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之从军记——放羊娃有了新生日
一、黄土地多了一个苦命娃
民国十二年九月二十四那天,三眼泉楼砭付家新庄的王志胜家老二婆姨郭氏,生了个娃。
还是个男娃。
王家老二大名叫王登科,跟他大[]、他婆姨守着三孔破窑种着几块坡地过日子。添丁进口,对这家人来说,是喜事儿,可也是难事儿:黄土高坡上这靠天吃饭的光景,总是难活人。一年忙活下来,怎么也得有两三个月是吃不饱肚子。婆姨生了个男娃,王家添了丁又有了后,那当然是喜事一桩!可这凭空添了一张吃饭的嘴,一家人心头又总是被压得沉甸甸的……
王扶之的父亲王登第二次科老人
王志胜老来得一孙儿,当然还是喜悦大于忧愁——好日子也好苦日子也好,总还得往下过。但这孩子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膝下的。作为一家人拿大主意的老辈儿,他给孙儿取了一个寄托王登科穷怕了,他的念想很简单也很直接:这娃,不能像他爷他大那样再受穷,他得有个好前程。
这是个寄托着爷爷念想的小名儿:拴牢!——得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
可拴牢他大王登科却不是这番心思。
所以,这娃的大名学名应该是很吉利运道好的。
思来想去,王登科给娃取了个大名学名:王福治。
这一年,是公元1923年;这一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四——公历11月2日。
拴牢他妈是个贤慧婆姨,勤快能干,孝敬老人,日子虽然苦,但脸上总是笑盈盈的。一家四口人这么着就把日子往下过,虽然苦是苦了些,但三代人总还有天伦之乐,合家之欢,破窑里总还有笑语声声盈然生趣。在一家人呵护之下,拴牢的个头也见天儿往上窜,几年过去,就愣比同龄的邻家孩子要高出半个头,煞是招人疼招人爱哩!他大他娘他爷瞅在眼里,都是喜孜孜地:要是就这么着再苦熬几年把拴牢盘成了后生,俺王家没准儿真还是时来运转,能盼来“福治”的一天,也说不定呢?
可惜好景不长:拴牢长到五岁那年,他娘就殁了——那年她才三十多岁。,
拴牢他娘走得很突然,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也许在今天看来不算大病,但对黄土高坡上缺医少药的受苦人家来说,那就是一道催命符啊!拴牢他娘这一撒手,这家没了女人,就跟丢了魂儿一样了。拴牢他大天天失神地喃喃自语:“娃他娘,你咋就走了哩?你咋就走了哩?”拴牢则哭着喊着问他大要娘:大,大,我娘哩?我娘哩?
爷爷抚着孙儿的头,老泪纵横:我娃命苦啊命苦啊……
这个家,已经没了家样。
这一年,是1928年。
悲恸的日子过去后,拴牢他爷他大开始寻思:往后的日子,该咋往下过。
拴牢他大先拿了个主意跟拴牢他爷商量:“大,你看是这,守着俺家这几块坡地,活不了人儿!拴牢也天天在长大,要花费要开销的地方还多的是。你看我是不是出远门儿去找点能挣钱的活儿干?……”
实际上拴牢他爷这些日子也在盘算掂量,听见儿子的这番话后马上就点了头还出了个主意:“我看这事儿成!你兄弟的儿子——噢,也就是你大侄子的岳父叫刘宏广,他有个弟弟刘镇南,听说在延安府混得不错,都当上副官了。这个人儿心眼活,算计多,在延安已经置了不少地,在延安蟠龙一带那就算个大财主了。咱们跟他沾点儿亲,你去找找他如何?……”
这亲戚拐弯儿又抹角,隔得老远老远——八杆子都够不着。
王登科沉吟了好一阵儿:“成,我到延安府,就去找他,如果他能留我,我就跟他家扛活。只是拴儿……”
“这个你放心,拴儿我带着……”
几天后,王登科挑着行李离开家乡上路去了延安府蟠龙镇的王家庄,找到了那位八杆子都够不着的富亲戚刘镇南,在他家扛上了“长活”。
拴牢他大走了,留下拴牢爷孙二人,地里的活儿是干不动了。要想活人儿,就只有一条道:吃百家饭。
“吃百家饭”是个好听的说法,真正的涵义就是“行乞”,或者干脆简单一点:要饭!
吃百家饭,可以算作是小拴牢初识人生的第一课: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全都在里头了。
开始先在本村讨饭,恸有王姓傅姓两个大姓,拴牢爷孙俩都讨过了。贫瘠的黄土高坡上到处都穷得要命,当然没有多少饭来让给别人吃。好在穷人还是向着穷人,乡亲们看拴牢爷孙俩孤苦凄楚,也常常能给他们凑点留点吃的。可老在本村要也不能长久,爷孙俩又开始到邻村要。久而久之,他们也总结了不少经验,比如要之前先作“调查研究”,把本村邻村每家红白喜事的日子都打听好且记下来。遇上红喜事,就穿件干净衣服混在人堆里去吃一顿;如果是白喜事,爷孙俩就缠上白头巾扎上白腰带去扮“孝子”哭上一通,也能混上一顿……
虽然吃百家饭是一件低头俯首有伤脸面的事情,但爷爷却经常指点拴牢如何不失自尊:人穷不能志短,人累不能折腰。不要撒谎,不要骗人。甭管啥时候,不能偷人钱财抢人东西,人不正派,天诛地灭……
吃百家饭的日子,拴牢和爷爷一起,熬了整整五年!
拴牢十岁那年,他大回来了。
拴牢祖孙俩挨村吃“百家饭”那些日子,拴牢他大一直就在延安府蟠龙镇给地主刘镇南家扛活。
一扛,也是五年。
王登科干地里的活儿是把好手,又肯吃苦,主人家很是满意。
一天,刘镇南叫住王登科:“你当个头吧,地里活以后你就替我多管点。”
就这么着,王登科在刘镇南家中扛了五年长活,也攒了一些钱。
于是就寻思:把拴牢也带出来,闯荡闯荡。
1933年春天,王登科回到家乡。一迈进家门就愣住了:不过才十岁的拴牢个头窜得跟自己一般高了,而自己父亲的腰也越来越弯背也越来越驼。悲喜交加的他一把搂过父亲和儿子,哽咽出声,泪流满面。进到窑里,他把挣来的钱搁在桌上:“大,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一点钱,你留着花,我想把小拴牢带出去闯闯,再挣点钱供他念点书,能奔个好前程,你也用不着这么累了?……”
“成,你想得周全,就按你说的办!”
就这样,小拴牢告别了“百家饭”,当上了小羊倌。
到了延安府,拴牢他大领着他进了孙家崖一家地主家找活。这家地主姓王,家里有上百头羊。拴牢他大说:“我这娃今年10岁,个子大、能干活、肯吃苦,给你家放羊,工钱不要,能给碗饭吃就行!”
小拴牢年纪不大个头却不小,这个很让主人家中意,于是他很顺利地当上了放羊娃。
陕北干旱少雨,羊能吃的草很少,十岁的放羊娃赶着近百只的羊,沟里沟外,埂上埂下,赶着羊群漫山遍野地跑着,给羊群找吃的。他拿着羊鞭,吹着喜爱的柳树哨,有时羊群静下来吃草的时候,他就坐在山坡的绿树下,拿出自己的柳树哨,吹起民歌小调,悠扬的哨声回荡在山谷,一朵朵白云飘过,山坳中呈现出美丽的画卷。
这田园诗般的场景当然不是羊倌生活的全部——而且这头一家的放羊生涯也并不长久。
这年冬天,严寒突然降临,大雪封山,沟沟坎坎,七横八岔到处被大雪覆盖着,羊赶到山上,找不到草吃,饿得嗷嗷叫,只能在家圈着。主家当然也就不能留着羊倌在家白吃饭了。于是小拴牢就这么着“失业”了。
翻过年头又是春天。小拴牢又找到了“新工作”,王家团庄鲍姓兄弟两家打工。
很幸运,鲍家兄弟俩是王登科的拜把子兄弟,哥哥叫鲍继祥,弟弟叫鲍怀玉,他们对小拴牢都很不错。特别是鲍怀玉家的米脂婆姨,人长得漂亮心眼儿也好,很喜欢这个勤劳能干的孩子,也没把他当扛长活的小伙计看。见着小拴牢来干活儿,就给他煎鸡蛋、烙大饼、擀面条。看见小拴牢没鞋穿,还亲手给他做了一双鞋。
除了给鲍家两兄弟扛活,小拴牢还得给一家王姓地主家放羊。
十一岁的小拴牢同时给三家人打工,还是很辛苦的。
给鲍家种地是体力活儿:先开荒,挖出石头,锄掉草,露出黄土,打上垅,晒上一段时间,然后种庄稼。这活儿原本是成年人干的活计,小拴牢个头高,自然也就被当做成年使唤了,辛苦那是自不待言的。
给王家放羊是个需要胆量的活儿:那年头陕北延安狼多,经常围着羊转。狼群把羊叼来吃了甚至伤着了羊倌,那都不算稀罕。有几次,小拴牢也遇上了有几只狼围着羊群转悠,离他也就是十来步远。拴牢毕竟是孩子,也吓得够呛。好在后来碰上了几个大人,这才算解了围……
放了一年羊,拴牢他大实在不放心,替拴牢辞了放羊的活。
王登科给小拴牢辞了活的原因还有一个:他想让小拴牢读点书。
辞了放羊的活儿,冬天也来了。刘镇南家冬天也不需要放羊,于是小拴牢就和他家的一个小孩刘顺儿一起到庄子上一个私塾内念书:那位私塾先生是刘镇南家雇的,姓宋,约60多岁,个子不高,脖子有点歪,脑袋上还长个疙瘩,所以人送绰号“宋扁脑”。此公其貌不扬,但却满腹经纶。王登科给“宋扁脑”付了一些学资,于是小拴牢就得以跟着刘镇南儿子刘顺儿一起上了一回学堂。
拴牢他大这个主意拿得大,也拿得好。
这件事儿,对小拴牢后来的人生,至关重要!
“宋扁脑”倒是很喜欢小拴牢,喜欢的方式就是对他异常严格:念错一个字,就用戒尺打手心——有时还用大烟袋敲脑袋,一米多长的大烟袋啊!念错了,一不注意就用烟锅子在他脑袋上敲一下。就这么着,别人要用很长时间才读完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在“宋扁脑”戒尺和烟锅子的威逼之下,小拴牢不到两个月就全部学完背会了。
“宋扁脑”还教小拴牢写毛笔字。这个小拴牢学得快,记得牢。“宋扁脑”对穷孩子没有偏见,还特别愿意教。不知不觉中四个月的冬天就过去了,小拴牢的毛笔字已经写得相当不错,俨然有了点“文化人儿”的气像了。而跟他一起学习的小同学们,《三字经》还没背熟呢。
那年的正月十五,有人听说小拴牢字写得好,就请他写字。
这是小拴牢第一次给人家写字——他记得很清爽:那是写在在灯笼的“灯光普照”!
这年春天,小拴牢从宋老先生那里,速成了,“毕业”了。
此时,是1935年4月。
几个月后,他的人生轨迹,就汇入了另一条曲线:一条红色的曲线。
而无数根这样的曲线,就如同条条溪流一样,最终汇成了波澜壮阔席卷天下的历史大潮!
二、跟老刘[],闹红去!
其实,就在小拴牢出生那年,这片黄土地上就已经蕴育着一场风暴了。
拴牢出生那会儿,他的家乡三眼泉楼砭村还属于绥德县的三皇峁联保。“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那就是“米脂出美女,绥德生帅哥”,拴牢当然也应该算是一条“绥德汉”了。然而这片出美女出帅哥的所在,生存环境却相当恶劣:位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西有横山坐落,内有主永定河通过,气候干燥水土流失严重,十年九旱,常常是一年辛苦,到头来却颗粒无收。有人穷当然就有人富,阶级矛盾阶级压迫也是非常尖锐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扯旗造反——明末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李闯王,就是从这边厢起事后来还杀进了北京城的!
就在小拴牢呱呱坠地前不久,北京城的大学堂里有一位名叫李子洲的教书先生来到这片黄土地。这位教书先生出生在绥德城——离小拴牢的家乡三眼泉也就百里开外,这位老乡党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会干事,这次回到家乡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3]
这个使命,实际上跟小拴牢后来的人生轨迹息息相关!
在黄土高原播撒火种的革命先贤李之洲
相关到什么程度?相关到小拴牢家乡的县属,后来也以这位教书先生的名字来命名![]
当然,在小拴牢跟着爷爷“吃百家饭”的那些日子里,教书先生的这些活动还未能完成跟这片热土接上地气的工作,他能够施加影响的,主要还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响应了南方革命政府的旧军队。而成天为一家生计劳碌奔波的拴牢他大、拴牢他爷,都还没有感受到这些影响的现实存在。
然而,革命的大潮来了,那就是门板也挡不住。
就在小拴牢他大出门谋生那年的前后,已成为共产党代理省委书记的教书先生李子洲等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迫转入地下,但也从此开始跟这片热土上的劳苦群众接上了地气!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先后策动了渭华、清涧等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遭到了失败,李子洲本人也在领导绥德和陕北各县的武装斗争中被捕入狱,后来病死在狱中,但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他们埋葬好同伴的尸骨,踏着他们的血迹,又继续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而就在小拴牢跟着他大离开家乡放羊谋生读“速成私塾”那些日子里,这点点野火,已火势熊熊,渐成燎原之势,陕甘边和陕北也分别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2月间——也就是小拴牢在“速成私塾”被戒尺打手心被烟袋敲脑袋的时候,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分别在安定县白庙岔、周家硷先后召开,陕北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完成了统一——在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的联席会议上,还决定成立了以刘志丹为主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完成了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这两支主力红军,以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在军事上的统一指挥。
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
1935年4月后——也就是小拴牢念完半年“速成私塾”后,这全盛的革命高潮就已经涌到到了小拴牢的脚下:开春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西北红军采取了正确的军事方针,机动转战,连战连捷,其中包括在定仙焉战斗中取得了一次歼敌一个整团和旅直属队的重大胜利。尔后,又在各路游击队配合下,经过浴血奋战,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主力也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军事力量空前壮大。
刘志丹——陕北群众都叫他“老刘”
那时节,那光景,在这片黄土地上,“老刘”这个称呼,“闹红”这类名词,成了受苦人口中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和热门话题。“老刘”如何如何“圣明”,“老刘”的队伍如何如何“仁义”……。穷汉们想“老刘”,爱“老刘”,盼头也寄托给了“老刘”。这些话题,当然不可能不灌进小拴牢的耳朵里,可这些事儿啊,还是个孩子的他,未必就能听明白……
7月的一天,一支打着红旗的队伍来到了王家团庄。
这支队伍很是奇怪:进了庄子,不去张罗支应,不去抓鸡、抢牛、找女人,而是给家家户户扫院子、挑水、干农活,同时也在各家各户的院墙上贴红红绿绿的标语、布告,刚从“速成私塾”毕业的小拴牢正好逮住了一个“学以致用”的机会,念念叨叨把这上头的写的个啥都读给了乡党们听——
“红军帮助贫苦群众解决一切痛苦!”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参加红军!”
……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闹红”?莫非这就是那位“老刘”的队伍?
第二天一大早,小拴牢更是开了眼:这队伍竟然没进庄户人家的院门儿,在村落的路边就露了宿?这可是从来没人见过的稀罕事儿啊?从前有队伍进村,哪个扛枪的丘八不是大爷?打骂那算是轻的,抓了你的鸡宰了你的牛,你除了认倒霉,哪还敢有半句闲话?要遇上更混蛋的,抓丁拉伕糟蹋女人,跟土匪也没啥两样儿……
还有,这队伍上的人儿,要用老百姓的东西,得“借”!“借”了还得还!如果用坏了, 还得赔!而且,这队伍上的这些兵,都是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半桩孩子——有些个头还没自己高。可一大早起来出操,一个个儿挺胸迈步唱着歌,整齐又划一——
红军、共产党,天心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随红军;
一杆犁耙一杆枪,咱们的红军势力壮。
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了大路穷人走;
革命力量大无边,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
……
神气,真神气!这“老刘”的队伍,是支好队伍。
小拴牢动了从军的念头,就到处打听起人家的来路来。
一问就记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少共青年营。
虽然没闹明白这“少共青年营”是个啥意思,但这是支童子军那是看清爽了。
小拴牢跟小伙伴们一起合计:“你们看这队伍有多好?看岁数也不是大人,干脆,咱们也去入伙,当了兵有饱饭吃,还能打那些祸害百姓的官军……”
虽说是合计,可最后只有小拴牢和另一个16岁的半桩后生刘作清拿定了主意:当红军。
说去就去,小拴牢和刘作清直接闯进人家的连部。
连部里有一个大高个头的人像是当官的,小拴牢听进进出出的人都叫他“惠指导员”,“指导员”是个啥官他当然闹不明白,但说话能算数的那是肯定的——小拴牢瞅瞅出出进进的人都在给他打敬礼喊“报告”。
惠指导员一看是两孩子,便和气地问道:“你们有事儿么?”
“我们要当红军!”
“你们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么?”惠指导员一笑。
“……”
俩毛孩子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作答。
惠指导员拉他们坐下:“我叫惠占荣,是指导员,我们连长叫王友铭,现在没有在屋里。我们这支队伍啊,是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革命的武装!知道什么是革命么?就是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你们知道有个国家叫日本么?现在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正在侵略我们中国,我们就是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让天下的劳苦人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能过上好日子……”[]
两个孩子似懂非懂,惠指导员却越说越来劲儿。听来听去,小拴牢也有些明白了:自己打小走村串巷吃百家饭,那就是被军阀财主当道的世道给害的;自己给地主家当扛活放羊,那就是被人剥削和压迫……
就这么着,小拴牢越想越觉得自己就该当红军。
惠指导员说道好一阵儿,也累了,又仔细打量这俩孩子:嗯,这个叫刘作清的嘛,应该是到年龄,可以收下。这个叫“王福治”的嘛,个头还成,可就是瞅着脸嫩……
“你今年多大了?”惠指导员问道。
小拴牢动了动心眼儿:如果照实说恐怕不成,可爷爷带我吃“百家饭”就告诉过我“不能撒谎”啊?得!干脆把这个问题还给这位红军长官:“你看我多大了?”
惠指导员打量着小拴牢,沉吟了片刻,这孩子个头不小啊。
“我估计你有十六七岁了吧!”
小拴牢打小就是个大个头,是挺能蒙人眼儿的。
一颗心落回了肚子里,小拴牢赶紧就坡下驴,“你说对了,我今年十六岁。”
“那成,王连长不在家,等他回来,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再通知你!”
小拴牢当红军的申请,第二天就获得了批准。
错识了小栓牢年纪,放他“混入”革命队伍的惠占荣
就这么着,连蒙带骗,公元1935年7月15日,小拴牢参加了红二十六军少共营。
参军了,到永坪报道,连队造花名册要录入大名。小拴牢报上自己的大名“王福治”后,文书小张皱着眉头连连摇头:“你这个名字不太好,我给你改改吧”。小拴牢说那好啊你改吧。小张这文书在土包子文盲成堆儿的红军中的确显得很有文化水儿,他先给念过几天书的小拴牢出了个謎语:
“你先猜个谜语‘贵妃醉酒’,打一个人名”。
完!小拴牢几个月“速成私塾”的文化水儿可还远没到达这个水平这个程度,他吭吭哧哧了好半天儿也还是啥也没猜出来,最后还是人小文书大文豪给递了个台阶也送了份儿人情——
“王扶之”呗!
耶?可不是么?贵妃醉酒,皇上来扶嘛!
不过这队伍打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不能跟皇上哪贵妃哪什么的套近乎。小文书大文豪紧接着又补上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我看啊,你就叫王扶之吧”。
嗯,这话中听,这个名字,好!
小拴牢——不,现在是红军战士王扶之,点了脑袋。
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少共青年营的花名册上,记下了王扶之的大名!
参加了红军,又得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小拴牢——王扶之,好不得意!
一条蜿延又曲折的红色道路,由此在他面前,铺开了。
三、见了大世面,有了新念想
1935年7月15日,小拴牢,变成了王扶之。
他赶上的,正是黄土高原“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好日子!
这一天,从此就成了王扶之新的生日——每年的这个日子,他都喝上两盅,以示庆祝。
王扶之所在的这个少共营,实际上就是一群“未成年人”的集合,所以又被人称作“娃娃营”。正规红军“娃娃部队”在那年头的红军队伍并不稀罕,如中央红军中著名的“少共国际师”、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中的“少共国际团”,但最具特色的,还是西北红军中“少年先锋队连”:打从红军游击队时期,他们的队伍中就有这样的“娃娃队伍”——有人考证,他们是红军中渊源最早的“少共部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代的“少年先锋队”并不是现如今的“少先队”,虽然他们的名称是一样的:当年的“少年先锋队”,实际上是一支“未成年人”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它是要担负一定的作战勤务乃至参加实际战斗。用现代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来看,把众多的“未成年人”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斗争”,那是很不人道很不人性的。然而“现代意识”显然无法丈量半个多世纪前的残酷现实:这些半桩毛孩子之所以走进这支队伍,正是缘于当年那个逼得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没有活路的世道,缘于那些强权强势的统治者们的恩赐!人性哪人道哪什么的,那都是留给他们自己享用的奢侈品,跟王扶之他大一样的穷汉们无缘,跟王扶之这样一大堆穷孩子们无缘——这些穷孩子好多是为求活路求饱饭才走进这支队伍的,而且不少孩子本身就是烈士的遗孤。
要不跟上自己的队伍走,他们中很多人那就是死路一条。
王扶之所在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少共青年营,其前身就是西北高原第一支正规红军红二团的少年先锋队连,后来队伍扩大了,几乎每一个团都编有这样的少年先锋队连。到王扶之“弄虚作假”蹭进来不久,这些少先队连又合编成了这个“少共青年营”。而像这样的“少共青年营”,红二十七军也有一个。到了1935年2月初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后,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了两军指挥,又成立了一个直属西北军委的少共青年营。
小拴牢——王扶之,他没能拴牢在他爷他大身边,却跟一个有着成千上万成员的大家庭牢牢拴在了一起!从此便和这个大家庭的众多成员一起,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中重新崛起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伟大进程!而且,也把自己的身影和足迹,留在了这幅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中!
革命大潮来了,那就是平地里的一连串的响雷啊!
进了少共营集中整训没俩月,上头传下命令,要到延川县永坪“集结”。
集结起来干啥呢?上头也说啦:“迎接红二十五军的‘老大哥’”!“老大哥”从鄂豫皖数千里转战,已经到了咱们陕甘苏区的永宁山了!咱“革命的力量要大发展”了!老刘已经安排咱边区苏维埃和军委两个主席习仲勋、刘景范已经去迎接了!咱们哪,也得赶紧着去会合啦!
这可真是又一声响雷啊!
听说老刘也发话啦:“红二十五军是老红军。他们可是有建设红军的好经验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哩。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不要放过。咱有好饭哩,让给老大哥吃,有好房子哩,让给老大哥住;调什么就给什么,不能讲价钱;打仗要主动配合,缴获战利品要主动相让。总之,要顾全大局,不能有本位主义。……”
陕北人的秉性就是一个实在。老刘啊,更是最实在的一个人!
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赶到永坪;16日,得到消息从横山南下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主力也赶到了。两军战友相见,分外亲切。西北军委还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红二十五军慰问和参观访问。看到长途跋涉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兵员不多,西北军委前指还把直属的500多人的少共青年营拨给红二十五军以补充部队……
不过,红二十五军的番号第二天就不复存在——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的番号也一样:那天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及两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西北工委和卾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也就是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军团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军团直属交通队、手枪队。刘志丹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高岗,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少共青年营,也就分别变成了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师属的少共青年营。
9月18日,两军胜利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的庆祝大会一并在永坪镇召开。
好一番“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气派啊!12岁的红小鬼王扶之,那次是狠狠地开了一眼:这么多跟他大一样的穷汉聚在一起为自己的队伍欢呼,这么快乐这么高兴,就连婆姨娃娃们都出来给队伍上送上一碗茶,捧上一把枣,这可是他打小就没见过的热闹场面……
会开完了就整编队伍,整编完了队伍,接下来该是打仗的事儿了。
打仗的事儿,当时很多人都很关心乃至操心。
这当间是最操心当然是蒋介石。陕甘地区革命力量大发展,最不舒坦的人自然就是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了。实际上,红二十五军来到陕甘苏区之前,他就已经在操持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了:调集东北军和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军阀部队13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马,组织对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企图在南方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一举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
王扶之蹭进娃娃营那些天,南线以张学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已经在洛川以南地区集结,准备向北推进;北线以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和高双成的第八十六师则据守横山、神木、清涧、绥德、米脂一线,阻止红军北上;而东线的晋绥军5个旅沿黄河布防,先头部队已到宋家川(今吴堡县城)、枣树坪一带,拟阻止红军东渡;西线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则分布在合水、庆阳、环县,阻止红军西进。
红二十五军到来前,老刘带着主力部队已经开始了反“围剿”,并连续取得了慕家源、定仙墕等战斗的胜利,正琢磨着如何打击第三次“围剿”的敌军主力东北军。红十五军团这一成立,如何拾掇这些“白狗子”以保卫苏区,当然就成了首要大事。
当时形势的确严峻:红十五军团成立几天后的9月26日,蒋介石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及东北军部队,“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时,东北军第一一○师、第一二九师已进抵延安;第一○○、第一○六、第一○九、第一一七师等4个师经合水向西北根据地进犯。龟缩在陕北重要据点的第八十六师、第八十四师也蠢蠢欲动,与东北军形成了对西北红军的夹击之势……
南进北堵,东西配合,眼瞅着红军将被压缩至保安、安塞地区,被裹了饺子馅。
那些天里,徐海东、刘志丹几位军团首长一直就在琢磨在合计:这仗怎么打?
四、劳山上战场,得意换新枪
其实除了他们,还有一个人对打仗的事儿很操心。
那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扶之:当红军俩月多了,手中还只有一杆红缨枪。不光是他,整个少共营,除了连排干部和几个老兵,大家手里都没“真家伙”,有的就是大刀、红缨枪。红小鬼们谁又不想有杆真家伙呢?大家伙儿一起去找连长王友铭要枪,而王友铭一脸笑呵呵一口打哈哈:你们想要枪是不?枪有的是啊!白狗子替我们背着哩!想要,就去他们那儿取去……
取?咋取?当然只能靠打仗去取。
但能轮到“娃娃营”上阵的仗,真还不多。“娃娃营”是一支很特殊的部队:他们是革命的未来,是整个红军队伍中受保护受呵护的对像——每当打了胜仗,领导都要跟发了“洋财”的单位“打打土豪”:你们发财了是不?给娃娃们做身衣裳咋样?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被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要见战火,要在战火中成长,但任务又不能太艰巨太危险太残酷——说白了吧,分配战斗任务时,这“娃娃营”常常就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角色……
可这一回,机会是真来了!
9月21日,红十五军团从永坪地区出发,23日,进至甘泉西北的王家坪地区集结。26日,王扶之所在少共营跟随红十五军团主力从永坪镇悄然南下,绕过延安县城,于3天后的9月28日进抵甘泉县城以北的劳山地区。当天,徐海东、刘志丹等带领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了劳山附近的地形——他们盯上了正沿公路向根据地推进的东北军。
徐海东——大名鼎鼎的“徐老虎”
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多年后出息得能排兵布阵了的王扶之也这么认为:那几天,东北军刘翰东第一○七师已进至洛川,该师所属的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羊泉,何立中一一○师、周福成的一二九师沿洛川至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该师的六八五团进至阳泉,维护交通,其他各军亦逐步向陕甘根据地境内推进。
阳泉-延安之间的交通线,就要经过大、小劳山地区。
徐海东是劲儿骁勇的徐老虎,刘志丹是陕北的活地图。
徐老虎,活地图,两人的主意凑在了一起——“围点打援”。
“围点”: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和师属少共青年营围攻甘泉县城,吸引延安之敌何立中部或周福成部来援;“打援”:军团主力利用甘泉至延安之间的群山连绵,树木茂密的特点,隐蔽集结于大、小劳山一线公路两侧的密林中。准备打击从延安向甘泉增援之敌。
具体部署就是三个部分,简而言之:拦头、斩腰和兜尾。
拦头:第八十一师师部率二四一团位于甘泉县城以北白土坡地域,正面迎击增援甘泉之敌;斩腰:第七十八师师部率第二三四团、第二三二团和师属少共青年营在小劳山两侧,准备向进入伏击地域的敌人主力出击;兜尾:第七十五师师部率第二二三团、第二二五团在劳山镇东西两侧,准备兜住敌人的后卫部队。
第七十八师骑兵团则位于卢家村、土黄沟地域,准备断敌归路。
军团指挥所设在白土坡西侧的1170高地上。
那会儿的王扶之还不太明白排兵布阵的事儿,他满脑门子想的就是“整条枪”。
30日,各部队按军团部署进入伏击地域待命。那天,操着一杆红缨枪王扶之跟少共青年营的小伙伴们埋伏在小劳山附近一片树林里,那就是一个跃跃欲试啊!这群毛孩子中,一大半儿人是头一次上战场,虽然没枪却有胆儿,相互间嘀咕的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咱这回说啥都得弄杆枪,没枪还当什么红军干什么革命?……
拂晓时分,有消息传来,敌人从延安出动了,是何立中的第一一○师。
何立中开始还很谨慎,一路搜索前进,到四十里铺时还把六三○团留下以为策应。经过山高路险的九沿山时,也是派出先头部队仔细侦察后大队才通过。殊不知这已是军团首长意料中事,所以才把伏击地域选在了地形远不如九沿山险要的大小劳山。果不其然,敌人过了九沿山就放下心来,排成了四路纵队放胆前进,就打红军伏击阵地前一茬茬儿大摇大摆地通过。
再后来,王扶之他们都瞅着敌人打跟前儿过去了,可军团首长那边还是没动静儿。
直到过了晌午差不多一个多时辰,南边白土坡方向突然枪炮声大作:这是八十一师二四一团拦住了敌人的头;俄倾,北边土黄沟方向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是七十八师骑兵团乘势出击,兜住了敌人的尾。这一来,两头的敌人就一群一群朝中间奔来,然后挤成了一堆一堆的人疙瘩——就在王扶之们的眼皮子底下。
机会来了!
1170高地上的徐海东啥哈大笑:“何立中,我今天叫你马倒冲,吹冲锋号!”
大、小劳山地区冲锋号大作,枪炮声暴响。霎时,公路两边的七十五、七十八师的伏兵猛然跃起,冲击狂潮席卷而来,漫山遍野,杀声震天,丛林顿时像爆炸一般,敌人被冲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很快被分割在榆树沟和劳山两处……
哈,何立中,这回是死定了!
王友铭连长一挥手,王扶之等摘了笼头的的马驹子,跳着蹦着就窜了出去。
这当口,被红军分割包围的东北军还在顽抗,瞅见一群娃娃冲了过来,起先还不怎么在意,有些官兵操着东北腔就喊:“小疙瘩们,你们咋就不怕死哩?快过来投降吧!俺这队伍有吃有喝有玩,快过来……”
这群小疙瘩还真就是“过来了”。
可他们不是过来投降而是过来缴枪的——战斗打响前,王友铭连长就跟这群红小鬼交代,枪一响就往前冲,尽量靠近敌人,靠得越近越安全。靠得越近,敌人的炮火就使不上动儿了,咱们虽然人小但人多,红缨枪、大刀几个对一个,打肉搏战也吃不了大亏……
说实话,王扶之哪见过这么多的敌人,就没瞅见过这么多人裹在一起血肉相搏,。但那会儿的他,可真就是一初生牛犊,根本没管头上嗖嗖飞过的枪子儿。整训期间学过的利用地形地物、曲线前进什么的,都忘了个精光。那天天还下着下雨,他刚跑了没几步,鞋被黄泥粘住了,他拔了一下没拔出来,一使劲儿,就把鞋底蹬掉光剩鞋帮了,索性连鞋帮也甩掉不要了,赤着一只脚还往前窜。
半道上,脚被石头划破了一个大口子他竟然也没察觉……
不过几分钟,一大群“小疙瘩”,就冲到大个头的东北军士兵当间儿了。
跟王友铭连长说的一样,短兵相接,敌人的迫击炮机枪甚至步枪使不上劲儿了,“小疙瘩”们三三两两操着大刀、红缨枪就跟“白狗子”们纠缠作一团,东北大汉被蹦蹦跳跳的陕北娃娃搅活得前前后后都在着家伙,这才明白这蛰人的马蜂其实是不分大小的。
王扶之正好跟一个操着马步枪东张西望看样子想逃跑的大个儿敌人撞了个面对面
乍一照面儿俩人儿都愣了一下,这“白狗子”本能地就朝王扶之举起了枪,就这个距离他只要二拇指一搂,那我们这个故事就只好跟这儿就打住了。鬼使神差,这“白狗子”竟然犹豫了片刻,而战场之上的每一个“片刻”,那都是足以改变双方态势和对比的,也是能决定究竟谁能拿下谁的。
一杆红缨枪已经顶在了“白狗子”咽喉部位,只要动一动……
王扶之一把抓过敌人手中的枪,又蹦着高把他一头摁跪在地上:
“好好呆这儿,一会儿那边集合领回家路费!”
红小鬼神气活现,得意洋洋端着新枪又继续往前冲。
黑石礁干休所老红军纪念馆中的王扶之缴了白狗子的枪——被画得歪瓜裂枣的那“白狗子”,后来也是“老红军”哈!
说实话,数十年后笔者乍一听到这个故事时心里还在嘀咕,这事儿是真的么?跟王老聊起这段故事的时候,肚子里总有一个大不敬的问题直往喉咙里涌:老爷子你你你……你那会儿还淌鼻涕吧?人家瞅着你一个毛孩子,真的就……就……就枪放下啦?……
可没办法,这事儿真还就是千真万确:这位叫马德良的“白狗子”被缴枪后没去领“回家路费”而是也当了红军,几个月后又跟缴了他枪的“小疙瘩”意外相逢,俩人还从此成了战友和上下级——被缴枪者是上级,缴人枪者是下级,两人共同战斗的经历还随着岁月继续延伸,从华北到苏北,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儿又到了“白狗子”的家乡东北那疙瘩。上级后来还告诉下级:那年你举着红缨枪冲过来的时候,我劈头看见的就是一张娃娃脸,心中一颤手上也就一松,你那红缨枪已经戳在了我的喉咙上,我也就稀里糊涂成了你的俘虏……
这话实在:王扶之那大个头虽然挺能唬人儿,可那张娃娃脸,总还是藏不住吧?
当然,这事儿可能还有一个缘由:东北军是丢了家乡的队伍,现如今家回不了,鬼子打不了,见天儿在这山沟里钻来钻去替人当炮灰,那心里头不定怎么个不得劲儿哩!真要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共产党舍命相搏,这士气和状态,当然也就很成问题很成问题了——战后一大堆“白狗子”纷纷变成红军的事实,不就很能说明这“很成问题”么?
当晚20时,劳山战斗胜利结束,敌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被全歼,师参谋长范驭州、六二八团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被击毙,师长何立中重伤(后因伤重毙命),六二九团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当了俘虏。红军缴获马300余匹,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五瓦电台1部。整个一一○师,仅有留在四十里铺的六三○团得以幸免。原因是团长李东坡虽然得到了何立中“疾赴劳山驰援”的电令,但畏惮打击也只是稍稍往前动了一动,便又缩回四十里铺,从而也就躲过了一劫。
这是西北红军的空前胜利——一次战斗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两个团)。
这是王扶之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他也得了一个“空前胜利”——缴了一杆枪。
这是一支奉天造马步枪,铮明又瓦亮啊——好多娃娃兵馋得直吞口水。
回到连队,王扶之依依不舍地跟上级“缴获归公”,政治指导员惠占荣一笑:
“王扶之表现不错,这枪就归你使用吧!”
红小鬼王扶之心里一定是美美的,那一宿,就没睡着觉!
五、升级——从娃娃营到主力团
那一宿王扶之的确没睡成觉,除了这杆枪,还有一个原因。
阴错阳差,他被“升级”了——
离开了分派战斗任务时常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娃娃营”。
劳山战斗那天,王扶之得了一杆马步枪,当然就按捺不住地就跟小伙伴们显摆。
这也难怪,头一次上战场就弄了一支“真家伙”,是够让人羡慕的。
正显摆得热闹,班长走过来一撩他的裤腿:
“王扶之,你看看你,赤脚跑了一个下午,难道没一点感觉么?”
王扶之一低头,可不是么,真是没感觉,班长这一提醒,这才感到光脚板上冷嗖嗖的。
“换上吧,完了去一趟连部,连长找你有事儿哩。”
班长扔给他一双大号鞋——刚从战利品堆里划拉来的。
到了连部,连长王友铭给他交代了一个新任务:
“你去一趟营部,把我的报告交给营长。快去快回,不要耽误,路上可能遇上敌人,你要多加小心……”
怀揣着这份报告,王扶之按照连长指示的路线奔大劳山的营部而去。
这时已是晚上,仗是打完了,但战场还没顾得上打扫。一路上尸横遍野,还有不少没人搭理的敌军伤员,呻吟、哀嚎……,王扶之孤身一人儿在微弱的月光下走着,要多瘆人有多瘆人——打仗的时候,刀对刀枪对枪相互间血肉模糊,生啊死的见着也没顾得上害怕,可这一地死人处处呻吟,实在让人心惊胆战——从前吃百家饭当放羊娃,天黑了他也不敢出门儿啊。
红小鬼一路走一路念叨:天爷爷啊,保佑保佑我吧,冤魂野鬼不要找我啊……
难怪啊难怪,这毕竟是个孩子——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农村孩子。
胆战心惊的王扶之趔趔趄趄地走着,忽然就一个跟斗栽在地上。
白天还神气活现,刚缴了人枪的红小鬼魂飞魄散,吓得一身冷汗,手足冰凉,差一丁点儿喊出声儿来。定睛一瞅:双腿正被一具血肉模湖的“尸体”死死抱着,头皮如同遭到电击一般阵阵发麻……
“小……小兄弟,救……救救……我……”
“你……你是活人?”
一看这人儿还活着,王扶之反而有了胆儿。
他把这人儿扶起来一瞅,是个负了伤的“白狗子”,他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给这活死人的伤口作了包扎,然后把自己的水壶和干粮递给他:“我有任务还得去送信,你再忍忍,送完信我再回来救你……”
“小兄弟,你可千万要回来啊!大恩大德俺忘不了你啊……”
红小鬼安抚好了“活死人”,然后一溜小跑到大劳山营部,把连长的信交给了营长,然后又着急忙慌地往回赶。可当他赶到刚才被“活死人”抱住腿那个地方时,却发现还能喘气儿的“白狗子”都被来打扫战场的担架队给抬走了,剩下的尸体也被打扫战场的人集中起来准备掩埋……
王扶之只好又掉个头来往少共营跑,谁知跑了好一阵儿也没瞅见队伍。
他一个人儿也不敢停在路上,只是闷头一个劲儿地往前赶,就这么着跑了大半夜,终于碰见了一支部队。一问才知道,自己跑错了路,七十八师的部队已经转移,现在碰到的这支部队是七十五师的。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看见这气喘吁吁的小鬼朴实机灵,很讨人喜欢,便窜捣他“升级”:
“小鬼,你们七十八师已经走远了,你肯定撵不上了。我看你就留我们这儿得啦!”
王扶之一听也是,都是自己队伍,到哪儿都一样,而且人家还是主力,打仗机会也多……
“成!”王扶之痛快答应了。
就这么着,在得意换新枪的当天,王扶之就从七十八师少共青年营,“升级”到了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三营,被营长张卫国[]留在营部当了个通讯员。一天之间,上战场缴了杆新枪;一夜之间,又从“娃娃营”“升级”到了主力团。
俩好事儿,一个昼夜就办齐了啊!
你说,这一宿的王扶之,他还能睡好觉么?
好事情接蹱而来
红七十五师是原红二十五军改编而在,红二十五军是最早完成长征的一支主力红军,他们走南闯北转战数省,见过诸多世面,打过无数胜仗。劳山战斗结束后不久,上头已经开始了针对刘志丹等陕甘红军领导人的错误肃反,陕甘红军的不少干部已经被抓捕,而主持和配合这个“肃反”又大多数是来自红二十五军的干部,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两军团结造成了裂痕。
不过那个时候的王扶之对这个事件的感受还不深。这一来是当年的他年纪太小,还瞅不明白也理解不了“上头”那些是是非非;二来这“肃反”主要还是在中层干部中进行的,基层干部战士们不管是来自鄂豫皖还是陕甘边,彼此间还是亲密无间,相处得很不错的。比如王扶之所在的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三营,营长张卫国是湖北黄陂人,就跟手下一大堆陕北战士相处得很亲热。这位来自鄂豫皖的红军老战士打起仗来喜欢骂人,可骨子里却跟大家热乎得如同亲兄弟一般……
“升级”到主力个把月后,王扶之随队伍参加了榆林桥战斗,亲手击毙了两个“白狗子”。
榆林桥战斗是一次攻坚战斗。
10月20日,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团一个营进驻了榆林桥。这榆林桥位于甘泉以南,鄜县以北,紧靠着洛河。村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当年大概也有百余户人家,延安通鄜县的公路经此通过,算得上是一个通衢要冲。东北军进驻后,在村后东北方向有一条延绵几里长的山丘上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与村中的工事有一道壕沟相通,以红军当年的那点家伙什儿来说,真还算是一个不太好打的坚固据点。
军团首长决定拿下这个据点,打乱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部署。
25日凌晨2时,在徐海东指挥下,红七十五、红七十八师主力从两个方向同时向榆林桥后山制高点发起攻击,激战至次日中午,敌军不支,全部退入村庄,与红军进行争砖逐瓦的巷战,王扶之随部队冲进村子,在老战士们指点下,用刚缴获不久的的马步枪打死了两个敌人……
这是王扶之第一次在战斗中亲手打死敌人——这不又一件好事儿么?
但战斗打得很是艰苦,直到15时,双方仍然还处于胶着和僵持状态。
恰好在这个时候,来了三架飞来帮忙,但帮的却是个倒忙:飞机飞来飞去想朝着红军下蛋,7颗炸弹一古脑地扔了下来,而其中3颗正好扔在村子里“白狗子”的阵地上,敌军顿时乱作一团,红军乘机冲上去缴枪抓俘虏。黄昏前解决战斗,还活捉了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
高福源人称“高包脖子”,当过张学良的卫队营长,算得上是张的一员爱将。战前很骄横的他,被俘后还是很横,被带到徐海东军团长面前时,还脸红脖子粗地嚷嚷:“我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团长,虎落平原,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徐老虎冷冷一笑:“高包脖子你自己好好看看,你们东北军还能打仗么?你们的士兵见了红军,枪都朝天放,你又来冒充什么英雄好汉?有能耐,打回你们家乡,跟日本鬼子面前横去!”
这句话结结实实地砸在“高包脖子”心上——他被噎得打不出一个响亮的喷啑来。
后来,服了气的高福源主动要求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与红军停战,一个多月后在“西安事变”中起很好的作用,还秘密加入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高福源被东北军内部的极端分子所杀害。
王扶之感觉很好,他打一仗就进一步:第一仗缴了一条枪,第二仗消灭俩敌人。
这第三仗,更让他激动得不行——他见到了毛主席了!
打下了榆林桥的红二十五军战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