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当前中国经济的关键仍是解决一阶问题

今天，我谈谈中国经济的一阶问题与二阶问题。

在数学领域，函数用于描述变量间的关系。若该函数可导，其基本特征则可通过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来刻画，有些函数还有三阶导数，甚至四阶导数。一阶导数决定变化的方向，即增加或减少；而二阶导数则反映了变化的速度，即增加或减少的快慢。假定有两个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函数，它们的二阶导数均大于零，但一阶导数不同，一个大于零，另一个小于零，这意味着第一个函数值随着时间而上升，且上升得且越来越快，第二个函数值随着时间而下降，且下降得越来越慢。

套用上述数学概念，中国经济同样包含一阶和二阶问题。一阶问题关乎我们秉持的理念和采用的体制模式，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法治化进程，还是退向计划经济、人治时代。二阶问题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包括如何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如何刺激出口，如何解决特定产业（如房地产）所面临的问题等。

一阶问题是道的问题，二阶问题是术的问题。当前经济学界的讨论多聚焦于二阶问题，一阶问题却常被忽视。这一现象背后，或许存在两方面原因。

一是认知局限。囿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信条，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解决经济萧条问题的措施就在于如何刺激投资、促进消费、扶持产业发展（如AI人工智能或复苏房地产市场），因而就是用如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来调整经济的问题。

二是回避策略。由于一阶问题较为敏感，难以公开讨论，所以人们往往假定其不存在。然而，从近年的实践来看，仅聚焦于二阶问题的解决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尽管经济学家们在具体政策细节上存在差异，但大致都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政策建议，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政策频出，但企业家信心依然不足，其根源在于一阶问题未解决。

为了深入理解一阶和二阶问题的区别，有必要回顾中国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阶问题，而非二阶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围绕改革路径的选择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可以理解为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在我看来，这两派之间的核心分歧就在于侧重点应是解决一阶问题还是二阶问题。改革派主张通过改革解决一阶问题，即在观念和体制层面进行根本性变革，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赋予企业家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与之相对，保守派则侧重于二阶问题的解决，即如何完善计划经济，提升计划的科学性，确保政府财政的稳健，避免再出现如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的经济决策失误。

邓小平所提出的一阶问题解决方案，可以概括为“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八字方针。这里我想强调，“对内放开”一词，或许比“对内搞活”更为准确地表达了改革的精髓。

对外开放首先是一种理念和信念，相信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相信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能够助力中国的发展，相信国际合作优于对抗，相信可以化敌为友，相信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并非只是一个判断，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相信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中国未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而是继续沿用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路，那么国际环境或许将截然不同，“和平与发展”的情势很难出现。

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要利用国际市场、外部资本、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并逐步扩大沿海城市的开放范围，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加强与国际社会在人才、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从而实现了与世界的互联互通。需要强调，除了引进技术和资本外，思想和观念层面的交流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它为中国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

在此过程中，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全面接轨。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享受了诸多优惠待遇，这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互利共赢原则下，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意愿。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与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入WTO无疑是推动中国财富大幅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国在2001年至2008年间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飞跃，不仅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使得原本价值未被充分挖掘的广义资源得以变现，实现了价值的显著提升。

应该说，中国人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发生在加入WTO之后十年的时间里。加入WTO前夕，许多城市有大量下岗职工，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是1998年开始大学扩招的主要原因），四大国有银行处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资本充足率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国际标准。而到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2010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普通人的钱包也鼓起来了！2000年，中国城市每一百个家庭平均拥有0.5辆家用轿车，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8.6，十年间增加了36倍！

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中国人突然觉得自己富裕起来了？让我先用一个比喻来直观地说明这一点。假设一位农村老太太拥有一件祖传的古董，如果只在村里卖，或许只能卖300元；如果可以在全县卖，就可能卖3000元；以此类推，在全市、全省、全国单位卖，价格会不断抬升。如果在全世界卖，也许会卖到3千万元。这就是说，同样的东西，市场范围不一样，价值就不一样。财富不是一个物理概念，不是按照重量或面积计算的，而是一个价值概念，取决于市场的开放程度与人们的预期。

加入WTO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我们的大部分产品可以在全世界卖了。1978年至2001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5.4%，而自2001年加入WTO至2008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7.2%，是经济增速的两倍多。

从国家层面看，出口的强劲增长直接促进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2001年加入WTO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2121亿美元，随后以每年上千亿乃至两三千亿美元的速度持续增长,至2011年,外汇储备达到31811亿美元，2014年达到38430亿美元的峰值，较13年前增长了17倍之多。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增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得中国能够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当然，外汇储备过度积累亦非全然好事，但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并有能力大规模援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是因为加入WTO后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

加入WTO以后，中国原本不值钱的东西变得值钱了。中国过去最不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人！人与人之间最平等的就是时间，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你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绝对平等！所谓财富增长，就是每个人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值钱了。富裕程度的差异，其实就是时间价值的差异。

从1995年至2000年，中国城镇就业单位（不含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为11.8%，而自2001年加入WTO后到2011年的十年间，这一增长率升为14.4%，显示出显著的加速趋势。以保姆行业为例，北京市保姆的月工资从2002年的480元增长到2011年的4800元，十年间增长了十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率1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时间价值的提升。

与美国比较，按小时工资计算，2005年在美国雇佣一名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中国可以雇佣22名工人，到2010年这一数字降至10人，至2015年进一步减至5人，现在可能更低。就是说，相对于美国人，中国人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理解中国人财富的增加。2001年，新推出的诺基亚8250手机的售价是3350元，当年中国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0870元，就是说，你工作一年拿到的工资只能买3.2部诺基亚8250手机。而到2018年，新推出的小米8智能手机的售价是2699元，当年中国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82413元，你工作一年拿到的工作可以买30.5部小米8智能手机。换言之，2001年购买一部诺基亚8250手机所需的工作时间，在2018年可以购买9.5部小米8手机，且后者在技术和功能上远超前者。

再以汽车为例，2001年一辆桑塔纳1.8轿车的售价是12.89万元，中国城市职工需要工作近12年才能购买一辆桑塔纳1.8轿车，而到2009年，桑塔纳1.8轿车的售价是7.98万元，城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3.2244万元，你工作不到2年半就可以买一辆桑塔纳1.8轿车。至2023年，虽然桑塔纳1.8车型已停产，但类似配置的车型桑塔纳1.6价格是7.68万元，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是12.0698万元，你工作8个月赚的钱就可以买一辆桑塔纳1.6轿车。换言之，2001年买一辆桑塔纳1.8轿车需要的工作时间，2009年可以买4.8辆，2023年可以买18.5辆。用轿车衡量，2001-2023年期间，工作的时间价值增加了17.5倍。

再举个食品的例子。假设每年工作250天，每天工作8小时，全年累计工作2000小时。以鸡蛋为衡量标准，在2000年，中国城市职工购买一斤鸡蛋需要工作144分钟，到2010年，买一斤鸡蛋只需要工作33分钟，至2019年更是减至15分钟，仅为2000年的约十分之一。换言之，鸡蛋的实际价格下降了约90%，或者说，用鸡蛋衡量，城市职工工作的时间价值增长8.5倍。

除了时间价值提升之外，中国土地资源价值的变化同样显著。加入WTO之后，土地资源的价值急剧攀升。北京三环内繁华地段的土地在三十年前或许并不起眼，而今其每亩价格已动辄以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计。

土地价格的上升是与房价相联系的，房价的上升通常会引起人们的抱怨。但换个角度看，房价的上升还是比人价的上升慢，并且，房价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人价上升的结果。通过比较工资和房价更能说明问题：全国平均看，1998年城市职工工作一年的工资仅能购买3.6平方米的商品房，到2012年，这一数字提升至8平方米，至2022年更上升至11.4平方米。这意味着，购买一套80平方米的商品住房，所需工作年限从1998年的22年缩短至2012年的10年，再到2022年的7年。尽管全国范围内房价普遍上涨，但更显著的是个人收入与土地价值的双重提升，使得人们能够用更短的时间积累更多的住房财富。当然，前面讲的是全国平均的情况，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在有些时间段可能有例外，2013年在北京工作一年平均可以买5.2平米的住房，但到2022年只能买4.3平米。尽管北京房价高企，但其独特的优势和吸引力仍使得人们趋之若鹜。

随着个人价值的提升，中国人的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汽车普及率的大幅提高便是证明。1999年，中国城市每百户家庭仅拥有0.34辆轿车，到2023年，每百户家庭已拥有55.9辆轿车。尽管这一数字尚未达到美国1930年的水平（当时美国每百户家庭拥有60辆轿车），但中国的汽车普及率已实现质的飞跃。这一成就离不开WTO的推动与开放政策的实施，加入WTO不仅降低了汽车等消费品的价格，还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从而加速了汽车等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

对内放开首先也是理念的转变，本质在于赋予个体更多的自由。这种理念就是：相信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相信人的创造力；相信由广大民众参与的分散决策优于少数人在办公室做的集中决策和统一命令；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企业家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上世纪70年代起末始，中国农村率先实施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并于1984年正式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放了自由市场，赋予农民种植自主权，极大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在城市，为释放企业活力，我们首先推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的政策，后来又实施“抓大放小”战略，鼓励小企业民营化，还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明确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确保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通过双轨制，中国逐步放松了国家对价格的管控。我们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让企业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这一系列放开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短缺、需求配置受限的问题。以粮食生产为例，计划经济时期普遍存在的饥饿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根本性改变。1984年，甚至出现了粮食过剩现象，粮票逐渐失去了作用。1978年至1985年间，中国粮食亩产量增长了38%，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也预示着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多在于如何有效利用土地资源，而非土地资源本身的匮乏。随着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增强，市场关系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各种商品普遍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消费者选择多了，生产者的角色定位由高高在上转变为服务客户、满足消费者需求。至1994年，全国范围内的各类票证制度全面废止，包括实行了39年的粮票，成为历史。

对外开放与对内放开并非独立的两个一阶问题，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它们根植于同一核心理念：对个人创造力的信任、对市场机制的认同，以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崇尚。这两者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没有对内放开，中国不可能真正获得对外开放的益处，中国企业不可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事实上,如果之前的WTO成员国不相信中国会走向市场化体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加入WTO.同样，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国内改革亦难以迅速且深入地推进，甚至可能陷入停滞。加入WTO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对内放开的催化剂，它迫使中国政府全面审视并调整经济管理政策，废除与WTO规则不符的管制条款，加速了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并引入了国际战略投资，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的市场化进程。

步入2024年，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现状，如果我们温故而知新，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依然属于一阶问题，即理念和体制的走向问题，而非如何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促进消费，或如何扶持特定行业或发展高科技这样的二阶问题。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经历过三次显著的增长高潮，这三次增长高潮都不是依靠货币政策或财政刺激实现的，而是解决一阶问题带来的。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84年及之后几年。1984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扩大自主权”“放权让利”，对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向市场化方向。1985年1月，双轨制价格改革全面启动，市场很快活跃起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这些都是解决一阶问题的战略措施。

第二次高潮是1992年之后几年。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讲话重启了市场化改革，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大量政府官员下海从事工商业活动，形成“92派”企业家群体，乡镇企业民营化，企业家逐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

第三次高潮则始于2001年加入WTO。在WTO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从2002年起连续七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且增速逐年攀升。

我想强调的是，今天的问题也是一样，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解决一阶问题，而不是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二阶问题上兜圈子。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应停留于口号层面，而应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我们应该坚信，借助全人类的智慧与资源，参与全球市场的大循环，相较于闭门造车的独立发展，更有利于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经济这棵参天大树，之所以能在过去四十年间茁壮成长，枝叶茂盛，正是因为广泛汲取了全世界土地上的营养与水分。若斩断其根须，它会逐渐枯萎，果实亦将日渐稀少。

财富是一种价值与预期。一个国家从穷变富并不难，只要理念和体制对头。一个国家从富变穷更容易，阿根廷和委瑞瑞拉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同体育比赛一样，若想成为冠军，哪怕是亚军、季军，就必须勇于参赛，即便有时候裁判不公，但这不应该成为拒绝参加比赛的理由。参赛就必须接受约定的规则，同时需具备输得起的心态。没有哪个国家注定是我们的朋友，也没有哪个国家注定是我们的敌人。一切都事在人为，取决于我们如何做！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当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实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观念，可能误导国家走向歧途。因此，我们应从这一思维桎梏中解脱出来。回顾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集团之间的冲突，其爆发并非如修昔底德所断言的因新兴力量的崛起而必然导致的冲突。这场战争并不是必然的，非人为的。它之所以发生，是当时政治家的自负、怨恨心态和复仇心理，以及他们的无知和误判，还有第三方势力的煽风点火。雅典的过度贪婪与不切实际的目标追求，最终导致了其在战争中的彻底失败。

耶鲁大学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参与这场战争的政治家普遍缺乏远见，误以为能以低廉代价换取巨大利益，他们基于过往经验制定战略，却未充分考虑误判与误算的风险，更缺乏应对预案。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源于不可抗力，其发生的环境和决策都并非不可避免。

同样的，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环境，在我看来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与行动。

现在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消费者信心不足。其根源是创业、就业和收入的预期普遍不佳，而不是消费者舍不得花钱，更不需要经济学家和政府去鼓励他们消费。提高消费率就能带来高增长的观点是幼稚的。实际上，过高的消费率往往是经济停滞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否则2000年前人类经济就高速增长了，因为那时消费率接近百分之百。

企业家信心不足，这一点同样不容忽视。其根源是企业家的人身安全与个人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证，而非资金流动性问题或融资成本高昂。人身和财产的不安全，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冲击，更是对整个企业家群体信心的打击。

企业家信心的构建，主要取决于变革的方向，而不是货币政策刺激的强弱。当自由空间不断拓大，法治不断进步时，他们的信心自然会增强；反之，当自由空间缩小，法治倒退时，企业家信心就会动摇。企业家信心是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石，其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