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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在军事围剿和政治欺骗都不能取胜以后，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对我大青山根据地实行长期经济封锁，妄图困杀我军。他们对粮食、布匹控制得特别严。老乡们常常利用放羊做掩护给山里送点粮食。我们在山里经常断粮。
有一次，我们一连五天没有吃到一颗粮食。夏天我们到山坡上挖野菜、野葱。冬天就以冻山梨、面果充饥。穿的就更不用说了，衣服、鞋破得都不能穿了。没有鞋，我们就用破羊皮、麻袋片、毡片包住脚，照样行军作战，打击日寇。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大青山根据地各级党政军一齐动手，向敌人展开反封锁
斗争，组织根据地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姚司令员曾派一些干部深入敌占区，以做买卖为名，购买部队用品，区县政府的武工队，也深入敌占区征粮征税。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仍担任武归县四区区长。一次，我在九团作战参谋配合下，带了20名武工队员去东红岱征大烟税。工作了一夜，早晨我们正准备出发，突然被敌人包围了。
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兵州亥的警察队和蒙古军王秉义的一个连，还有少数日本鬼子，总共二百多人。我们被围在张宝家的院里，敌人在张宝家对面一家的北房上，我们在张宝家的南房上，中间隔一条大车道，相距就是五六米远。
我和参谋长鼓动大家沉着应战。我们的正面敌人是伪警察大队，右侧是王秉义的一个连，蒙古军连长王秉义和我们有关系，蒙古军的子弹打得比较高，在我们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尖啸着飞过去了，我们也不打蒙古军。
战斗一开始我们就向同志们宣布:不准无目的的放枪，打一枪要一枪的代价，一颗子弹要换取敌人的一颗脑袋。因为敌众我寡，况且又是白天，估计战斗不会很快结束，只等天黑时突围，因此子弹就更显得宝贵。
开始时敌人的机枪给了我们很大威胁，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就让我们从小打猎的神枪手张三虎瞄准敌人的机枪射手打。立刻敌人的两个机枪射手被张三虎打死了。一个鬼子头目发了火，战刀一挥，正待高喊向前冲的时候，又被张三虎一枪结果了他的狗命，那雪亮的战刀在空中闪了一下，就连同他的尸体从房顶上滚了下去。
我们对面的日伪军看到这种情况，吓得都不敢露头了，只是虚张声势的呼喊，无目的的乱放枪，手榴弹有的扔到了院子外边，也不知受潮了还是敌人惊慌得忘了拉弦，大都没有爆炸。这样对峙到了中午，双方停止射击。吃着饭，我们研究天黑以后突围的计划，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吃过午饭，敌人还没有什么动静，只是断断续续地瞎放枪。大约两点左右，不知从哪儿飞来一颗子弹，把战士小刘的腿打穿了,鲜血直流，我叫人把他背到后边去包扎。敌人还是不敢露头。大约五点多钟，敌人的机枪又开始吼叫了，东面和北面的敌人在准备干草，看来敌人要点火了。
太阳西沉了，敌人的机枪还在无目的的乱扫。过了一会儿，敌人的机枪停下来换弹箱，只见张三虎不慌不忙，扣动枪机，只听咚的一声敌人的机枪爆炸了。原来张三虎那一枪。子弹不偏不倚，正好射入敌人的机枪口内。这一下敌人更加惊慌失措。这时只有王秉义的机枪还在朝高空空放，我们根本不去理会。
天黑了，我立即下达突围的命令。我和张三虎掩护，参谋长带领大家突围。前边的同志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时，我们的意图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到村北的开阔地。
这时大部分同志已越过开阔地，到了前边的一个坟园。我、张三虎和通讯员三个人也就往出突围。我们受到敌人一个班的拦截。张三虎连续放倒三个敌人，我的连发手枪一梭子又放倒四、五个，剩下几个敌人都躲起来了。我们趁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钻进一块玉米地，在北面同志们的掩护下，穿过青纱帐，正要和北面的同志会合，这时参谋长牺牲了，通讯员腿部受伤，当我冲到参谋长身边时，突然我感到自己身子一晃，立时觉得腿上粘糊糊的，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受伤了。
于是我赶紧卧倒，爬到参谋长面前，经过几秒钟的悼念，我拿过参谋长的连发手枪，正要抬头继续冲向坟园时，敌人冲锋了。这时同志们都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我手持双枪，左右开弓，复仇的子弹象刮风一样向敌人射去，只见敌人一片片地倒了下去，其余的都抱头鼠、窜地回去了。我乘势跳过坟园的围墙，就在跳的时候，我的左胸和胳膊连中两枪，我从上衣扯了两条布把伤口裹了，我们就边打边撤，我们抬上参谋长的遗体，扶着受伤的同志，撤回了大青山根据地。
这次突围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我们困死和消灭的阴谋。在党的领导下，大青山根据地的军民，克服了重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日益发展壮大，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韩胜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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