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达伦·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学者们研究不同的技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差异是什么?他们倾向于从制度方面来加以考察。
本文摘编自其典型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文章提及,包容性与汲取性经济政治制度是影响国家繁荣的关键。包容性制度鼓励创新、产权保护和经济活动,而汲取性制度则阻碍增长并导致政治动荡。历史中的微小差异和偶然事件对制度变革路径有重要影响,导致社会分化。那未来哪些社会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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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国家繁荣而有些国家失败并贫困。我们的理论试图通过两个层次的研究实现这一点。第一个层次是汲取性和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的区分;第二个层次是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汲取性制度出现在某些地区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地区。
我们理论的第一个层次是关于历史的制度解释,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历史如何形成了国家的制度轨迹。我们理论的核心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与繁荣之间的联系。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产权或者刺激经济活动的汲取性制度,实施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在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也就是说,以多元主义方式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并能够实现一定政治集权以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制度是安全的产权和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基础。同样,汲取性经济制度跟汲取性政治制度是协同联系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保持并发展汲取性经济制度,运用他们获得的资源,巩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这些趋势并不意味着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不一致。相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精英阶层都想尽量多地鼓励增长。在已实现至少最低限度的政治集权的条件下,汲取性制度通常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增长。
然而,关键是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这有两个关键原因。
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创新,而创新必然伴随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内就是新的取代旧的,在政治领域内就是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由于控制汲取性制度的精英阶层担心创造性破坏,他们将会抵制它,汲取性制度下萌生的任何增长最终都是短命的。
第二,控制汲取性制度的那些人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获得大量收益的能力,意味着汲取性制度下的政治权力是非常令人渴求的,这使得许多集团和个人为获得它而斗争。因此,在汲取性制度下,许多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走向政治动荡。
汲取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共生创造恶性循环,汲取性制度一旦合适就会一直持续。同样,也存在与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的良性循环。但是,无论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都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当前许多国家实行包容性制度,因为尽管汲取性制度在历史上已经成为惯例,但是有些社会能够打破惯例,向包容性制度转变。我们对这些转变的解释是历史的原因,但是不是历史先验决定的。主要的制度变革、对主要经济变迁的要求是作为现存制度和关键事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生的。关键事件是打破一个或多个社会现存政治和经济平衡的重要事件,比如黑死病,在14世纪夺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约一半人口的生命;比如大西洋贸易路线的开辟,为西欧许多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获利机会;再比如工业革命,为世界经济结构的快速且破坏性的变化提供了潜在可能性。
不同社会之间现存的制度差异是过去制度变化的结果。为什么制度变革的路径在社会之间完全不同呢?答案在于制度转变。
跟两个独立生物群体的基因在所谓的演化或基因漂移过程中由于随机变异而渐行渐远一样,两个本来相同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淅行远一当然过程比較緩慢。收入和权力以及间接的制度冲突是所有社会的常态。虽然发生的环境不同,但是这种冲突通常具有偶然结果。这种冲突的结果导致制度转变。但是,这未必是一个累积性过程。这并不是说在某些点上出现的微小差别必然会越来越大。相反,正如罗马统治下的英国的讨论所表明的,微小的差别出现,然后消失,然后又再出现。然而,当关键时刻到来时,由于制度转变而产生的这些微小差别可能就会起作用,使本来完全相同的社会迅速分化。
尽管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存在许多相似性,但是大西洋贸易这个关键事件对英国产生了最具转变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微小差别,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15、16世纪的发展,英国皇室不能够控制所有的海外贸易,而这些贸易在法国和西班牙主要是由王室垄断。结果,在法国和西班牙,王室及与其联盟的集团是大西洋贸易和殖民扩张创造的巨额利润的主要获益者;而在英国,是强烈反对王室的集团从这一关键事件创造的经济机会中受益。尽管制度转变会造成微小差异,但是它与关键事件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制度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创造出一个现在更重要的制度差异,后来发生的关键事件也影响了这一差异。
历史很关键,因为是历史过程通过制度转变创造出了关键时刻可能起决定作用的差异。关键时刻本身就是历史的转折点。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意味着,要理解历史形成的制度差异的性质就必须研究历史。然而,我们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历史决定论——或者其他类型的决定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出来问题的答案是“不”:秘鲁比西欧或美国贫穷得多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
与地理和文化假说相对比,由于其地理或文化原因,秘鲁也注定不会贫穷。根据我们的理论,秘鲁今天之所以比西欧和美国贫穷是因为其制度,为了理解这一原因,我们需要理解秘鲁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500年前,现在秘鲁所在地的印加帝国比现在北美的那些较小的政体要富得多、技术上要先进得多、政治上要集权得多。转折点就是这个地区被殖民的方式以及这种殖民方式与北美殖民方式的差异。这并非源于历史先验决定的过程,而是关键时刻几个关键制度发展的偶然结果。至少有三个因素已经改变了这一轨迹并导致了完全不同的长期模式。
首先,15世纪美洲内部的制度差异决定了这些地区是如何被殖民的。北美洲采取了与秘鲁不同的制度轨迹,因为它在殖民前人口稀少,并吸引了欧洲的移民,这些移民后来成功地起义,反抗像弗吉尼亚公司和英国皇室这些实体试图创造的精英。相反,西班牙殖民者在秘鲁发现了一个可以接管的集权型中央政府,以及可以投到矿山和种植园工作的大量人口。在欧洲人来到时,关于美洲内部的状况是地理先验无法决定的。
夏艾姆国王在布松领导的集权政府的出现主要源于制度创新甚或政治革命,秘鲁印加文明和这个地区的大量人口源于主要的制度创新。相反,这些本来可以发生在北美如密西西比流域甚或美国东北部地区。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欧洲人就可能在安第斯山脉发现空旷的土地,而在北美发现集权政府,秘鲁和美国的角色很可能会互换。欧洲人那时已经移民到秘鲁周围地区,大量移民人口和精英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在那里而不是在北美创建包容性制度。随后经济发展的路径很可能不同。
第二,印加帝国可能抵制了欧洲的殖民主义,就像佩里船长的船只到达江户湾时日本所做的那样。虽然印加帝国比德川家族具有更高的汲取性,与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政治革命更不可能出现在秘鲁,但是印加帝国完全屈服于欧洲的统治却没有历史必然性。如果他们能够以制度现代化来抵制和回应这些威胁,新世界整个的历史路径及其整个历史,将完全不同。
第三,也是最激进的一点,不是历史先验、地理先验或者文化先验决定欧洲成为了新世界的殖民者。新世界的殖民者也可能是中国甚或印加。当然,如果我们从15世纪那个有利的时期来观察世界的话,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那时西欧开始超过美洲,而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但是,15世纪的西欧本身就是制度转变的偶然结果,这一制度转变是由关键事件中断的,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没有几个历史性转折点,西欧不可能迅速发展并征服世界。这些转折点包括封建主义采取特定方式取代奴隶制并弱化君主权力;第一个千禧年之后的几个世纪,欧洲见证了独立的商业自治城市的发展;不像中国明朝皇帝,西欧君主没有受到海外贸易的威胁而没有极力反对海外贸易;黑死病的爆发撼动了封建秩序的基础。如果这些事件以另一种方式发生,我们就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秘鲁很可能比西欧或美国富裕得多。
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中,微小差异和偶然性起关键作用,那么该理论的预测力将是非常有限的。
几乎没有人会在15世纪甚或16世纪——更不要说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那几个世纪——预测向包容性制度转变的重大突破会发生在英国。这是因为制度转变的特殊过程以及开放大西洋贸易所创造的关键事件的性质。也没有多少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期会相信,中国会很快走上经济制度激进变革及随之而来的令人难以相信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同样谁都不可能肯定地预测未来500年的情况。然而,我们的理论没有缺陷。目前我们提出的历史解释表明,基于历史决定论——基于地理、文化甚或其他历史因素——的任何方法都是不充分的。微小差异和偶然性不只是我们理论的一部分;他们是历史形态的一部分。
尽管很难准确预测哪些社会会更加富裕,但是我们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差异。我们的理论也可以提供某些指导,指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哪些类型的社会更可能实现经济增长。
首先,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产生了大量的延续和萧条。在未来50年甚或100年中,建立在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美国与西欧,将会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中美洲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更富裕,很可能是富裕得多;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这些广泛模式中,在下一个世纪将会出现重大的制度变化,很多国家将会打破固有的模式,从贫穷走向富裕。
一些国家几乎没有实现政治集权,像索马里和阿富汗,或者一些国建经历了政府崩溃,像几十年前的海地——在2010年大地震造成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破坏前,不可能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实现增长,包容性制度也不可能发生重大转变。
相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最可能增长的国家——虽然很可能是在汲取性制度下实现增长——是那些实现了某种程度政治集权的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卢旺达都是具有长期集权政府历史的国家,还有独立后的坦桑尼亚也尽力建成了这种集权,或者至少具备了集权的某些先决条件。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不仅实现了政治集权,而且向初期多元主义做出了重大转变。我们的理论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不会发生在哥伦比亚。
我们的理论还表明,汲取性政治制度下的增长可能难以持续。除了这些例子之外,将有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古巴可能转向包容性制度并经历重大经济转型,也可能在汲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下持续落后。亚洲的朝鲜和缅甸也同样如此。所以,虽然我们的理论可以帮助思考制度如何变化及其变化的结果,但是这一变化的本质——微小差异和偶然性的作用——意味着很难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要从这种关于贫富根源的宽泛解释中得出政策建议需要更加谨慎。与关键事件的影响依赖于现存制度的方式相同,一个社会将如何对同样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依赖于所存在的制度。
当然,我们的理论完全是关于国家如何采取措施走向繁荣的——通过把他们的制度从汲取性转向包容性。但是,从开始就非常清楚,要实现这种转型没有简单的秘诀。首先,改变了的制度比一开始使用的制度更困难。特别是,汲取性制度会在不同的伪装下再创造自身。因此,2011年2月群众抗议推翻了穆巴拉克总统的汲取性体制,但这并不能保证埃及将会走上更加包容性制度的道路。反而,尽管存在一些有力的充满希望的支持民主的运动,汲取性制度可能会自我再创造。
第二,由于历史的偶然路径难以预料,关键事件和现存制度差异之间的特殊互动是会带来更加包容性的制度或更加汲取性的制度,要形成鼓励转向包容性制度的一般政策建议是需要勇气的。然而,我们的理论对政策分析仍然有用,它能够使我们分辨,基于对制度如何变化的错误假定或不充分解释所提出来的不好的政策建议。在这一点上,就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样,避免最差的错误跟尽力发展简单方法一样重要——甚至更有用。
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詹姆斯·A. 罗宾逊,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
来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技出版社,领教工坊(ID:ClecChina)摘编发布
排编:潘欣怡
责编: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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