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选：中国古建筑测绘大系分册-曲阜孔庙

      本套丛书按照中国古建筑的功能类型，分为宫殿建筑、陵寝建筑、园林建筑、坛庙建筑、庙学建筑、祠庙建筑、佛教建筑、民居建筑等类型，共22卷组成。每种类型均选取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国家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建筑的测绘图，是全面、翔实地记录和梳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数据信息和资料档案。通过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古建筑在功能类型、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为我国古建筑的科学保护和深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设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现代建筑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国的古建筑测绘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为创立我国自主的建筑史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作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不朽贡献。正像梁思成先生早年强调的那样：我国“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而古建筑测绘成果则正是对这些“古物”进行保护和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档案资料。这项伟业虽然历经80多年来的积累，相关测绘成果规模宏大，质量优秀，也曾赢得国内外相关学术权威高度评价，却由于各种原因，大多垒之高阁，系统出版的成果犹如凤毛麟角，显然不利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建筑史学的发展，不利于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创作以及面向世界的相关文化交流，不利于文化强国的建设。 

      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展开，建筑设计和研究人才的培养，有助于弘扬和传承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为后世子孙完整保存和完美呈现大批中国古建筑——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利于促进与其他地区建筑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向世界展示我国历史悠久的建筑文化，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我国成为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梦想书写重要的篇章。

曲阜孔庙

中国古建筑测绘大系·祠庙建筑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合作编写

王其亨 主编    吴葱 丁垚 编著

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10

一

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在阙里孔子故居因宅立庙，为前一年辞世的孔子建立了三间简陋的庙祀。然而，曲阜孔庙的生命历程一经开启便延绵未绝，且代有增益，渐趋恢弘，延续至今近2500年仍活力充沛。曲阜孔庙的“寿与天齐”可谓世所罕见，诠释并象征着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被当世列为“世界遗产”。曲阜孔庙之所以能永续不绝，非为其殿宇的固若磐石，而是源自孔子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遗产。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定、孔子封谥的变化和祭祀规格的提升，孔庙从最初以宅为庙，经历了汉唐简略，北宋扩建而奠定格局，至明清臻于极盛。现有的曲阜孔庙占地约9.5公顷，南北长约652米，东西宽约156米。南北狭长，院落重重，整体可分为六个区：

（一）前庭三院（附万仞宫墙）；

（二）奎文阁和大成门前院；

（三）正殿殿庭；

（四）殿庭东院；

（五）殿庭西院；

（六）殿庭后院。

^{▲图1 孔庙总平面图}

前庭三院建筑疏朗肃穆，由南而北包括金声玉振坊、棂星门、圣时门、璧水河（泮河）与璧水桥、弘道门、大中门等中轴线上重要建筑。另外，棂星门外的曲阜城仰圣门常被当作孔庙的“万仞宫墙”，可视作孔庙最南端起点。

奎文阁和大成门前院，包括同文门、作为藏书楼兼作殿门的奎文阁、金至明清时期逐渐密集加建的十多座碑亭以及东路斋宿院等建筑。

大成门以内，建筑组群分中、东、西三路，即殿庭、殿庭东院和西院。殿庭是孔庙核心祭祀区，包括大成门、杏坛、大成殿、寝殿及两庑；殿庭东院是孔子的“故宅区”，设有崇圣门、诗礼堂、鲁壁、故宅井、崇圣祠、家庙等；西院包括启圣门、金丝堂、启圣王殿、寝殿等，后两者用于祭祀孔子父母及五代祖。

殿庭后院中轴线为展示孔子事迹和画像的圣迹殿，并建有神厨、神庖、后土庙等附属建筑。

另外，整个孔庙之内，除古建筑外，还有数百碑碣、匾额、题刻等传世文物。

二

孔庙功能首在祭祀。佳气绕墙，庙貌岩岩，圣域幽奥，殿庭宽阔，月台宏敞，承载着多达千人的大规模祭祀仪典。孔子历史上尊称或封谥为“尼父”、“素王”、“至圣先师”、“文宣王”、“文宣帝”等，因而，孔庙自宋金以降逐渐形成的门戟之制、“天子五门”、前殿后寝、王城角楼的配置，乃至龙柱的使用，使孔庙具有“帝王”气象，与孔子封谥曾居帝王之位、祭祀最高到“太牢”规制相应。

^{▲图2 大成殿和祭孔活动}

走读孔庙，固然可以看到礼制之威仪、圣域之肃穆、思想之深邃、后世之尊崇、殿宇之宏敞、建筑之丰富，然而历代孔庙的踵事增华和深厚积淀，则更让人读出风雨经年的历史，高山仰止的圣贤，启蒙励志的故事，等等。这有赖于曲阜孔庙中专门兴修了一些特有的建筑和景物，在满足祭祀和礼仪象征的建筑之外，构成了孔子故里“古迹”体系的一部分，包括万仞宫墙、泮水桥、奎文阁、杏坛、金丝堂、诗礼堂、鲁壁、故井、圣迹殿，乃至孔子手植桧和杏树等，从形式上丰富了孔庙的空间，内涵上阐释并传播了儒家思想。其中，宫墙、泮水桥和奎文阁（或称六经阁、御书阁、尊经阁等）成为各地文庙通行的配置。这与中国古代特有的古迹观念和擅长阐释古迹的传统密切相关。

古迹，字面上看是先人遗迹的统称。但相关研究表明，古迹更包含了“人类脚印”、“岁月痕迹”的深刻内涵；不仅是文人悠游时的吟咏，更是体系化的价值认知甚至制度建设。古迹是先人活动和行为的遗存，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在后世人们的参与下，叠加、积淀而形成的集体记忆和复合文化遗产。

早期比较明确的古迹记录见于《汉书·地理志》，宋代以降，古迹则大多在方志中集中、系统记录，并成为独立的门目。至迟到宋元以降，全国在县一级行政单位内，基本上都有一份比较完备的、由官方认定并持续更新的古迹名录。有些村镇一级方志的中也出现了古迹名录，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古迹专志的出版。地以人胜，事以文传。

传统上对于古迹并未聚焦在实物的“保存”，而是重视对古迹的“阐释”和传播，从历史发展、社会伦理以及艺术创造等方面用不同方式进行阐释。明代曲阜县隶属兖州府，关于对古迹的价值以及对古迹的阐释、传播，在（万历）《兖州府志》关于古迹的叙言中自豪地写道：

左史纪言，迹载六经；右史纪动，迹具春秋……六经之遗，春秋之续，古人言动之迹，散百家、勒鼎彝、镌金石、歌民风、咏诗赋、书简牍、垂竹帛而藏名山者，缤纷乎珠玉并陈，彪炳乎丹青焕烂。

这段古人对待古迹的代表性论述，不仅指出古人心中古迹的历史和社会价值，更折射出古人对待古迹的态度和做法：一是将古迹视为经典，珍如珠玉，与史志互补，地位之高犹如孔子修订的六经；二是擅长对古迹进行“阐释”，用百家著作、金石碑铭、诗词歌赋、丹青彩绘等各种媒介载体，将古迹演绎表现得焕烂多姿、深入人心，以追求古迹价值的普世传播和世代传承。

研读曲阜方志、阙里志和大量相关碑铭诗文，可以看出古人心目中的各处古迹并非散乱分布的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由远及近，从大到小，层次丰富的体系，融于历史进程的时空框架与孔子“圣迹”和儒家思想的源流演变。

孔庙的阐释模式始于北宋，随着孔庙规模的扩大，中轴线上兴建杏坛，东路兴建金丝堂等，并在明弘治时期的扩建中，金丝堂移至西路，东路则形成了诗礼堂、鲁壁、故宅井等格局。另外，在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圣迹殿内，还保存着百余幅石刻圣迹图、孔子圣像、汉高祖和宋真宗祭庙图等，则是用图像方式对孔子相关历史的阐释和演绎。

利用对这些古迹的阐释，北宋至明清的曲阜孔庙，逐渐于祭祀功能、礼仪空间、纪念象征之外建成了一套特有的古迹体系。回首历史蓦然发现，遗产的阐释原来是我们曾经的优势和专长，是我们迷失方向而丢失了的优秀传统。

诚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古迹”显然无法作为孔子“圣迹”真实的历史见证。但是，正如乾隆皇帝在鲁壁题诗中的反问，“经天纬地存千古，岂系恭王坏宅时？”历史不是一时一刻，而是每时每刻。历史是一个迭代发展的过程，因此，这些古迹仍然是古人对孔子崇誉有加、对儒家学说发扬传播的历史见证，是古人动态发展的古迹观念和善于阐释古迹、传承思想文化的生动写照，也为我们今天开展遗产的“阐释与展示”提供了启发。

三

从2001年至2004年，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局前身）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通力合作，开展了对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周公庙、颜庙、少昊陵、洙泗书院、尼山孔庙、尼山书院等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进行测绘记录的项目，曲阜孔庙古建筑的测绘是其中的首个项目。2001年，结合天津大学《中国古建筑测绘》教学实践（后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在王其亨教授的领导下，由多名教师和研究生组成教学指导组，以1999级建筑学、城市规划全体本科生为主力，吸收部分1996级、1998级本科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曲阜孔庙的测绘工作。部分2000级本科生参与了次年的补测工作。先后参与测绘工作的师生约120人。

曲阜古建筑测绘项目，是在时任曲阜市副市长、曲阜市文物局党委书记许可先生，以及时任文物局长陈传平先生邀请和支持下开始实施的，并得到文物局副局长丁晨、程少珉、徐会臣、赵吉群和项春生先生大力支持，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测绘相关工作的是时任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孔祥峰先生；另外，时任孔庙管理处主任周鹏、文物局办公室张龙、古建队孔祥民、文物科李玉春以及很多相关工作人员，都对测绘给予了大力支持，保障了测绘项目顺利实施。本书的出版，也得到现任曲阜市文物局长孔德平先生高度重视和支持，文物局方面又另外提供了部分摄影资料。

四

重修缮而轻研究、轻阐释，正是当前国内建筑遗产保护的软肋。应当看到，建筑遗产保护并不等同于“修”房子。《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规定，保护是指“为保存文物古迹及其环境和其他相关要素进行的全部活动”，保护程序要求将价值评估置于首要地位，研究贯穿于保护行为始终。应该看到，“修”作为保护的技术措施，只是手段，而传承文化、让优秀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才是保护的终极目的和初心。因此，文化遗产保护是“存迹传道”，需要更多的研究、阐释和大众传播，而不能止于修缮，不能止于简单延续物质遗存的寿命。而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则是为古建筑进行科学记录建档，包括测绘。

测绘记录与遗产真实性息息相关，没有记录就没有真实性。相关研究表明，真实性包括有形的“真品”和无形的“真传”，即《奈良文件》所称“信息来源的确凿可靠”。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所谓真传即信息来源，主要以记录档案的形式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建筑遗产的测绘与记录，绝不仅仅是某个保护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而是遗产保护的全局性工作；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而是贯穿保护全过程；记录对“预防性保护”和“研究性保护”至关重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原来专业的记录工作与普及性的传播也只有一步之遥，因此记录也是建筑遗产阐释、展示和传播的重要支柱。

因此，我们不愿意让数字化的曲阜孔庙的测绘成果成为“一次性用品”，愿意利用大众传媒分享出来，成为广大读者研究、欣赏曲阜孔庙建筑的重要媒介，并愿意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继续深化测绘研究成果，将来以信息化测绘的全新表达方式再现孔庙的辉煌。

^{▲奎文阁群体立面图}

^{▲大成殿群体立面图}

^{▲大成门群体立面图}

^{▲寝殿群体立面图}

^{▲万仞宫墙城楼正立面图}

^{▲棂星门正立面图}

^{▲德侔天地坊正立面图}

^{▲弘道门正立面图}

^{▲奎文阁正立面图}

^{▲大成门正立面图}

^{▲杏坛正立面图}

^{▲大成殿正立面图}

^{▲寝殿正立面图}

供稿：天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编辑：赵晓玮

审核：何蓓洁

校对：李祎童 龙斯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