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国家一级文物”之置疑
最近，诸多报刊和网媒在炒作“80多年前，江津四面山收到了一封来自红军的感谢信”（《重庆珍档 | 80多年前，江津四面山收到了一封来自红军的感谢信》https://www.cqcb.com/hot/2020-10-11/3104453.html）。
据报道称，这封“感谢信”“红军手迹经专家鉴定确认后，2005年10月27日，重庆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收藏了这件文物，对捐赠文物的唐安华出具了收藏证书，并按相关规定给予了一定奖励。同年11月8日，三峡博物馆以渝‘三峡博’（2005）101号文件，将此事函告了当时的江津市委市政府，并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迹全文。”
不知这个对这件“文物”作出鉴定的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依据？仅就公布的“感谢信”全文和有关报道叙事来看，这个“鉴定”依据并不充分，疑点多多。
“感谢信”全文如下——
打倒蒋界（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
红一方面军土城战役伤员党小组，组长廖永江
三五年四月五日
正文第一页：“在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留给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我们七名红军是陈远明、吴贞和、廖永江、彭迁高、杨玉生、张光荣、周永和等。有四人是三军团，三人是一军团，都是一方面军战士。一月二七日土城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我方伤亡严重，上级决定大部队立即转移，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德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在温水碰到一个老乡，他有两个亲戚朋友在飞鸽洪海居住。老乡说：到那边安全，陈、杨二人决定，找八个老乡XX（大意：抬送）。白天休息，行了两个晚上才到飞鸽镇子陶炳兴家。”
第二页和第三页：“在陶家休息了一天，陶开办了一间火纸厂，组织上向他借了十吊铜钱，四月五日离走时，没有钱还陶炳兴老人。组织上到陶老人家说明情况，陶当时相送，组织上再三感谢。去时在陶炳兴家住了一天，晚上就送我们到四川唐树田家，唐老人有个儿子，叫唐安华。父子决定马上送我们到九凤山去找周和尚。这周师傅对人克（客）气，武术高强，学得一手医术。周和尚会医刀伤，周师傅要我们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用神水清洗。晚上在庙内住宿，白天转到离庙子一华里路远的石岩寨子里。陈、杨首长说：“这是仙人岩，敌机轰炸进不来。”唐父子每天换着给我们送米、送菜、送药。国民党到处抓捕红军，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白豆腐。”
第四页：“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一个会，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到四月五日，大多数同志伤也治好，组织决定返回部队。只有吴贞和同志伤还未好，组织决定把他留下医治。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钱都不要。我们送陈、杨首长走时，每人带了一吊钱作路费，剩下的把买药钱除去，我们七人最后第剩余不到四吊钱。四月五日晚上，在唐老人家中，组织上请了陶炳兴老人来，共同吃饭、吃酒。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吃酒时，我们七人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组织上再三感谢，XXX（大意：故写下）此文字依据，留给唐老人保存，组织查证！”
第五页：“地点：洪海唐树田父子家中
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
组长：廖永江
三五年四月五日晚 ”
手迹附页：
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中秋。
双爷置疑如下：
疑点一：“打倒蒋界（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这句口号，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号——特别是“解放全中国”一句，这是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0月才提出的口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号，应该是“赤化全中国”，“蒋匪帮”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称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称谓多为“白匪军”或“白狗子”，
疑点二：“红一方面军”的称谓，早在红军长征前一年——1933年12月20日撤销，改称“中央红军”，直至1935年8月上旬沙窝会议后才予以恢复。所以，在1935年四渡赤水期间，“红一方面军”的称谓并未使用过。
疑点三：“土城战役”也不是当时的称谓——当时称作“青杠坡战斗”。青杠坡战斗失利后，中央红军立即西渡赤水河，陈赓、杨得志作为部队军事主官（陈为干部团团长，杨为红一军团一团团长），不可能脱离正紧急转移的部队，向部队转移的相反方向（川军来路——也就是敌后）方向毫无阻碍的深入200余里去安置伤病员（还八个人抬着一个？那得多大队伍？）——这项工作另有单位和人员负责，陈、杨的主要职责和份内工作应该是神马，不需要双爷多言吧？要知道，四渡赤水是无根据地无后方的作战，跟中央苏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既或陈、杨真这么着送了伤员，也不可能送到了地方还过了春节才折返——折返了往哪儿去找部队？那会中央和军委还在不断地改变行动方向哩！
疑点四：“感谢信”所称人员，均无所属部队的番号或代号，“感谢信”所称“4月5日决定返回部队”，向哪儿去返回？部队这个时候早已过了乌江，正准备西进耶，他们咋返回？
这四个疑点中的第二个疑点尚可以用“习惯性称谓没有改过来”勉强解释。但其他的疑点，请问鉴定方收藏方是如何排除的？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鉴定方和收藏方，究竟有没有军事行动的方位感和地理、敌情等要素的根关概念和知识？如果没有，学习过没有？研究过没有？请教过没有？如果没有，这“一级文物”的鉴定咋形成的？仅仅凭鉴定纸张、字迹的年代？
所以啊，这事儿恐怕还不能算完，还有继续研判并重新作出鉴定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