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雷怀念父亲云一立：坚守初心使命 戎马一生报国——内蒙古军区原政委云一立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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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7 21:04
内蒙古
云雷怀念父亲云一立：坚守初心使命 戎马一生报国——内蒙古军区原政委云一立的革命生涯 在内蒙古已故离休老干部中，有一批曾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毅然奔赴延安，在红星照耀和延河哺育下茁壮成长，在革命大熔炉里经受了淬炼，成为延安精神的坚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和忠实践行者。他们重返斗争前线以后，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为民宗旨，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昂扬斗志，在不同岗位为内蒙古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立下了不朽功绩。戎马一生的内蒙古军区原政委、蒙古族干部云一立（1922—1995），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2年9月，云一立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乃莫板申村（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乃莫板村）一个贫苦蒙古族家庭（最初名字叫云涛至，小名涛小子）。乃莫蒙古语意为“八”，板申原意为房屋，引申为农户。因这里在清乾隆年间有3户蒙古族和从山西“走西口”迁来的5户汉族而得名，北距乌兰夫的家乡塔布村两里多路，宽阔的大黑河在两村之间由东向西穿过。两村不仅村名由来相同（塔布蒙古语意为五，因最早有1户蒙古族和4户山西汉族而得名，1965年经乌兰夫同志提议改称塔布赛村，意为五好，以示民族团结），而且经济都以农耕为主、放牧为辅，两百多年来村民之间互有嫁娶，往来频繁，交流密切。 云一立出生的年代，正是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土匪猖獗、灾害频发的年代，老百姓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而且每况愈下。云一立4岁时，母亲不幸病逝，加上连年收成不好，家中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不久父亲续娶一个普通的蒙古族女子，他从小体会到生活的苦涩和艰辛。雪上加霜的是，1929年土默川一带接连发生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年初以毕克齐为震中出现地震，此后余震20多次，到处房倒屋塌、残垣断壁。接着数月持续特大干旱，农田龟裂，至夏未得雨始终。不料入秋后又山洪暴发、黄河决口，大小黑河混为一流，一片汪洋，加上风霜交作，庄稼绝收，鼠疫流行，穷人以草根树皮、观音土为食，卖儿鬻女和饥饿病死者不计其数，甚至有全家死绝者。7岁的云一立跟着父亲和叔叔逃荒到四子王旗白彦花以北，靠给人种地打工勉强糊口，3年后才返回家乡。 10岁的云一立回乡后，开始给富人家做长工，从耕种收割、放牛放马到砌墙搭圈、清扫院落，样样都干，也学会了骑马游泳。随着两个同父异母弟弟妹妹的出生，云一立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早早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勤奋好学的他在空闲时，还经常到村头听说书讲故事，冬季在村里的私塾房里断断续续念过三四年冬学，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对当时的社会混乱状况和贫富不均现象也产生了种种不满和疑问，思想开始觉醒。他曾回忆道： 从小我就常常听到乡亲们谈论乌兰夫闹革命的事。他经常秘密回到家乡动员蒙古族青年参加革命。我当时虽然不懂什么是革命，但知道乌兰夫和穷苦人一个心眼儿，为穷苦人过上好日子而到处奔走。因此，蒙古族中的有识之士和壮心青年都很信任他，不少人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在蒙古族人民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我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敬乌兰夫，也想着有朝一日，跟上他干一番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到10月绥远除河套地区和伊克昭盟外，全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广大蒙汉各族人民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呻吟。1938年初，云一立父亲听说归绥城内的土默特高等小学（现土默特学校)复学招生，学杂费全免，为了让孩子多读书识字，便托本家亲戚介绍他到该校蒙文专修班插班学习。云一立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学习十分刻苦。因为生活费需要自理，他便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没有纸笔，就捡人家没有用完的废纸和笔头用。转眼间进入冬天，寒风刺骨，家里无力提供棉衣棉被，他当时又得了一场重病，万般无奈只好辍学，回到塔布村打长工。但他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提高了文化水平，增长了见识阅历，也目睹了日寇在归绥的野蛮统治和血腥罪行。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6月，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式作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八路军120师迅速组建了以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姚喆任参谋长的大青山支队，7月从晋西北向大青山挺进，10月在绥中面铺窑子村（今属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乡）同杨植霖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胜利会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后，党中央随即设立了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先后称中共绥远省委、绥远区委、绥蒙区委等），下辖绥西、绥中、绥东地委和归绥工委、土默特旗蒙古工委。土默特旗蒙古工委主要任务是以蒙古民族工作为中心，开展蒙古族群众工作、动员蒙古民族参加抗日斗争、蒙古族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伪蒙军工作等，负责人是奎璧、贾力更，主要成员有李森、赵诚、勇夫、云浦等。 1939年冬，土默特旗蒙古工委在塔布村动员了十几个蒙古族青年农民，组建了一支蒙古抗日游击队，李森任队长、贾力更任指导员、勇夫任军事教官。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团结进步人士，在一些村庄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并打了许多漂亮的奇袭战、伏击战和麻雀战，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活动范围扩展到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成为绥西地区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游击队伍。后来编入了大青山骑兵支队序列，成为八路军正规抗日武装。 在塔布赛村打长工期间，云一立经常听长工和村民悄悄谈论八路军李支队（指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故事，八路军和蒙古游击队神出鬼没打鬼子的故事，云泽（乌兰夫原名）当年在塔布村开展地下斗争和后来率部队退守伊盟坚持抗战的故事，也陆续看到一些熟悉的人离开村子有的参加抗日游击队，心中也逐步坚定了投身革命、抗日救国的决心。1939年秋，又发现一些认识的人不知踪影，后来才听说他们南渡黄河前往陕北延安学习。这是云一立第一次听说延安，也对延安充满着无限向往。 云一立永远忘不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云浦，也终生怀念这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云浦是乌兰夫的亲弟弟，1912年出生，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委员、武（川）归（绥）县蒙政科科长、锡盟财政处处长等职，1948年从乌兰浩特运输物资返回锡林浩特途中，牺牲于赤峰林西。 抗战初期，云浦受土默特旗蒙古工委的派遣，化名李才，以杂货摊贩为掩护经常走村串户，从事地下工作。售货之余，他一边帮村民干活，一边暗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收集情报和动员蒙汉族青年参加革命。 1940年5月，云浦再次来到塔布村，秘密动员蒙古族青年参加蒙古抗日游击队。云浦找到云一立晚间促膝长谈，从个人的艰辛经历到家庭的苦难生活，从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到蒙汉军民的奋起反抗，从全国抗战的发展形势到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云一立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实现蒙古民族的真正解放。第二天一早，云一立连家里人也没有告诉，就下定决心跟着云浦上了大青山，成为蒙古抗日游击队一名队员。 云一立参加游击队后，更名为云彦林。面对异常艰苦紧张的生活，不叫苦不叫累，通过参加短暂但严格的训练，初步学习了政治军事知识。为了防止日伪军的偷袭和“扫荡”，经常到山上站岗放哨。遇有敌情时，云一立就随着游击队员们迅速转移到几里外的山间林地悄声隐蔽。有时敌骑兵晚上举火把打灯笼追剿，游击队就在山间与敌人巧妙周旋。云一立吃苦耐劳、机智勇敢的作风，受到游击队领导的赞扬。 1个多月后，大青山根据地党组织决定再选送一批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学习。土默特旗蒙古工委从游击队中选派了云一立、王宏烈、包国忠到延安学习。三人先是到达绥西地委所在地小火烧（今属土左旗），同先期来到这里的云兰、云曙芬母女、赵永胜、任斌（女）、陈浩、陈少江、李存义、赵青山、成德义等会合，接着转移到毕克齐北面大青山里的西梁村。党组织安排专人负责这批人的学习生活管理。云一立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到，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大本营，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是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团结抗日的中心。几天后在杨植霖的带领下，一行十几人向绥东行进，到达属于武东根据地的银滚山区，在这里队伍中又增加了弓凯旋、王德义、温左臣、党红玉等同志。郝秀山区长带着慰问品看望大家，7月1日又组织召开了部队和群众欢送大会，云一立代表大家激动地表示：去延安学习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首长对我们的信任，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绝不辜负首长们的期望！ 第二天，在绥中地委书记武达平的带领和大青山骑兵部队1个排的护送下，这批人途经陶林、卓资山、凉城等地，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顺利到达晋西北兴县。兴县是晋绥边区领导机关和八路军120师驻地。大家在参加欢迎会后，分散住在老百姓家近半个月，边休整边学习。当地生活也非常艰苦，主食是小米和豆面，有时还要吃煮熟的黑豆。离开兴县前，一行人仅给年龄较大的云兰留下一匹坐骑，其余马匹都支援了120师前线部队。 从兴县西渡黄河，就进入陕甘宁边区。一路上，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无论在哪里，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组织都健全，家家做军鞋，人人站岗放哨、查路条。生产中互助合作，村村有变工队换工组，使大家充分体会到革命根据地军民一家、齐心抗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7月底，大家终于到达心中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遥望巍然耸立的宝塔山，云一立和大家欢呼跳跃起来，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武达平带领这批青年到达延安后，蒙古族编入陕北公学55队（蒙古族青年队），汉族编入57队，他则到中央党校学习。55队是陕北公学根据西北工委（1941年5月改为西北局）指示，为集中培训来自内蒙古土默特旗、伊克昭盟等地的蒙古族青少年，于1939年12月专门成立的。学校发给每个学员一块毛毡、一条棉被、一个小板凳、一支铅笔和一个粗糙纸装订的小本子，云一立想起当年在归绥城小学读书时饥寒交迫的窘迫日子，感到格外的温暖。他还遥想那些还在大青山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友，深感这一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和自己各种知识的不足，也盼望着早日学成，回到大青山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白天，他和同学们在校园土坪坐着小板凳认真听课，晚上在窑洞里坐在两个土墩上架的木板前，点着煤油灯，用蘸水笔完成作业和看书学习，每一页毛边纸、马莲纸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学习之外，在打窑洞、开荒种地、砍柴烧炭等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积极肯干。 随着少数民族学员的不断增多，陕北公学1941年4月在55队基础上，成立民族部。6月举行开学典礼，学员共185人，包括蒙古、回、满、藏、苗、彝等民族，也有少数汉族，按文化程度编为5个队。这年8月，刚从伊盟新三师回到延安不久的乌兰夫到陕北公学民族部逐个窑洞看望学员，亲切询问他们的居住生活和学习情况，云一立也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乌兰夫。 1941年夏，党中央为了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力度，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将中央党校民族班、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以及抗大、女大、鲁艺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学员集中起来，成立延安民族学院，由西北局直接领导。西北局书记高岗兼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设有教育、干部、总务、研究四个处和党总支，乌兰夫任教育处处长。学员300余人，其中蒙古族学员100余人，占40%，来自内蒙古土默特旗和伊克昭、乌兰察布、察哈尔、哲里木等盟。9月下旬，延安民族学院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宣告诞生。不久，毛泽东主席为民院题词“团结”，并对学院教育方针作出重要指示：“要经过民族学院培养一批实际工作（党、政、军、群工作等）、一批文教工作干部”。 在民族学院，云一立学会了民族学院校歌，经常在重大场合集体高唱，并铭刻在他的脑海中—— 乌兰夫除主持延安民族学院的教务工作外，还承担一部分理论课的教学任务。云一立有幸聆听了乌兰夫讲授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民族理论课程，深受教育和启发。 1941年12月，云一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半文盲的普通青年农民，成长为一个有文化、有理想、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党组织不公开）。在一个山沟里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云一立等一批新党员庄严宣誓： 1943年4月，延安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但保持相对独立，按照精兵简政的方针，教职学员缩减到200余人。云一立和同学们通过紧密联系抗战斗争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逐步明确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和民主自治，理想信念不断坚定，理论政策水平不断提升，文化业务素质不断增强。通过参加延安整风、政治活动、大生产运动和日常生产劳动，进一步经受了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 1944年4月，西北局为了使民院学员更好地接触民族地区实际，决定延安大学所属的民族学院迁至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所在地定边，与三边师范、三边地委干部训练班、地方干部训练班合并成立三边公学，由三边地委领导，保留民族学院建制。云一立来到定边继续学习，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又得到新的提高。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2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共塞北区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绥蒙区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姚喆、张达志、乌兰夫等任委员。绥蒙区党委领导绥远蒙汉各族人民在绥远敌占区展开了大反攻，也急需大批干部。西北局决定从民院抽调部分干部和一批年龄相对大、学习时间长的学员，前往绥蒙地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云一立听到这一消息后，主动请缨，坚决要求到抗日前线。这批抽调的干部和学员共50多人，是民族学院成立近4年来抽调人数最多的一次，云一立也在其中。他们组成绥蒙干部大队，王建功任大队长，李森任副大队长。离开定边时，学院为绥蒙干部大队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欢送会，鼓励他们在抗日前线“和日本鬼子拼最后一战”，争取新的胜利。 四年半的延安学习生活，给云一立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晚年他曾回忆道：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中，我经受了锻炼，完成了一个由穷苦农民到革命战士的根本转变，揭开了我生活中崭新的一页。特别是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为我以后奔赴抗日前线和参加解放战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通过乌兰夫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使我学会了开展民族工作的方法，对我一生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勇敢地抵制一切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行为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4月，在王建功、李森等带领下，绥蒙干部大队从定边县城出发，经延安前往绥蒙区党委当时的驻地山西偏关，累计行程2000余里。到偏关不久的6月11日，党的七大胜利闭幕，偏关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象，晋绥分局和绥蒙区党委隆重举行庆祝大会，绥蒙干部大队全体人员参加，对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庆祝大会之后，绥蒙区党委将这批干部分别分配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绥西、绥中、绥南地区，云一立先被安排在绥南清水河县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积极做好组织发动蒙汉各族群众、建立健全乡村政权、组建民兵队伍、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 同年7月，在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塞北区行署的基础上成立绥蒙政府，主席乌兰夫、副主席杨植霖、秘书长王铎。同时成立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达志，绥蒙区党委、政府、军区共同领导了向绥蒙地区日寇的全面反攻作战。云一立又被绥蒙政府调到绥中陶林县（1954年并入察右后旗）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从此时，云彦林改名为云一立，并一直沿用）。8月12日，以归绥为中心的反攻作战全面展开，八路军晋绥部队在绥蒙部队的配合下，收复了包括集宁、丰镇、陶林、商都的绥东、绥南广大地区。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战略决战，内蒙古因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国共两党政治上、军事上激烈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党中央审时度势，1945年10月23日在《关于内蒙古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内蒙古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地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的有利地位。对内蒙古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同时明确了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明确了乌兰夫是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 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宣告成立，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等部和秘书处，奎璧任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晋察冀中央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张家口创办内蒙古军政学院，乌兰夫兼任院长，下设行政部、军事部和中学部，分别培训地方、部队基层干部和文化程度较低的蒙古族青少年。 1946年1月，绥蒙区党委任命云一立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云一立从陶林赶赴张家口后，乌兰夫亲自同他谈话，亲切地说，组织科工作很重要，但目前从科长到科员就你一个人。抗战胜利了，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内蒙古也只解放了少部分地区，要赢得内蒙古人民彻底解放和全国解放，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民族干部，我们肩上任务还很重。乌兰夫的一席话，使云一立深受教育，也感到责任的重大。关于这一阶段的工作，云一立回忆道： 组织科的工作十分繁忙。当时从国统区逃离到张家口不少蒙汉各族青年和学生，我每天忙于接待，安置这批青年人。愿意留在解放区的，就把他们送进军政学院学习；有思想顾虑的，就耐心做思想工作；实在不愿意留的，就发给路费回家，听其自便。有些青年人才我做不通工作，就请乌兰夫亲自做工作，终于使绥远国统区的一大批蒙古族先进青年进入军政学院学习。这批青年经过培训锻炼，成为内蒙古党政军各条战线的基层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同时，要妥善安排一部分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回家乡工作。这些青年回到家乡后，为内蒙古东西部联合开展自治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要做好伪蒙疆政府逃亡人员的收容安置。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傅作义部开始向绥远解放区大举进攻。云一立离开张家口，调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察布盟分会主任。当时，乌兰察布盟六旗大部分地区处于国民党统治下，乌盟分会只下设四子王旗和土牧尔台两个支会。8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将集结一带的察哈尔右翼四旗等地的干部和游击队、自卫队等武装力量，整编为巴彦塔拉盟、乌兰察布盟联合骑兵大队（简称巴乌大队），下设3个中队，云一立任第1中队队长，在锡察巴乌交界地区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云一立曾在《一个难忘的暴风雪之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忘不了的战斗》书中收录）回忆文章中，描写了1946年冬天，他带领巴乌大队的50多名战士，为躲避国民党骑兵和机械化步兵精锐部队的追击，在苏尼特右旗南部的白音哈拉宿营。在这个暴风雪之夜，混进队伍中的一个排长煽动个别人企图叛变投敌，并预谋杀害云一立邀功请赏。但富有斗争经验的云一立及时发现并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化险为夷。这一夜晚，给云一立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同年9月，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批准成立中共内蒙古委员会，乌兰夫任书记，奎璧、刘春、王铎任委员。9月下旬，在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准备进攻张家口的形势下，我党我军主动放弃张家口，乌兰夫率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北迁到锡盟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11月，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党委会，决定成立中共锡林郭勒、察哈尔工委和中共巴彦塔拉、乌兰察布工委，简称锡察工委和巴乌工委，王铎、奎璧分别任书记，云一立被任命为巴乌工委委员。同时决定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支队和骑兵独立旅分别扩编为内蒙古骑兵第11师和第16师。巴乌大队编入骑兵16师，成为正规部队。1947年5月巴乌大队大队长莫杰牺牲后，云一立接任大队长。同年7月，云一立调任内蒙古骑兵教导队队长，主要负责贝子庙党政机关的警卫任务。10月，骑兵16师将本师2团和察哈尔盟80团番号撤销，合编为第5团，云一立担任副团长。 1948年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骑兵16师实力增加，以5团为基础编为61团，以1团为基础编为64团，云一立任61团副团长。当时的锡察地区，仅有骑兵11师、16师6个骑兵团，担负着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保卫锡察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云一立所在的61团，驻防在锡察根据地与国统区的交界地带，先后经历了八佐山、朝阳沟、高山堡、平定堡、东乌兰苏、德胜敖包、巴格来等多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云一立屡立战功，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准备发起平津战役。毛泽东主席亲自交给北岳军区和蒙骑部队的作战任务是“肃清察北、绥东一切敌人，使张家口更陷孤立”。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报东北军区批准，专门成立锡察军区，统一指挥骑兵11师、16师的作战。锡察军区协同北岳军区、察北骑兵旅攻打察北主要城镇，其中骑兵16师的任务是攻打宝昌（今锡盟太仆寺旗驻地）。当时宝昌地区驻有敌骑兵部队2000余人，他们经常四处抢劫牧民的牛羊和财物，牧民们恨之入骨，并经常向16师报告被抢情况和敌情。骑兵16师61团作为全师先头部队，于11月13日清晨抵达宝昌城城东北40公里的骆驼山一带。敌人哨兵发现后，立即抢占了骆驼山南北两座山峰，61团2连、3连则火速占据了北面的小孤山，并坚守了一整天，情况十分危急。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骑兵部队在平津战役》一文中，用很大篇幅写了骆驼山战斗，并对云一立的表现给予高度赞扬：61团副团长云一立同志，是一个沉着机智的青年指挥员。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毫不犹豫地带领该团1、4连，巧妙地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去，攻击骆驼山的南峰。跟随部队支前的地方干部和农牧民群众，也佯装成骑兵，在1、4连的后面来往走动，迷惑敌人。是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守在南峰上不敢妄动。云一立副团长带领部队，出敌不意地冲过1公里宽的开阔地带，向骆驼山南峰发动强攻。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抢占了骆驼山的南峰，然后从背后支援我2、3连的阵地。围攻我小孤山阵地的敌人，见南峰已被我军占领，本身处于腹背受攻击的境地，不得不停止对小孤山我2、3连阵地的进攻，慌忙向北峰撤退。2、3连的勇士们，抓住战机实施反击，向撤退的敌人扑了过去，一鼓作气攻上骆驼山的北峰。敌人的大批人马，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全部被61团的火力压在骆驼山两峰之间的一条大沟里。不久，寒峰师长率领64团赶到，全师人马对敌人展开全面攻击。敌人丢下抢来的牛羊，向宝昌溃退。16师又跟踪追击，歼灭了一部分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马匹。 骆驼山战斗是内蒙古骑兵史上一场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战斗结束后，61团受到乌兰夫的通电嘉奖，给全团记功，极大地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士气和斗志。云一立还组织全团将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牛羊和财物，全部送还牧民。牧民含着热泪激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称赞部队官兵是“玛奈其勒格”（蒙古语意为我们的子弟兵）。 骆驼山战斗后，逃到宝昌的敌军又屡遭惨败，为防灭顶之灾，被迫放弃宝昌，逃往康保方向。骑兵16师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康保。与此同时，骑兵11师攻克了张北。察北、绥东的敌军主力基本被肃清，残敌龟缩在张家口城内。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拉开战幕。12月24日，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张家口，歼灭守敌1.9万人，少数漏网之敌乘着月色向锡察草原逃窜。沿途纠集残兵败将，散兵游勇，向绥西方向败退。骑11师和16师奉命追击残敌，在纵横千里的草原上，对敌展开迂回、包抄、追歼，乘势收复康保等县城。至此锡盟、察哈尔盟全境和绥东地区全部解放，并对绥远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包围态势。 1949年1月，云一立升任61团团长。1月22日，为了消灭盘踞在武川、乌兰花一带的敌军，在华北第八纵队的指挥下，锡察军区会同绥远骑兵师、察哈尔骑兵师组成前线指挥部，发起绥北战役，这是我军与绥远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后一仗，也是内蒙古近代最大的一次骑兵会战。云一立团长率61团参加了这一战役。首先打响的是攻打乌兰花镇的战斗，骑兵11师和16师从两翼包抄，敌骑兵溃不成军，旅长也被打伤，仓皇南逃武川二份子。《骑兵五师》一书中，详细记叙了我军攻打武川二份子的这场关键战斗： 二份子驻有敌骑兵12旅部和重武器营，周边是敌12旅的两个团，主阵地在尖山敖包高地。我骑兵16师64团主攻正面，61团攻敌侧翼。64团指战员在团长赵永胜的带领下，踏积雪顶寒风向敌人主阵地冲击，这时61团指战员在团长云一立的带领下又从敌人侧翼攻了上来，恐慌的敌人彻底崩溃了，丢下阵地向南落荒而逃。16师立即组织追击，又歼灭了百余名敌人。61团团长云一立在战斗中负了伤，但他没有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 之后又经过召河庙等战斗，绥北战役于2月27日胜利结束。这一战役共歼敌800余人，其中11师和16师歼灭敌人460余人。敌骑兵12旅的主力被消灭，余部逃到包头一带，四子王旗和武川县获得解放。我军绥北战役的胜利，使绥远国民党军队受到沉重打击，为和平解放绥远创造了条件。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绥远方式”。按照这一伟大战略决策，我军停止了对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并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改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所属骑兵师、独立骑兵团整编为5个骑兵师。其中骑兵16师改编为骑兵第5师，61团、64团和察哈尔盟保安团分别改称13、14、15团，云一立担任13团团长。接着全师集中在集宁玫瑰营子整训，迎来了绥远九一九和平解放和内蒙古全境解放。1949年10月1日，骑兵5师指战员通过广播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实况。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时，云一立不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学习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回想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斗岁月，心中激动万分。 国民党绥远军政人员“九一九”和平起义后，绥远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提出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实现地区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方针。毛主席1950年10月24日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新中国成立初期，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残存武装、特务组织以及各旗封建王公反动武装，虽然按照“绥远方式”宣布起义，但其中一些顽固分子，骨子里反对和平解放，暗中袭击我党政机关，抢劫人民财产，杀害我军派到起义部队中的干部，密谋策反起义部队。为迅速剿灭国民党残存武装，骑兵5师在集宁整训8个月之后，奉命于1950年2月在师长吴广义的率领下，进入伊盟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改任骑兵5师13团政委的云一立率部参加了剿匪战斗。 伊盟剿匪的首战，是围歼盘踞在乌审旗王府一带的叛匪。这伙叛匪一股是原国民党乌审旗警备司令部司令奇玉山匪部，一股是从陕北榆林地区流窜来的国民党原陕北自卫团头子张廷芝、高怀雄等匪部，共1200余人，并成立伪“乌审治安司令部”。云一立带领13团逐步扫清乌审旗王府外围之敌。4月1日下午4时，伊盟剿匪联防指挥部组织8个团2700人的优势兵力发动总攻，13团担任助攻。叛匪见大事不妙，稍作抵抗后便丢弃王府，向西南嘎鲁图庙方向的沙漠中逃窜，企图利用地形熟悉、机动性强的特点与我周旋，伺机实行袭击。联防指挥部进驻王府后，迅速组织左右两路部队追歼逃匪。吴广义师长带领部队负责右路。《内蒙古纪事·剿匪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4月16日，描写了“云政委奇袭亡命匪”的故事：4月16日，吴广义师长奉命率右路军追剿流窜到尔格图、察汉陶一带的张廷芝匪部。已是惊弓之鸟的张廷芝立即调头向西北纳林淖、早稍一带（位于今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交界地区）流窜。17日拂晓，13团政委云一立带领右路军先头部队不足300人，在早稍追上了张廷芝匪部。如果等大部队赶到，敌人就会跑掉。云一立当机立断，决定偷袭敌匪，以少胜多。于是，他指挥部队抢占了早稍东侧的制高点，突然向800多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张廷芝以为我大部队在此设下埋伏，慌忙南逃。正在这时，吴师长率领主力部队赶到，将敌匪拦腰截为数段，分割围歼。敌人不敢应战，慌不择路，四处奔逃。匪首张廷芝被打伤，与张世华等匪首带十几名亲信向南逃去。后来张廷芝收罗起几十名匪徒逃往大青山。早稍战斗基本上打垮了“伊南匪团”，张廷芝等匪首不敢在与我对抗，伊盟地区敌人的势力大为削弱。 1950年5月，伊盟军事剿匪行动基本结束。内蒙古骑兵5师与伊克昭军区正式合编为伊克昭军分区，保留骑兵5师建制，归属内蒙古军区和绥远军区双重领导。根据新的形势，军分区部队主要转入改造起义部队和协助地方改造旧政权的工作。对起义部队按照解放军化的要求进行了整编，建立了军事行政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使起义部队的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毛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毛主席在闭幕词中强调，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都要过好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就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云一立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受教育启发。他在6月下旬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过去十年的战斗生活，跟随毛主席闹革命，对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些贡献。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些决不是“老本”，而是本份。这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未来。毛主席教导：“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国民党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一时间，伊盟的残存反动势力也趁机沉渣泛起。伊盟起义部队发生多起逃跑事件。1951年2月，鄂托克旗原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刘宝才纠集100余人公开叛变，形成新的叛匪势力，在百眼井地区杀害我干部，祸害群众，无恶不作。针对这种情况，骑兵5师抽调兵力，对匪徒活动的地区分为东西两线实行“坐地清剿”，东线主要是清剿散匪，西线主要是清剿刘宝才等股匪。骑兵5师13团负责西线鄂托克、杭锦、乌审三旗和桃力民地区的清剿股匪任务。《内蒙古纪事·剿匪斗争》记载道：根据师领导指示，由骑兵13团政委云一立和师作战科副科长严平等同志组成西线临时剿匪指挥部清剿叛匪。当得知叛匪在小纳林一带活动时，云一立带领骑兵13团第1连冒严寒、踏积雪，探索前进。到达苏米图时突然遇到土匪的袭击，云一立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1连牺牲3人、重伤3人。如果与敌人继续展开正面交锋，主力部队又不能及时赶到，就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形势对我不利。云一立灵活地带领1连主动撤离苏米图，做出佯装收兵回营的假象麻痹敌人，敌人果然上当。夜里，云一立带1连调头奔袭叛匪巢穴。经过几十里的急行军，摸到敌人驻地百眼井，并将其包围。次日佛晓，敌人从炕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走出屋外，正准备集合出发，云一立一声令下，战士们冲入敌群，叛匪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各自夺路而逃。匪首刘宝才、贺永禄、小巴图等人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出重围，其余匪徒各奔东西。此次战斗共毙敌30余人，俘虏20余人。 刘宝才等股匪被基本消灭，给了其他股匪当头一棒。在我教育争取下，一些叛匪迷途知返，还主动向指挥部报告了刘宝才已逃往阿拉善的消息。指挥部立即派出一个排，乘骆驼过黄河，追到阿拉善旗布拉罕乌拉（神山）的扎登巴庙，刘宝才正请大喇嘛念黑经，咒骂共产党。我们的战士“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刘宝才和几个亡命之徒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 1951年夏，伊盟剿匪胜利结束，彻底根除了长期以来危害伊盟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匪患。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张廷芝、贺永禄等匪首公开枪决，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也告完成。从此，鄂尔多斯高原出现了团结安定的崭新局面。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进入朝鲜战场，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骑兵5师指战员热烈响应党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到朝鲜参战。但由于伊盟剿灭残匪和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所以未获批赴朝。但根据上级指示，全师将曾经同甘共苦、立下战功的无言战友一批批送往朝鲜前线，并调教除从牧区新购买的大批生马（草马），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伊克昭盟剿匪胜利后，出席骑兵5师党代会的13团团代表合影。第三排右五为云一立，第四排右一为额尔敦（13团政治处干事、云一立夫人） 1951年10月，云一立升任内蒙古骑兵4师任政治部主任。骑兵4师是原骑兵11师改编，当时师部驻乌兰察布盟固阳县（今属包头市），并挂乌盟军分区牌子，师、团许多首长都是云一立熟悉的领导和战友。在师（军分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他积极组织做好部队绥北和河套地区剿匪总结、英模评选、干部审查、基层党建及“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部队素质明显提高。 1952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内蒙古5个骑兵师缩编为1个国防骑兵师，继续沿用骑兵第5师和所辖13、14、15三个团的番号，此外辖有直属炮兵营、教导营、警卫连各一个，全师实力人数2000余人。云一立调任骑兵5师干部部部长。在干部选拔任用、培训教育、重新分配到军分区或人武部、安排复员转业、干部审查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默默无闻的工作，并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蒙汉各族干部。不久，云一立被抽调到华北军区参加《骑兵政治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历时一个半月。1953年4月，中央军委从全军选调一批师级指挥员，赴朝鲜战场学习观摩，云一立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学习观摩团到志愿军38军、“奇袭白虎团”所在师68军203师、中朝联合西海岸指挥部等地听取作战情况和经验介绍，和战场实地观摩。回国后全团在安东市（1965年改为丹东市）举行的交流总结会上，云一立重点就如何在现代化战争中培养使用干部问题作了发言。这次学习观摩，使云一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亲身体会到志愿军指战员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为他以后在部队工作中加强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1953年，云一立（左）和战友赴朝学习观摩后，在安东市安东镇“辽东解放纪念塔”前留影 1953年新中国成立4周年庆祝活动，是在我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并开始实施“一五”计划的新形势下举行的。骑兵5师接到选派1个团赴京参加国庆阅兵的光荣任务，师党委决定选派15团承担。云一立具体负责选调参加阅兵指战员的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半数以上曾立功受奖。为了适应北京的气候和环境，高标准完成任务，参加阅兵的指战员6月来到京郊太平庄，按照“齐如刀切、洁如刀光”的高标准，在炎热天气下严格训练。为了使马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音响，师宣传队还派出几位同志专门在训练场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进行适应音响的训练。10月1日阅兵式开始后，由黄色、枣红色、白色、黑色等不同颜色马匹组成的骑兵方队，在旗手、指挥员的率领下，整齐划一地快步前进。全体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威武严肃，手持军刀，银光闪闪，踏着骑兵进行曲的旋律英姿勃发地通过了主席台，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骑兵受阅部队来自内蒙古草原，功臣模范占50%，他们共编成6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这次受阅骑乘的是蒙古马。受阅后，根据中央军委首长指示，这个团战马全部换成了个头高大的三河马。1954年国庆5周年时，这个团的指战员又乘三河马赴京接受了检阅。这也是骑兵作为一个兵种最后一次参加阅兵活动。1955年2月，国防部决定，内蒙古军区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行使大军区权限。云一立调任内蒙古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当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内蒙古军区从事干部工作的过程中，云一立认真执行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干部路线和干部选用制度。根据当时内蒙古军区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为工农出身、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实际，制定具体规划，通过各级教导队和选送军事院校培训提高，同时对知识分子干部加强团结改造，并每年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拔吸收毕业生入伍。云一立还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蒙汉兼配”的原则。 1956年7月10日出版的解放军《八一杂志》特刊第3期，刊发云一立题为《对我区大胆提拔蒙族干部的意见》署名文章，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内蒙古军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的情况。文章指出：内蒙古军区过去在大胆提拔、培养内蒙古民族干部方面，是有成绩的，这对于改造原有的民族军队和内蒙古军区的建设，都起了很大作用。必须充分认识到培养蒙族干部参加国防建设和内防建设的重要。蒙族干部与本民族群众是血肉相联的，易于取得本民族人民的支持，他们在当地所起的作用，常常是汉族干部所不能起的。对于蒙族干部，只要政治纯洁，有发展前途，就要大胆提拔起来，让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 “蒙汉兼顾”的干部配备方针，仍然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的。一般汉族老干部，比蒙族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要高些，让他们与蒙族干部在一起工作，可以弥补蒙族干部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弱点，并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水平。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是蒙汉杂居的地方，部队的成员也是蒙汉兼有的，执行“蒙汉兼顾”的方针，这对部队训练工作和地方的兵役工作都是有利的。 云一立还经常深入基层部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1957年夏，他到驻守在大兴安岭林区的3060部队和基层连队、班排调研检查，回来后亲自撰写了题为《第二班》的一篇通讯，反映了该部队二连二班看押320个犯人在方圆数里的林区采伐木材的情况，刊登在军区内部刊物上。该刊编者按指出：“这篇通讯，主要是通过第二班的事迹，介绍了林区部队的执勤经验。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同时，也要读一读《3060部队二连是怎样完成执勤和训练任务的》一文，这样就更全面了。” 1958年9月，云一立调任锡林郭勒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锡盟面积辽阔，总面积20.3万平方公里，北邻蒙古国，边境线长达1098公里，占全区边境线的四分之一以上，12个旗县市中有5个边境旗市。这一年，锡林郭勒军分区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军分区领导带队住进蒙古包、帐篷，穿上蒙古袍，拿起牧鞭，赶起羊群，进行实事求是的调研。通过调研，大家一致认为，牧区生产生活方式与内地农区、城市有很大不同，牧业经济具有连续性、季节性和脆弱性的特点，因此牧区民兵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要从牧区的实际出发。云一立在革命战争年代曾转战锡察草原，对毛主席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到任后很快深入牧区开展调研活动。《锡林郭勒军分区史》中记载道：云一立干脆到东乌珠穆沁旗亲自放羊半年之久，和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掌握了不少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组织编写了《牧区民兵一年工作早知道》，按照一年24节气，分别进行安排。如结合接羔、打草、起圈、洗羊、出栏等牧区生产活动，民兵整组、训练工作怎么安排、什么科目注意什么问题、达到什么要求，非常具体又非常实际。 在锡盟盟委、行署和军分区的共同努力下，到1958年底，全盟共组建了17个民兵师、85个民兵团，民兵总数达15.67万人，占全盟共人口的37.3%。其中牧区有8个民兵师、39个民兵团，以骑兵为主，民兵人数5.5万人，占牧区人口的36.3%。1959年以来军分区又多次举行民兵连长、专武干部培训，不断提高基层民兵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1960年8月1日至7日，内蒙古军区在锡林浩特市召开牧区民兵工作评比会议，阿巴嘎旗宝格都乌拉公社民兵“黑马连”、西乌旗巴音宝力格公社白马连为大会作军事表演，受到军区首长和与会同志的高度评价。会后，《解放军报》头版刊登了题为《草原民兵》的通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黑马连、白马连的新闻纪录片，《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锡盟草原民兵工作的照片，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宣传。 1962年6月，毛主席发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重要指示。云一立以很大的经历投入民兵组织的整顿工作，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基干民兵和武装基干民兵建设得到有效加强。并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协调各旗县市党委、政府在民兵骨干中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成为民兵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多面手。内蒙古军区曾转发锡林郭勒军分区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在加强民兵建设的同时，军分区政治部在部队官兵中，广泛深入开展“热爱边疆、安心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教育，不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云一立还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1964年10月，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军委批准内蒙古军区重新组建骑兵第5师（原骑兵第5师师部于1957年7月撤销），仍下辖13、14、15团，但以步兵为主。云一立告别锡盟，担任骑兵5师师长。他在全师组织开展了“尖子”活动、“夜老虎尖子分队”训练会、大比武现场会、大比武表演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他还在全师组织开展了“爱马运动”，将“爱马运动”写入全师党委工作计划，并认真实施，保持了革命战斗时期的良好传统和优秀的作战经验。这一系列活动，得到了内蒙古军区的充分肯定。1969年6月骑兵5师改为守备2师骑兵5师的番号虽然从此撤销，但这支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将永载史册。（守备2师1985年缩编为守备2旅，1972年撤销） 1966年初，云一立任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成为副军级领导干部。他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身心投入部队建设工作中，尤其是狠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决心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40周年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 令云一立没有料到的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乌兰夫被诬陷为“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反党叛国集团总头目”。在内蒙古军区，云一立首当其冲，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黑干将”“内人党”骨干分子等，遭受长期关押审查和打压迫害，身体也受到很大损害。但他在逆境中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同极左路线和各种倒施逆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 1975年8月，云一立复任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分管民兵、人民武装部工作。内蒙古军区在1967年降为省级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职务是正师级。但云一立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以极大热情投入工作。 1975年秋，自治区党委决定在达茂旗召河人民公社（今希拉穆仁镇）建立一个接待外宾的参观景点，同时要求内蒙古军区在这个公社组训一个骑兵民兵连，能够为外宾进行军事表演，内蒙古军区指定云一立担负此项任务。他二话不说，随即带领司令部两名参谋连续在召河达茂旗蹲点几个月，同旗武装部的同志一道，进行紧张的工作。从选调民兵到挑选马匹，从政治学习到军事训练，云一立都亲力亲为。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上马为民兵做示范动作，使全连民兵深受教育鼓舞，很快达到各项训练科目要求。这个民兵连1976年9月为前来达茂旗参观访问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施瓦辛格一行，1977年5月为荷兰王国大公主贝娅特丽克丝（王储）和丈夫克劳斯亲王进行了精彩的表演，受到外宾的好评。1977年8月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团长陈锡联在达茂旗慰问时，民兵连也进行了表演，受到陈锡联的表扬和接见。 1977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区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召开的。云一立当选为代表并出席大会。早在1958年和1964年，云一立就曾当选为自治区第二届、第三届人大代表。此后1982年又当选为自治区第五届、六届人大代表。在人大代表任期内，云一立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对加强内蒙古军政军民团结和民兵预备役建设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1978年5月，云一立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同年12月任内蒙古军区政委，1981年11月兼任内蒙古军区党委副书记，1982年又兼任内蒙古军区党委纪委书记、中央军委纪委委员。这时，战争年代的枪伤复发，他的身体日渐残弱，但他仍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坚强毅力，以对党和人民军队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他与军区党委一班人团结一致，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面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坚持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相结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下大力抓好整党工作、部队精简整编、干部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改革、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等，确保了部队稳定和集中统一，促进了部队全面建设。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军区干部平反昭雪，为内蒙古军区的拨乱反正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1978年10月，自治区政府和内蒙古军区联合召开第二次民兵工作会议。1980年3月，内蒙古军区召开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民兵工作会议。云一立在这两个会上讲话，提出在新形势下要牢固树立围绕“四个现代化”建设办民兵的思想。会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缩小民兵组建范围、简化层次、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主持制定了《民兵训练纲要》，为以后的民兵预备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1年2月，云一立和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黄厚、副司令员李存义带领慰问组，到小井子、井儿沟、万家沟等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在当年积极支前的老乡家中，他们共同回忆当年军民携手抗击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生活，共商军区部队促进革命老区改革发展的大计。 云一立还经常深入民兵基层单位，给它们讲课，同民兵们促膝谈心，面对面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云一立在达茂旗调研期间，在百灵庙北30公里赵王城遗址附近的一处荒草滩中，偶然发现一对石狮、一通石碑以及铜权等，经清理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重要文物，便安排车辆将这对石狮拉运回呼和浩特。经请专家仔细考证，确定它是元代赵王城庙宇文物。赵王城是元代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汪古部王府驻地，曾统辖过大青山南北大片区域。云一立考虑到赵王城已成为一片废墟，为便于文物保存，1982年11月将这些文物捐献给成吉思汗陵，成为成陵极少的元代遗存物之一。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党史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专门成立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也相应成立这一机构。1982年8月，自治区党委调整充实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组成人员，王铎任主任委员，布赫、千奋勇、潮洛濛、徐承琦任副主任委员，云一立是25名委员之一。内蒙古军区也于1982年成立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作为军区主管领导，云一立派办公室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登门访谈，广泛征集党史军史资料。
1982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太原召开华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会议。会上商定山西和内蒙古协作编写《晋绥抗日根据地史》，内蒙古负责编写《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史》的一部分。8月，自治区党委专门成立《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郝秀山（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副组长黄厚（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成员云一立（内蒙古军区政委）、徐承琦（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刘启焕（包头市委副书记）、王威（内蒙古轻工业厅厅长）。同时成立以内蒙古大学党史研究所郝维民教授为组长和主编，内蒙古大学、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等有关人员参加的编写组。10月22日，郝秀山主持召开编写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云一立根据内蒙古军区开展军史资料征集编研的经验，在发言中指出：
编写《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史》，是中央党史部门的重要安排和自治区党委的重要决定，也是搞好内蒙古党史、军史、革命史的重要内容。编写历史要有历史的真实性和事实的准确性。写历史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就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真实性和事实的准确性，当然写出来的东西，也就不会有什么权威性。我们在搞军史过程中，还有一条经验，召开老同志座谈会之前，一定要搞出编写大纲来，使座谈会有一个依据。写历史，史实要搞清楚，文字还得写得好。 1983年3月17日，郝秀山主持编写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听取编写组关于编写提纲和工作计划的汇报，云一立出席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 1983年4月，云一立从内蒙古军区政委岗位上退了下来，1984年7月正式离休。经过了40多年战争和军队的洗礼，从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走过，始终对革命先烈、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总放不下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事、那个时代的奋斗和牺牲。他总是希望能为那段历史、那些牺牲的同胞们做些什么。火热沸腾的延安生活和战火纷飞的战斗岁月仍然历历在目，他不能忘记和他同生死共命运的同学和战友，更不能忘记为民族解放独立牺牲生命的无数同胞，他希望后人能够铭记那段历史，铭记新中国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他坚持不懈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让延安精神薪火相传，他的心永远都属于部队和草原各族人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建设美丽富饶的内蒙古贡献一份力量。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决定在中央和省级地方设立顾问委员会。1983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自治区顾委筹备组，组长由自治区顾委主任王铎担任，云一立是筹备组成员之一。筹备组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要求，认真做好各项筹备事宜。1984年12月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选举产生自治区顾委，筹备组完成了历史使命。 云一立离休后，继续担任《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他花费很大的精力，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指导编写工作。1984年1月15日，编写领导小组在呼和浩特召开大青山抗战老干部座谈会，对编写大纲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基本肯定的同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补充了许多重要史料。云一立参加了这一座谈会并发言。1985年初，云一立又参加初稿审书会议。1984年1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抗战老干部座谈会合影及与会者签名录（二排左五为云一立） 经过两年多紧张工作，这部图书在1985年7月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后受到曾在大青山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同志普遍欢迎和肯定，也获得社会各界好评。1986年12月被评为第一届北方13省区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1989年11月被评为自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以这部史书为基础，摄制了6集文献纪录片《青山作证》。2009年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修定新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蒙古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在参与编写《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的过程中，在内蒙古和全国许多地方走访了100多位曾在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战斗过的老同志。许多老同志不顾年高体弱，亲自动手将自己的这段经历撰写成文。根据这些史料，军区党史办1984年编著了《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1985年2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此后，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将老同志的回忆录认真进行了筛选整理。2003年12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见证历史——大青山抗日将士回忆录》，收录25篇。该书主编乌嫩齐在书中后记中专门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老同志回忆录征集整理的过程中，已故的原内蒙古军区政委云一立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他除了强调要抓紧，说若再不挽救，那些健在的、亲身经历过大青山抗日斗争老同志就很难找到了，同时还一再指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要真实地反映历史。他的指示精神，我们都已体现在《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一书中了。因为这本书就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所以，当今天编辑出版这本《回忆录》时，我非常怀念可敬的云一立政委，没有他的指导，这些珍贵的资料也无从去找。 内蒙古骑兵5师，在内蒙古革命军事史和解放军骑兵史上，是一支具有长期历史的英雄部队。在云一立的戎马生涯中，曾在骑兵5师的前身骑兵16师、1949年5月整编后的骑兵5师、1952年各骑兵师合编后的骑兵5师，以及1964年10月复建的骑兵5师都任过职，与这支部队有着不解之缘。1984年，云一立和一些曾在骑兵5师战斗过的老领导，倡导编写《骑兵5师》。云一立不仅提供了许多资料，还亲自撰写了编写大纲。1983年9月，寒峰、云一立主持召开骑兵5师老同志座谈会，制定了征集史料的具体规划，落实了人员和任务分工。1986年5月，云一立和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曾在骑兵5师战斗过的云照光，专程赴京向乌兰夫汇报编写大纲和计划，得到乌老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这本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成为宣传和研究内蒙古革命骑兵史的宝贵史料。 1986年6月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乌兰夫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后不久，1986年11月，自治区党委在达茂旗召开纪念百灵庙暴动50周年座谈会，云一立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会上达茂旗委、政府提出修建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的意见，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复同意。云一立写给乌兰夫关于修建百灵庙暴动纪念碑一事的信（乌兰夫纪念馆陈列）
1989年10月百灵庙纪念碑竣工时合影。左起：云中（云一立次子，百灵庙纪念碑雕塑者）、额尔敦（云一立夫人）、云一立、云雷（云一立三子）。 之后，自治区有关部门成立纪念碑筹建领导小组，聘请云一立担任顾问。他欣然接受这一重任，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灵便，但仍然拄着拐杖多次到百灵庙了解情况、选址调研，还与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认真沟通。领导小组通过调动各方面力量，召开座谈会反复讨论，初步确定将纪念碑立于百灵庙东南、当地民众视作“神山”的女儿山山顶，并形成了《纪念碑和雕塑图案设计》和详细的《工程预算书》。 1988年4月25日，云一立就修建百灵庙暴动纪念碑一事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写信，内容如下： 内蒙古政府拨出专款十万元，让达茂旗在百灵庙建立蒙古民族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旗委同志们请求乌老为碑题写碑名或碑文，如何写，请乌老定。 1988年4月底，云一立又带领筹建领导小组有关同志前往北京，到乌兰夫同志家中作具体汇报。他曾深情回忆道：乌兰夫同志当时已80高龄了，但他精神是那么好，思维是那么清楚，记忆是那么明晰，令人感到鼓舞。我们请他看了纪念碑和雕塑模型，并请他为纪念碑题写碑名。乌兰夫用一上午的时间，给我们讲了百灵庙暴动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讲了暴动的经过和意义。强调，百灵庙暴动不是少数人的暴动，而是全国抗日形势推动下，整个内蒙古人民的革命行动，建议纪念碑由一人骑马雕像改为群雕。关于题写碑名一事，要求以自治区党委或政府名义开介绍信，公事公办。乌兰夫还特别关心百灵庙暴动时烈士的遗属，嘱托我们回去后找有关部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愿望未现身先亡，长使后人泪满襟。我真没有料到，年底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我同他4月份在京一别，竟成了诀别。他虽然没有为纪念碑题写碑名，但我们一定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把纪念碑高高地树立起来。 经过近3年的不懈努力，1989年10月，“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在百灵庙镇女儿山建成。碑呈方锥形，高20米，正面宽3.6—8米，侧面阔1.2—1.5米，碑名由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赫题写。方形塔基用大理石构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署名的纪念碑碑文，雕刻在下方基座上。抗日武装暴动战士群雕与纪念碑连为一体，3名战士分别跨在四蹄腾空、昂首向前的战马上，飒爽英姿，威武雄壮，为首一名高举战刀，刻画出抗日武装暴动队伍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的光辉形象，雕塑下面是反映骑兵战斗场面的浮雕，整体体现了革命性、人民性、民族性的重要特点。 1989年10月20日，“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揭碑仪式隆重举行。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自治区主席布赫为纪念碑揭幕。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的壮举和在暴动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以及所有为抗战献身的英烈，永远被后人永远缅怀和铭记。云一立携夫人和两个儿子参加了这一仪式，能够为纪念碑的落成贡献一个抗战老战士的力量，他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座纪念碑2006年5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包头市和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治区红色旅游基地，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89年9月，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成立，成员主要是曾在延安民族学院和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学习过的同志。刚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潮洛濛任会长，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云照光任常务副会长，云一立是副会长之一。1990年9月，校友会组织内蒙古老干部重返延安考察团，云一立和夫人额尔敦欣然参加。云一立回到阔别40多年的延安，参观当年住过的窑洞，同校友们共同回顾当年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场景，目睹延安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万千，弘扬延安精神的信念更加坚定。考察团成员在延安民族学院窑洞前合影。右八为云一立，前面半蹲者为云一立夫人额尔敦。 此外，云一立还力所能及地从事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工作。如1986年4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顾问，1989年12月担任乌兰夫广播电视“骏马奖”委员会名誉副主任，1991年4月担任守备第二旅党组织史征编工作顾问。 云一立的第一任妻子叫乌立济霜，蒙古族，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人。1948年在玫瑰营子担任妇女队长，1949年5月1日与云一立结婚。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7月她在玫瑰营子被暗藏的敌特毒死，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乌立济霜牺牲后，云一立悲痛万分，将爱妻骨灰装在一个布袋里，很长时间带在身上。1958年至1964年云一立在锡林郭勒军分区任职期间，多次抽空到正蓝旗看望乌立济霜的母亲。 云一立之后的妻子额尔敦，达斡尔族，192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 1936年在当地上小学，1942年考入扎兰屯蒙古女高学校。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入齐齐哈尔军政大学，开始参加革命。1947年3月，学校抽调额尔敦和一些同学来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参加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会务筹备和宣传工作，亲历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过程，会后又进行了文件资料整理归档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额尔敦被分配到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今扎兰屯市）任妇女联合会主任。她发动组织妇女积极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和牧区民主改革，开展支前活动，在实践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 1948年初，额尔敦参军入伍，任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第3团政治处干事。这个团是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5师番号撤销，43团与师教导团合编而成的。独立3团不久奉命南下，同年9月参加第三次集宁战役。集宁解放后，额尔敦参加独立3团政训队培训学习，1949年1月毕业。11月她经战友介绍，与时任骑兵第5师第13团团长、当时在集宁参加整训的云一立相识并结婚。 1949年9月29日，绥东四旗（指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1954年撤销建制，设察哈尔前、中、后三旗）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集宁召开，额尔敦作为部队代表出席。云一立传给孩子们的针线包。针线包正反两面分别写有“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大法宝”、“结婚后把它丢掉了，现在（1965年）再把它带起来，传给孩子们”。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额尔敦调任骑兵5师13团政治处干事。1950年2月，骑兵5师奉命从集宁开赴伊克昭盟剿匪，她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也主动随部队奔赴前线，克服高原气候寒冷、军需装备不足等困难，转战乌审、杭锦、桃力民等地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受到剿匪指挥部的通报嘉奖。 1953年，额尔敦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内蒙古商业厅所属的木材公司任人事科长。1959年随云一立到锡盟工作，任盟行署工业部人事科长。1961年任锡盟发电厂党委书记。1965年回到呼和浩特，任内蒙古盐业公司人事科长。1977年，任内蒙古盐业公司副经理。1985年离休。2014年9月病逝，享年88岁。1988年9月，云一立夫妇回家乡乃莫板申村探望，与亲属们合影 云一立、额尔敦夫妇不仅自身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克己奉公，而且对子女亲属严格要求，教育他们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好好学习，踏实做人、扎实做事，保持清廉家风。 1995年3月11日，云一立在呼和浩特病逝，享年73岁。3月17日，内蒙古军区隆重举行云一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会场上的大幅挽联为：“巍巍青山垂首迎忠骨 滔滔黄河洒泪祭英灵”。原内蒙古骑兵第5师在呼350多名战友敬献了“老师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签名挽帐。上面写有蒙汉文挽词，全文为： 谨以此圣洁的白纱，表众多战友、部下之不胜哀痛。深切怀念、至诚敬祭我党老党员、人民的好儿子、我军忠诚战士，一生忠勇奋斗、刚正无私、忠于真理、坚持正义、立场坚定、反对邪谬、嫉恶如仇、旗帜鲜明、光明磊落、坦诚照人、德高望重、深受爱戴的老师长。云一立同志永垂不朽！ 3月 30日《内蒙古日报》头版，刊登“云一立同志逝世”的消息，评价他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