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凉山的两个考据

双石

—、关于“刘伯承一纸退彝兵”

　　我们对红军长征过凉山州的路线及地名校勘有个重头，就是在各种史志乃至《刘伯承传》传中都有陈述的“刘伯承一纸文书退彝兵”。这个事件发生地点是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境域内的黄水塘村，时间是1935年5月17日。

　　据查证，这个叙事的最早来源，是原川军24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文章《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中“彝族部队的行动”一节：

　　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部，系西（昌）、冕（宁）地区土著部队，是当地实力雄厚的地主武装。邓有正规部队队两团，并能调集浅山彝兵近万人口。

　　……

　　刘元璋推测红军将由西昌、会理正道北上，于5月13日急调邓秀廷部转移到西昌，会理道上，叫他相机增援徳昌。邓部到达黄水塘时，徳昌已被红军占领。刘伯承派人送给邓秀廷一函，大意说红军系北上抗日，彝兵打枪，他们不还枪，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自己考虑。邓在打不打的问题上，扰豫不决：打，怕打不过；不打，又怕不见谅于刘氏弟兄。他召集部队军官开会，决计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最好是能乘机拣到一点枪弹。邓随即把彝兵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告诉大家说：“今天的事请，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邓把部队摆在两边山上，眼看红军部队来得很密，不敢动。有一个彝兵卡不听约束，打了一枪，引赴别的彝兵也开枪，先后打了十几枪。邓用彝话制止住。红军未还击，只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飞机到来，彝兵想打一架下来看，连续又打了十几枪。因联络布忘记放在哪个马驮上，布标摆不出来，飞机遂向下投惮，炸死了邓部连长邓华钦和汉彝士兵几十人。邓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转移到冕宁地区。^[1]

　　这个事件在红军方面的文献、日记和亲历者回忆中均无记录。一些史志资料和《刘伯承传》中陈述，均来自于张伯言等的这篇文字。本文作者在《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中，也采信且引述了这个叙事。

　　本次考察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到并确认这个事件的发生地点和时间。如果能从证据链的角度确认这是一确凿无疑的史实，那肯定是一个红军正确执行和运用党的统战和民族政策的一个典型案例，非常值得打造和彰扬。所以我们从皎平渡口沿红军北进路线一路踏勘考证路过黄水塘时，就打探寻找红军与邓秀廷部彝兵对峙而后让路的事件发生地究竟在何处。而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问到的几位老者，均一无所知。这就让我们非常纠结了：数千彝兵集结于此间，还被飞机扔下炸弹死了人！当地群众怎么可能一无所闻？

　　黄水塘这个地方，并没有一线中通，“两边山上”的地形。

　　带着怀疑到了西昌后，我们与西昌党校的同志商量：最好请当地村干部们在听到过上辈知情老人说过的村民作个调查。我们自己也再继续查阅相关史志和文献资料，看看有没有不同于张伯言等回忆文字不同的叙事……

　　经连夜查询，我们找到了若干与《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叙事不同的史料文字，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三篇：一篇是已故西昌市政协委员李慧昌先生的《西昌邓秀廷部在红军过境前后》，一篇是马文忠先生的《红军长征过宁属前后的邓秀廷部》，《喜德县志》人物传之《邓秀廷传略》。李慧昌是追随邓秀廷二十余年的秘书（师爷），这次事件的亲历者；马文中是冕宁县资深本土学者，研究邓秀廷问题的专家；《喜德县志》是邓秀廷家乡的史志。他们的陈述和调研，较之于张伯言等非直接当事人得闻的信息，从采信角度而言，信息更加丰富完整，逻辑链更加收敛，权重也应更高。

　　李慧昌先生对这个事件的陈述是这样的：

　　正当部秀廷天天接见彝人，督催彝粮弊款，忙得不可开交；刘元璋兴高彩j烈，表扬邓秀廷能够“效力本军，努力事功”，准备给予重用的时候，每然传来了红军的消息，这可使总司令刘元璋吓破了胆！刘是一个公子少爷出身的将领，

　　没有打过仗，没有作战经验，那能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这时，红军长征已由云南渡过金沙江，直奔合理，围攻会理守军刘元瑭师，战斗异常激烈。刘元璋惊恐万扰，经召集西昌绅商民团开会决定防御。到元璋采取的防御措施是这样：

　　……

　　9.命令邓秀廷赶回冕宁，调壮丁一千名来昌协助防御。

　　这些办法措施的实行，使得西昌城区人民疲于拜命。又要应付差事，又要考虑自己家庭人口生命财产的安全，一时人心惶恐，社会秩序大乱。

　　刘元璋、刘元琮如兄则考虑，万一守城不支，被红军攻进城来，自己又如何退却，又有大批财产如何处理，弟兄意见分歧，竟致吵闹、打架。

　　最后，刘元璋竟采纳了刘元琮的建议，下令焚烧西昌大西街、东街、鱼市街、马水河西一带街房。广大人民无可家可归，流离失所，其惨苦之状不堪目睹。而刘元璋兄弟则认为是军事需要，毫不怜惜，决不忍手。

　　有几个士兵正在马水河街放火烧房时，被两位红军侦察人员鸣枪警告，井大声喊道：“救火！”几个士兵吓得魂不附体，转身就跑，马水河街大部份街房因而保全。

　　……

　　刘元璋紧急命令邓秀廷率部防守普格，继又命可转回西昌改赴黄水塘。邓到西j桌后即暂驻西误，观事事态的演变，以便妥慎应付；只派团长邓衡三率领二三百人开赴黄连关与黄水塘间的山上警戒。这天下牛约四日可许，红军先头部队已经由黄水塘向西昌前进，邓衡三部主兵对空放了几枪，红军没有还枪，只见是一些披披毡的彝人，遂不于理睬，继续整队

　　前进。邓衡三部也沿着山路撤回西溪。

　　这时，许剑霜旅长已提狈撤回西昌。

　　是晚，邓秀廷部开驻小麻杨枊，次日开拔，经向岗窑、大石板、大兴场、耳五，到达北山驻下。在经过岗窑时，曾遭到中央飞机投弹轰炸，炸死彝兵二人。因为飞机经过时，彝兵不明情况，向飞机打了几枪，引起误会。^[2]

　　马文中先生调研成果与之基本相洽：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宁属。刘元璋闻讯，即令邓部开西昌。邓秀廷留四十七团（实为从河道七场新召来的团队约三百余人），驻大桥，四十八团开赴西昌。邓部到西昌又奉令开宁南堵截红军。邓虽是文盲乡野出身，却颇能用兵，不但在宁属有盛名，出兵甘孜亦因善战而名声大振，老谋深算的他，深知蒋中央军都奈何不得红军，自己杂乱队伍怎堪一击？何况刘部龟缩坚城，而令他人为其火中取粟，分明是司马昭之心，故表面虚与委蛇，心中却另有所谋。

　　邓率部从邛海南的大石板翻山，沿拖木沟南下，行至鱼水梗屯驻不前，只派李士目（勢族资莫）前去探听消息。旋即得刘元璋令开西（昌）会（理）大道抄袭红军（刘文辉篠17日电云：占西昌前方半站营……战斗异常激烈，刻已令张团增援，立令邓旅由普格率夷兵抄剿，决歼灭于西昌大道间，希转告各方，念”），邓率部翻大箐梁子到西溪，令在马道村后的瑶山上修工事，便带护卫到西昌领取与飞机联络的信号，早去晚回。是夜，见黄水塘方向电筒，火把的光朿连成一线，知是红军大队人马已到，即下令徹走。

　　19日晨，邓部翻过岗窑垭，被刘元琮火焚的西昌城郊街道余火未尽，但见火焰闪灼，青烟腾升。约九时，队伍到大石板村，适瑶山上空飞来一架飞机，士兵不知其为何物，有的好奇即向飞机开枪射击，孰料机上扔下三炸弹、伤亡十余人。连长谢尼普的马也被炸死，他吓昏后跳进邛海，只露头于水面许久不敢上岸。邓秀廷又气又恼，原准备在大石板村造饭填肚，遭此“天降”大祸后，马不停蹄，经川兴堡上西昌北山。为向上交差，对打飞机之事，还枪毙一迟姓士兵。^[3]

　　《喜德县志》之人物传中“邓秀廷”一节的相关陈述为：

　　1935年春，红军北进消息传来，西昌边防军司令刘元璋初令邓部就地驻防冕宁。5月初，又调邓部去宁南设防。途中，遇从宁南江边溃退下来的24军毛国懋团，闻红军英勇善战，势不可挡。邓部停止前进。5月13日，刘元璋令邓部改道驰援德昌许剑霜旅，邓率部沿螺髻山脉绕至西溪驻下，静观势态。5月17日中午，得知许剑霜已溜往西昌。下午，邓部虚张声势，在西溪街上集合队伍，扬言要去德昌堵击红军。傍晚出发，行至街南山嘴处。密令三营长邓德权带一连彝兵去黄连关背后坡上，虚放几枪，掩人耳目。邓掉转马头，沿邛海绕北山，于5月22日溜回甘相营。次日，邓收到红军领导机关的信，对邓秀廷晓以抗日大义，望其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带领部队参与抗日救亡。红军经过境内时，邓布防其家甘相营，红军未理他，他也按兵不动。^[4]

　　另外，《喜德文史资料》第7辑载有赵开礼先生《邓秀廷事略》一文，其中有关的陈述如下，行文更加生动：

　　5月3日，红军主力从绞平渡过金沙江，刘元璋调邓秀廷部开赴宁南防守。邓率正规军7个连〈不含李德吾的一个连）、彝兵2000多人及以刘蔚然为首的冕宁民团大队，经西昌向宁南方向开拔。行前和冕宁几个头面士坤密商，到西昌后，如情况不妙，在来言或来电中有个“山’宇时，大家就往山上跑。

　　邓部汉彝官兵穿过西昌、前行至拖木沟与鱼水街之间时，即遇毛国懋团从宁南江边败退而来，惊恐万状，溃不成军，连警戒都不敢派出去．毛团长见到邓秀廷说，红军就像天兵天将一样，厉害得很，说来就来，不是对手。邓身边一参谋建议，乘机将此团吃掉，不让毛团拉跑。邓见已成惊弓之鸟，怕影响自己部队的情绪，仍让他过去。邓秀廷认为，打，肯定打不赢，白白消耗实力；不打，又怕刘家追究（刘文辉、刘元璋等〉，不好交代。最好是敷衍刘家军，不对抗红军，应付中央军，保全邓家军，一切见机行事。主意已定，立即召开宫兵会议，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恪外当心，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开枪！5月8日，红军包围了会理。此时，刘元璋看出，红军将由西会大道北上。5月13日，急调邓秀廷率部改道驰援德昌许剑霜旅阻击红军。邓率部沿螺髻山摆摆岭绕至西溪驻下不动，令邓德权率一个营及民团大队为前哨，驻黄水塘，现察态势。

　　5月17日晨，许旅一军需宫，从德昌仓惶来到黄水塘，要见当地驻军最高指挥官，邓德权与之相见，因语言不通，找来民团军需户仲威当翻译，军需官传达情况说，红军勇敢善战，半站营一个中队不到一小时被全部消灭，最好撤走，以免伤亡。邓德权送军需官走后，立即命令撤退，一窝蜂朝西溪奔跑，向邓部主力靠拢。

　　这天早晨，刘元璋命令部队入城固守，将城门关闭。邓部秘书李慧昌就在这时骑马出城归队，翻过瑶山，行至马道与经久之间，远见一群士兵围着一乘滑竿匆匆而来，乘轿人头戴博士呢帽，眼罩墨镜，身着对襟白衫，两人擦身而过，

　　四目相视，似曾相识。李认出这是许剑霜，未打招呼，策马而去。

　　李慧昌快马加鞭，赶到西溪，向邓秀廷秘密报告说，听说红军已过德昌，我亲眼见许旅长乘滑竿回西昌去了。邓一怔，旋即镇定，稍一沉思，命令马上造饭，叫官兵饱食后，集合队伍站立街上，扬言要到黄水塘、黄联关带去阻击红军。农历四月，天气正长，官兵在烈日下列队待命，挨至黄昏，始下：“出发！”正规部队走在后面，民团和彝兵团则不成队列，一窝蜂朝黄联方向跑。邓骑马到转山嘴时，突然停下，叫来邓德权悄悄盼附几句，交给个彝汉混编连，继续朝黄联方向前进，自己掉转马头，带领其余部队朝西昌方向走，当在宿小麻柳一座古庙内。这时驻西昌的刘元璋、刘元琮正以“扫请射界”为由，火烧西昌城外的后街、鱼市街等，遇见西昌方向烈焰腾空，满天彤红。

　　5月18日晨，邓部到岗窑，派群众造饭。正准备早餐时，出现两架飞机在泸山上空盘旋。一个叫沙马保珠的鼻兵以为是红军的飞机，想打一架来看，朝飞机一枪，彝兵们也跟着仰卧射击。飞机认为是红军，一个俯冲，扔了三颗炸弹，绕去西昌一圈，回来时又扔下两颗，官兵大乱，四散奔跑。混乱中，有人意识到红军没有飞机，中央军才有飞机，大叫“快摆符号l”原来在出发前，蒋中央就有通知，所属部队均应预备两匹白布，遇飞机时逢单日，在地上摆“十”字，双曰摆“大’字，并要一人在侧边摇旗。这白布由李师爷保管，交给马夫捆在驮上，等找来摆出符号时，摇旗的人见飞机再次俯冲而来，又弃旗溃逃跑，直到飞机看清是彝兵及符号，停止扫射时，已死伤20多人。飞机投弹、扫射时，邓躲在山沟里，飞机一去，邓继续前进。

　　中午，彝兵们沿邛海边追到大石板时，见邓站在下向官兵训话，“这是我们的飞机，为什么要打枪！”之后．绕过青龙寺到大兴场时，已是黄昏，一些士绅、民众前来围观。邓说我们要在这里阻击红军，快派人挖战壤。将人群驱散后，连夜出发，经尔五，瓦尼拉到达北上，驻在罗洪家大黑彝牛牛思渣，牛牛寒洛的地面上，俯视西昌，浓烟滚滚。在这里怆毙了沙马保珠，说他无令开枪造成损失。随即叫秘节给刘元璋写报告，大意说：我们已进到北山来了，此处地形险耍，可以俯视西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红军进攻西昌城，我们就打下来接应。得到刘元璋复信，表示赞许，但未下达行动命令，邓顾虑甘相营妻室儿女，进退两难。正在这时，刘元璋传来军长命令，令邓率部去冕山至登相营一线布防阻击红军，邓接令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有法了！”立刻j命令出发。

　　邓德权带的个彝汉混编连，遵照邓秀廷密令，埋伏在黄联关背后坡上，见红军部队遥远而来，朝天放了几枪。红军见是彝人，没有还枪，只嘁“彝汉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邓德权率领部队转身就走，沿邛海边追到北山。^[5]

　　上述文字大同小异，归纳起来，有以下共识：

　　一、邓秀廷部在西昌地域内，与红军基本没有接触，更没有赶到“黄水塘陈兵列阵拦阻红军”，邓部到西昌西溪后，仅派出少数人向黄联关打探情况。结果尚来到达即看见红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而来，他们朝天放了几枪，红军见是彝人装束，没有搭理，继续向西昌前进。

　　二、邓部得讯后撒至西昌城郊卭海边的瑶山一带，在缸窑附近见到飞机临空，有彝兵慌乱向飞机射击。飞行员误认为是红军，扔下炸弹炸死了几个彝兵。邓部随即从西昌逃往老家甘胡营（今喜德县城）闭门不出，此间与红军再未接触。

　　此间遭遇国民党军飞机的空袭事件，并没有发生在黄水塘，而是距黄水塘几十里外的缸窑。邓部并没有在“黄水塘高地”列阵阻击红军，甚至连黄联关到没到。

　　三、刘伯承是否给邓秀廷写过信？邓秀廷收到没有？邓部从西溪撤逃是否是刘伯承致书所致？上述文字均未提及，仅提到邓返回老家甘相营，收到过红军的书信（李慧昌回忆是红三军团政治部的书信）。但刘伯承总参谋长在率部北进途中，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不断致函联络沿途军政各方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顺利向大渡河前进开拓通道路，那是大概率的事件。邓秀廷本人列入“军政各方人士”名单中也是情理之中的。至于邓在逃回甘相营前，是不是收到了红军的来信，尚无证据证实或证伪。

　　从李慧昌、马文忠文等提供的信息来看，邓不一定收悉了刘伯承的信。他不与红军接触而避战逃逸，更多的原因还是出于对红军力量的畏惧，怕被当了川军的出头椽子，损耗自己的实力。

　　综上所述，张伯言等“刘伯承一纸退彝兵”的叙事，不宜作为史实采信和道出。

中央红军在西昌附近行军路线和邓秀廷部前来堵截路线

二、关于“礼州会议”

　　礼州，是当年宁雅大道上的重镇。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全部经过此间北进。

　　当地一些资料称，党中央在此召开过礼州会议，中央红军在此休整了6天。前者依据来自《张闻天年谱（新编本）》中5月17、18和19日的记载：

　　5月17日或18日在四川礼州附近铁坑主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问题，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为迅速摆脱敌人追击，完成北上任务，决定取道冕宁过彝民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取得与四方面军的会合。

　　5月19日 在礼州向九军团干部作报告，说：我红九军团此次留在乌江以北，坚决地执行了军委给你们作为“别动支队”单独行动的任务，你们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使命，并争取了老木孔战斗的重大胜利。在瓢儿井、宣威、东川、盐厂、东瓜坪等等许多胜利战斗中，壮大了自己，完成了任务，你们的这种惊人的胜利行动，不仅达到了迷惑了敌人、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的行动，也大大地鼓舞了一、三、五军团的同志们，他们都很敬佩你们，都要向你们学习。报告接着向九军团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并讲了党和红军当前面临形势和任务。他说：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运动发展，由于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央估计革命高潮又有逐渐到来之势，因而决定红军北上接近抗日前线的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一月，中共中央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敌重兵阻击，在土城、鲁斑场两战役未能求得歼敌，现在转到云南，过金沙江入川。我军为了摆脱敌人追击，完成北上任务，现在要取道彝民区，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取得两大主力会合。党中央日前在铁坑开过会议，号召全军再接再厉，克服困难，完成党给予的艰巨任务。^[6]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关于礼州会议的记载，其原始出处为在《林伟日记》：

　　5月15日 中共中央在铁坑会议完毕北进，留×××同志在礼州等九军团到达。

　　……

　　5月19日 ……下午一时在礼州镇的天主党房子召开军团干部大会，有中央张闻天同志作了报告……中央目前在铁坑开过会议，号召全军现在我们要再接再励，克服困难完成党绐予的艰巨任务。^[7]

　　然而，此间军委作出的部署电却与《张闻天年谱》、《林伟日记》所载不洽——《林伟日记》与《张闻天年谱》的来源同一，是为孤证。而既或如此，《林伟日记》所称“铁坑会议”的地点、时间——在《林伟日记》中，所谓“铁坑”并不在礼州附近，时间是5月15日。而无论是15日，还是17、18日，红九军团还未赶到西昌。

　　朱德总司令5月17日15时30分部署电称：“军委纵队于明晨进到一把伞、小高桥之线”^[8]；5月18日晨7时电的部署是：“军委纵队应前进到黄水塘、火烧梁之线”^[9]；5月19日凌晨4时电部署：“军委纵队应进至锅盖梁地域，干部团先开至小庙掩护”，^[10]；5月20日9时30分部署为：“军委纵队及干部团，今晚进至松林地域”，“九军团应以急行军于明二十一日赶到西昌附近，晚间进至锅盖梁地域”^[11]；21日18时部署电称：“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12]。

　　上述部署电清楚表明了军委纵队5月17日～21日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5月17日，一把伞、小高桥地域（今德昌县域）；5月18日，黄水塘（今西昌市域）；5月19日，锅盖梁（今西昌市域）；5月20日，松林地域（今冕宁域）；5月21日，石龙桥地域（今冕宁县域）。

　　至于红九军团，可以确认的是：21日之前，他们尚未到达西昌，当然也就不可能在19日在礼州听张闻天（或凯丰）作报告了。

　　时任红军总部三局（通信）政治委员伍云甫的日记可资佐证：

　　5月17日 18时由公母营（即永定营）经新马坑、锦川桥（铁索架的桥，街道有上海马路风味）、半站营、小高桥，到达一把伞（次日5时到的），约80里。是日身体有病。

　　5月18日 由一把伞经马柳寨至黄水塘。（65里）

　　5月19日 16时率六分队一部、干部团先动身，经黄连坡、崩土坎、马道子、小庙了至过街梁（次日7时才到，称70里当百里）。

　　5月20日 17时由过街梁附近出发，经起隆、礼州、至松林（次日2时到）。

　　5月21日 下午5时开干部会，周报告。驻原地休息。^[13]

　　此间红一军团军团部（直属队）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童小鹏、赖传珠日记留下了记载（童当时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赖因伤病在红一军团二师卫生队疗养）。

　　童小鹏日记：

　　5月17日 到德昌（60里）。此地系分县。距城数里之安宁河上架有一铁索桥，系全用铁链条连结而成，上架木板过人。适当日起暴风（为从来未有，迎风而走，简直不能开眼、呼吸），桥上人马拥挤，吹得左右摇荡，嘎嘎作响，人在其上几乎欲倒之势。此种桥虽在三南及金川桥看过，但工程之大远不及此。此桥长约百余米，宽约一米五，从新造恐需费几十万元才能完成。

　　5月18日 到王[黄]水塘（40里）。

　　5月19日 到小山（45里上）。[小山，疑为小庙之讹写——笔者注]

　　5月20日 到礼州（50里）。此地系分县。街市颇繁华。

　　5月21日 到泸沽（70里）。^[14]

　　赖传珠日记

　　5月17日 到达徳昌，准备到达黄水塘宿营。

　　5月18日 上午在黄水塘休息。下午4时半出发，到敬南祠宿营（距城10里）。

　　5月19日 下午4时半出发，到礼州宿营。突然生病。

　　5月20日 5时出发，到泸沾宿营。病加重。

　　5月21日 下午4时出发，到冕宁城宿营。病情稍好。^[15]

　　《朱德年谱》（新编本）关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的记载是：5月17日～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行军路线问题，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为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完成北上任务，决定取道冕宁过彝民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取得与四方面军的会合。

　　如此，这个会议的地点就只能是在一把伞（德昌属）或黄水塘（西昌属）附近。不可能是在礼州或礼州附近。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

　　一、军委纵队路过礼州，并没有在此宿营。

　　二、19日或20日，红一军团部队在礼州宿营，此后跟进的红三、五、九军团，均有可能在礼州宿营休整。但时间不可能是6天，只能说红军经过礼州的时间有6天或以上。

　　三、红军经过礼州期间是否召开过会议，目前尚难作出确认，所以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之所以说是“难以作出确认”，是因为军委纵队经常分两个梯队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为前梯队，经常跟战斗部队同行，朱德、周恩来则为后梯队。但军委的所有部署电，均由朱德总司令所在的后梯队发出。所以，仅仅根据电报部署，很难确认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人当时的位置。而红军既或在礼州召开过会议，也很难确认是中央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会议。

　　可以确认的是：红一军团军团部在礼州宿过营，也有可能召开过军团领导人的会议。

　　在其后跟进的红三、五、九军团大都在此间宿过营，也有可能召开过会议。

　　《肖锋日记》、《林伟日记》、《赵镕日记》都是数十年后根据个人回忆撰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难为史据。

中央红军从西昌到松林的经过地点

注释

　　[1]张伯言、杨学端、张怀猷：《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上）》第336～第33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2]李慧昌：《西昌邓秀廷部在红军过境前后》，《西昌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5～第88页。

　　[3]马文中：《红军长征过宁属前后的邓秀廷部》第11～第12页。

　　[4]《喜德县志》第458页，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5]赵开礼：《邓秀廷事略》，《喜德文史资料》第7辑第39～第42页。该文附录中称：本辑《邓秀廷事略》从1980年政协第五届初期蕴酿，1983年初在主席欧布尔咕（彝）领导下动手，当年底拟出第一次征求意见稿，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1984年第六届主席张树义领导进行补充订正，打印出第二次征求意见稿，适当扩大征求意见范围。1985年整理出第三次修改稿，经政协讨论后，报县委审查。县委常委委托政协党组审定。经主席办公会和政协党组会议多次讨论、通读通过，铅印后封存。1988年第七届政协主席刘世荣（彝）领导进行第四次修改审定后，未印。1990年第八届政协主席吉布铁尔（彝）决定继续 办理此事。8月20～22日，邀请冕宁、越西县政协、西昌、喜德的部份同志座谈，征求修改意见。9月11日，借州政协会议室，请瓦扎木基老州长主持，盖在请西昌各族、各界知情人士座谈后，再次订正补充，形成第五次修改稿。于12月10～12日，由政协主席主持，再次邀请县委、人大、政府、县志办及政协在家领导共17人，逐段讨论定稿。

　　[6]《张闻天年谱》（修订本）第176～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修订，2010年8月第2次印刷。

　　[7]《林伟——一个红军老战士的长征日记》第178页，第180～第18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当时在红九军团的赵镕日记则称，到红九军团作报告的是凯丰而非张闻天。（赵镕：《长征日记》第29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时间也是5月19日）

　　[8]《朱德关于我军向西昌前进的部署（1935年5月17日15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朱德关于野战军十八日、十九日继续北进任务致各军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18日7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0]《朱德关于我军迅速北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19日4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2～第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朱德关于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概要）（1935年5月20日9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6～第4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2]《朱德关于我军主力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的部署（1935年5月21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0～第3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3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14]《赖传珠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24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15]《赖传珠日记》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