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选：中国古建筑测绘大系分册-天坛

      本套丛书按照中国古建筑的功能类型，分为宫殿建筑、陵寝建筑、园林建筑、坛庙建筑、庙学建筑、祠庙建筑、佛教建筑、民居建筑等类型，共22卷组成。每种类型均选取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国家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建筑的测绘图，是全面、翔实地记录和梳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数据信息和资料档案。通过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古建筑在功能类型、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为我国古建筑的科学保护和深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设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现代建筑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国的古建筑测绘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为创立我国自主的建筑史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作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不朽贡献。正像梁思成先生早年强调的那样：我国“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而古建筑测绘成果则正是对这些“古物”进行保护和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档案资料。这项伟业虽然历经80多年来的积累，相关测绘成果规模宏大，质量优秀，也曾赢得国内外相关学术权威高度评价，却由于各种原因，大多垒之高阁，系统出版的成果犹如凤毛麟角，显然不利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建筑史学的发展，不利于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创作以及面向世界的相关文化交流，不利于文化强国的建设。 

      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展开，建筑设计和研究人才的培养，有助于弘扬和传承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为后世子孙完整保存和完美呈现大批中国古建筑——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利于促进与其他地区建筑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向世界展示我国历史悠久的建筑文化，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我国成为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梦想书写重要的篇章。

天坛

中国古建筑测绘大系·坛庙建筑

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合作编写

王其亨 主编    曹鹏 编著

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9 

天坛位于北京城正阳门以南，永定门内大街东侧，与先农坛隔街相望，占地面积273公顷。坛域由北圆南方的两道坛墙嵌套围合，形成内坛与外坛，内坛仅有圜丘、祈年殿、斋宫三大组群，及神厨、神库、宰牲亭等附属建筑；外坛设置了神乐署与牺牲所组群，为整个皇家祭祀活动提供乐舞与牺牲；其余广阔空间大量栽植松、柏、槐、榆等仪树与海树。

尊崇庄重、典雅瑰丽的天坛祭天建筑与苍然肃穆的郊天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经明清两代持续经营，凝聚了古代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文化传统与生态智慧，体现了华夏文明的深厚积淀，堪称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祭天建筑组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图一）

^{▲图一 1943年北京城航拍图}

明洪武一朝的郊祀制度经历了从初制“天地分祀”到定制“天地合祀”的重大变化，进而由祀典引发了建筑的变化，其间营建的南京圜丘、中都圜丘和南京大祀坛对后世北京天地坛与天坛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1、南京圜丘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初定天下，拟定都金陵，遂卜新宫、拓旧城。吴元年（1367年）始建郊坛、社稷与宗庙。稽考郊祀之礼，顺合阴阳之义，在京师钟山之南营建圜丘，钟山之北营建方丘，分祀天地。同年八月，南郊圜丘与北郊方丘建成。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大祀天地于南郊圜丘，即皇帝位（图二）。

^{▲图二 《应天府图》（引自：《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

初建之圜丘，在正阳门外东南，钟山之阳。圜丘坛仿汉代制度，为圆坛两层，琉璃材质。坛外有圆、方两重壝墙，四面皆设棂星门。壝墙外北有天库，东置神厨、神库、宰牲房与天池，坛壝以南的横甬路东西各有牌楼一座。洪武二年（1369年），先是增建天下神祇坛于圜丘之东，在有事于圜丘之前预告百神之用，后在圜丘以南建殿九间，作为遇风雨时的望祭之所。翌年，建斋宫于圜丘之西并改建南郊牺牲房。洪武六年（1373年），仿宋景钟铸成太和钟，即在圜丘斋宫东北建钟楼悬挂此钟。至是，以天地分祀为制度的南京圜丘建设基本完成。（图三）

^{▲图三 《圜丘之图》（引自：四库本《大明集礼》）}

2、中都圜丘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一，朱元璋下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次日，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取了元大都。在这种国家南北一统的态势下，其后的两个月，朱元璋先是巡幸北京，后又迁徙北平军民于汴梁，其欲于“天下之中”——宋之旧京立都之意尤为明显。然而，次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却以“民未苏息”为由，诏以家乡临濠（今凤阳）为中都，并开始建置城池、宫阙、坛庙。至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以“劳费”为由，罢中都役作。虽然当时中都城池、宫阙和坛庙大多尚未完工或并未建设，但罢建之前数日，朱元璋刚刚在驻中都时祭告天地于圜丘，或可说明作为国家祭祀场所之首的圜丘业已建成。

       从文献记载可知，中都圜丘始建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其坛壝尺度较南京略有缩减。从遗存情况来看，如今位于中都城洪武门外东南的圜丘坛垣，其总体格局形态尚能辨析，中部的圆形土岗是圜丘的内坛空间，即中间为圜丘坛壝所在；外以圆形环沟围绕，四面设桥与内坛相连；内坛之外尚有周回约六里的巨大圆形外坛。虽然圜丘遗址内的建筑情况尚不清晰，但通过遗址中内坛、环沟与外垣不断增大的圆形空间，已展现出在明初“天地分祀”制度下古代哲匠对“天圆”意象的完美演绎（图四）。

^{▲图四 明中都坛庙格局复原示意图（作者自绘）}

3、南京大祀坛

       罢建中都使朱元璋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的蓝图成为泡影，他随后即把营建重点重新转回南京。洪武八年（1375年）七月，首先改建了南京太庙于阙左，且由“都宫别殿”改为“同堂异室”，这不仅标志着南京大规模调整都城格局的开始，也标志着坛庙祀典制度由“分祀”转向“合祀”的开始。

洪武十年（1377年）八月，朱元璋下诏改建圜丘为大祀殿，即圜丘旧址为坛而以屋覆之，欲举合祀天地之典。翌年十月，大祀殿建成，并更定合祀之日为春首正月三阳交泰之时，以启稼穑之事。此次改建的南京大祀殿组群亦分内坛与外垣，内坛以四座石门与周墙围绕，中有大祀门、东西庑、大祀殿，北门外为天库；内坛之外，东北为神厨库与宰牲亭等，西南为斋宫组群，坛垣周回九里三十步（图五）。南京大祀殿的祀典制度与建筑形制成为后世永乐朝北京天地坛的蓝本。

^{▲图五  《大祀坛图》（引自：《洪武京城图志》）}

北京天坛创建于明永乐朝，按太祖洪武定制合祀天地于南郊，名为“天地坛”，其建筑制度仿效南京大祀殿。至嘉靖朝，因旁系承继皇位而引发礼制变革，复行分祀天地的洪武初制，创建圜丘专祀天帝，天地坛亦更名为“天坛”，其后又稽古创建明堂，改建大祀殿为大享殿，奠定了北京天坛建筑的基本格局。

1、永乐朝天地坛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称帝。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大祀天地后，朱棣在礼臣建议下，遵太祖中都之制，升运兴之地的北平为北京，形成“两京之制”。其后堪合皇城、采办砖木、疏浚河道、修治坛庙、整理城池、营建山陵、通漕济运、诏作西宫、鼎建新宫，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末，北京宫殿成。翌年初，朱棣隆重迁都北京。

北京天地坛虽然在祀典制度和建筑配置上“悉如南京”，形成了大祀殿、斋宫、神乐观、牺牲所四大组群以及神厨库、宰牲亭、銮驾库、具服殿等附属建筑，但在规划选址、坛垣尺度、外部空间等多个方面体现出“高敞壮丽过之”的设计超越。在规划选址上，北京天地坛吸取了南京、中都坛庙布局的经验，置于正阳门外南郊之东，与西侧的山川坛隔街相望，共同拱卫北京的城市中轴线，较之南京两坛皆规划于正阳门外之东更具仪式感；在坛垣尺度上，北京天地坛由南京大祀坛的周回“九里三十步”扩大到周回“十里”，且形成了内、外坛空间，以区分主体建筑大祀殿、斋宫与附属建筑牺牲所、神乐观（图六）；在外部空间上，大祀殿组群置于高台之上，南神门通向大祀门的神道逐渐抬升，更加增强了人神对话空间的崇高感（图七）。

^{▲图六  北京天地坛总平面复原图（作者自绘）}

^{▲图七  天地坛大祀殿组群总平面复原图（作者自绘）}

2、明嘉靖朝天坛

       在北京城与诸坛庙建成百年之后，明嘉靖皇帝朱厚熜以旁系入京膺承大统，为了正宗统、孝皇考，在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十七年（1521-1538年）间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礼制争论和政治斗争，史称“大礼议”，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北京坛庙也因此迎来了大规模的格局调整。与宗庙同等重要的郊坛，尤其是天坛，以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堂大享礼”举行即“大礼议”结束为节点，可分为“创建”与“改建”两个时期，“鼎建圜丘”、“增设崇雩坛”与“改建皇穹宇”、“改建大享殿”四个阶段（图八）。

^{▲图八  明嘉靖朝天坛建筑变迁示意图（作者自绘）}

1）鼎建圜丘（1530-1531年）

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朱厚熜恢复太祖洪武初制，分祀天地于南北两郊，在天地坛大祀殿之南新建圜丘（图九），复行冬至郊天之礼， “天地坛”更名为“天坛”。翌年，圜丘以北的神御版殿也建成，嘉靖帝定名“泰神殿”。圜丘与泰神殿外有坛墙围合，共设四门，以“乾卦”之“四德”命名，分别为南门“昭亨”、北门“成贞”、东门“泰元”、西门“广利”。

^{▲图九  《圜丘图》（引自：万历朝重修《明会典》）}

2）增设崇雩坛（1532年）

明初定雩祭，为水、旱灾时之祭祀，但并未专设坛壝，或躬祷或露告与宫中，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诏于圜丘东泰元门外之北，依郊坛之制建崇雩坛（图十）。崇雩坛建成后一直未被使用，直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嘉靖帝才亲往祭祀。其后明清两代雩祀之礼又皆行于圜丘，至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天坛围垣修整之际，废弃已久的崇雩坛组群被拆除。

^{▲图十  《崇雩坛图》（引自：万历朝重修《明会典》）}

3）改建皇穹宇（1539-1540年）

嘉靖十七年（1538年）冬至大祀圜丘前，嘉靖帝更定上帝泰号，尊称为“皇天上帝”，拉开了泰神殿改建皇穹宇的序幕。正式兴工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皇穹宇组群工成（图十一），其主体建筑皇穹宇为周围八柱的重檐圆殿，东西配殿各五间，其外有圆形围墙环绕，南门三间。组群中心北移至原成贞门位置，成贞门亦北移，两侧砌以弧墙与原直墙连接，弧墙与直墙城砖上的窑造款识年代不同正表明经过前后两个时期的营造过程（图十二、图十三）。

^{▲图十一  《皇穹宇图》（引自：万历朝重修《明会典》）}

^{▲图十二  成贞门两侧直墙城砖窑造款识（作者自摄）}

^{▲图十三  成贞门两侧直墙城砖窑造款识（作者自摄）}

4）改建大享殿（1540-1545年）

南郊圜丘建成之后，即议定在每岁春正月上辛日在大祀殿举行祈谷礼，但仅于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举行过一次，后即改为启蛰日行祈谷礼于圜丘，大祀殿即废弃不用。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欲行“明堂秋享之礼”，位于圜丘之北、皇城东南的大祀殿即成为祀典绝佳之选，但由于诸多原因，大享礼行于大内玄极宝殿。至嘉靖十九年（1540）十月，嘉靖帝准古明堂之义，下诏在原大祀殿址建大享殿，而次年的太庙火灾使大享殿工程暂停。停工期间，嘉靖帝下诏拆撤了旧大祀殿。大享殿再次兴工已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三月，其余工程兴工于十月，包括了新建大享神御殿（即皇乾殿）、改建大祀殿东西庑、修缮大祀门与东西南三座砖门、拆除具服殿等。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八月，这座准古肇建的鸿构组群即将完工，大臣们奏请当年在大享殿举行秋享上帝之礼，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嘉靖帝暂止了与之相关的各项礼仪，仍将行礼于玄极宝殿，且终嘉靖一朝，明堂秋享之礼亦未在大享殿举行。此次新建大享殿即在旧大祀殿原址，由于圆形平面已叠压原天库，因此需在原方形大台基北部加筑，突出高台容纳皇乾殿，亦形成与皇穹宇组群类似的独立院落（图十四）。

^{▲图十四  天坛大享殿组群总平面复原图（作者自绘）}

纵观北京天坛在清代的历史沿革与建筑变迁，其中有三个时段尤为重要，即顺治朝的祀典创立、乾隆朝的兴修改易与光绪朝的祈年殿重建。

1、顺治朝的祀典创立

清顺治帝福临定鼎燕京，宫室、宗庙、郊坛多沿用前明旧物，天坛建筑更因明嘉靖朝奠定的恢宏格局，直至康熙、雍正两朝都未有重要的营缮活动。而顺治朝正值国祚未稳、百废待兴之际，面对明代天坛遗留下来的圜丘、大享殿、崇雩坛、斋宫、神乐观、牺牲所六大组群（图十五）以及纷繁复杂的祀典礼仪更旋变革，则大清王朝的祀天礼仪创立尤为重要。

^{▲图十五  祈谷坛图（上图）与圜丘总图（下图）（引自：康熙朝《大清会典》）}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顺治帝以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次月即定制每岁冬至大祀天于圜丘。十三年（1656年）又议定恢复祈谷之礼，以每岁正月上辛日，恭祀上帝于祈谷坛即大享殿下三层圆台。十七年（1660年）议定每年孟春合祭天地日月及诸神于大享殿，但仅于当年四月举行了一次合祀大享礼，康熙朝遂废止。此外，自顺治十四年（1656年）始，如遇大旱，皇帝则前往圜丘祷雨，至乾隆七年（1742年）圜丘雩祭之礼成为定制。

2、乾隆朝的兴修改易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清朝达到鼎盛，而经阅久远的天坛建筑，或年久倾圯、或金碧不鲜、或空间局促、或取义未协。自乾隆七年至乾隆二十年（1742-1755年），天坛诸多组群以及内外坛垣皆进行了大规模的兴修改易。

乾隆七年至八年（1742-1743年）修理南北两郊斋宫，此次天坛斋宫工程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修理了明代的正殿、钟楼、铜人亭、宫门、围廊、桥梁、河道；其二，拆除了明代的后殿与配殿，填埋内护城河西段以使内宫墙向西扩展，形成独立的寝宫院落，新建内宫门、正殿、配殿及连廊。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一月，因熏炕致使寝宫正殿与配殿失火，嗣后在原址重建正殿，但取消了配殿与连廊，正殿后部左右添建随事房各五间，并增加垣墙，对寝宫院进行合理分隔，形成现今的格局。

八年（1743年）四月，天坛神乐观更名为“神乐所”，仅保留原显佑殿供奉的玄天上帝，将其余道教神灵皆撤去。

十二年（1747年）修理天坛内外坛墙，对原有土墙外包砌城砖，并取消内坛墙两侧出廊。同时，拆除了圜丘泰元门外明嘉靖朝营建的崇雩坛组群。

十四年（1749年）五月，乾隆帝在北郊祭地斋戒时与大学士合议南、北郊坛修缮事宜，由此拉开了天坛核心建筑组群的改易序幕，任命和亲王弘昼、时任户部尚书海望、工部尚书三和与曾任礼部尚书的王安国为总理工程大臣，十五年（1750年）兴工，首先开工的是祈谷坛大享殿组群，两年后圜丘与皇穹宇组群开工，至十八年（1753年），天坛工程工竣。此次大修对核心建筑的改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明代皇乾殿为青色瓦顶，其周围围垣及门的瓦顶颜色为绿色，此次修缮后，皇乾殿院落瓦顶颜色统一成青色。

2） 原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瓦顶颜色由原来的上青、中黄、下绿改为了三层皆覆青瓦；原大享门更名为“祈年门”，瓦顶颜色由绿色改为青色；东西两庑则拆除了后重的七间，仅保留前部的九间，并改绿色瓦顶为青色。南、东、西三座砖门及坛外垣瓦顶颜色仍为绿色。

3）明代圜丘三层面径分别为五丈九尺、九丈、十二丈，通体青色琉璃。此次乾隆帝以“九五之数”为原则扩建圜丘，设计方案经多轮修改，最终按康熙朝《律吕正义》所稽考的古尺为度，三层直径分别为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坛面材质为艾叶青石，三层各九重石块，仰覆莲须弥座，上安360樘青色琉璃栏板（图十六）。建造过程中，因琉璃栏板难以烧造，改为三层艾叶青石栏板，数量也减少至“乾策之数”的216樘，并添安龙头。此外，圜丘坛外的圆方两重壝墙瓦顶颜色也由绿色改为青色。

^{▲图十六  《圜丘图》（引自：光绪朝《大清会典图》卷一）}

4）此次皇穹宇改建工程，把嘉靖朝的重檐圆殿改为了单檐圆殿，以符“阳数”；原有青色琉璃槛墙加上身青灰墙做法改为临清城砖干摆做法；台面原有一圈青色琉璃砖墁地也改为了青白石墁地。此外，围垣及门的瓦顶颜色也由绿色改为青色。

至此，乾隆朝复鼎新南郊坛宇，凡崇卑之制，象色之宜，无不斟酌尽善。

此后，乾隆十九年（1754年）先是修理了牺牲所，对原有建筑布局及神所、官廨、牲房等位置与间数进行了调整；又于天坛西外垣之南、与先农门相对处增建一座坛门，并于外垣内增建钟楼一座，此后遇祭圜丘即进此新建的圜丘门进入，祭祈谷坛则仍进原有的外西天门进入。二十年（1755年），神乐所又改名为神乐署（图十七）。

^{▲图十七 乾隆二十年天坛总平面示意图（作者自绘）}

3、绪朝的祈年殿重建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四日，祈年殿毁于雷火。祈年殿关乎国家重要祀典，遂议定重建，因无相关图纸，乃集工匠及相关人员询问并进行勘察与设计。十六年（1890）祈年殿补建工程兴工，至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工程验收。此次重建的祈年殿与烧毁前的祈年殿相比较，其平面尺度相同，但在建筑高度、出檐尺度、屋面举折、陡匾尺寸等方面略有区别。值得重视的是，这次工程留有样式雷《天坛补修工程做法册》（图十八），是重修时工部算房的底本，虽在施工中略有更变，但大体仍与现状符合，是研究此殿结构做法的重要档案。

^{▲图十八  《天坛补修工程做法册》首页（国家图书馆藏）}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侵华军队侵入北京后，英军侵占天坛。《辛丑条约》签订后，天坛又短暂地回归清朝政府管理使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王朝统治，次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天坛由清朝典礼院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管理。1913年元旦天坛首次对民众短暂开放，5月《坛庙管理大纲》颁布，北京坛庙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天坛为上等级保护文物。1918年元旦，天坛正式辟为公园。至此，这座历史悠久的皇家祭坛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与内涵。

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文物古迹的调查研究与保护整理工作日益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1928年和1929年相继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性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1935年1月，鉴于北京古物古迹规模大、数量多且多有残损毁圮，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宣告成立，负责整理修缮北平文物古迹事宜。在此背景下，天坛修缮工程成为旧都文物整理一期工程中超前筹划、开工最早、经费列支最多的一项，1935年5月开工，翌年10月竣工。在此工程中，由中国营造学社、基泰工程司、恒茂木厂联手形成的学术研究、勘察设计、修缮施工精英团队，使此次天坛修缮工程成为我国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图十九）。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3月，单士元即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发表了《明代营造史料·天坛》一文，搜集整理了有关天坛营造的文献史料，考证了明清两代天坛的历史沿革，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天坛之最早成果，同时天坛修缮工程也直接受益于此文。

^{▲图十九  圜丘工程开工合影，左一杨廷宝、左三林是镇、右二梁思成、右三刘南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

20世纪40年代，为预防北平古建筑遭战火焚毁，由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谋划，由基泰工程司张镈主持，带领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生，历时四年，分三期，测绘了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北京城中轴线主要古建筑，共绘制实测图704幅。其中，天坛测绘应在第三期，从1944年3月开始，绘制天坛主要建筑的测绘图纸66张，其中彩图6张（图二十）、墨线图60张（图二十一）。与国人测绘天坛同时期，日本学者石桥丑雄在日伪北平特别市公署任职期间，也对天坛进行了调查、测绘与研究，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绘制了祈年殿、圜丘、皇穹宇、斋宫、南北神厨库几个组群的总平面，回日本后编著《天坛》一书，于1957年出版。

^{▲图二十  圜丘立面渲染图（引自：《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

^{▲图二十一  祈年殿正立面图（引自：《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府与全社会的努力下，天坛公园的基础设施得到大幅提升、园林绿化逐步恢复并蓬勃发展、古建保护修缮科学有序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坛公园管理处作为天坛遗产的守护者，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学术研究，陆续出版了多部天坛研究著作（图二十二）；另一方面，积极与高等院校合作，对天坛古建筑进行系统的测绘。

^{▲图二十二  天坛研究相关书籍封面（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提供）}

       在此背景下，天坛公园成为了天津大学最重要的教学与科研基地。1986年天津大学建筑系1984级学生首次对天坛古建筑进行了探索性的小规模测绘。此后，以天坛申请并获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1998年、1999年，对圜丘、斋宫、神乐署、坛门、北神厨库、皇乾殿等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数字化测绘；结合2005年、2006年天坛古建筑大修，对祈年殿组群、皇穹宇组群进行了补测工作；2015至2017年又多次利用三维激光扫描等先进技术对天坛重要建筑进行了复测工作。在此期间，天津大学共有近200名师生投入天坛测绘工作中，完成测绘图共计300余幅。

       为了更好地保护与研究天坛，更形象地展现天坛古建筑，天坛公园管理处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密切合作，从相关测绘研究成果中精选了200余幅图纸，按照祈年殿、圜丘、皇穹宇、斋宫、神乐署五大组群以及北神厨库、南北宰牲亭、坛门等附属建筑，组织为202页图版，编辑成书，祈望能够裨益于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保护、研究与传承。

^{▲祈年殿及祈谷坛正立面图}

^{▲皇乾殿院落正立面图}

^{▲皇乾殿正立面图}

^{▲成贞门正立面图}

^{▲祈年殿及祈谷坛平面图}

^{▲祈谷坛勾嘴大样图}

^{▲圜丘组群平面图}

^{▲圜丘外墙南棂星门正立面图}

^{▲皇穹宇琉璃花门正立面图}

^{▲皇乾殿望柱柱头大样图}

^{▲斋宫正立面图}

^{▲斋宫钟楼正立面图}

^{▲斋宫正殿时辰亭}

^{▲北神厨库井亭正立面图}

^{▲北宰牲亭正立面图}

^{▲皇穹宇丹陛大样}

供稿：天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编辑：杨梓莹

审核：曹鹏

校对：邓靖凡、胡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