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学校历史概况（上）

云素珍 荣竹林

土默特学校创建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当时叫土默特官学，距今已有二百六十年的历史。

土默特学校历史概况（中）

云素珍 荣竹林

据资料记载，当时绥远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卖儿鬻女者比比皆是，其惨状令人难以目睹。当然，土默特人民也同遭此厄运，故读书之学生大减；并且也影响到下一届即民国十九年阴历十二月（公元1931年1月）毕业之第十班，因该班亦仅有十二名毕业生。

民国二十年阴历二月（公元1931年8月）本校添招初小一至四年级各一个班共四班学生，同时开始兼收女学生入学。

民国二十年阴历十二月（公元1932年1月）又毕业第十一班学生十四名。

综上所述，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土校改名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到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二十五年中，共有十四个班约三百零九名学生毕业，如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修完学业而提前离校者计算在内，大约有五百余名学生在本校读过书。

民国以来，土校课程设置除加授蒙文蒙语外，其它均与国家部颁小学教材相同。学制自改为学堂后，因仅系高级小学，为三年制，学生毕业后即可报考中学。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土校改为三三制中学后，曾附设高级小学两班，实际此时已变高小为二年制了。

迨及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添招初小四个年级后，土校已成为四、二制包括有初、高级班的完全小学校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九六六年。

从此时（1931年）起，土校就更名为土默特旗小学校，简称土小。

土校师资历来较为整齐，这是因为本地区文化较为落后，学校寥寥无几，内地的失意文人和下野政客流落本地区者到处皆是；而本旗外出读书之青年，虽学得满腹经纶，但由于民族歧视的缘故，很少能找到事做。于是，土校便成为他们争先落脚的福境宝地了。能入土校登堂执教者，大多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甚至还是远出国门的留学生。

土校的其它设备也较完备，如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校内即设有游艺室、阅报室、成绩展览室和学生家长接待室；有篮球场、网球场和运动场；有鼓号雅乐室，备有各种中、西乐器，还成立了儿童图书馆，藏书上万册。

虽然这些都是由学生向本旗地方官绅士商募捐而来，但在当时说来，确为呼和浩特地区其它公办私立的小学校所望尘不及。

土校的办学经费从来就是由土默特旗自行筹集。在清代，由旗库拨付，入民国后直至解放（1911—1949年），也从未享受省额（建省前为特别行政区）补助，当然也就更指望不上国家正式给土校下达办学经费了。

譬如清末改为学堂后，全年经费定为二千六百两，还是由本旗裁撤巡警饷项下余额和修补军械费项下余额（合银九百两）以及煤厘项下抽银（一千七百两）凑齐的。

以后，土校的经费大体在这个水平上徘徊，如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降为二千四百两，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改为时币二千四百六十元；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增设中学班时，曾一度增加到四千八百六十元；但到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停办中学班后，又一下子下降为三千二百四十元。

同时，学生的待遇也由清代时的每名月津贴银一两二钱（制服、课本等均由学校供给）逐年递减，以至到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全部停发。不过，土校从未向学生收过学费。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土默特旗总管满泰病逝，本旗改名为土默特特别旗，土校校友荣祥先生升任旗长并兼任土校校长（原校长昌森离职他适）。

从此，土校在荣校长的主持下，渐具规模，学生名额常年保持在一百五十人上下，教师约十余人。

大约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校友乌兰夫、奎璧先后回到本校以教员身份（乌兰夫曾任土校总务主任，但仍兼课）从事革命活动，党的许多重要文件就曾存放在文庙正殿的天花板上。

一九三五年校友克力更（本旗苏卜盖人，一九二九年曾在土校读书，现任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也从北京蒙藏学校回来任事务员兼体育教员，他除了在社会上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外，还组织土校学生上街宣传演出。

一九三六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华北地区的侵略扩张，民族矛盾已上升到主要地位，乌兰夫同志在推动云继先、朱实夫等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后，便和奎璧等离开土校到部队（后改编为新三师）从事军运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侵入呼包地区，从此，土默特旗人民陷入被奴役的悲惨境地。

不久，日寇扶持傀儡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成立伪蒙疆政府，为了显示其所谓“大东亚共荣”的骗人把戏，强令土校复课，并起用麟祥为校长。在继续维持原来“四、二制”六个年级各一个班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两个以蒙语授课为主的蒙文班。蒙文班的学生享受官费待遇。大约办了两、三年，因经费拮据而停止招收新生。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麟祥调到伪旗政府工作，由我党派回土校搞地下工作的恒升同志接任校长，直到一九四一年底他被日寇拘捕止。

在他和中共土默特旗工委领导人贾力更、奎璧、勇夫、李森等同志的教育鼓动下，使土校不少有血气的青年男女学生因不堪日寇的奴化教育而相继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和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他们之中有布赫（内蒙党委副书记兼政府主席）、潮洛濛（内蒙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精（内蒙顾问委员会常委）、陈炳宇（内蒙政协副主席）、云曙碧（内蒙卫生厅厅长）、云治安（内蒙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呼市市委顾问）、云丽文（原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李永年（内蒙顾问委员会委员）、墨子清（内蒙顾问委员会常委）、曹文玉（原内蒙建设银行行长）、浩凡（原内蒙社科院院长）、李存义（原内蒙军区副司令员）、云一立（原内蒙军区政委）、云志厚（内蒙文化厅顾问）、黄敬涛（历史学家，原中央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李新民（教授，原内蒙党副校长）、云生祥（原内蒙民委副主任）、李志勉（原呼市警备区司令员）、李景山（内蒙政府副秘书长）、徐史（原内蒙农业厅副厅长）、云清、黄敬波、康军（革命先烈贾力更之胞妹）、胡铁林（荣钟林、为荣样先生之次子，现任伊盟政协副主席）、成少江（原内蒙检察院检察长）、云林秀（原内蒙商业厅处长）、荣志忠、朱玉珊、赵青山、李世昌、巴秀贞等同志。

一九四一年底，本旗公主府村蒙古族文人云慧胜接恒升任校长，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才离开学校。

在这八年中，尽管土校一度曾达到八个班，但由于日寇的残暴统治和空前的经济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实在是苦不堪言，因此很少有人能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就读。

这样，学生人数最多时也不过百十名而已;而能坚持学完全部课程按期毕业的学生则更是少得可怜，如云世英、（原内蒙党委书记，现调中央工作）、云北峰和寒风（又名李成林，内蒙顾问委员会常委）等同学便是在一九三九年恒升升任校长之前就离开土校去参加革命的。

在日伪统治的这段黑暗时期里，伪蒙疆政府在土校推行奴化教育，强令学生学习日文日语。为了防止我党的活动，还在学校建立了所谓“灭共青年队”，向学生灌输反共思想。

日本特务机关在拘捕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恒升校长后，又逮捕了土校进步女教员云华老师，怀疑她是“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将她囚禁了很长时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奴役和统始，而土默特旗的各族人民更是备受歧视和压迫。

这个阶段，土校每年均保持一至六年级各一个班，约有一百五十名学生，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虽然每年各有一个班毕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全国到处硝烟弥漫，使土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因此，四届毕业生加在一起也不足百人。

同时，有许多学生更因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和凌辱，在我党的教育下，先后奔向解放区加入了革命队伍，这些同学是：苏和（国家民委副主任）、云继光（内蒙顾问委员会委员）、赵真北（原内蒙农牧管理局局长）、高茂（原内蒙卫生厅副厅长）、云跃兴（内蒙司法局副局长）、王殿臣（内蒙工学院党委书记）、云献龙（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儒（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守仁（原包头市计委主任）、魏震（呼市政协副主席）、云文达（原内蒙电管局处长）、巴达尔夫（汉名巴汉杰，原内蒙电信局处长）、世璋（原内蒙外贸处长）、拓林（原包头钢铁公司副经理）、白波（原内蒙外贸局处长）、荣青海（呼市物资局顾问）、李纳胜（呼市人事局长兼编委主任）、邓图（呼市公安局顾问）、乌拉嘎（原包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云旭升（内蒙商品检验局副局长）、文浩（雕塑家，原内蒙文化厅副厅长）、云文英（原呼市民委主任）、云福祥（原包头市郊区区委书）、张耀庭（原呼市劳动局副长）、李志华（主任医师，原内蒙军区二五三医院副院长）、云文义（原呼市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李华（原内蒙外贸局处长）、丁歧山（原内蒙纪检委常委）、苏沁（原呼市政府副秘书长）、白俊（原内蒙电信局处长）和云跃祖（解放前夕不幸牺牲）。

这一时期，土校每年聘有教师约十三人，近五年内先后在土校任教的教师累计约三十余人，他们是：昝良（字海空，以教导主任职主持校务）、恒升、王庆（字子余）、恒英、荣广正、张守三、云龙、云海、孙淑芳（孙友林）、路景云、骆淑文、孙明亮、景相新、荣宝麟、荣赓麟、云华、云英、云跃龙、丁彩霞、赵学英、张展、高亮、关麟微，李杰、郭风武、胡淑贞、王贵润和图门巴雅尔（云其格）等。

一九四七年，在土校又办起了中学班，校名改为土默特旗中学，仍由本旗旗长荣祥兼任校长，并亲授语文课，土校校友、北大毕业生孟绍任教导主任并主持校务，另有教师二人，即孙继祖（大学生）和邢崇基（留日生）；同时从土校聘有兼职教师多人，他们是王庆、荣宝麟、关麟微和王杰等。

解放前仅招收了两班学生，学制为三年，故至一九四九年“九·一九”起义时，尚无毕业生。后迁出土校相继在兴隆巷、公主府和麻花板等处建校，简称“土中”，迨及文化大革命开始之一九六六年时，近二十年中共毕业初中七十个班、高中三十个班，另有师范、医预科等十余班，学生总数近五千人。

以上是土默特学校在旧中国二百二十五年(公元1724-1949年)中跋涉过来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