理论体系后，我认为必须更明确地强调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主体性。我们今天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称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但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问题的整体历史和文化综合的角度来看，仅仅将其归结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不够的，这似乎将其简单地看作一种外来思想。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肯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一方面说它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说它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还需要再加一条“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呢？这是因为我认为只讲前面两条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毕竟已经讲了这么多中国文化的意义以及传承发展和实践的重要性，如果把它只讲成外来文化到中国的一种中国化，这是不够的。因为总书记的站位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和面向未来的永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代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思想。当然，之前的提法都仍然是需要的，但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加上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句话则尤为重要。因此我认为只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是有历史限制的，因为这就意味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而我们只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总是在这样一种框架下进行表达，这就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就超越了这种局限性，涵盖了整个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和发展。然而，这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前景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简单的中国化，而是必须将其融入中华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认为其前景应当是这样的：即让马克思主义吸收并融入中华文化，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支撑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在历史上，佛教和禅宗在中国化过程中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外来的东西，这就展示了一种积极的前景。

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民族的力量，并不是否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一个自在的文明及其文化体系的主体作用。只是由于文化主体在不同的时代并非永远自足的，它需要其他外来力量的支持，甚至还需要吸收这些力量，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我前面的比喻虽然有局限性，但它仍然包含了一种对主体性的肯定，激发我们进一步理解二者关系的动力。因为对这些关系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民族千年来创造的伟大文明，使其再次展现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些表述并非把中华文明看作被动的存在，仅仅在某些时刻需要激活，而是强调其拥有伟大的创造历史，并能够展现自身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并不削弱其主体性。在前几年关于中华文明的讨论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3月视察武夷山朱熹园的讲话中就提到：“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回到我们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上要与中华文明有机结合。这是我的理解，而非党中央的观点，但我认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理解角度。有些理解可能会更为超前，这并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