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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世英等同志赴延安的经历(下)
张士耕
这些兵是准格尔旗王爷奇子祥的人马。他们将云世英等几个年岁小的逼到炕里边坐着,将李文精等几个年岁大一点的用麻绳捆起来,既不审也不问,就是不让动。
过了一阵子,李文精突然发话了:“老总,给通报一声,我俩要见你们王爷。”他用下颌点了点李永年。
王府兵显然有点惊愕:“见王爷?你们和王爷是甚关系?”“我叫李文精,他叫李永年,都是你们王爷的同学,是来投奔你们王爷的。”
“那他们?”王府兵把满屋子的人扫了一眼。“都是我俩引带来的。”
李文精、李永年被连夜叫进了王府,到天明他们回来时情况大变,岗哨撤了,王爷还特派卫队把他们护送过了黄河。
后来通过李文精、李永年的分析,云世英才弄清奇子祥王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事”。原来,奇子祥虽然已投靠了日本人,但他又不愿把赌注全押在日本人身上。
对李文精、李永年他们的面目和来黄河边上的目的,他已猜了个八、九分,动了这些人很可能得罪共产党,这与他“左右逢源”的做人哲学不符,所以他虽然不信李文精、李永年“出来打短工”的话,但还是做了顺水人情。
大家过黄河的时候,决定把云世英留在小先生窑子等带队的贾力更。
小先生窑子村有一位孤老太太,家里养着几匹骡马和十几只羊,营生多得做不过来,云世英就住进她家,吃饭没工钱。老太太觉得很上算,当然也乐于收留。
云世英天天担水、扫院、喂牲口、饮牲口,晚上还得到野地里撵吃夜草的牲口,割两背草,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心里总惦着自己的重任,稍有一点空就到街上观察来往行人,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他哪里知道,贾力更同志机警地逃出后,为了避免这批青年落在日寇手里,正与奎璧同志一道,多方联系开展营救工作,青年们已经脱险的消息他们还尚未得知,所以他等贾力更是等不来的。
大约是第十几天头上,一个同志从黄河那边过来传达了领队的指示:随来人过河,与大伙会合。
云世英问领队是谁,来人告诉他领队叫张录,从里素出发他就一直担任断后任务。听了这话,云世英突然想起了“麻杆送信”,原来收信的就是他呀。
云世英同志随着来人过了黄河,来到了国民党托克托县政府所在地-塔并召。他与同志们分别虽然仅十来天,但重逢后却觉得分外亲热。
因为要等贾力更,他们只好继续呆在塔并召。那时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时期,国民党托县县政府不便公开阻拦他们去延安,但又不甘心眼看着这批青年去延安。
他们派人到这批青年中游说,说什么:“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共产共妻。”“延安到处沟沟岔岔,穷得很,几个人穿一条裤子,你们何必要到那里找苦吃?”“要抗战哪里都一样。
河套的生活很好,可以当官挣钱,你们还是去河套投奔傅作义长官好!”国民党托县县政府派来的人还采取了逐个分化的办法,威胁利诱,企图拉一些人去河套。
但不论国民党托县县政府耍什么花招,也丝毫动摇不了青年们奔向光明的决心,他们坚定地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延安,如有变动,还得请示领导。”他们的坚定态度引起了许多人的敬重,人们称他们为“不穿军装的八路军”。云世英和同志们为此而深感自豪。
他们从塔并召启程时,组织上不仅为他们安排好了路线,发了路费,为了照顾女同志和年纪小的同志,还配给他们几条毛驴。云世英从这里又一次体会到了组织的关怀和革命队伍的温暖。
开始一段路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遇到的麻烦真不少,最大的麻烦是没吃的,一听说是去延安的,拿钱买吃的也没人敢卖给。一开始他们弄不清是咋回事,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国民党当局曾给所有商家店铺下过命令,一律不准给去延安的人提供食宿,违者严惩不贷。
没有办法,大家就拣红枣吃。云世英吃了红枣就觉得涨肚,大便不下来,一问其他同志也有同样反应,大家还以为是因为劳累和不服水土呢。
后来,有的老乡告诉他们,红枣不能当饭吃,吃多了就要涨肚便秘,他们说:我们有钱买不到吃的,只好拣红枣吃。老乡们又告诉他们,只要把红枣煮熟了再吃,不要喝生水,肚子就不难受了,他们照老乡的指点办了,果然灵验。
到了绥德,绥德是我们和国民党交界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穿灰军装的八路军。云世英瞅着八路军战士,觉得个个都是自己的亲人。
又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到了绥德、米脂县城。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听说他们多数是蒙古族同志,都显得格外热情,不仅食宿安排得很好,还专门开了欢迎会,县政府领导亲自出席并讲话,对他们表示亲切慰问。
延安到了,宝塔山、延河水和山坡上那一排排的窑洞都象在向他们招手、欢歌、表示欢迎。他们看到这些都感到新奇、亲切,心里热乎乎的。
他们观察着街上的行人:男的女的都穿着一色的灰布衣,匆匆来去,似乎都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人们都显露出安祥、充实、亲切热情。他们到了中央招待所,所领导和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地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候。
不久,云世英被分配到了民族学院。在这里学习的有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这里讲课,看望大家。云世英从这里深切感受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
以后,越来越多的事实使他这感受变得更深刻、更强烈了,尤其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在延安的建立,给他的印象尤为深刻。那是一九四〇年,成陵被护送途经延安,党中央决定在延安隆重迎送,专门打了三眼大窑洞作为纪念堂,纪念堂里白绸的对联、幛子挂得满满的。云世英从这一事实中体会到了党与少数民族亲密的关系。
在民族学院的几年中,云世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逐渐锻炼成长了起来。
一九四五年,他奉命回到绥南的清水河、和林一带。一九四五年八月,云世英又奉派到了大青山地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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