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磅薄走泥丸”
红二、六军团要奔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突破乌江。
1月20日，红二、六军团从石阡出发，开始西进；21日，在龙溪附近突破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李必蕃部的封锁线后转兵向南，连克瓮安、平越（今福泉），并在马场坪以北击退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的截击，尔后西取洗马河，袭击龙里，前锋逼近贵阳；23日，朱德、张国焘来电通报敌情并指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1]
史载：
这时，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在红二、六军团东面和北面，贵阳及其东南地区兵力比较薄弱。所以，当红二、六军团逼近贵阳时，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二师急忙向贵阳收缩，加强防守。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贵阳以西的乌江防备相对减弱，给红二、六军团西渡乌江造成了可乘之机。但与此同时，遵义方面的国民党军约三个师兵力，却开始了行动，企图南渡乌江进行截击。红二、六军团为了把这部分敌人滞留在乌江北岸，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修文，在扎佐全歼敌一个保安团，造成了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军由于害怕红二、六军团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江北取遵义，连忙在乌江北岸加紧布防，并命令在四川南部的第三十三师和第六十六师向遵义集中。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就解除了右翼的顾虑，遂再改变方向，星夜向西秘密急进，直取贵阳以西的乌江渡口鸭池河。[2]
年前中央红军上演的一幕是“兵临贵阳逼昆明”——实际上是兵临贵阳西进滇东，而此间红二、六军团又重演了那一幕，不同的是这回不是“逼昆明”也不是西进滇东，而是北渡乌江，进取黔西北。但这一幕的效果却是大同小异：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紧急收缩兵力以确保贵阳，从而给了红二、六军团以乘虚直奔鸭池河渡口北渡乌江以可乘之机。
鸭池河是乌江上游——现在的地图一般都把这部分河段标作“鸭池河”，这个渡口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主要渡口。2月1日，红二、六军团抓住机会，以红六师为先导，迅速奔袭镇西卫；2月2日，红二、六军团以各师选调的120余名侦察员组的侦察队连夜急进，于凌晨时分赶到茶店，歼灭了小股守敌，直扑十余里外鸭池河老街渡口。天明时分，红二、六军团主力也相继赶到，当即以猛烈的火力压制对岸的敌军，并迅速夺取船只，开始渡江。下午，全军胜利地渡过了乌江。而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和九十九师追兵傍晚时分才跚跚赶到了东岸……
红二、六军团轻松搞定黔西县城。随即按照预定计划展开于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在20多天内，扩大红军5000多人。团结与争取了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由他出面团结毕节各界人士筹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这位周素园老先生后来毅然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以花甲之年跟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去了延安。
就在这段日子里，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听到了来自党中央的声音。
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当时值机的龙振彪回忆道：
1月27日，我军进到贵阳附近的龙里县。我们电台驻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一天晚上12点左右，我正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通报。对方发来一份600字的长电，我收到4000字里，对方要求我等10分钟，我等到8分钟时，忽然有一部电台，用我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通报的波长与呼号，呼叫我台。他的信号发粗，手法不同。双方沟通后，我问对方，你是何台？请从400字继续发，他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台联络，请阎队长上机，有重要事商谈。我听后大吃一惊，要他稍等，立即把阎知非叫来。他上机后，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王诤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你台联络的密码已留在红军总司令部，请报告你们的首长。然后约定了下次联络的时间。联络结束后，我继续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通报。闻知非、江腾芳立即将这个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首长作了汇报。根据任弼时的指示，在与中央联络时，使用中央台事先与我们商定的密底，作为简密进行通报。后来中央来电说，对约定的密码是否被泄漏，不放心，同时电报经过红四方面军转有利于红军的团结，并告诉我今后仍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联络。[3]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相关记载，阎知非上机与军委台约定联络办法后，周恩来还发了一份电报给任弼时：
队长上机后，双方约定了联络办法，后中央军委发出1份周恩来给任弼时的明码报，内容为：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说明豪字密码本留在了四方面军。同军委的联络虽已恢复，但由于没有可靠的密码本不能谈军事行动。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让张国焘把通报密码告诉中央军委和二、六军团，张一直不肯。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和二、六军团的来往电报仍经由四方面军代转，直接的联络又告中断。张对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系十分“关切”，曾致电询问。3月3日，贺、任、关复电告以“与陕北电台尚未叫通”。[4]
要恢复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是早在年前瓦窑堡会议那个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提出来了：“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5]。红二、六军团离开石阡奔向黔西、大定、毕节那天，周恩来在为通报相关敌情致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电中也提出：“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6]，而张国焘于2月9日致林育英、周恩来电中的回复是：“我们对二、六军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7]
这基本上就是一口回绝。
然而这个时候的蒋介石抱定的宗旨是：绝不让“贺肖股匪”在任何地方站下来。
红二、六军团一进入黔西、大定、毕节这片地区，蒋介石马上就作出了反应：从2月上旬起，除川军一部向川南的高县、叙永和川黔交界的赤水地区赶进，滇军一部进至昭通、宣威一线，以阻塞红军北渡长江和西进滇东的去路外，还调集万耀煌、郝梦龄、樊嵩甫3个纵队经遵义、三重堰等地，李觉、郭汝栋两纵队分别经织金、贵阳等地向红军进逼。红二、六军团在打鼓新场和三重堰以北地区多次寻机歼敌未成，而敌人万耀煌纵队一个师却乘虚于2月14日袭占了黔西县城，继而又侵占了大定。各路敌军亦纷至踏来，红军被压缩于狭小地区，虽辗转抗御，不断予敌以重创，但始终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地形上毕城不利），周围约一百二十个团的敌人包围线（圈）内之活动范围狭小，而（且）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在该地域活动的条件已逐渐失去。2月17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决定自动退出毕城，放弃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8]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再次选择了放弃：撤出毕节，西进乌蒙山区。
此前的2月12日，朱德、张国焘曾电示：“（甲）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月内将武力夺取华北五省。（乙）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川湘鄂广大区域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9]红二、六军团军委分会打的主意是：本着争取先转移到黔南的安顺地区，争取在那里创立临时根据地，准备于时局大变动时，再东进到湘黔边境活动。
2月27日，也就是刘伯承率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雪山进军道孚的那天，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西进乌蒙山区。国民党军统帅部以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尾追，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分别由织金、大定向水城、威宁拦截，企图与川、滇两军配合，在毕（节）威（宁）大道或其以北地区合击并“剿灭”这支孤军；3月2日，红二、六军团进到赫章以东之野马川地区，却发现去安顺的道路被国民党军李觉、郭汝栋、郝梦龄三个纵队遮断，贺、任、关再次当机立断，索性继续西进，拟在妈姑地区折向南行，先敌通过店子，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4日，当红二、红六军团赶到妈姑地区时，发现国民党军李觉、郭汝栋两纵队已进抵水城、威宁之间，再次堵住了红军南去的道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又再次改变计划，向西北的奎香、彝良方向前进……
贺、任、关此举造成了要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的假象，蒙得樊嵩甫、万耀煌、郝梦龄三个纵队急忙转向西北穷追，川军也派第一二三师曾宅栋部南出川滇边之牛街地区堵住去路。3月8日，红二、六军团却突然由奎香转头东去，将刚进至以则河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个一个侦察连和一个步兵连全部歼灭，俘获人枪百余。尔后北去乌沙寨后再度转向东进，拟从镇雄以南突破敌人包围，尔后再向东进入安顺地区。
“追剿军”完全被红军调动，接着又是围将过来跟踪尾追。12日，红二、六军团正拟经得章坝向杨家湾前进，却从先头团送来的俘虏口中得悉：万耀煌正亲自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任弼时马上抓住了这个战机，令已集合的红四师第十一团在左，第十二团在右，速向得章坝方向迎敌；红六师在第十一团左侧平行前进，准备侧击来敌。出发一小时后，红四师与敌接触，并迅速发起了攻击。左面第十一团二营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消灭了敌人两个连。右面第十二团冲进了敌人的司令部，差一丁点儿就抓了万耀煌的俘虏。与此同时，在红十一团左侧平行攻击之红六师也冲进行进中的敌军队伍，敌军很快失去控制，乱作一团，四处溃散……
此次战斗，红军俘敌200余人，毙伤敌营、连长以下12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300余挑，发了一笔大洋财。但万韑煌本人和十三师主力还是脱逃了，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又由镇雄折回增援，红军不得不撤出战斗，因而未能歼灭更多的敌人，经得章坝去杨家湾的道路当然也就没有打开。
当晚，红二、六军团又掉头向西。
第二天进至财神塘地区，又同敌郭汝栋纵队遭遇。与此同时，衔尾而来的郝梦龄、万耀煌两个纵队也跟踪追到安耳洞以东地区，与红六军团接触；南面之敌李觉纵队在水塘堡和赫章地区，距红二、六军团甚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北面樊嵩甫纵队也在来路上寻找红二、六军团踪迹。敌人越聚越多，包围也越来越紧。而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长时间连续徒步机动，精神和体力都接近了极限。军委分会首长们不得不一边进行政治动员一边舍弃驮担和重装备，轻装减负。
就在这要命的时候，贺、任、关首长冷静地掂量了形势，在严峻的敌情中窥得了一线生机：我们疲劳踩着我们脚后跟儿的敌人更疲劳，如今北面、东面都有敌人围将过来，南面的敌人正在赶进，但道路却是敝开的，何不如干脆来个敌进我进，大胆从敌郭汝栋和樊嵩甫两纵队之间向西北方向突进？……
3月14日，红二、六军团突然发力，从敌军缝隙中空出，又一次进入奎香地区，随即转道南下；17日，在云贵桥冲过横江；19日，两路突进，在得胜坡-草海一线突破滇军封锁线；23日，在宣威以北的来宾铺地区击破滇军两个旅的阻击，28日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
至此，红二、六军团军在乌蒙山区历时一个月、辗转千余里的回旋战胜利结束。
然而一路捡着他们破草鞋的追兵的状况却十分不佳：李觉纵队进至郎岱；郝梦龄纵队进至北盘江沿岸的白义河、铁索桥、茅坪坡渡，与在白层的郭思演纵队沿北盘江东岸联合布防；樊嵩甫纵队和郭汝栋纵队集结于水城、上城；滇军孙渡纵队进至白龙洞、迤后所一带，与红六军团对峙——这几路敌军都被红军拖得痛苦万状，士气沮丧且极度疲惫，都急需休整而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对红军的围攻之势。
红二、六军团却完全不同，虽然一路行军也很疲惫，沿途战斗行军也有减员，但一路走一路“扩红”，陆续参军的群众大体上能补充这些损失，所以这个时候在兵员规模上与桑植出发时也差不多少。这一进入滇黔边地区后了有了饱饭吃有了火腿啃，全军士气当然也就大为高涨。
盘县会议
借着这个难得的休整机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几位领导人对行动方针又作了一番掂量：安顺看来是去不成了也没必要去了！牛栏江以东，南北盘江之间的这片地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反动统治比较薄弱，既然这些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有利于我，何不如站下脚来寻求发展再整它一个新苏区出来？最低限度也可获得一次喘息休整之机。
多年后他们也坦言：那会儿的他们还没想到要继续北进，朱德、张国焘也没有要求他们北进——尽管在2月中旬的灵关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就已经就“共同北进”达成了初步共识，张国焘也没有反对。但心里始终别别扭扭的他，仍然在寻找各种借口生出各种枝节来竭力破坏“北上”之共识，仍然没有向红二、六军团首长发出“两军会合共同北上”的呼声。所以，红二、六军团首长在这个时候的考虑是：就地立足，准备生根，即或在这个地区站不住脚，也可利用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和正在发展的蒋介石与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挥师向东，与敌周旋，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在江南保存一支红军主力，无疑将对以后全国革命局势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10]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北上”呼声越来越高，已成压倒优势。
注释
[1]《朱张致贺任关电（1935年1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43～第2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4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龙振彪：《红二、六军团通信工作纪事》，《通信兵·回忆史料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56～第1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4]《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51～第52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5]《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周恩来关于黔敌新定战斗序列致张国焘、朱德转任弼时电（1936年1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张国焘、朱德关于代转对红二、六军团指示及侦察工作分工致林育英、周恩来电（1936年2月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4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朱德、张国焘关于红二、六军团暂不宜渡江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1936年2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4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