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西书局”官方微信公号消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先生去世。
砺波护，1937年9月生于大阪府东大阪市。195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196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研究生院，专业研究中国中世史。1965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1年12月，他成为神户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副教授。1975年4月，他又调回京都大学，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4年11月，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93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第二讲座教授。1996年4月，他成为京东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历史文化学专业东洋史学讲座教授。20004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长兼文学部长。2001年3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成为大谷大学文学部东洋史教授。2003年4月，他又成为大谷大学文学部特别任用教授。主要著作有：《冯道——乱世的宰相》《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中国上下》、《隋唐佛教国家》等。砺波护先生是中西书局的作者。他领衔编撰的《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史研究入门指南，为初学者得窥治学门径、掌握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本书第Ⅰ部“研究及史料”各章，大体按时间顺序，即以断代的形式，论述各个时代的“研究视角”“研究进展”和“史料解说”，第Ⅱ部“中国史研究法”，大体按史料类型展开论述。故本序说尽可能不重复第Ⅰ部和第Ⅱ部中的内容，对分时代各章中未涉及的通史性概论书和工具书作一介绍。
首先梳理一下日本对东洋史、亚洲史和中国史的认识。宫崎市定（1901—1995）在近80岁时完成了专著《中国史》（上、下）（岩波全书，1977—1978年），在该书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中国史》时，他在“自跋”的开篇写道：“东洋史是我一生的研究领域，所以东洋史的课程已不知反复讲过多少遍，可是中国史的情况完全不同，无论如何努力思考，我对在学校中讲授中国通史仍然没有自信。终于要认真思考中国史的体系了，这正是我在这本《中国史》动笔前的心理状态。”全集各卷末尾的“自跋”，在宫崎市定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时，已附上笔者的解说，汇编为宫崎市定《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出版。这是了解宫崎市定的历史观、了解当时日本中国史学界情况的必读书。
不仅是25卷本《宫崎市定全集》，其他学者生前即付梓的全集或著作集中附录的各卷“跋语”，也常常不只是对该卷所收各论著的解说，还记述了当时学界的情况和氛围。例如，贝塚茂树（1904—1987）10卷本《贝塚茂树著作集》（中央公论社，1976—1978年）、3卷本《小仓芳彦著作选》（论创社，2003年）中附录的作者自跋，笔者读来均深有兴味。
宋末元初曾先之编写的《十八史略》，被日本人视为中国史入门书，在江户至明治时期广为传阅。所谓十八史略，是指从《史记》到《新五代史》的正史十七史，加上《宋史》，共十八史的简写本。该书只是一本史料价值不高的编年史通俗读物，但因含有较多故事和轶闻，且提纲挈领，广受欢迎。作为紧随《十八史略》的编年体史书，石村贞一撰写的《元明清史略》于1880年前后问世。
同时，清代考据学家的正史考据成果——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被附上赖山阳的推荐文章和书画家贯名海屋的训点，以和刻本形式于江户末期的1861年付梓刊行。以撰写《日本开化小史》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田口卯吉（1855—1905），根据和刻本赵翼《廿二史札记》，用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方式，撰写了下迄明末的中国文明简史，即5卷本《支那1开化小史》（经济杂志社，1883—1885年）。
紧随《支那开化小史》而出版的是那珂通世（1851—1908）的4卷5册《支那通史》（1888—1890年），这是世界首部中国通史概论。但该书与《十八史略》相同，记事仅至南宋。《支那通史》使用附有训点的汉语写就，还曾出版过线装本。冠有罗振玉序文的重刻本在清朝颇受欢迎，流布甚广。用汉语写成的《支那通史》，经和田清翻译，分上、中、下三册收入岩波文库（1938—1941年），时至今日，依然不断重刊。该书不仅论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史，也涉及学术史和制度史等方面的内容。书中还设有“外国事略”部分，专述周边其他民族的兴衰及其与中国的交流。该书还以“倭汉交通”为题，使用不少篇幅对日中交流史做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日本文部省规定中学新设东洋史科目，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在文部省召开的历史学大会上，时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那珂通世，提出应将外国历史分为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部分，这一提议获得了全体与会人员的赞成。那珂通世校阅、编撰的教科书《中等东洋史》（上、下）（大日本图书，1898年），作为正式确定东洋史之名的名著而广为人知。当时，桑原骘藏虚龄29，还是文科大学的研究生。这一年，罗振玉在上海成立东文学社，藤田丰八（1869—1928）开始担任中国学生的教员。藤田丰八是比桑原骘藏高一级的学长，也是桑原一生的竞争对手，他很快就制定了汉译《中等东洋史》的计划。翌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末，该书由樊炳清翻译，以《东洋史要》为题在中国出版。中译本由罗振玉题签，青年王国维（1877—1927）撰写序文。
皇皇巨著《支那史》的作者市村瓒次郎，将《支那史》改订为《支那史要》（上、下）（吉川书店，1893—1894年），又于1897年撰著《东洋史要》。那珂通世亦于1903年出版《那珂东洋小史》。《支那史》《支那开化小史》和《支那通史》等书名中的“支那史”，至1900年前后，逐渐被《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和《那珂东洋小史》等书名中的“东洋史”所取代。
“东洋史”于1894年在中学课程中确立，而大学高等教育中“东洋史”专业的诞生，则迟至13年后的明治四十年（1907），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成立之时。此后不久，东京大学等各大学中，支那史专业也纷纷改称东洋史专业。不过，在京都一地，尽管史学领域已正式使用“东洋史”或“东洋史学”，但少有用“东洋学”作为囊括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的人文学科总称，反而用“东方学”来加以称呼，不过，这一现象意外地少有人知。
昭和四年（1929），东方文化学院成立，在东京和京都分设研究所。昭和十三年（1938），两研究所各自独立之时，东京方面改称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者则易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随后，东京方面放弃了东方这个名头，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杂志《东方学报》停刊，创办新的《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另又创刊《东洋文化》。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则续办《东方学报》，并在昭和二十三年（1948）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吸收合并后，仍以“东方部”的名义维持半独立的建制，且依然保持着《东方学报》的名称和装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出现了用“亚洲史”代称“东洋史”的趋向。宫崎市定从概论书《亚洲史概说》（后改名2）开始，个人论文集亦以5卷本《亚洲史研究》、3卷本《亚洲史论考》这样的方式命名。他将自己定位为亚洲史专家，晚年时还撰写了《亚洲史研究入门》的序文。另外，田村实造（1904—1999）于昭和三十年（1955）与羽田明共同主编了6卷本《亚洲史讲座》，晚年又出版了《亚洲史考》。不过，这一潮流也并非涵盖全部，宫崎市定还主持出版有概论书《京大东洋史》，田村实造也主持编写了（京大）《东洋史辞典》，当时的教研室、专业和讲座名称也没有改为“亚洲史”。
借着讨论“东洋史”和“亚洲史”各自含义的机会，在此介绍一下加藤祐三对“东洋”和“亚洲”这两个称呼的研究结论。加藤祐三在《东洋的近代》（朝日选书，1977年）中指出，汉语中指代日本的“东洋”，在现代日语中是指与“西洋”相对应的广袤空间，大体等同于地域上“亚洲”所指的范围。他在大学课堂中调查发现，“东洋”给人的感觉多为“美丽”“沉着”“和平”“具有魅力的”，而“亚洲”给人的印象多为“丑陋”“无秩序”“战斗的”，“东洋”和“亚洲”这两个名称带给人的印象正好完全相反。而且，在东京都的电话本中也能看到，企业名称以“东洋”开头的，相比以“亚洲”或“亚细亚”3开头的具有压倒性多数，人气更高。不过，“东洋”多带褒义、“亚洲”多带贬义，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文化的、传统的魅力，而后者带来的是“站起来的亚洲”这样具有政治意味、新兴的感觉。加藤祐三的所见，从其发表至今，又过去了近三十年。若再调查一下“东洋”和“亚洲”这两个词带给人的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还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必定很有意思。
那么，在本书之前，有哪些同类的入门书，是什么时候、由哪些人主编和撰写的呢？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出版有两本此类书籍。第一本是东方学术协会编《中国史学入门》（平安文库，1951年）。大战甫停的昭和二十一年（1946）10月至12月间，总部位于京都北白川东方文化研究所内的东方学术协会主办了题为“作为教养的东洋史”系列讲座，《中国史学入门》即该系列讲座连续13场的书面记录。翌年9月上旬，高桐书院又以《中国史学入门》上卷为题出版了平装本，虽纸质不佳，却颇受好评。无奈协会诸事猥集，下卷的出版只能推迟，计划在4年后，上、下两卷出齐，以函套精装本的形式问世。协会系列讲座时题为“东洋史”，但出版时题为“中国史”。《中国史学入门》下卷的出版，终成泡影。
《中国史学入门》上卷的序文由羽田亨撰写，总论由宫崎市定执笔。书中正文先依时代为序，由学者分担执笔，先秦为贝塚茂树、秦汉为大岛利一、魏晋南北朝为宫川尚志、隋唐为塚本善隆、五代和宋为外山军治、辽金为藤枝晃、元为爱宕松男、明为田村实造、清为安部健夫；再按专题，分由学者撰写，考古学为水野清一、历史地理为森鹿三、东西交通为羽田明。因为该书为讲演录，所以文献解题等内容无法深入。全书章节组成与本书近似，但需注意的是，近现代史部分付之阙如。东京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尽管两者的成立都是以东方文化学院为母体，但前者以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为多，后者几乎全为中国古典学者，缺少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
第二本是下中弥三郎编《世界历史事典》第23卷“史料篇·东洋”（平凡社，1955年）。翌年，该书又以下中弥三郎编《东洋史料集成》（平凡社，1956年）的名义重新装帧，再版为单行本。这是一部动员了全国相关研究人员，编写细致、内容周详的大作。特别是书首松本善海执笔的第1篇“通论”，短小精悍，对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做了精彩的论述。第4篇“中国”收入了各时期历史文献的详细解题，内容周到。该书出版迄今已有半个世纪，但仍不失为重要的入门书。
差不多三十年后的昭和五十八年（1983）秋，又有两种入门书相继问世。先是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川出版社，1983年），该书由撰写总论的山根幸夫领衔，主要由东京大学一脉的研究者执笔。岛田虔次等学者合编《亚洲史研究入门》（1—3）（中国第Ⅰ—Ⅲ卷，第Ⅱ卷的一部分为朝鲜史）（同朋舍出版，1983年），为全6册《亚洲史研究入门》中的前3册，主要由京都大学一脉的研究者撰写。两书各有特色，可相互补充。
此次，又历春秋二十余载，关东与关西的研究者相互合作，吸收最新学术进展，促成了这本《中国历史研究入门》的问世，亟盼能为广大学人所用。
砺波护：宫崎市定的生涯
1991年3月，宫崎市定与刘俊文（左）、砺波护（右）合影
一、从松本高校到京大的东洋史
一九零八年开创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最初和支那哲学、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由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教授和西洋史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副教授教、富冈谦蔵1873——1918）和羽田亨（1882——1955）两讲师共五人组成，稍后不久，朝鲜史方面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也来任教。以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为视角的话，内藤和富冈属于支那学派，其他人属于东洋史学派。 1914年（大正三年）新筑成陈列馆，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和研究室进行了搬迁，本教室也设置在陈列馆的楼下。此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三讲座制确定之后，本教室中的学风，与支那学相比历史学的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即后来往往被视为内藤史学的继承人——宫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静间（现在的饭山市），他是宫崎市蔵和悦的第二个儿子。秋津村和作为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的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蔵作为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批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执教。宫崎，在读完当地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后，成为了1919年9月刚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甲类的第一批学生。从中学到高中，他最热衷的就是创作和歌，因为仰慕岛崎藤村而起了宫崎藤仙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校，和同年级的几个学生发行了誊写版印刷品同人志。父亲市蔵往《阿拉拉提》杂志投稿并被岛木赤彦选中刊载，受此影响，宫崎自己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发表在同一个杂志上。这个时期的宫崎努力作诗，成为了杰出的文章好手，即使是写作学术论文，一般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读明白。 新设立的松本高校没有法语课，下课后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天主教堂跟从赛斯赖神父学习法语，这对宫崎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松本高校的后辈中，曾我部静雄和仁井田陞都成为了中国学的著名学者。 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从松本高校毕业，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由于受到1919从京大地理学毕业的浅若晁的劝说，高中时代通过阅读《东方时论》杂志而和三宅雪岭的女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共鸣并曾立志做一名政治家的宫崎，在报考京大文学部时，他将兴趣点转变为专攻东洋史。年愈九十时，他在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满怀感激地说：
我立志改报京大文学部时，很大程度上是受京大出身的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怂恿。“如果去京大，要跟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伟大的先生学习”，先生用一种因选择了地理学而懊悔的口吻对我这样说。最后在离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是必不可少的书籍，买一本好的书看是很重要的。”他几乎要激动地说出很想和我一起来读这书。“到京大学的东洋史，肯定不会失望”，这种充满热情的推荐，我之前还没有遇见过。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对我的将来也是满怀信心。
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蔵、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外，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即狩野君山，1868——1947）。在文学部里除东洋史以外的课程，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的授课，他都怀着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去听。关于语言学方面，狩野的诗文创作课上的作业得到狩野的亲自批改，他还经常去听西夏语学者尼古拉西·奈夫斯基的俄语课。 从松本高中毕业不久，以《去京都的工作》为题目做的笔记上，有20页的探讨历史与哲学的自问自答式的记录，在最后写到“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写于家中”。在《塞外民族和支那》的条目中，表现了宫崎即将进入学时的热情。因此，从早就对文化久远的汉民族和北方朴素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史有兴趣的宫崎，毕业论文的题目就选了作为北方民族和中国社会交涉中的南宋灭亡时期。并且，受了以锁定特殊人物为焦点著称的内藤湖南的启发，确定了以研究与蒙古的忽必烈相对峙的贾似道为题目的论文《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提出以后，加入了由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视察团，游览了中国的沿海地方。回国后参加他论文开题的教授中，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桑原、矢野、羽田外，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游记文章《从上海到广东》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1925年4月创刊）上分四回连载。 毕业后成了教室的助手、进入研究道路的宫崎，遵从指导教授桑原的指示，摘译了盖奥路库·牙靠朴的《东洋的影响在西洋》，并在史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林》上进行了发表。牙靠朴没有丝毫欧美优越感的论调，时时借助德日辞典翻译的日子，对日后的宫崎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作为学者的东洋史家宫崎的业绩的位置，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的发刊词中这样精彩的道：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研究领域的涌出的巨擘。人们常说的由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开创的东洋史学的学风，实际上是由宫崎先生继承和发展的。因为对中国的史书有博通广阔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整个时代，此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涉史等所有相关领域。因此，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宫崎先生在整体上把握了中国史，将其置于世界史的发展当中……先生认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通史才是终极目标。早先着眼于西亚历史意义所著的《亚洲史概说》、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作支撑的《中国史》等是通史方面的杰作，这都表明了先生的学问特质。能把精致的个案实证研究和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学家，确属罕见。
1901年出生的宫崎，其著述活动是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文章《从上海到广东》开始的。最后的文章，是《宫崎市定全集》完成后一年后的随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刊）的自序，这本随笔集在距离宫崎逝世 两个半月的1953年3月出版。七十年的著述活动，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前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从京都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悠自得直到逝世的三十年。
二、战败前的二十年
这个时期的宫崎，以旧制第六高等学校和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副教作为主要事业。期间，以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员的身份在法国留学两年，作为陆军辎重兵的少尉进入军界参加了“一·二八”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又再次不顾生死出征，就这样度过了波澜壮阔的岁月。 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大学毕业。宫崎作为一年的志愿兵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兵役义务结束不久，宫崎作为教授赴任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这也是出于遵从桑原骘藏的考虑。次年，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和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递交了自己的学术论文稿。发表了自己毕业论文的一部分，以宋王安石变法为题材。这一年的十月份，和松本高校的同学、作为六高教授的同僚小西谦的妹妹松枝结婚，次年的九月长女一枝出生。 因为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随着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上海事变扩大化，宫崎接到了召集令。突来的变化，使宫崎都没有时间买军刀，于是在地理学的小川琢治名誉教授那里借来了宗正铭的名刀。他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马厂长来到上海附近，为了达成停战协定，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三个月后事息归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宫崎很关心朴素民族和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之后不久对中国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兴趣。先是对宋代的研究没取得头绪，之后就把兴趣转移到古代史的分期上。这是因为在旧制高校当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时，当时还没有一本关于东洋古代史的可靠著作，所以他自然地转到古代史上。1933年（昭和八年），在《纸上考古学》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考论《古代支那赋税制度》和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异说》，得出了在中国也有及吏细阿时代和都市国家的存在，这在学界是第一次。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宫崎受到考古学家滨田耕作教授（1881——1938）的重视。宫崎古代史的研究方法，一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和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派逃吏的滨田的考古学。由于滨田，宫崎才在《纸上考古学》得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学说，提出各种有意思的见解，为人们所赞赏，并成为世界上倡导此观点的第一人。 当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受内藤湖南所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而为东京大学的加藤繁所开拓的经济史却无人问津。有着弥补这个欠缺的愿望而又先前考察过古代赋税制度的宫崎，1935年发表了《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一文，提出了把唐代均田制的起源上溯到晋的占田课田制、再上溯到三国魏的屯田制的伟大构想，在学界引起了冲击。宫崎研究经济史的方法，重制度史的手法，之后写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1943年刊也是这种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 作为三高教授，不只是讲东洋史也讲授西洋史的宫崎，还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不仅从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的制度和党争，还从1933年起三年间在地理学教室讲授《支那地理学讲读》，这对他之后的学习研究生活产生了不可预知的影响。 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了京大文学部的助教。迎来三十岁的后半段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整两年。1936年2月20日，从神户港乘坐箱根丸号，和高滨虚子、横光利一等人同船驶向法国，到达香港前二·二六事件的消息传来。到达巴黎的宫崎作为听讲生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到后不久，出台了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民国追加为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条文，由于以卢沟桥事件为肇端的日中战争的开始，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被取消。 由于赴欧前在地理学教室教课时就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感兴趣，所以宫崎在法的两年，大力收集马路提奥·马路提乃1665年刊的《中国新地图帖》、丢·阿鲁逃1735年刊的《中国全图》全四册、1638年刊的临斯号田的《航海志》、1897年刊的瑙鲁店泻卤蹈的《派里朴路斯》等这类西洋刊的难得一见的地理书和奥路台里乌斯、言森的铜版古地图。 在法国留学期间，宫崎抓住机会赴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在1937年9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史前史考古学会第一次作为日本代表出席会议后，在西亚各地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游历，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取消了去中国念头的宫崎，在法国平静地度过了研究生活，延长了在当地的停留期后，取道美国于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结束了两年半的生活归国。仅仅两周之后，由于以近卫文麿首相为总裁的东亚研究所，被设为了直属内阁的国策机关，而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是其附属，所以宫崎的生活开始忙碌起来了。自在外研究归国后，宫崎发表了汉代西亚地区的地名考证的论文《条支、大秦和西海》。
1939年5月，宫崎作为京都史学研究会的代表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并作了名为《羡不足论》的公开讲演，这个讲演次年被稍加补注以并以《羡不足论——中国的奢侈变迁》为题出版，将近二十年后又录进了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里，作为自信的代表作置于卷头，改名为《中国的奢侈变迁——羡不足论》。 次年的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知识丛书》上，发表了以《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为题的著述，把毕业论文以来所关注的问题都一气写出来了。此作品认为，古代以降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是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差异的对立，而是有着深层的人生观的根本对立，并且论证了日本是实实在在的朴素主义民族。并且，本书随处可见的对中国古代各个时代社会特性的描写也表达了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中国文明发祥地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和二者的密切关联，对以春秋时代及吏细阿的跑里斯时代营建城郭都市生活的关注。本书被置于1976年《亚洲史考证》上卷·概说编的卷头。
宫崎作为在外研究员在法国期间，不光搜集是地图帖和地图，也收集带有东洋气味的铜版画，还利用闲暇时间参观各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些成果，在回国不久写的《东洋的怒乃伞刺和西洋的怒乃伞刺》上，以东洋画给异斯拉慕绘画和西洋怒乃伞刺绘画的影响做了具体的论证。之后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的绘画和东亚的影响》和1970年写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做了18世纪法国的绘画是社会全体对中国感兴趣的时代的论述。 在1941年刊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编《纪元两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关于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上，宫崎就日本和中国盛行的毗沙门天信仰的起源，做了是伊朗的拜火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米韬拉神（疑是否即阿胡拉·马自达神——译者注）的推测。在这篇文章里，宫崎提出了对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的视角，作为对外研究的成果，从宫崎去世后残留的原稿中，《昭和七年二月稿》中记载的《天主堂考——就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可知，它是在 “一·二八事变”前写的草稿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增补改定而成。 当时的宫崎，重点关注中西交通史。但是，由于在隶属于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的东洋史研究室工作，受到主任教授兼京大总长羽田亨的委托，作为助教的宫崎也需要分担课题，从事清朝的官吏录用制度和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战况转向恶化的1943年，宫崎关于日中交流史的随笔论文集《日出国和日暮处》和作为学位论文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出版，次年5月升为教授。9月，赴西亚旅行的第一部和作为日本人最初接触到的西亚史概说的第二部的《菩萨蛮记》出版，书中就地中海和日本的濑户内海的比较、叙利亚地方和大阪的河内平原的相同性、古代史中重要的土地权做了崭新的论述。 随着战争的恶化，空袭更严重了，许多同僚和相识的人都应召入伍，抱着成为遗稿的决心写成的关于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的著作刚一脱稿，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即收到了充军的委令书。论文《清朝国语问题的一面》还未脱稿，就出征了。战败后半年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细里孜的《东洋文库》时，为了和1963年写成的中宫新书《科举——中国的试验地狱》相区别，改名为《科举史》。
三、退休前的二十年
战败后不久，日本的大学内外极度荒废。到了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教室的地理学教室主任，为了重建此教室，聘请了织田武雄教授。 战争中开始的《大东亚史概说》的编纂，由于战败，自然地停止了。大战余烬还未消去的1947年，安部健夫所介绍的人文书籍的草稿到了宫崎的手上，即《亚洲史概说·正编》。由于宫崎的续写，和安部的决心，最后由宫崎一气呵成又写完了《亚洲史概说·续编》。这个续编和《大东亚史概说》无关，是宫崎独自构想完成的，和正编作为项目的文体迥然不同。 1946年夏，宫崎成为京都大学的评议员，开始负责大学的行政工作，1950年成为文学部长，兼负责教育学部长事务，为教育学部的创设而努力，这一年，出版了两本启蒙书，即《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和《东洋的近世》。这一时期，我国的中国史研究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很大，开始了围绕中国史的时代划分展开争论。因此，宫崎的《雍正帝》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瞩目，受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影响写成的《东洋的近世》，被视为时代划分争论的代表性著作，宋代中世说的信奉者在此论争成为论难的对象。实际上，本书是继承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怒乃伞刺和西洋的怒乃伞刺》的观点，着笔世界和东洋的交通概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重点论述东洋近世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 时代划分的论争日益激烈，宫崎针对内藤湖南关心之外的社会经济史分期问题，以五代到明清为时代对象,执笔写了一系列考证文章，从而使宋代近世说得到了较大充实。 这些具体论证即：《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的场合》（1948年）为开端，之后又有《关于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和轻工业的发达》（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和《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1954年）等作品，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了《宋代的石炭和铁》和《关于支那的铁》两论文，才暂时告止。 阐明宋代以后的中国冶铁业兴因利用石炭而兴盛的事实的这两篇论文，是根据宫崎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发表《中国的奢侈变迁——羡不足论》和《东洋的怒乃伞刺和西洋的怒乃伞刺》时即论述过的，从而再次表明了学生时代的宫崎接受了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 从1953年作为先辈的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开始，宫崎就跟他学习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和社会，并将成果予以出版。1955年，东洋史研究会的会长羽田亨去世后，宫崎接任为第二代会长。在季刊《东洋史研究》以外，他又创刊了被称为东洋史研究丛刊的单行本细里孜，在这个刊物上首先刊行的就是自己的作品《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本书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获得了日本学士院奖。在这个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刊上，宫崎刊发来了自己的论文集《亚洲史研究》全五卷。 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事，兼任所谓的教养部长，次年，因为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变得激昂，每天都不断地举行对策会议。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二十多年的赴外旅游计划逐个实现。出发之前，为了给退休的冢本善隆祝寿写了佛教史学论集的《中国火葬考》。从1960年8月初开始，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和斯逃库好路慕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四十日后归国。没过多久，接到巴黎大学一年客座教授的邀请，于分校主事任期仅半就辞职去巴黎了。在法期间编写了三百五十页的《世界历史6·宋元》稿子，次年六月回国后在京都大学做了集中讲解。这次，又被委任为哈吧逃大学的客座教授赴美国，次年即1962年7月回国。 在欧美社会度过两年生活的宫崎，对中国史上从古到今对世界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从经济、文化两方面同时着手。因此，不只是单独的时代区分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史的方法，也主张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1963年对大学院的学生做的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 宫崎最初表达这种“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在对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的书评上，根据这种观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次年刊载在《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一文。对所持的“景气史观”，宫崎一生也没有改变。从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开始，到1978年完成的通史《中国史》，到1990年的短编《景气和人生》，到993年3月刊的《全集》第一卷的自跋，宫崎都反复的论述景气史观的本质和世界史的体系。
四、悠悠自得的三十年
1965年（昭和四十年）退休成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的宫崎，除了在罕不路咕大学和保抚慕的路路大学当客座教授外，没在任何大学讲过课。在京大附近的吉田山东麓的自己的家中，除了着手写《论语新研究》、《中国史》、《谜的七支刀》等论著外，还次第出版了随笔集《学习中国》、《木米和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还获得社会上的大力赞助，将旧著予以重新出版。作为三十年的文笔家，他开始过平淡安静的市民生活。在中央公论社刊的《中公文库》中，将《菩萨蛮记》改名为《西亚游记》十余册，在他逝世后还有数册选入了岩波文库和岩波现代文库。 宫崎七十四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论语新研究》，是将儒学的鼻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从古代文献的角度，通过史学的方法进行解读,而不再是将其视为圣典。和吉川幸次郎的译注《论语》从中国文明的传统进行解读不一样，宫崎是试图努力探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的本来思想，所以什么样的立场并不重要。 宫崎关于孔子和《论语》最初的论考，是于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东洋史上孔子的位置》，在翻译到中国时改名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因为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回国后写的，没有标明参考文献，描写了一个时期对圣书的解读，明确表明受法国语言学者、宗教史家唉路奈斯逃·路楠的《耶稣传》（1863年刊）的研究方法影响。通过明快、流畅的文体写出了传记的第一章《世界史上耶稣的位置》。 宫崎十分推崇路楠的宗教史的研究方法，在1944年刊的《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的《五、默罕默德的兴起》的附录中写到的一段话从事实角度进行了评价： 穆罕默德前后各章，是借用法国大师路楠《宗教史论考》中<默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起源>的研究方法。市面上称为默罕默德传的有很多，但能超过路喃的这个的却没有。 之后的宫崎，开始活跃于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领及《论语》和本格的对立等域的论战。在从京都大学退休前的1964年为文学部东洋史的学生做的演讲中，具体做了《论语》的讲解。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已经停版的单行本《亚洲史研究》未收录的论稿《亚洲史论考》全三卷，由朝日新闻社刊行，以此两年后被法国的学士院授予酒里安奖，1989年（平成元年）被表彰为文化功劳者。长篇的《宫崎市定全集》的别卷（岩波书店刊，1991——1994），就是以预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文章为结尾。1995年（平成七年）3月刊的随笔集《游心谱》的自序为他的绝笔， 5月24日宫崎逝世，终年九十五岁。奇怪的是，这和他的恩师桑原骘藏逝世的月、日正好相同。 宫崎逝世后学界内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学界的一部分人却对他持很强的批判攻击态度。宫崎一周忌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有关宫崎的最好史料。在长达七十年的岁月中，从言论界见闻的关于宫崎的历史观和个人形象，载在了全集各卷，共五十二篇文章；回忆宫崎的文章，共六十五篇文章，载在了宫崎担任会长职务达四十年之久的东洋史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东洋史研究》的第五十四卷第四号上，因为从各个角度详细论述了宫崎，所以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尤其是，全集第二十四卷刊载的岛田虔次的《宫崎史学的系谱论》，是对宫崎在《亚洲史研究·第一》中所说的“世间把我视为内藤史学的继承人，但我自己不这样认为……为了客观考察事物，而彻底解读史料的方法我好像和桑原博士也有点相似”的再确认，最后意味深长的得出结论：内藤对宫崎的影响，是从桑原那来的。而且，我在座谈会《话先学——宫崎市定博士》（《东方学》第一百辑，2000年9月刊出）上，得以饱览宫崎超过一百册的书著。 顺便说，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期间除了收集洋书和地图，还写了《宫崎氏滞欧采搜书印》一书，被宫崎的长女一枝赠送给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被题名为《宫崎市定靠赖库匈》，单独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