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我们的信任度不及美国国会。”
在每年的公众信任与声誉调查中，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排名一直接近末尾，通常仅略高于国会。然而在今年的盖洛普（Gallup）民调中，我们的排名竟然跌到了国会以下，成为所有行业中最不受信任的职业。这无疑表明我们的工作方式出了问题。
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投票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确保计票准确，二是要让人们相信计票准确。这第二点和第一点同样重要，却是独立的需求。
对于报纸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确保报道准确无误，同时让人们相信这些信息是准确的。这虽然难以接受，但我们在后者上明显失利了。大多数人认为媒体存在偏见。任何不承认这一点的人都未曾直面现实，而与现实抗衡的人注定失败。
现实是永远的胜利者。将媒体信任度不断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他人或外部环境并无益处。作为受害者的心态无法改变现状，抱怨并不是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更努力地控制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以提升我们的公信力。
总统候选人的背书并不会对选举的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宾夕法尼亚州的摇摆选民不会因为某家报纸的背书而改变自己的立场——根本不会。然而，这类背书却会引发偏见的印象，使人们对媒体的独立性产生怀疑。放弃候选人背书是一项原则性的决定，也是正确的选择。
尤金·梅耶（Eugene Meyer），《华盛顿邮报》1933年至1946年的出版人，曾有相同的想法，这一决定也证明了他的正确。尽管放弃候选人背书不一定能迅速提升我们的信任度，但这无疑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我希望我们能更早做出这一改变，选择在更远离选举时刻和情绪影响的时间点，而不是在选举之际匆忙作出。缺乏周密计划是我们的不足，这并非有意为之的策略。
我也想明确说明，这里没有任何形式的“等价交换”。任何一方的竞选团队或候选人都未被告知或咨询过这个决定。这完全是内部决定。我的公司之一蓝色起源（Blue Origin）的首席执行官戴夫·林普（Dave Limp）在我们宣布决定的同一天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见面。
当我得知此事时，深感无奈，因为这为某些人提供了口实，可以曲解这次决定的动机。但事实上，我并不知情，林普本人也事先不知情；那天早上会议匆忙安排，并未提前计划。这次会面与我们关于总统候选人背书的决定毫无关联，任何其他暗示都不属实。
在利益冲突方面，我并不是《华盛顿邮报》的理想拥有者。几乎每天，我的公司——无论是亚马逊（Amazon）还是蓝色起源，或是我投资或持有的慈善事业和企业——的某位高管都会与政府官员会面。
我曾写道，《华盛顿邮报》对我来说是一项“复杂化”因素。而事实证明，我同样也为《华盛顿邮报》带来了“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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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我的财富和商业利益视为抵抗威胁的防线，也可以认为它们是复杂利益关系的网罗。如何看待它，全在于我的原则能否倾向于前者。
我向您保证，我在这里表达的观点确实是出于原则，而我自2013年成为《华盛顿邮报》所有者以来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您可以自行判断，但我欢迎任何人去寻找这11年里我曾向《华盛顿邮报》任何人施加过私利的实例。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
公信力危机并非《华盛顿邮报》独有，其他报纸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它不仅是媒体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如今，许多人转向脱口而出的播客、不准确的社交媒体内容和其他未经验证的新闻来源，这些渠道迅速传播着错误信息，加深了社会分裂。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固然获奖无数，但越来越多的交流只是局限于特定的精英圈子，媒体似乎陷入自言自语之中。（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家庭普及率曾达到80%。）
虽然我不希望，也不会推动我的个人利益，但我同样不会放任这家报纸自动运转、逐渐走向淡出，被未经深入研究的播客和社交媒体冷嘲热讽超越而毫无作为。
这份报纸太重要，意义重大。当前，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可信、独立、受信任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的最佳发源地莫过于世界最重要国家的首都。
要赢得这一战斗，我们必须探索新路径。有些变革将是回归过去，有些将是崭新的发明。当然，任何创新都伴随着批评，这是世界的法则。这并非易事，但其意义非凡。
我非常感激能够参与到这一事业之中。《华盛顿邮报》汇聚了全球最优秀的记者，他们每天都在不懈努力，追寻真相。他们值得被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