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和西进岷江战役考略（节录）
概述
一、强渡嘉陵江战役和西进岷江战役是本省长征资源的重头之一：嘉陵江战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强渡江河战役，红四方面军由此开始长征，并与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形成了战略上的呼应之势。西进岷江战役本身就有策应正在抢渡金沙江及北上的中央红军的任务。这两个战役的脉落都需要梳理。
二、这两个战役的时间界定及其梳理
㈠嘉陵江战役
1935年3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撰的《中国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军事历史Ⅰ》“强渡嘉陵江”条目的解释[1]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有关内容[2]对这次战役的时间界定是一致的：从1935年3月28日发起开始发起渡江战始，迄至4月21日红四军占领北川县城为止，战役共进行了24天。其中包括渡江战役（含攻占剑门关战斗）、青川与甘肃文县交界处与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的攻防战斗、平武的攻城战斗，以及江油、彰明间的围城打援战役。
在这24天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北起昭化、南至南部共20个渡口发起强渡和偷渡，突破了国民党川军的嘉陵江防线，共歼国民党军12个多团约1万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各1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㈡西进岷江峡谷
关于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峡谷的行动，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和概括。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认为可以从红四方面军发起土门、千佛山战役为始点，国民党川军被迫停止进攻为止，即：1935年4月底～5月22日。其间，国民党川军在该地区先后投入兵力约20个旅，被我红四方面军歼灭1万余人。此外，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了茂县、威州（今汶川县城），并发起过一打松潘战斗。此次战役，为保障方面军西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次考察（包括2022年度的首次考察和本年度的第二次考察），主要是根据以上界定的范围进行。
三、在本省以往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和西进岷江战役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中，是分区域和分县域进行，发掘和整理出了许多宝贵的资源。但因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长征结束后西路军失败时，销毁了所有文电，故对这次战役的研究缺乏很多原始文献资料，而只能根据相关当事人（国共双方）的回忆文字，以及地方史志和群众口碑来作研判。此外，过去关于这次战役的研究是分域（嘉陵江沿岸渡口和出发地分属广元、南充市的4个县域（市辖区）展开的（如果包括渡江后持续到西进岷江峡谷之前的行动，那还要包括绵阳市一些县域）即：利州、昭化、朝天、旺苍、剑阁、青川、苍溪、阆中、南部、仪陇、绵竹、梓潼、绵阳（游仙）、盐亭、北川、安县、江油、平武等三地市18个县域。很长时间以来，各区域按“越境不书”的原则各自叙事，而这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又是一个系统和连续的军事行动。这就必然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甚至于可以影响到对于这场战役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估。这是一个短板，需要弥补，以为系统的全面的打造本省长征文化公园提供更为可靠、系统、严谨的史料史学依据。
由于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的缺失，地方史料史志资料就显得十分重要。建国以来，这个地区的史志工作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如对强渡嘉陵江之前的王家坝渡江军事会议的会址的认定（今为广元市昭化区的王家镇），以及西进岷江前的江油军事会议会址的推测，对青川与甘肃文县交界处摩天岭、悬马关、平台山等地点的考据和认定，都是很有价值的成果。
四、这次考察并不是对这两个个战役的全面考察（资金和时间都还不具备条件），而只是对这两个战役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其余全面性的考察踏勘，今后在条件具备之后，将继续进行和完成。
一、渡江行动及战斗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的䢖议电[3]，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以策应中央红军的作战。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夜开始实施西渡嘉陵江的战役行动。
㈠战役计划的确定与发布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的记载，渡江前的1935年3月初，徐向前总指挥率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委员杜义德和参谋人员等，沿江东岸跋涉了数百里，寻找发起强渡的渡河点。[5]红四方面军在沿江各县的党政组织的配合下，进行了打造渡船和战前训练的准备。
因为原始档案文献的缺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对渡江部署的陈述也很概略：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率领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水文等情况，并根据敌宽大正面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配备情况，选择渡江地段，拟定了周密的渡江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环节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战术消灭沿岸防御之敌，夺取要点，而后则以主力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滔江之间广大地区，打开战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从而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关于突破敌人江防的兵力部署是：
第30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以南之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并协同第31军消灭剑门关之敌；
第31军从苍溪以北鸳溪口突破，而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以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甘南之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
第9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突破，而后以一部协助第30军发展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
第4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除相机支援一梯队消灭沿江之敌外，在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第9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
方面军炮兵团配置在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第30军强渡。
上述计划一经实现，即以主力向涪江沿岸推进。为了胜利完成渡江作战任务，方面军号召所有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要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6]
嘉陵江战役是个规模很大的战役，不光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规模空前，就在整个红军战史上也是规模空前，可以说是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强渡江河的规模之最。那么战前应该召开过军事部署会议。红四方面军电台很少，无线电通讯并不发达（有线电话很发达，但也有容易被窍听之虞）。开个方面军级部署会不光是必要，也是必需。但由于前述原因，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地点、人数和规模，都找不到原始档案文献的印证。《红四方面军战史》只用简略陈述，也是有其合理缘由和客观困难的。
但是，广元地区的地方综合当事者回忆文字和群众口碑，提供了相当的参照和参考，可以帮助印证或佐证这次会议的情况。
1.王家坝军事会议
嘉陵江战役渡江部署是何时决定，何时下达的？这是嘉陵江战役的第一个疑问，迄今仍未得到完关整准确的考证成果。目前能查阅到的地方史志资料中，仅有一个在今广元市昭化区王家镇原蒲家大院召开的“王家坝军事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地方史志资料中是1935年3月中旬召开的，议题是进行渡江部署和检查渡江准备工作，前后开了7天。但关于这个会议是哪个级别的会议，却各说不一，有称是红四方面军全部连以上干部会议，有称是驻广元地域的红三十一军的军事干部会议。[7]虽然仍不能确认究竟是哪一级的军事会议[8]，但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却为研究嘉陵江的策划和部署提供相对准确的时间参考点，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参考点大致确认强渡嘉陵江的部署下达的时间区间——1935年3月中旬：3月上旬，徐向前总指挥率部分军、师干部和参谋人员，亲自踏勘沿江一线，选择了强渡发起的渡口和各部进军路线；3月中旬，确定并下达了相关的军事部署，参战各部队进行了战前准备和战前动员……
这个大致的时间区间确认以后，许多相关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和解释。
比如，红四方面军渡江出发地的问题。红四方面军总部、党政领导和机关及后方部门，都是在1935年3月28日战役发起后，从旺苍地域进至沿江渡口过江的，所以旺苍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出发县，是顺理成章而没有疑义的。
但今仪陇县是否应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之一，迄今仍有不同认知乃至争议。
渡江部署确定之时（1935年3月中旬），红九军主要活动于今仪陇县地域。在渡江部署确定和下达之后，为执行“于阆中以北涧溪口突破，而后以一部协助第30军发展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的部署，于3月下旬（25日之后）从仪陇县域分别转移至阆中、南部地域，3月28日后陆续渡江，完成了占领今南部县城的任务。
也就是说，红九军是为执行渡江部署（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部署），从今仪陇县域向阆中、南部的沿江渡口转移的。所以，今仪陇县域应属于红九军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又一出发地。
这个情况，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的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的确认相类似：一般认为，中央红军长征的长征出发点是1934年10月10日，这是根据党中央从瑞金出发开始的时间为依据的。但红九军团在3天前的10月8日才从福建长汀出发赶到今瑞金地域，而福建省和汀州市却仍被认定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依据就是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的转移集结令，是属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部署，红九军团是因为执行这个部署，从长汀赶往瑞金的，在福建省域内的行军距离不超过百里，但仍然不影响福建省和汀州市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同志为长征作总结的“纵横十一个省”，就包括了福建省在内。
综上，我们认为，仪陇县应为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县）之一。
即：旺苍，仪陇，均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出发地。（待续）
注释
[1]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军事历史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第2版）第416～第4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48～第254页，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3]中央政治局及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致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致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50～第251页，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5]1935年）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广元县王家坝召开了渡江战役会议．部署检查渡江准备工作。——《广元县志》第293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35年3月中旬，驻广元的红三十一军在王家坝召开为期七天的军事干部会，进行战前动员和具体部署。——《川陕苏区·广元卷》第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1935年）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于王家坝召开了为时七天，四百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连长以上干部都参加），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并具体部署了渡江战役的整个作战行动。——《红军在广元》）（广元县党史工委）第17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王家坝军事会议访问记录》，《红军在广元》）（广元县党史工委）第797～第800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该书附录10还有《王家坝军事会议访问记录》（第797～第800页）。
[6]根据已知情况，我们认为这是红三十一军召开的会议之可能性居大：四百多名连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会期七天，参会干部分布在沿江数百里地带，连以上干部不配马匹，徒步前来及返回至少得三天以上，这么长时间干部不在位，对部队的渡江准备和管理工作也会带来影响。所以不太可能是方面军一级召开的会议，应为红三十一军召开的检查和落实部署和检查准备工作的会议——红三十一军就驻扎在广元地域，就近开会的往返不会有太长时间。此间的群众口碑（如《王家坝军事会议访问记录》），只有佐证和参照作用——群众不可能清楚这是哪一级别的军事会议，言及的张国焘等此间活动，仍需要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