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科教授刘东的“一肚子学问”，是如何如何养成？

学术 2024-11-17 21:39 山西

一肚子学问如何养成？| 专访刘东

在知识界，有两套无人不晓的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鲍曼、沃格林、哈耶克、以赛亚·伯林、简·雅各布斯、玛莎·纳斯鲍姆等思想家的代表作品，都是通过“人文与社会译丛”被译入国内。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你也可以找到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宇文所安、易劳逸、韩书瑞、斯波义信、沟口雄三等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

而这两套占据了很多人书架的丛书的主编就是现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

刘东教授是文景的好朋友，趁着他来上海，我们抓住机会跟刘老师聊了一次天，刘老师就阅读、写作和学术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之后刘老师又精心帮我们修订了聊天的文字记录，今天分享给大家~

做学问，先要做人

——书面答海上记者问

文景

现在的文科类研究生，几乎都受到“人文与社会译丛”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两套书的影响，能否和他们分享您的读书方法？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显感觉到看书越来越快？怎样才能做到和您一样，“无论说什么话题，马上就能从很远的地方讲”？或者说，怎样才能通过读书，编织有秩序的个人知识地图？

“人文与社会译丛”系列书籍（部分）

刘东

如此漫长的阅读活动，几乎要付出毕生的心血，完全要取决于阅读的主体性，而由此所需要的主体性，又至少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自己心中长起了多大的知识树，其二是，自己对于书中讨论的问题，能有多少先期的把握，因为最重要的阅读秘诀就是，能差不多一眼就给看破，哪些意思是可以直接忘掉的，因为这就需要你的主动心态，随时开动脑筋去进行判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剩下来的就纯粹是干货了，即使你没有刻意去记忆，其实也早就记住了，而且，还随即就加到你的知识树上了。

此外还有一点，我在什么地方也说过，究竟只想当个专家还是想要当个通人，究竟只想快出成果，还是慢慢地谋求格局，这也会导致不同的阅读心态。专门在一个坑里刨食吃的，当然就不愿意分心旁骛，当然就带着很强的功利心，而只有想要靠读书过瘾的，才会不断地去开疆拓土，慢慢地把自己托举起来。所以在开卷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功利心都没有，就连终究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做到融会贯通、相互支撑，而被公认为一代学术大师，这样的利己心思也不要存有。

刘东教授

文景

能否和从事学术书编辑的专业编辑聊聊，如何培养选书的眼光？您说过，您属于“越编学问越大”类型的编辑，今天的编辑要扮演数种角色，“越编学问越大”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了？

刘东

其实我在清华国学院的时候，发现早先王国维也是这样的，越是在这边从事编辑工作，在那边就越有做学问的能力。正因为这样，我也完全没有“为人作嫁”的抱怨，既然这么多好书都是你先读的，而且，其中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才几乎是侥幸地被翻译了过来，因此，只要你还惦记着思考和写作，那么你就会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创意到底如何，另一方面，也终究可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事实上，今天的编辑工作也是一样，当然了，这不会是指一般意义的小编辑，而至少也应当是指，这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小编辑，而且是立志要成为大编辑的编辑，这就跟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也不可能成为好士兵是一样的。真正的大编辑，或者真正的出版家，当然就需要有大的格局，所以同样需要读在前头、想在前头，不仅要读国外刚出的书，也要读兄弟社刚出的书，还要读好朋友尚未杀青的手稿，如此才能进行敏锐的对比，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战机，而为了达到这一点，自然就要锻炼出快读的眼神，所谓一目十行、见一知十，否则怎么可能领导一个出版社，怎么可能抓到出彩的选题？

文景

能否从性格角度聊聊，您能够用这么久的时间编成这么多书的原因？坚定的信心和做事过程中的磨练，哪个更重要？性格反过来又对您的学术气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东

还是因为真心地喜欢，而且这还真不是虚词。事实上，在当今的僵化学术体制下，做我这种事情是肯定吃亏的，所以，也曾有不少乖巧的朋友，不断地劝我赶紧把丛书关掉，尤其是指那两套最大的丛书，即“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既然当局根本不把这算作成果。而我所以对这样的忠告，一方面其实也能知他们的情，另一方面却还是没有采纳，终究还是因为打心眼里喜欢，无论如何都不忍割舍它。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书籍（部分）

当然与此同时，这种发自感性的喜欢，也得到了来自理性的支持。因为我自己从内心中不能接受，就算是已经知道了，还可以把学问做得更好，然而受限于自己的精力、年龄和眼界，也受到了申报成果的压力，就只有姑且这么因陋就简地，把成果给粗制滥造出来。即使就像我以前讲过的，我们这一代人最是命苦，命中注定要去“译百家书，成一家言”，也就是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工作，压缩在短短一代人来完成，我们也只能叹着气要认命，把重担咬咬牙背起来。毕竟，对于文科学术的最终检验，就像对于艺术的判定一样，最差的和中等的学问，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要么就是有所创见和贡献，而自信就可以传诸后世的，要么原本就是毫无洞见，而只能干看着它们速朽，就算那些灾梨祸枣的东西，一时也能为你争取到职称，甚至再活动活动也能获奖。

进一步说，我私下里还有一种心结，就是不想白活这一辈子，以致于即使虚张声势地，也算是什么学术的名人了，可就是没有学术的名作。我的朋友北岛曾经嘲笑我，讲我竟能有这样的念头，不愿意在一个社会里，竟是有我也行、没我也行，就像在我家乡有句俗话：年三十逮着条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节……可是我却这样回答他，当年你写“告诉你，我不相信”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自负，只不过后来移居到西方，跟那个社会原本两不相属，逐渐地就把这点意气给消磨了。

文景

您做学术这么多年，哪一位或者哪几位师长或者朋友对您治学影响最大？

刘东

当然还是李泽厚。不要看我们后来不怎么来往了，甚至于有了相当隔阂，但实际上，他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实际上，我眼下可以这么升天入地、无话不谈，你们就应当从我这里，看出几分李老师当年的神采，而他这一点在他那一代学人中，绝对是凤毛麟角的，甚至于无出其右的，很少有那种固陋的匠气。当然，在《三十年三十人》一书的采访中，我也早就说过由此带来的困难：如果一个身为思想家的老师，招不到具有思想家素质的弟子，那他就会感到寂寞和无聊，乃至哀叹自己根本没有知音，可如果一个思想家的老师，真正有了一个思想家的弟子，同样可以做到匠心独运、自出机杼，那么由此带来的火爆场面，就不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了，甚至也不是他当初预期的了。可即使如此，这种事情正由于不怎么常见，还是在哲学史上传为美谈，只不过，要理解和评估这样的关系，仍需要多一点时间距离。

李泽厚先生

另外，如果沿着这样的通识来讲，那么，在主持恢复清华国学院以后，由于时常要阅读、议论、仿效他们，所以通常所讲的“四大导师”，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也是我经常用来对照自己的模版。我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的总序初稿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大意是如今那些师生都过世了，才让我们就此看得更加清楚，虽说都经历了一辈子的进学，而且王国维、梁启超还死得这么早，陈寅恪的眼睛又坏得这么早，可要是从人格、学识和气度来看，毕竟导师终究还是导师，学生终究还是学生，哪怕后来的那些学生，已经把专业方向的著作，写得比那些导师还要多了。正因为这样，我就悄悄在自己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四句话来自勉：

格局如梁启超，

才思如王国维，

识断如陈寅恪，

情致如赵元任。

当然谁也不敢自我夸口，当真能同时做到这四点，所以我们充其量也只能说，这是个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且越是向它靠得近一点，人格也肯定要丰满一点。

文景

我们有个小栏目叫“我的创作/翻译利器”，比如刘皓明的翻译利器是古典音乐，您的写作利器是什么？您为什么能写得那么快？写作是怎样的流程？

刘东

我的特点之一是，在一边散步、一边听音乐的时候，会伴随着那些飘动的音符，自然地流淌出很多灵感，而每逢此时，我也会尽快地捕捉下来，眼下就是记在我的手机上。当然这也会带来苦恼，有的时候就是听着听着，突然醒悟到自己听走神了，恨不得再从头重听；而又有时候是听着听着，确实是听进去了，简直舍不得分神出来，可又意识到散步应当结束了，应当回到书房去继续工作了。但无论如何，这也许就算是我的某种利器吧，或者说只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很可能分神的听音乐习惯，或者一位思想者的听音乐习惯。正因为这样，我已经把下一本文集的题目命名为《如歌的行板》了，这个掌故当然是来自柴可夫斯基，而行板这个词在意大利文中，原本也就是“行走”（Andante）的意思。我正是想要用这样的标题，为自己的这个特点立此存照。

另一方面，看来你也已经发现了，我确实还算写得比较快，而且也不瞒你说，在当今这种严苛的环境下，我既然敢于无视那些干瘪的表格，居然还总算是幸存了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我就是可以相当放松、笔下生风地写作，因此，就算创办和主编了这么多丛书，自己写作的分量也并不小。那么，如何可以做到这样笔走龙蛇，我这里就稍微吐露一个奥秘，就是尽快要从心态上，进入那种“浑不吝”的“后期写作”。至于这种“彻底放松”的“后期写作”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就请大家看我的《前期与后期》吧，正好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

《前期与后期》

文景

您觉得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译者的水平有随着时代进步吗？有人觉得随着人工智能翻译的进步以及对研究者外文水准要求的提高，翻译学术读物的必要性会降低，您怎么看？翻译不受学界重视的情况以后会改变吗？学术翻译丛书今后将是怎样的形态？

刘东

实际上，英文的程度是普遍提高了，所以，找起译者来没以往那么难了，这也可能跟电脑的利器有关。比如，我以前曾经花了很大力气，做了一个汉学家中文姓名的名录，当时都觉得该把它整理出版了，好让别的学者都能省点力气。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已经不必要了，人家只要输入外文名字，在网上简单一搜就出来了。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正因为它变得太容易了，这项工作在现在的人看来，就更多地只具有工具性，而不再具有多少艺术性了。而回想起来，从严复到朱生豪、梁实秋，再到朱光潜、王太庆，那样的文字高度和自我期许，都是我们如今很难达到的了。

不过在我看来，即使人人都会英文了，中国人还是需要翻译，因为只有汉语才是我们的母语。读得多了当然可以做到，用不着在心里进行转换，就埋头地浏览英文的文献，大致上也觉得能抓住大意。可是，其实读着读着就模糊了，很难精确地带着自己的理解，再顺利地继续往下边读，不得已又要回头重新看。这一点，是完全不同于母语阅读的。为了自己的这种苦恼，我还问过在美国教书的老同学，他的英文已经好成那样了，在任何派对中都可以谈笑风生，甚至连做梦都可以用英文了，可读起来还是感到隔了一层，不得不又暗中把它译成中文，再收纳到自己的记忆库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语言被说成存在者的家，那么，我们就应当再补充一句：只有母语才是存在者的老家或者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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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也学术

不学术，就淘汰（联系编辑：wearegoing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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